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藝2009年9月首演的由院長張和平監製、“人藝榮譽編劇”劉恆編劇、林兆華導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楊立新、徐帆等主演的“獻禮劇目”《窩頭會館》，在開創了新世紀中國話劇文學、表演、舞台等諸方面回歸，並最終為觀眾帶來對中國話劇記憶之回歸的同時，還以這一屜“金窩頭”“挽救了中國話劇的票房”。《窩頭會館》“打破了中國當代話劇史的多項紀錄，單場票房超過《茶館》榮獲第一，首輪票房超千萬榮獲第一，首輪演出日95%上座率榮獲第一”[1]。

這無疑是為已經沉迷許久的中國話劇市場注入了一針強心劑。這部投資不足一百萬，目前上演63場，票房已達1804萬的《窩頭會館》，給編創者和觀演者帶來的鼓舞遠遠不止這一點兒對中國當代話劇事業的信心，還包括《窩頭會館》的主創在創作和舞台演繹，觀眾在觀賞和領悟，以及看完劇後對人們生活所映射的勇氣和力量。

《窩頭會館》是有一群對話劇事業有着美好記憶的創演人，為熱愛中國話劇的觀眾蒸就的一屜色香味美的“金窩頭”，演繹的是一段新中國到來前夜的小人物在其窩頭人生中對生活的美好憧憬，給觀眾帶來的是即便在困難的絕境之中，也不能放棄的對自身的美好要求，和人生美好之光之苦苦追尋的希望。如此的詩意與境界，必然會重燃其我們對話劇事業的熱愛，和對其美好未來的憧憬。我們堅信——即便再窩頭的境遇，也定然會有美好之光閃爍。

一、話劇市場的美好之光已經重現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話劇事業的美好時光似乎不再。除了傳統的經典劇目冷清地在沒落中艱難維持之外，越來越多的以譁眾取寵、群魔亂舞、無病呻吟等病態呈現在舞台上，披上了濃郁商業色彩的所謂話劇，正不斷“策反”着話劇的觀眾群。曾痴迷於話劇藝術的舊人對之越發失望——中國話劇在走過百年之後只能越走越低？抱着仰慕之心慕名而入的新人望而卻步——倘若這就是傳說中的話劇藝術，不看不學也罷!人們不覺困惑：中國的話劇舞台怎麼了[2]？

說中國話劇就不能不說人藝話劇。北京人藝被觀眾私下稱為“郭老曹劇院”，因為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話劇最能代表人藝話劇的風格。而中國當代話劇最引起轟動的被冠以“實驗”或“先鋒”之名的話劇，看似更多從西方現代或後現代戲劇中汲取了營養，是有所前進了的中國話劇，卻反而放棄了由曹禺、老舍等開創的中國話劇的獨特藝術形勢。

自1907年以來的104年間，一代代中國話劇工作者筆路藍縷,前仆後繼,使話劇這一“舶來品”經由中華民族文化的不斷吸納和改造,使之得以“中國化”；以其大量關注、反映現實人生的優秀劇目，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西方戲劇之“舶來品”的中國話劇，終在中國大地站穩腳跟之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北京人藝的“京味兒”話劇奠基。倘若今人僅圖一時之快、一時之利，不進而退地去邯鄲學步，其結局不言而喻。

在2011年5月拉開的第25屆戲劇梅花獎的評比中，69名符合申報條件的演員中，僅有3名二次參加該評選的話劇演員，但最終連終評都沒能進入。主辦方中國戲劇家協會駐會副主席季國平對此也深表遺憾，並指出產生此現象，是“地方各政府支持力度不夠”，和“話劇演員相對於戲曲演員，往往出路更廣”[3]這兩種可能的原因。

說話劇出現了低潮也好，危機也罷, 究竟是話劇脫離了觀眾, 還是觀眾疏遠了話劇？是我們在“改變”話劇，還是“話劇”在改變我們？“積極地、滿腔熱情地為廣大觀眾服務, 滿足群眾要求”與“為政治服務,為政策服務”這兩個概念，是否被我們混為一談、等同視之，從而把話劇的戰鬥傳統, 當作髒水盆里的孩子一起潑去了？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當年，《茶館》雲集了中國演劇界定一大批“大家”：于是之、鄭榕、藍天野、英若誠、黃宗洛……當時的林連昆、朱旭、孫敬修等也許沒有一句台詞的小角色，今天也家喻戶曉。今天，《窩頭會館》匯聚了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楊立新、徐帆等一批明星大腕，其中的沒有名字的串場小人物，或許也正是明天的人藝接班人。

《茶館》自1958年3月上演，到1979年2月復排並成為第一次走出國門的中國話劇，到1992年7月的第374場原班演員的告別演出，再到1999年的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領先的全新陣容，可謂見證了中國話劇近半個世紀的起伏，並成為永恆的經典。

而今的《窩頭會館》，除了在語言風格上延續了“京味兒”特色之外，在切入點的選擇、核心人物的設置、設置其中某些戲劇衝突上，都會讓人情不自禁地總會想起其經典劇目《茶館》。《窩頭會館》同樣沒有試圖去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如散文一般鋪陳了北平解放前夕的一個舊時代；戲劇結構一樣的非常見，甚至反戲劇；都努力讓那些舞台上的時間、細節，或現象本省發生或展現的時間點的意義無限放大。甚至，《窩頭會館》和《茶館》一樣，都是“應景之作”。一個是為慶祝建國60周年獻禮而作，一個其實前身是為當初宣傳普選的話劇《秦氏三兄弟》而寫。

眼下，《窩頭會館》能否成為經典，我們暫不定論，但無可厚非的是，它已具備諸多成為經典的前提條件。我們至少可以說，《窩頭會館》作為人藝的一部准經典，已經走在了經典之路上。固然，《窩頭會館》的成功離不開明星陣容的組合，但經久不衰的上演還得靠觀眾的口碑。兩輪之後，已經有不少觀眾重看、力捧、強薦，《窩頭會館》之藝術魅力可窺一斑。我們已經看見，北京人藝《窩頭會館》的成功，已令當下話劇市場重現美好之光。

二、“窩頭會館”的美好之光熠熠生輝

《窩頭會館》分三幕，寫的是1948年夏秋冬里處暑、霜降、大雪這三天的事情。在《窩頭會館》裡，“錢”像是一個死結，一頭繫着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社會，一頭繫着在末世里為活下去而不斷掙扎的人性。這個符號化了的戲劇意象的凸現，讓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時代社會危機的本質。在劇中，無論是靠“吃瓦片兒”（收房租）過活的苑國鍾（何冰飾），還是出場必巧立名目、變法兒為徵收各種名目各捐雜稅而來的保長肖啟山，還是琢磨到快進棺材都沒明白——當年自己的窮酸房客苑國鍾，怎地就一夜暴富、以320個大洋盤下他這“窩頭會館”的沒落八旗子弟古月宗（濮存昕飾），再或者是時不時指桑罵槐鬥嘴掐架“倆母的”——西廂房住着的田翠蘭（宋丹丹飾）和東廂房推拿大夫周玉浦的媳婦兒金穆蓉（徐帆飾），以及為了金條對老子舉槍的保長肖啟山（楊立新飾）的寶貝兒子肖鵬達……幾乎所有事件的發生都與錢有關，所有的糾葛都離不開錢。誰能說這有什麼不對？活生生的現實擺在他們的面前，他們要過日子，要養家糊口，要給兒子治病，要為自己的家計劃，這哪一樣又能缺得了錢？缺了錢，等待他們的便只有死亡。錢，讓劇中的每一個人愛到絕望、又恨到極致。

就是在這樣唯利是圖的僅有幾個人的四合院裡，人性之真善美的光芒也時時閃爍。

比如，那僅有的兩個不講錢的人——打小得上癆病、活不過一年半載的苑國鍾寄予全部希望的唯一兒子苑江淼，以及周玉浦、金穆蓉的女兒周子萍。苑江淼不停咳吐着血，還分秒必爭地寫傳單……這是信仰之美；周子萍冒着可能被傳染癆病的危險，不僅參加學生遊行、散發進步傳單，還和苑江淼以借書還書之名，配合其從事進步工作……這是愛情之真；當周子萍帶來食不果腹的同學們的捐款，供苑江淼治病時，已走投無路、收不到分文房租的苑國鍾，仿佛又看見一線給兒子治病的希望……這是人性之善、友愛之美；苑國鍾既迫不及待，又感到臉紅地面對孩子同學的捐款，他需要這錢，極其需要，給兒子治病、哪怕是維持生命都需要這錢，可他又深知，這錢是和他兒子一般大，絲毫不會比自己寬裕的孩子們，從自己甚至全家人的牙縫裡擠出來的。他想收又不好意思、不敢收這錢。不好意思可以克服，把自己一張老臉甩出去，只要能換回兒子的哪怕一天、一小時的生命，他無所謂；不敢是因為對自己誤會頗深的兒子不讓他收受這錢，甚至還為此幾乎動手打他這個老子……這是父親之真，知恥之美……

君子不言錢是因為養尊處優，潔士不摸錢是仰仗衣食無愁。當手裡的錢可憐得僅僅為生存底線、為能養活自己的親人而存在和擁有之時，愛錢痴迷者又何罪之有？

當苑國鍾為兒子擋下了肖鵬達慌亂中射出的子彈之時，他想到的竟還是那個聽來的救兒子病的偏方——人血窩頭！他讓傅迦飾演的田翠蘭之夫王立本趕緊拿個窩頭沾上自己的熱血給兒子吃了。有的觀眾可能會對此嗤之一笑：這個老子怎麼這麼愚蠢？也有的觀眾為為此心中震驚：父愛如山!這個既當爹又當媽的老子還能有何妙方？

從苑國鍾這個老頭子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無數個父親，看見你、我、他的父親。對於兒子的誤會，他不敢言語，也無法言語；面對兒子的時候，他大氣不敢出一聲兒；對兒子給的閉門羹，他不敢逾越，只能永遠眼巴巴地望着兒子的背影；對兒子的冷嘲熱諷，他還笑臉相貼；他滿腦子裝的都是兒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兒子；為了兒子他可以不要臉、甚至不要命。這就是父親，一個平平凡凡卻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過去、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無數父親的縮影。

即便是在在苑國鍾和田翠蘭的“姦情”中，也體現着王立本的寬容之美，田翠蘭的仁義之美，和苑國鍾惺惺相惜的率性之美。

“姦情”雖然落俗，但設置不俗。姦情敗露後，首先跳出來的是倒插門的女婿，他不知道，自己的媳婦原本就不是老丈人和丈母娘的親骨肉，他不知道丈母娘作為一個女人其實從沒有過女人該有的正常生活，他不明白老丈人和丈母娘不過蜷在一起相互取暖而已。當他半夜幾乎踹開老丈人的房門，怒氣沖沖地質問他是否知道自己的丈母娘在哪兒的時候，得到的卻是連續三次的“在被窩裡”的回答。觀眾笑，忍不住地發笑，笑他窩囊，笑他頭頂戴了個大大的綠帽子還渾然不知。當他回答“我知道”時，誰都會感到意外。待到全劇尾聲那兒，中了彈的苑國鍾一句“兄弟，對不住了！”的時候，他亦是這一句“我知道”。教人不覺深思，除了窩囊和無奈，這其中又是否還有一種“大智若愚”的人生態度？是否還有一份寬人即是寬己的廣闊胸襟？尤其是他那“我知道”之後的一系列台詞，都是些生活事實和再明白不過的常識，便更叫人生發出一種無窮的回味。

有過賣身之不光彩經歷的一個平凡、卑微到塵埃里的健康女人，能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乳汁塞向一個所有人都避讓不及的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嘴裡。聖母菩薩之心不過如此。

在那片破敗、陳腐、泥濘與污穢攙雜的悲慘生活里，人心是多麼需要溫暖而和煦的美好之光照耀。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四合院裡的美好，就是北京人的美好，就是中國人的美好，就是全人類的美好。也許，“飢餓、困苦和失望的現實，是生活不容更改的法則”[4]，但不管忙着活的，還是忙着死的，有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就會有生命和自由的奇蹟！生活在新中國誕生前夜的“窩頭會館”里的人們如此，如今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

三、戲裡戲外的美好之光無處不在

人藝話劇《窩頭會館》最打動人的不是他“京味兒”沿襲，更不是他的明星陣容，而在於編劇對生活的高度提煉和一針見血地準確展現，讓人感到的是一種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是一搞頭砸入人心的深刻發現，是心靈震撼之後的無盡回味。何以能達到這種境界？是勤勞，如莊稼人一般的勤勞。

讓我們看看編劇劉恆的創作清單：《菊豆》《本命年》《秋菊打官司》《張思德》《鐵人》《雲水謠》《集結號》《少年天子》《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伏羲伏羲》《狗日的糧食》《山村女教師》……不論是電視劇或是小說、話劇、歌劇，可謂寫一部火一部。一個不勤勞的編劇是不可能有此佳績的。導演馮小剛曾評價他是能寫出“全國不超過三兩個”的“一出手就能用的劇本”的編劇。張藝謀也盛讚其為“唯一一個只要創作就能成功的編劇”。

劉恆認為，“最重要的編劇技巧就是做一個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會富有同情心。這應該是一個好作家的最重要的基礎。顯然，劉恆對劇中的田翠蘭等芸芸眾生，無一不是充滿深深同情的。劇中每一種人的情感關係都糾結着苦痛和無奈，其自身的處境和情感也就顯得極端而極富悲劇性。

第一次寫話劇，也有人罵劉恆是個大笨蛋，連話劇主線是什麼都不知道，竟然敢寫戲。劉恆不怕罵，急的是有人罵沒人教。於是仍然得像農民種地一般地自己去摸索……編劇在戲裡戲外所自然流淌的善良、謙和之美，為《窩頭會館》更添深刻。

上任之初62歲，今年已經65歲的院長張和平，從開始就明白人藝的發展靠的是劇目。他恢復了人藝的藝術委員會以監督指導劇目的排演；為人藝聘請了10名“榮譽編劇”提高一劇之本的質量；其小劇場也基本不再出租，為了是保全“人藝”的品牌，避免一些質量不高的劇目租用人藝小劇場演出帶來負面效應。

副院長濮存昕評價張和平“是個做事的人，而不是來當官的”。張和平自己也說“不求政績”。想他這樣一個配合“政治形勢需要”配合了一輩子的人,卻是把王朔小說拍成電視劇並搬到央視的幕後操辦人,也是中國賀歲片的創始人、讓主旋律電影賣座的關鍵人、參與《建國大業》籌備的策劃人。從上世紀90 年代初起，張和平就橫跨電影、電視劇、音像產業,在商業片與主旋律之間自由穿梭。

也許知道張和平之名觀眾不多，但說起《愛你沒商量》《過把癮》《宰相劉羅鍋》《甲方乙方》《沒完沒了》《不見不散》《離開雷鋒的日子》《建國大業》《第一書記》《張思德》……這一串片名，真可謂家喻戶曉。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張和平在商業和主旋律之間的自如行走。他能讓主旋律賣錢，也能讓主旋律感人。大概真是由於人過六旬才會有的一股超然和淡定，反而能讓張和平在“經營”北京人藝的時候會更有一種擔當感和責任感。對此，張和平坦言：如果我把人藝搞糟了，那是有罪的。

在當下影視劇和話劇舞台搶演員的產業化大潮下，張和平認為：“時代已經變了,單靠舞台演出,演員很難提高知名度,在舞台上也就缺少號召力、影響力。舞台與影視應當是相輔相成、互利互惠的關係,如果能用我們的努力和工作把不知名的演員做紅,再反作用到舞台,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5]。不單純借用明星為話劇賺一時一刻的錢，也不話劇舞台和影視劇演出對立起來，讓對話劇藝術有所追求的演員們該賺錢的時候賺錢，該奉獻的時候奉獻，大概也是張和平作為人藝院長管理之魅力所在。

此外，濮存昕作為一個堅守話劇舞台多年、不斷做着公益事業的副院長，和宋丹丹、何冰、楊立新、徐帆等這樣的“腕兒”，在排練《窩頭會館》的半年時間裡，面對一場話劇演出800元的酬金，演一百場不過8萬塊，和一集電視劇不少於15萬的價格，20集也不過三兩個月，那就是300萬的進帳的巨大反差，真可以說是為人藝、為話劇而付出的巨大奉獻了。儘管在張和平的爭取下，演員的每場的勞務最高提到了1500元，根據票房也給演員相應的獎勵機制，但終究是不可能和影視劇抗衡的。在當下，他們這種站在文化和歷史的高度，為弘揚主流價值觀，為話劇事業而奉獻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也必將能成為人藝新人的典範。

年過七旬的導演林兆華為北京人藝、為中國話劇事業執導了70多部話劇作品。從90年代起，他與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劇作家過士行合作《鳥人》《棋人》《魚人》《廁所》和《活着還是死去》等劇目，被視為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出最深切的反省，引起國內外文化界的關注。每次去人藝看林兆華的話劇時，在檢票口外的走道上，總會有一個其貌不揚、蹬着一雙布鞋白頭髮老者笑而謙恭地佇立一側，其人便是林兆華。談其劇目，聊其姿態，一個謙和之美的話劇導演形象也就自然形成。

此外，2011年元旦前夕，北京東城區政府為促進戲劇發展而設立的總計1300萬元的資助中，北京人藝的《窩頭會館》作為優秀獲獎劇目名列其中。人活着總要有所追求。說信仰也好說希望也罷，總是個可以支撐人思想的魂的美好的東西。“窩頭會館”里那群為了活着而在最底層社會掙扎的人們許沒有了精神生活的意義，尚且都能在黎明前的黑夜中無意識地閃現出人性的美好之光，更何況今天這門這些戲外的熱愛生活、熱愛話劇的幸福之人？

《窩頭會館》的成功，對北京人藝而言，收穫的是信任；對話劇觀眾而言，收穫的是信心。近年來，不僅濮存昕等《窩頭會館》的演員們，馮遠征、吳剛、陳小藝、丁志誠等眾多明星也都紛紛回歸話劇舞台，顯示出今天人藝的回歸和向心力的同時，同樣也顯示出話劇對演員的吸引力。人藝劇場這座“廟”還在，老藝術家這些“神”還在，人藝風格這個“魂”還在，人藝的話劇、乃至整個中國當代話劇就一定不會消亡。我們期待有更多觀眾走近話劇、熱愛話劇、與話劇建立“親密接觸”，和話劇創演者共同去享受中國當代話劇在走出“窩頭”境遇後之戲裡戲外的美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