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火车站以及周围的一切——街道、房屋、店铺等，被这煤城空气中飞扬的煤灰刷上一层灰黑色。灰色的人们，提着、背着、拎着、扛着、顶着灰色的大包小包，像膨胀无形的灰色的潮水，前涌后挤地从一个窄小的检票口进入站台。我身上背着沉重的马桶包，一手提着沉颠颠的手提包，一手提着轻飘飘的油桶，被人流推着搡着终于到了检票口。

一个火车站工作人员拦住我，厉声说：“豆油不让带上车！”

这几年，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知青大包大包地往家扛城里奇缺的诸如豆油、大豆、白糖之类的物品。这些紧俏的东西不但可以跟亲朋好友分享，还可以用来送礼办事。火车站工作人员奉命监管，阻截边疆地区物产内流。

我沉着地抬起手里装着鸡蛋的油桶，说：“这里面不是豆油。”

那人伸手颠了一下油桶，轻飘飘的，又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问：“手提包里有大豆吗？”

“没有。”我脸不变色心不跳，沉颠颠的手提包在我手里一点儿也不显沉。

那人一挥手，我松了口气。

火车向南再向南，北大荒渐行渐远。

我故意没有跟其他几个准备那几天回城的知青结伴而行，单独走可以利用途中的时间好好想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仔细审视自己身后留下的脚印，认真回顾随着自己的脚印落在这千里荒原的那深深浅浅的喜怒哀乐。

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整整九年漫长的光阴，孩子长大了，成年人衰老了。我，也从一个没有知识的少女长成为一个没有知识的青年。九年的时间过去得那么快，仿佛幼年牵着妈妈的手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的胡同，其实很短很短。

九年前离开北京时，我以为边疆到处是立战功、当英雄的机会。虽然二十一连地处黑龙江边，可似乎每年开春山上放排时撒了野的原木拒绝从这里经过，像金训华那样英勇地抢救国家财产的机会与我失之交臂；二十一连周围没有山，大地排每年烧荒认真负责从未跑过荒，我“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冲”的雄心也壮志未酬……

九年的青春时光啊，我为边疆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为屯垦戍边贡献了什么力量？如果我能数出几件我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我的青春便没有虚度。然而，我想不起来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宛如做了一场梦，梦中有充满阳光的白日，也有单调灰暗的夜晚；有心旷怡神的轻松，也有危机重重的沉重。梦中想，这梦做得这么仔细，醒了以后一定不会忘记。可是一睁眼睛，还是一点儿也不记得，剩下的只是一种感觉。二十一连像千里荒原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水泡子，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日晒不干、雨淋不毁，便是大风乍起，吹出的波纹也是有限的。我则像是这个水泡子里更加微不足道的藻类植物——需要的很少很少，得到的很少很少，奉献的也是很少很少。

前几年有一次大地排在大太阳底下铲地，不到正午时分，西边天上骤然黑云涌起。举头望去，高广深阔的苍穹分成两半：一半亮晃晃烈日高照，另一半黑沉沉乌云压顶。不多时，黑色的天幕衬托之下，无数小白点悄然无声地从高远的天空飘然而下，像六月天飘雪花，又像大自然在演电影。那是一种异样的让人感到压抑的美。老刁大叫：“下大雹子了，快跑！”

我被大自然奇异的景色迷住了，着了魔似的，驻足欣赏那惊心动魄、魅力无穷的天赐奇景。要不是潘姐拽着我往回跑，头上怎么也得被鸡蛋大小的雹子砸出几个大包来。那场冰雹一扫而过，等大家回到玉米地，很多很多娇嫩的小苗被砸死了。

北大荒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却也是残酷的、毁灭性的，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远远地看去似乎是美好的东西，只有通过实际接触和亲身体验才能发现它并不见得像外表那么完美。是不是我和我的同辈们也像小人鱼一样，跟海巫做了一笔不该做的交易？

离开生产队前，庆庆曾来信嘱咐我回北京途中，一定要在北戴河停两天，看看她和陈勇的双胞胎宝宝。

走出北戴河火车站，英姿飒爽的庆庆已经在等候了。

我欣喜道：“你这家伙，越活越精神了！”

庆庆说：“小东西，还知道回来呀？！”

我们俩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哟嗬，这么大口气，是不是当官儿啦？”

“干我们这行当，什么官儿都是一伺候人。”

庆庆从我手里抢过手提包。

“哎哟，这么老沉。你这家伙可够壮的，看你那样儿，我还以为没什么分量呢。”

“你还是拿这个吧。”我把油桶调换给她。

庆庆不明就里，使劲一提，油桶轻飘飘的，她身体一歪。我一把扶住她，哈哈地笑着说：“把这桶鸡蛋摔了，我就没见面礼给你那俩小宝贝儿了。”

“小滑头，尽是鬼点子。”

“没办法，这叫逼良为娼，鹤岗火车站查得忒紧。”

庆庆和陈勇温馨的家坐落在葱郁幽静的东山脚下，渤海之滨。曾经“迫害”小青蛙的那个淘气的小辣椒已不见踪影，庆庆新近升任护士长，俨然一副宫廷大臣作派，走到哪儿，身后总跟着几个年轻的白衣战士。陈勇与中学时那个调皮不爱动脑筋的少年判若两人，军营这个大熔炉把他炼成了一个稳重老成的人，如今他负责全疗养院的后勤。他们的一对可爱无比的龙凤胎陈庆海和陈庆洋已经一岁多，开始咿呀学语了。

我由衷地说：“好福气全让你们俩给包圆儿了。”

庆庆承认，“亏得我们俩走的早，我是挺知足的。”

庆庆带我去山海关领略天下第一关，去鸽子窝去看秦皇岛外打渔船，还去老虎石海滨浴场看大海。

坐在金色的海滩上，我望着蔚蓝色的汪洋大海，心灵的眼睛看到的却是一片金黄色的麦海。人还没到北京，我的心却已经回到了北大荒。我并不嫉妒庆庆，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庆庆和陈勇应该享有这样的生活，宫苹和钱薇应该享有这样的生活，老钱和蒋阿姨也应该享有这样的生活。生活为什么只青睐这部分人而无缘无故地抛弃那部分人？生活为什么只对有些人公平而对另一些人不公平？

庆庆说：“哪本书上写着生活非得是公平的？”

“不是那意思。”我捋不清自己的思路。

“打仗的时候误杀误伤自己人的事儿多了去了，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吧。”庆庆口气像过来人。

我脑子里闪过被五花大绑着的王文柱眼睛里的悲哀和得知即将被平反时老钱低头不语的神情。庆庆的话太形象了，形象得让人立刻明白她的比喻所指，也形象得让人胆寒，可我不能认同庆庆所说的“一场历史的误会”。历史是人演绎出来的，历史的舞台上不存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交替，每一个人，只要活着，都在历史舞台上走台步，都在为演出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历史贡献自己或多或少的力量，任何人也没有权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把自己哪怕是小而又小的责任一笔勾销。

庆庆还在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忘啦？你还是多看看光明面吧。你看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开始反映以前能想不能写的东西了，连右派都给平反了。你得往前看。我们的党还年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有跌倒的时候并不奇怪，这不也跟咱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一样吗？你忘啦？有个歌儿：‘跌倒算什么，我们是硬骨头，爬起来再前进！’”

我接着她的话茬说：“但愿跌倒的时候是冲前来了个大马趴。这样，爬起来的时候还能朝前迈那么一小步，至少不是一切都前功尽弃。”

“那当然啦！”这话庆庆似乎爱听。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呀！我怎么想怎么觉着这些年一直都在原地踏步，整个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身无一技之长，缺乏思想深度和思考能力，二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十几岁的时候那样稀里糊涂不知所以地混日子。”

“你也别把这些年在人生舞台得到的历练一笔勾销。”机灵的庆庆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倒要问你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刚去连队的时候说得出来吗？这不是长进是什么？”

好话坏话我都听不进去，“哎呀，我的姐们儿，那叫牢骚满腹，不叫长进。”

她还是耐着性子好心相劝：“你呀，别把一切看得那么灰。如今天下太平了，回去以后，老老实实地找份儿工作，找个司马那样儿的好男人，养个孩子，好好地过你的小日子就得了！少瞎琢磨，啊！”

整个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只在心里“哼”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