农忙时节，妈妈来电，爸爸被部里派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叫我火速回京送行。

送走爸爸以后，一天下午我和宫苹到中山公园去散心。我们坐在筒子河边树荫下的一条长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半天找不出可深聊的话题。回到北京以来，待业使得宫苹心情烦躁失魂落魄。她神色黯然地望着被七月的烈日烤得发蔫的花草发呆，我则索然无味地盯着筒子河里一条半天离不开码头的木船——划船的显然是个第一次操桨的外地人。

盯着那个不会划船的人，我想起司马。

在连队里，我和司马并不像其他情侣一样如胶似漆，司马常常忙得顾不上我，可是司马说过：“忙归忙，每天早上一醒来，想到的第一个人总是你。晚上合上眼睛看见的也是你。尤其是开会的时候，不知咋地，老会突然想到你。我这心呀，就突突地跳，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见了，怪不好意思的。”他说过，他对我的爱会比天还长，比地还久。他还说过，他会毕其一生爱我，他要用脉脉温情去灌溉他心中对我的刻骨的爱。每当想起司马的这些话，我心里就犹如无数只蝴蝶撩起轻柔的翅膀，痒痒的、甜甜的，我好想好想好想他呀！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一个人。咱们从小来不来就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想念毛主席，唱完就完了。现在我可知道什么叫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想念一个人了。我真跟钱薇学‘反动’了，一点儿阶级感情也没有。”我忍不住吐出心声。

宫苹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沉默继续。

我索性转过脸来，面对着宫苹。她比在北大荒的时候消瘦了许多，身体越发显得修长，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美丽的脸庞不但毫无生气，简直有些呆板。

一股无名火冲上心头：你都回北京了还想怎么着？等就等等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至于这么愁眉苦脸的？

“小辣椒告我说，你求她办过一件特大的麻烦事儿，是吗？”我直视宫苹。

“嗯。”她倒痛快，不掖不藏的。

“跟谁？”

我这样追问是因为庆庆告诉这件事时，我立刻想到上团部检查妇科是替宫苹受过。可是，庆庆说宫苹怀孕不可能是跟臧海凝，因为时间对不上。那跟谁呢？她至今声称对臧海凝念念不忘，怎么又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她怎么变成这样啦？人啊人！

自从司马牵着我的手越过雷池以后，我就认定古往今来埋怨女人勾引男人的说法完全是诬蔑。犹如一男一女站在水边，没有男人的柔情蜜意或是推拉哄骗，哪有女人自己往水里跳的？为此，我祈愿下辈子还做女人——女人对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应负责任。不料这个信念刚刚树立，却被宫苹一脚踢翻。宫苹这是怎么啦？不管现在我对臧海凝看法好坏，不管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柔情蜜意或推拉哄骗，她没能抵挡住，这可就是她的责任了。

“姓贾的，从一开始他就没安好心。”宫苹愤怒的口气里掺和着压抑太久的委屈。

怪不得，我想起来了，刚去广播站没多久她曾经说想回连队。

她接着说：“其实，也怪我自己贪图安逸，在广播站总比在连队日子好过。那时候，那么一点儿舒适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而且，当时我以为，自己能顶住一切压力。”

“怪只怪你人长得太美了。”我一点儿嘲弄的意思也没有。屈指一算不禁又问，“那就是说，枪毙了那俩跟女知青发生关系的‘穿黄棉袄的’以后，这种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宫苹说：“你是说七五年兵团枪毙的那俩现役团干部？这种事是不能靠枪毙来禁止的，那些大色狼发起飙来，你枪毙一百个，他也照干不误。”

我气愤极了：“那，你应该把他给告了！”

“你当就那么容易？我告谁去？怎么告？团部领导里头良莠不齐，你根本不知道谁可信谁不可信。再说，我自己的名声还要不要啦？你别忘了，一旦组织上知道了，这种事儿得在档案里跟人一辈子。”

可不是吗，这回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考虑问题不周全。

七月的骄阳透过树叶的空隙不饶人地暴晒着我们，空气却像盛夏有雨憋着下不来一样沉闷，我汗流浃背地坐着生闷气。宫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我，叫我擦擦额头和脸上的汗。

我摇摇表示不用，同时气冲冲地说：“哼！枪毙那俩‘穿黄棉袄的’说是为了安定人心，继续扎根儿边疆，闹了半天，折腾来折腾去堡垒内部还是在塌陷。我不知道别的连队，反正我们连知青里的一些党员、干部、先进劳模什么的不是病退就是困退，一个比一个溜得快，真让人搓火。司马是最傻的一个，再没比他傻的了。”

我霍地站起来，走过去伏在河边的栏杆上，盯着墨绿色的河水运气。

宫苹一如既往地把喜怒哀乐压缩到最低点，在我背后用平稳的声音问：“你说，世界上真有‘百毒不侵’的人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等情绪平静了一些后，回到长椅边坐下。我平视宫苹的双眸回答：“我不知道。‘百毒不侵’，太难做到了。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我觉得很难很难。更别说，伤害你的人正是掌握你命运的人。他伤害你，你利用他，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这些年，命运对咱们的冲击太意想不到了，有些东西确实是非常难以抵抗的。”最后这两句话，与其说是在宽慰宫苹倒不如说是在宽慰我自己。

宫苹迎着我的目光说：“你也知道，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光想着清清白白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儿，怎么也没想到，干来干去会干成这样儿。有时候，一个人在决定做某件事的时候，权衡了利弊，结果也是自己预想的，可是事过之后还是会后悔，你说做人怎么这么难啊？”

这是躺在炕上夜不能寐时翻来覆去想过的问题，我根本没思考就回答道：“心里有这种矛盾冲突正说明成熟了。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是不会反过来思考自己做的决定，走过的路的。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咱们失去的太多了。当年，咱们一个个完完整整地走进北大荒，现在即便能走出北大荒的，有几个人是囫囵个儿出来的？心身的残缺都包括在内。”

宫苹出其不意地说：“不过，我不后悔。早在那之前，我已经把我的贞洁献给了我所爱的人了。”

“我就知道是你。”经过了这么多曲曲折折，我不再惊讶，不再愤慨，不再想骂人了，我平静地说，“你知道吗，我替你受过奇耻大辱？”

“嗯，知道。”语气里充满了内疚。

“你怎么知道的？”这下子我倒吃惊了。这件事除了潘姐和钱薇，我跟谁都没说过。

“你就甭问了，反正我知道你上团部医院做检查的事儿。”

不管宫苹愿意不愿意听，我把到团部医院做检查的事述说了一遍，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恨臧海凝，结果把小时候他送钱薇花手绢、下乡前叫我跟他上颐和园和那次他强行跟我动手脚的事都说了出来。

宫苹默默无言地听着，脸色苍白。等我停下来，她说：“他跟你们，那不是真正的爱情。小时候跟钱薇就不用说了，后来跟你，不过是他单相思。他说那次在江边，他和你，你和他之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他跟我是有来有去，是互相的，是真正的爱情。他从你那儿没有得到的，我给他了。”

我也不示弱，“你不觉得臧海凝是个心猿意马的人？”

她被我激火了，说：“你别以为你多了解他。你说的根本就不对！就因为他跟我好没跟你好？你要还是对他那么耿耿于怀的话，那咱们俩怎么能继续做朋友？”

相识快二十年了，我没有听到宫苹对任何人用过如此强硬的声调，也没有看到过宫苹眼睛里冒出过如此灼热的怒气。

忽地意识到，不能再一次让臧海凝的幽魂毁掉我和宫苹之间难能可贵的友情，我退让道：“宫苹，对不起，刚才的话算我没说，咱俩都不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儿了。我承认，我喜欢过他，可是老天爷没安排我跟他走同一条路。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你。现在，有了司马，更没必要嫉妒你或憎恨他。你必须相信我，相信我永远是你最信赖的，绝不会伤害你的朋友。”

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好久好久。我不明白，平日头脑那么清醒的宫苹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这么糊涂。怅然地望着平日冷静理智的宫苹眼泪婆娑，我真的懊悔了。她受到的伤害还少吗？我后悔自己太直率了，后悔自己的直率让她误认是心胸狭窄落井下石。也许是热恋中的人难以想象失恋的痛楚，我无法说服，也没必要说服她，更没必要彻底毁灭她苦涩的心里留下的那一丝甜蜜的记忆。

才男配秀女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可是这社会不容他们。难怪她曾经对我发表过那么一番关于爱情的宏论，她的看来是极现实的观点来自于痛苦的实践。我仿佛看得见她心灵上的伤口，血在非常非常缓慢地聚积，滴落。只要她不停止自责，那血就不会凝固，那伤口就不会结痂。而只要那伤口不停止滴血，只要那伤口不结痂，她就会不停止自责。

人活着真难！

我问：“你怎么办？等着他？”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回答。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

宫苹很坚决，“除非我能确定他已经死了，我一定等着他。”

“他要是回来变成另外一个人呢？”

“怎么会？”

“环境能改变人的。”我提醒她。

“只要他还记得我，爱我，我就接受他，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儿。”

“你太善良了，臧海凝不配你。”我还是忍不住要这样说。

“看来，在爱情问题上，咱们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突然看到一个新的宫苹：“我发现你这家伙，甭看蔫蔫儿的，其实挺勇敢的。”

“什么勇敢不勇敢的？”她不以为然。

“当然啦，对一个反革命如此‘死心塌地’是需要勇气的。”我轻轻地推了她一下，“看来你是打定主意演一场‘美女爱英雄’呀。”

“我可不认为他是反革命。”

“可惜呀，你认为不认为不算数。哎，咱们这俩人儿，一个对一反革命念念不忘，一个对一右派女儿忠心耿耿，也可谓臭味儿相投，你说是不是？”

她苦笑道：“你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个儿呢？”

太阳转到故宫角楼后面，虽不那么烤人了，可空气依然是干热干热的，夕阳金色的余辉给公园里的树木、筒子河的水和来来往往的游人罩上一层阴影，人们纷纷把小船划回码头。

我满怀懊丧地看着公园里心满意足的人，不禁想到广厦千万熙攘繁华的城市和屋舍散落、空寥萧然的乡村之间的差别。部里给爸爸妈妈分了一套宽敞舒适单元房——暖气、厨房、带洗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厕所一应俱全。部里每周发票看内部电影，香港片、日本片、英国片、美国片，还有“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老片子。报刊杂志有看头了，剧院里重新上演《洪湖赤卫队》之类的老歌剧。宫苹听说，国营厂子的工人下班以后都先到免费洗澡堂洗了澡才回家，这叫福利，不愧是领导阶级！在北大荒，谁听说过下工回来有个洗澡堂子让你冲冲一腿的泥巴和一身的臭汗？此时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贪恋北京。我爱听北京人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辛辣讽刺；我喜欢他们敢于用诙谐的言辞对中央领导人品头论足，好像这大官那部委都是他们的左邻右舍；我羡慕北京人那几乎要溢出来的自信——个个自恃见多识广，似乎人人都与皇亲国戚沾亲带故，上全聚德、吃老莫、看歌舞、听音乐会更是北京人生活中令人艳羡的消遣。

在生产队，人们千古不变地井边汲水，柴灶蒸馍；入冬前糊窗拉豆秸，春来后清地种大田；夏日空气中永远漂浮着马号猪圈茅房和柴火混合的气息，秋收后忙着整理地窖储备土豆盘炕猫冬。别说场部和生产队没饭馆，就连离场部最近的县城里有没有饭馆我都不知道。

这一两年来，知青人心慌慌，纷纷利用各种方式离开北大荒，别说组织宣传队，就连黑板报也停办了。业余生活对结了婚的人来说，是脱鞋上炕造孩子；对集体宿舍里想回城又无术的“剩男剩女”来说是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皆茫然。一想到回去又要与那片漠然的土地作斗争，与那片漠然土地上的蚊子小咬大马蝇作斗争，与自己心里的空虚寂寞和无望作斗争，心里又涌起一百个不情愿。

我一直对自己和司马的爱情信誓旦旦，以为我们的爱情能战胜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与障碍，可为什么爱情不能驱走我心里的空虚与寂寞？为什么爱情的热力不能熨平我心中的焦躁与重重矛盾？为什么爱情不能给我带来对前途的希望？为什么我虽然日日夜夜地思念司马却不愿意回生产队？难道爱情真的是像宫苹说的不是那么完美无缺？难道初恋时那簇簇钢花遮掩下的火热的钢液已经从钢水包注入了模子，在慢慢地冷却？

在我的想象中，等我和司马组成了自己的小家，我们俩可以天天厮守在一起，每早睁眼便是蜜一般的拥吻、每晚融化在相互的怀抱里缠绵。一起烧地炉子做饭吃，一起挑水，一起拉柴火，一起种自留地——美像田园诗，甜像菜地里的小香瓜。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实际上自从我们俩结合以来，“在一起”总是由司马来决定的——什么时候他想到我，什么时候他需要我，什么时候他认为我需要他，什么时候他能给我多少时间。生活中的先后次序在司马的时间表上永远是：连队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无数个“第一”之后的小尾巴才是我。

如此下去，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们会有多少个“一起”呢？没有足够的“一起”，我们的爱情是否能够孕育出足够的浆汁来浇灌我们小小的田园？如果我们的田园只不过是一片营养不良的田园，我们能吟出什么样的田园诗？

什么“田园诗”，傻不傻啊？我在心里责备自己一时的动摇与疑虑。这跟回不回北大荒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过是现实生活罢了。不管怎么样，我爱他，他爱我，这就够了，无论如何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他。

“天都快黑了，咱们回吧。明儿我送你。”宫苹提醒陷入梦游的我。

我们默默地顺着公园里的林荫道向大门走去。

回北大荒的路上，我脑子里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宫苹和臧海凝的影子。一个妄自尊大，一个妄自菲薄；一个在高墙内接受专政，一个在高墙外蚀骨销魂。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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