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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更替論] 朱海軍
《中國青年報》3月15日“冰點”欄目以整版篇幅推出了秦暉的長篇文章《
<雍正王朝>是歷史正劇嗎?》,對這部電視劇大加討伐。在大多數觀眾都在感悟
《雍正王朝》的現實政治意義時,秦暉卻在指摘它違背“歷史真實”,真是迂闊
至極。
下面我想就秦暉的文章所涉及的一些事情說一說我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
關於雍正,過去對他指摘最多的就是他得位不正,是篡位竊國者。《雍正王
朝》在這一點上為雍正平了反,但是,誰看電視劇時,感到了雍正得位是光明正
大的?也就是說,電視劇為雍正平反並沒有“過頭”,《雍正王朝》裡的雍正並
不給人以“高大全”之感。秦暉舉了幾條證據,證明雍正的確是篡位者,並就這
一點狠批了《雍正王朝》。
我只看過馮爾康的《雍正傳》,還沒有看二月河的小說,完全沒有資格去談
論雍正得位是正是逆。但我認為,談論這個話題是毫無意義的,用我家鄉的俗話
說,是“咬住屎橛打鞦韆”。
我要說的是:中國人在其五千年漫長的所謂“文明史”中,都沒有解決王權
或國家元首合法有序更迭這一個帶根本性的簡單問題。這是傳統中國一切災難最
深遠的根源。
日本天皇至今已傳126代,一脈相承,萬世一系。日本歷史上出現過許多軍事
強人,權壓天皇,但是,日本從來沒有發生過幕府將軍取天皇而代之的事。在日
本歷史上,有相當長時間都是皇權與政權兩權分立的,至尊非至強,至強非至尊。
福澤渝吉分析過這種情況的好處,他說:“這樣,至尊和至強的兩種思想取得平
衡,於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餘地,為真理的活動開闢了道路,這
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第18頁)
福澤喻吉在這裡用語太吝嗇了點,這可不是日本的“偶然幸運”,而是日本
兩千年歷史之天大幸運!對此,中國人只有羨慕和嫉妒的份兒!!
歐洲的王權雖沒有日本那樣牢固,卻也是相當穩定和連貫的。那裡有王室成
員、貴族和平民都比較遵守的王位繼承的習慣法或成文法。歐洲雖然也有宮庭政
變,但比起中國的來那簡直如同兒戲。歐洲也有過農民起義,卻從來沒有農民起
義領袖自立為國王的事兒。現代歐美國家都有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正常更迭的
法定程序。比照中國,王權更迭的有序性正是傳統的西方文明和傳統的日本文明
的最大卓越之處。比照歐洲和日本,王權更迭的無序性正是中國文明最大低劣之
處。
傳統歐洲和傳統日本都有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都是真正意義的“封建社會”。
傳統中國卻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封建社會”。很多中國人一直普遍地認為,日
本文明“從屬於”中國文明,其實,傳統日本文明與傳統中國文明之差異遠遠大
於傳統日本文明與傳統歐洲文明之差異。傳統日本本身就具有“歐洲性”,這才
是近代日本能夠迅速“脫亞入歐”的最根本的文明史原因。
一個王權更迭問題都解決不了,所謂的五千年中國文明史還有什麼值得誇耀
的?這一簡單問題之得不到解決,世世代代、萬萬千千中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可
真是太大了!!!
從國家元首的更迭方式看中國歷史,我認為中國歷史的最大轉捩點在商周改
鼎之間。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
謂仁乎?”天下宗周,二人“義不食周粟”,採薇於首陽山而歌曰:“····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最後,二人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叔齊受到過孔
子、司馬遷和韓愈的稱頌,但他們都沒有說清楚伯夷叔齊真正值得稱頌在何處。
我認為這二人代表的是對王權更迭之形式有序性的堅持。紂王無論多麼昏暴,
他仍是合法君主,周武王盡可以以武力為後盾勸諫他,糾正他,甚至“挾天子以
令諸侯”,但取而代之卻不能不說是更大罪惡。從現代法學的角度來說,周武王
伐紂並自立為王之罪惡大於紂王昏暴之罪惡。雖然周武王、周文王統治有方,周
朝承平甚久,但這卻為後來以武力得天下者開了先例。從周武王開始,中國歷史
就走進了“霸道”時代,垂垂三千年矣!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任何“神聖價值”,
被孔子及其信徒稱頌了兩千多年的周武王和周文王絲毫不具有“聖人”資格。中
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絲毫經不起拷問。
推翻了王權更迭的形式合理之法則,說什麼“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
得天下”,這都只能導致“有兵勢者得天下”的實際無序狀態。因為“民心”和
“德”是無形的,有兵勢者擁有足夠的實力製造“有德”“得民心”之形象。中
國傳統史學之無聊就在於,史家一直都在論證這個皇帝是正統,那個皇帝非正統。
三千年中國王朝史不正是這樣嗎?所以,我認為,伯夷叔齊兩人“特立獨行”
地站在首陽山上,是中國歷史之路一個銳角轉彎處的路標。
伯夷叔齊之前的中國決不是“大同之世”,也不是“小康之世”,年代久遠,
人口稀少,地域狹小,實在沒啥可說的。但是,伯夷叔齊之後的三千年中國歷史,
勝王敗寇之史也,殺人被殺之史也,吃人被吃之史也,戰與戲之史也,做穩了奴
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之史也,無多大意義之史也!
我想問一問:傳統中國為什麼沒有形成一個形式合理的王權更迭規則呢?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從古到今,中國絕大多數家庭實際採用的是平均
主義的遺產繼承習慣法。
習慣的和成文的繼承法,是一種文明的實質之所在。在傳統歐洲和傳統日本,
從王室、貴族到平民,基本上實行的都是長子繼承法。
長子繼承大部分遺產,非長子窮困潦倒也得安之若命,這非常不公平。然而,
這卻有效地保證了財產的連貫性和積累性。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和日本有世襲貴族,
而中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根本原因。
王位繼承可說是遺產繼承的一種特殊情況。整個社會的遺產繼承都是平均主
義的,唯獨皇帝的皇位這一絕對最大遺產卻沒法平分。這就是三千年中國王朝史
沒有解決也沒法解決的一個矛盾。朱元璋分封諸王,就不可能做到平均。在沒有
長子繼承之社會基礎的情況下,朱元璋訂下的皇位的長子繼承制不可能實行下去。
朱元璋生前,太子朱標已死,朱元璋死時,傳位於皇太孫朱允(火文),但朱棣
馬上奪了自己侄子的皇位。
歐洲還有立遺囑和尊重遺囑的傳統,中國就完全沒有。在中國,一般來說,
父親不死,兒子們早已經把少得可憐的一點家產平分了,父親根本無權立個遺囑,
決定給誰不給誰,給誰多給誰少。皇帝的傳位遺詔就是一種遺囑,在沒有立遺囑
和尊重遺囑傳統的文化中,皇帝的遺囑自然不可能受到尊重。有兵勢者先奪得皇
位再偽造遺詔,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們都說,中國古代君權社會、父權社會。其實,
在根本點上,既無君權,又無父權,只有強權。實際上,就連夫權也要大打折扣,
要不,怕老婆現象該怎麼解釋?
那麼,再進一步問: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形成長子繼承和立遺囑的傳統,而
古代歐洲就有這種傳統呢(古代日本亦無立遺囑傳統)?
我認為,這可以根據日本學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態史觀”來很好地
解釋。歐洲和日本均為濕潤地區,且遠離亞歐大陸中部乾旱地區這一暴力中心。
人類中的不管哪一部分到了這裡,都能夠享有整體上較為優越的生存狀態。而中
國大地,尤其北方,屬於從濕潤到乾旱的過渡區,且靠近甚至屬於暴力中心,生
態環境遠遠比歐洲和日本惡劣。人類中不管哪一部分占據了這一廣大地區,只可
能在整體上維持較差的生存狀態。
地理生態環境決定了,傳統歐洲文明和傳統日本文明都是發展型的,而傳統
中國文明只能是生存型的,中國南方文明還有一定的發展性,中國北方文明就完
全是生存型的。
歐洲文明是發展型的,所以,從總體上說,古代歐洲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遠高
於中國(絲綢之路就是明證)。這就是為什麼古希臘有一個相當大的“有閒階級”,
他們不必為衣食之需整日操心,而有精力去搞藝術創作、科學研究和哲學思辯。
理想狀態下的中國文明沿且是生存型的,加上天災人禍頻仍,歷代中國人的平均
生活水平都是在生存線上下波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中的不同程度的富裕者也
都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繼續聚斂財富,因而沒有閒暇去做超越眼前功利之事。
亞里斯多德說:“求知是人的天性。”(“Man by nature desires to kno
w”)孟子曰:“勞心者治人。”這兩句話里有着古代中國文明與古代希臘文明之
間的根本性差異。中國的勞心者所要考慮的首先是去“治人”,“治人”關乎政
權之生存、王朝之生存。幾乎全部中國文獻都是關於個人生存和王朝生存的。這
恰恰是因為在三千年王朝史中,中國平均的個人生存狀態和王朝生存狀態都是非
常糟的。
傳統中國文化極其強調“孝”,這是因為,在古代乃至當前中國,老年人的
生存一直是一個問題。一個男人辛苦一生,卻往往不能有效保證自己和妻子晚年
的生活,需要依靠孩子養活。在這樣的生存狀態下,怎麼可能形成立遺囑的傳統
呢?“孝”被強調得如此厲害,正說明了傳統中國文明是生存型的,不是發展型
的。歐洲文明是發展型的,它具有積累性,一個男人不但生前能夠保證自己和妻
子的生存,還能夠在死亡時留給別人一些財產。這就是歐洲形成了立遺囑傳統的
經濟基礎。
“文明的生態史觀”是一種歷史宿命論,我就是一個歷史宿命論者。中國人、
中國歷史和中國文明是被一種物質的力量決定了其生存型命運的。所謂“讓一部
分人先富起來”,過去五千年就是這樣,今後五百年也只能是這樣。悲夫!!!
後記
過去我只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過幾篇書評,這是我針對《中國青年報》
所寫的第一篇較長的文章。腹稿中還有關於“文字獄”的兩節,但寫到最後,文
氣已盡,止於其當止算了。我對此文的正式發表不抱多大希望,即使正式發表,
它也必定要被刪削得不成樣子。所以,因特網才是我的文章的自由王國。
秦暉也算是一個不小的學者,值得我花了這半天工夫。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
傳到秦暉的眼前,更希望他能到因特網裡來跟我論戰。我向北大全體師生公開挑
戰一個月了(編按:發稿延誤,實在抱歉),仍不見有人以北大人身份出來捍衛北大
尊嚴,孤獨求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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