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崗火車站以及周圍的一切——街道、房屋、店鋪等，被這煤城空氣中飛揚的煤灰刷上一層灰黑色。灰色的人們，提着、背着、拎着、扛着、頂着灰色的大包小包，像膨脹無形的灰色的潮水，前涌後擠地從一個窄小的檢票口進入站台。我身上背着沉重的馬桶包，一手提着沉顛顛的手提包，一手提着輕飄飄的油桶，被人流推着搡着終於到了檢票口。

一個火車站工作人員攔住我，厲聲說：“豆油不讓帶上車！”

這幾年，各大城市成千上萬的知青大包大包地往家扛城裡奇缺的諸如豆油、大豆、白糖之類的物品。這些緊俏的東西不但可以跟親朋好友分享，還可以用來送禮辦事。火車站工作人員奉命監管，阻截邊疆地區物產內流。

我沉着地抬起手裡裝着雞蛋的油桶，說：“這裡面不是豆油。”

那人伸手顛了一下油桶，輕飄飄的，又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問：“手提包里有大豆嗎？”

“沒有。”我臉不變色心不跳，沉顛顛的手提包在我手裡一點兒也不顯沉。

那人一揮手，我鬆了口氣。

火車向南再向南，北大荒漸行漸遠。

我故意沒有跟其他幾個準備那幾天回城的知青結伴而行，單獨走可以利用途中的時間好好想想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仔細審視自己身後留下的腳印，認真回顧隨着自己的腳印落在這千里荒原的那深深淺淺的喜怒哀樂。

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整整九年漫長的光陰，孩子長大了，成年人衰老了。我，也從一個沒有知識的少女長成為一個沒有知識的青年。九年的時間過去得那麼快，仿佛幼年牽着媽媽的手怎麼也走不到盡頭的胡同，其實很短很短。

九年前離開北京時，我以為邊疆到處是立戰功、當英雄的機會。雖然二十一連地處黑龍江邊，可似乎每年開春山上放排時撒了野的原木拒絕從這裡經過，像金訓華那樣英勇地搶救國家財產的機會與我失之交臂；二十一連周圍沒有山，大地排每年燒荒認真負責從未跑過荒，我“明知火燒人，偏向火海沖”的雄心也壯志未酬……

九年的青春時光啊，我為邊疆人民做了些什麼？我為屯墾戍邊貢獻了什麼力量？如果我能數出幾件我做出的實實在在的貢獻，我的青春便沒有虛度。然而，我想不起來這些年都做了些什麼，腦子裡一片空白。宛如做了一場夢，夢中有充滿陽光的白日，也有單調灰暗的夜晚；有心曠怡神的輕鬆，也有危機重重的沉重。夢中想，這夢做得這麼仔細，醒了以後一定不會忘記。可是一睜眼睛，還是一點兒也不記得，剩下的只是一種感覺。二十一連像千里荒原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水泡子，春夏秋冬、風霜雨雪，日曬不干、雨淋不毀，便是大風乍起，吹出的波紋也是有限的。我則像是這個水泡子裡更加微不足道的藻類植物——需要的很少很少，得到的很少很少，奉獻的也是很少很少。

前幾年有一次大地排在大太陽底下鏟地，不到正午時分，西邊天上驟然黑雲湧起。舉頭望去，高廣深闊的蒼穹分成兩半：一半亮晃晃烈日高照，另一半黑沉沉烏雲壓頂。不多時，黑色的天幕襯托之下，無數小白點悄然無聲地從高遠的天空飄然而下，像六月天飄雪花，又像大自然在演電影。那是一種異樣的讓人感到壓抑的美。老刁大叫：“下大雹子了，快跑！”

我被大自然奇異的景色迷住了，着了魔似的，駐足欣賞那驚心動魄、魅力無窮的天賜奇景。要不是潘姐拽着我往回跑，頭上怎麼也得被雞蛋大小的雹子砸出幾個大包來。那場冰雹一掃而過，等大家回到玉米地，很多很多嬌嫩的小苗被砸死了。

北大荒的美是無與倫比的，卻也是殘酷的、毀滅性的，生活就是這樣捉弄人。遠遠地看去似乎是美好的東西，只有通過實際接觸和親身體驗才能發現它並不見得像外表那麼完美。是不是我和我的同輩們也像小人魚一樣，跟海巫做了一筆不該做的交易？

離開生產隊前，慶慶曾來信囑咐我回北京途中，一定要在北戴河停兩天，看看她和陳勇的雙胞胎寶寶。

走出北戴河火車站，英姿颯爽的慶慶已經在等候了。

我欣喜道：“你這傢伙，越活越精神了！”

慶慶說：“小東西，還知道回來呀？！”

我們倆仿佛又回到了學生時代。

“喲嗬，這麼大口氣，是不是當官兒啦？”

“干我們這行當，什麼官兒都是一伺候人。”

慶慶從我手裡搶過手提包。

“哎喲，這麼老沉。你這傢伙可夠壯的，看你那樣兒，我還以為沒什麼分量呢。”

“你還是拿這個吧。”我把油桶調換給她。

慶慶不明就裡，使勁一提，油桶輕飄飄的，她身體一歪。我一把扶住她，哈哈地笑着說：“把這桶雞蛋摔了，我就沒見面禮給你那倆小寶貝兒了。”

“小滑頭，儘是鬼點子。”

“沒辦法，這叫逼良為娼，鶴崗火車站查得忒緊。”

慶慶和陳勇溫馨的家坐落在蔥鬱幽靜的東山腳下，渤海之濱。曾經“迫害”小青蛙的那個淘氣的小辣椒已不見蹤影，慶慶新近升任護士長，儼然一副宮廷大臣作派，走到哪兒，身後總跟着幾個年輕的白衣戰士。陳勇與中學時那個調皮不愛動腦筋的少年判若兩人，軍營這個大熔爐把他煉成了一個穩重老成的人，如今他負責全療養院的後勤。他們的一對可愛無比的龍鳳胎陳慶海和陳慶洋已經一歲多，開始咿呀學語了。

我由衷地說：“好福氣全讓你們倆給包圓兒了。”

慶慶承認，“虧得我們倆走的早，我是挺知足的。”

慶慶帶我去山海關領略天下第一關，去鴿子窩去看秦皇島外打漁船，還去老虎石海濱浴場看大海。

坐在金色的海灘上，我望着蔚藍色的汪洋大海，心靈的眼睛看到的卻是一片金黃色的麥海。人還沒到北京，我的心卻已經回到了北大荒。我並不嫉妒慶慶，生活本來應該是這樣的。慶慶和陳勇應該享有這樣的生活，宮苹和錢薇應該享有這樣的生活，老錢和蔣阿姨也應該享有這樣的生活。生活為什麼只青睞這部分人而無緣無故地拋棄那部分人？生活為什麼只對有些人公平而對另一些人不公平？

慶慶說：“哪本書上寫着生活非得是公平的？”

“不是那意思。”我捋不清自己的思路。

“打仗的時候誤殺誤傷自己人的事兒多了去了，算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吧。”慶慶口氣像過來人。

我腦子裡閃過被五花大綁着的王文柱眼睛裡的悲哀和得知即將被平反時老錢低頭不語的神情。慶慶的話太形象了，形象得讓人立刻明白她的比喻所指，也形象得讓人膽寒，可我不能認同慶慶所說的“一場歷史的誤會”。歷史是人演繹出來的，歷史的舞台上不存在你方唱罷我登台的交替，每一個人，只要活着，都在歷史舞台上走台步，都在為演出不管是成功還是不成功的歷史貢獻自己或多或少的力量，任何人也沒有權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話把自己哪怕是小而又小的責任一筆勾銷。

慶慶還在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你忘啦？你還是多看看光明面吧。你看現在有些文學作品開始反映以前能想不能寫的東西了，連右派都給平反了。你得往前看。我們的黨還年輕，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有跌倒的時候並不奇怪，這不也跟咱們每個人成長的過程一樣嗎？你忘啦？有個歌兒：‘跌倒算什麼，我們是硬骨頭，爬起來再前進！’”

我接着她的話茬說：“但願跌倒的時候是沖前來了個大馬趴。這樣，爬起來的時候還能朝前邁那麼一小步，至少不是一切都前功盡棄。”

“那當然啦！”這話慶慶似乎愛聽。

“可是問題就在這兒呀！我怎麼想怎麼覺着這些年一直都在原地踏步，整個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身無一技之長，缺乏思想深度和思考能力，二十多歲的人了還跟十幾歲的時候那樣稀里糊塗不知所以地混日子。”

“你也別把這些年在人生舞台得到的歷練一筆勾銷。”機靈的慶慶來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倒要問你了，你剛才說的那些話，剛去連隊的時候說得出來嗎？這不是長進是什麼？”

好話壞話我都聽不進去，“哎呀，我的姐們兒，那叫牢騷滿腹，不叫長進。”

她還是耐着性子好心相勸：“你呀，別把一切看得那麼灰。如今天下太平了，回去以後，老老實實地找份兒工作，找個司馬那樣兒的好男人，養個孩子，好好地過你的小日子就得了！少瞎琢磨，啊！”

整個一個站着說話不腰疼，但我只在心裡“哼”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