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王宇恆插不上嘴，李老師見他專注而又迷惑的樣子，又進一步闡述：“向外界的索取大多是物質類的，所以因資源有限而具有排他性，總要通過非此即彼的競爭、鬥爭、戰爭來解決。而人們爭得頭破血流所占有的物質，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個精神載體，人們在吃飽穿暖、基本生存得以解決之後，還要通過物質追求的方式來獲得精神滿足，精神滿足就有其虛幻性，是可替代的,不是離開它就活不了。 而向內心索取的大多是純精神類的東西，因其虛幻性而占據資源少，惠及空間又可以無限增大，可以與他人分享、共享。比如你看一本好書、一部好電影，或聽一首好歌，總會樂於向別人推薦，也並不會因為別人的分享而使你受到損失，反倒可能增加你的快樂，沒有排他性，而書或磁帶的成本是極低的，可以無限複製，電影可以反覆放映，只要有人看。純精神類的東西因為是無形的，所以不受時間與空間的制約，不同地域的人可以同時享用，不同時代的人也可以共享。一座城市、一個政權可以毀滅、消亡，而一首詩歌、一部名著卻可以不朽。 藝術、科學、思想、文化，這些大多是向內心索取的成果，是創造性的；而競爭、戰爭這些向外界索取的必要手段，雖也能間接激發創造性，但存在着大量的破壞、傷害和損耗，對自然界的開發、擴張也接近了極限。在滿足了基本生存之後，我們能否適當調節索取方向，由外轉內，用純精神手段取代物質手段，使人與人、人與自然能和諧共生？當然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短時間無法消除，世界沒有達到大同，人類內耗的巨大損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人類的苦大多來源於此，樂也大多來源於此。為了個體生存，大自然畢竟賦予人以競爭的本能，比如征服欲、暴力欲、占有欲、名利慾等等私慾，滿足就有快感，只要有現實土壤就會滋生；但人類同時又是群體動物，大自然又賦予了另一些群體動物的本能，如團結、友愛、互助、同情心等，人們從中也能獲得滿足、快樂；而人類自身又衍生出獨立於物質追求和生理滿足之外的強大的精神世界。以上的種種欲望很多是互相矛盾的，人們也是根據每個人各種欲望的比例來評價他的好壞高低，個體發展與群體和平也總是矛盾的。不管是個人也好，全人類也好，如何在這諸多矛盾的欲求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第二篇 59 李老師這種形散而神更散的漫談，令王宇恆的思路連滾帶爬，勉強跟上。李老師沒有心思進行嚴密論證，所以聯想多於邏輯。王宇恆總算從混亂的思路中理出一個問題，問李老師： “您說西方人向外界索取，而科學是向內心索取的產物，但西方近幾百年的科學成就遠超中國，而中國這幾百年也沒見向內心索取出什麼成果。” 李老師說：“這個問題提的好。西方的科學取得成就，很大程度是源於向外界索取的需要。做為科學家本人也許不是，他們在向內心索取的過程中能得到極大滿足和樂趣，但對一個國家或企業來說，要生存和擴張，就會有科研的實用需求，並提供有利的體制和環境。向內心索取做為過程和手段，哪裡都有，但因動機不同，方向和結果也都會不同，我們要區分的是目的。比如火藥，中國人發明後僅用在自娛自樂的鞭炮上，而西方人卻用在征服他人的武器上，做為向外界索取的工具。前者的用途是喜慶，後者的用途是殺戮。 至於說中國近幾百年所取得的精神成果如何評價，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首先一個民族的整體思維是有其局限性的，在與外來文明碰撞之前很難打破這種思維慣性，總是在一條路上越走越遠，在一個圈子裡越挖越深，而想不到還有另一個圈子另一條路。中國古代不論在思想上還是體制上，都是重社會科學，輕自然科學，拿今天的話說就是重人文、輕理工，認為前者是治國立世之大策，後者都是雕蟲小技，和現在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正好相反。這並非中國人不務實，卻恰恰是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思想，因為幾千年前孟子就提出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社會科學就是研究人的，研究如何治人的，是勞心者做的事；而科技工作者是研究物的，是勞力者，頂多是高級藍領，在古代沒有前程，科舉也不考自然科學。而且前幾千年人類的科學進展整體緩慢，也確實不能使一個國家的命運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被重視也有其道理。 即使是現代社會，搞人的也總是高於搞物的——人就是最高級的物；政治家肯定統治着科學家——科學家也是人；搞藝術的也比搞科研的更容易出名，因為藝術是直接針對人的，是征服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