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我在场部办完事，正好碰上老钱的马车回生产队，我便顺道搭车。吱扭吱扭的马车慢慢地出了团部，转向回生产队的土路。几匹马轮流自由自在地翘起尾巴，身后留下大堆大堆的马粪。新鲜马粪散发着热腾腾的臭味，弥漫在周围。午后的太阳追随在我们身后，炽烈的阳光射进眼角。老钱默默地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越是拘束就越是不争气地盯着辕马屁股后面那粗壮深红色的尾巴，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电影《决裂》里“马尾巴的功能”那句大家常用来逗乐子的话。

春季是美丽的，但是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气温却像一个态度忽冷忽热的情人，会从前一天的十来度蹿升到第二天的二十二三度，第三天又毫无前兆地掉到七八度。晶莹无瑕的积雪在非常规的气温影响下，或是呈现不干不净的透明色，或是变成灰不溜秋的蜂窝状。右边草甸子里丛丛束束干枯的茅草在浩荡的春风中向同一个方向深深地弯着腰，它们脚下原本不由分说地霸占了所有空间的积雪，像丢了魂魄一样无精打采迅速萎缩。拖拉机已经开始翻地，空气中荡漾着新土散发出的潮润的气息。我侧过脸，避开马和马粪的气味，深深地呼吸着，享受那沁人肺腑的春的清香。我把宫苹送我的红围巾从头上拉下来，松松地围在脖子上。

老钱环视着面前的原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我问：“您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美国作家和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的一首诗里的一句，‘大自然的第一点绿是黄金色’。意思是说，当大地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绿色的春天马上就到了。”

我看了看周围，天地之间罩着金黄色，身边草甸子更是金黄金黄的，连大地里的残雪也反射着金光。

“呦，真的！我怎么以前没注意过？”

老钱又说：“佛洛斯特还说，‘Nothing gold can stay’。大意是人世间再美好的东西也是不会永远存在的。”

我灰灰地说：“这么一翻译就没有诗意了。”我有点儿沮丧。

“可是，很精辟哦。”

“嗯。”

“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挺好的。”

沉默了片刻，我问：“钱伯伯，钱薇的病是什么时候得的？”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管老钱叫钱伯伯。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八年了。”他简短地回答。

我心里算计着，很可能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她就病了。“文革”正闹得火着呢，谁也没注意到。

“哦，十年了，您真操了不少心。”

“小丽，”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对薇薇的感情这么深，经常来家帮我做事情，我非常感谢你，薇薇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你必须得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被她传染上，我没法跟你爸爸妈妈、跟你蒋阿姨、跟薇薇、跟你和跟我自己交代。”

“您放心，我身体特棒，而且其实我挺小心的。您不用跟我客气，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儿话。”

“噢？”他吃惊地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这事你知道？”

“嗯，我爸早就全告我了。”

隔着眼镜片，我看见他的眼圈红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老钱半晌没说话，轻快的马蹄声忽然缓慢了，好像连这几匹马都能体谅他的心境。

这些年的生活教我懂得，人的承受力不仅异常强大，而且还有弹簧般的伸缩力、抗压力。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原始的本能，能够在外部的压力与内在的感觉不相符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生存下去，哪怕是痛苦地生存下去。但我仍然不能想象，二十多年来，命运是怎样无数次地将老钱推向绝望的边缘。我能清楚地看到的是他战胜了绝望，战胜了绝望的孪生姊妹——自暴与自弃，在屡屡重击之下，始终保持完整的自我本色。

他在农场以二十年如一日的言行举止赢得了大家的信赖与尊重，被不同的人们视为挚友。我为他获得的口碑而感动，深知那代价是对灵魂的冶炼。我痛悔这些年有意回避跟老钱接触的行为，为自己貌似坚持实则动摇的自私和怯懦内疚。

老钱终于说：“小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没走是为了薇薇。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不能再这样耽误自己的前途。你应该想办法回去了。你在北京办好手续，这边，我自有办法。”

“我还是等等再说吧。”

“听话，不要等了，现在就着手。”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办回去的，我得打听打听再说。”我用了一个缓兵之计。

“好的，你尽快着手。”老钱停了一下，又说，“小丽啊，你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没有？”

“没有。”我询问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你知道托尔斯泰是谁吧？”

“嗯，特有名的苏联作家。”

“确切地说他是俄罗斯的文学巨将，苏联成立之前他就去世了。”

“哦。”苏联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就是苏联，我很少想到应该把苏联和俄罗斯分得这么清楚。

“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不止一次提到一条无形的界线，那是一条将生与死分开的界线。现在薇薇就徘徊在这条界线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跨到这条界线的那一边去。”

我默默地低着头，既不敢看他，也说不出话来。

他接着说：“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冬天了，我本来以为她过不完这个冬天的，看来，她还有点儿底气。不过，时间不会长了。”

可以感觉到老钱的心在流泪。钱薇每天煎熬在病痛之中，说话越来越少，很多时间是在昏睡中呻吟。我去看她时，老钱总是说薇薇刚睡，叫我不要进屋。如果我执意要看看钱薇，他只许我在门口张望一下，就把我撵走。听说肺结核病人临死前传染性最大，死神正拽着钱薇，一步一步地走下通向永远黑暗的阶梯。我知道老钱在保护我。

我还是无语。

老钱说：“小丽，你是个好孩子。自古以来，白发送黑发的悲剧演绎过无数遍了，可时间和岁月却不能够减轻悲剧给人留下的疼与痛。上天不公啊！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很自私的人。你是个好孩子，我时常感谢命运把你给了我们。有你跟我一起面对和承受这个最不堪的现实，我心里好受些。我太自私了，希望你能原谅我。”

那几匹马似乎难过得走不动路了，我的心也好像停止了跳动。

“钱伯伯，您别说了。”我不能给他任何慰藉，止不住地抽泣着。

“好孩子，别难受。是我不好，我不好。我是想说，我们俩个人都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央求钱伯伯把我们是一家人的事实告诉钱薇，我太想让她知道我们不仅仅是情同手足的朋友，还是真正的姐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我甚至想，如果她知道了这些，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她的悔恨会少些，也许她的脚步会轻盈些。因为她会知道，她走后，我所做的一切都代表她，就如同她依然和我一起跋涉在人生的路上。

钱伯伯答应我在钱薇精神状态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告诉她。

可是那天夜里，我做了个噩梦。梦里，我独自来到黑龙江边，在江水边徘徊。偶然转身，只见一个医护人员扶着钱薇，正从高高的堤岸向下走来。钱薇穿着一身白衣，面无血色，体态柔弱。我向她们跑去，上前扶她。不料，钱薇突然像一只失控的风筝，一头栽在一块巨石上，红的、白的、黄的浆汁，劈头盖脸朝我喷射而来。

我突然惊醒，浑身大汗。

两个星期以后，钱薇在沉睡中跨过了那条无形而又可怕的界线，钱伯伯没有机会实现我的请求。钱薇的一生中失去得太多了，她带着无限的感伤与遗恨、无尽的悲怅与哀怨、无言的失落与无奈走了。她短促的一生像黑龙江畔一层平淡无奇的小浪，在涌上陆地的那一刻便永远消失了。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我这么说不是过于残酷的话），没有了生命，她就什么也不会再失去了。

人总是这样的，尽管以为自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事情发生了，悲痛中总免不了掺杂一种始料不及的被动和难以名状的失落，而我的泪水里还夹着一层不能与人诉说的失去手足的悲痛。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老刁、潘姐、老孙、几个老职工和知青帮老钱和我把钱薇葬在江边小树林里的一片小小的墓地里。建江农场建于五十年代末期，方圆几百里很难找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因此极少老人归天之事。

这是一片埋葬青春的墓地——埋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过早地与生命告别，不是因事故而逝就是因病而去。他们中间，有五十年代从朝鲜战场来到北大荒血气方刚的垦荒者，有六十年代随部队开到北大荒来的热血沸腾的转业兵，有为屯垦戍边而来的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有开始是盲流来北大荒后来转正了的年轻力壮的农场职工，还有垦荒者、转业兵以及职工的家属和孩子。

每个人墓前都立着一块简陋的木牌，上面有他们被风霜雨雪洗刷浸透过一遍又一遍的姓名，他们之中还有我熟悉的蒋阿姨和深爱的司马。钱薇睡在蒋阿姨旁边，司马也在近旁。在虚无缥缈、黑暗寂寞的永恒里，没有人跟他们算阶级成分这笔账，蒋阿姨和钱薇与永远睡在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

我常常去看老钱，但只能揣着一颗近乎麻木的心与他无言以对。我们互相找不出安慰对方的语言，仿佛钱薇走的时候没有忘记随手关灯，顺手关门,我和老钱的心都被锁进了悲痛和哀伤的黑暗之中。钱薇的死给我生命中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洞，而老钱生命中的洞比我的要大得多，深得多。连虎子也变得焦躁不安，老是进进出出，像是找一样丢失的东西，但总也找不到。

要是司马还在就好了，我老是这么想，他一定会给我和老钱带来些安慰。可是他不在了，永远不在了。短短的两个月，我失去了两个亲爱的人，两个在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