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詞人里，儘管對晏殊的評價並不算太高。但有一段時間我卻最喜歡他的詞，並在自己的寫作里盡力追求這種閒雅的美感。

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

在他的詞裡，斜（夕）陽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包括那首最著名的《浣溪沙》：“夕陽西下幾時回”。他的詞作一般認為“雖在淒傷中，卻無絲毫怨毒的意思，此即其抒情的溫厚處。” （薛礪若《宋詞通論》） 。

其人以神童入仕，最後作了多年的太平宰相，生活優渥，優遊仕林。富貴而清華造就了他這種閒雅的氣質，反映到作品裡，就側重於對時光的留戀和傷春傷別的這種“斜陽情結”- 傷感無奈而絕不過度。應當說他的作品比較完美的表現了他的這種雖然不算獨特但在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里很具備代表性的氣質或曰面目。

他的第七個兒子晏幾道則沒有那麼幸運。小晏有過“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的生活，也有着六個做官的哥哥和一個後來也做到宰相的姐夫，但仕途的不得意，使他更多的只能一邊感慨着“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一邊在回憶里去找尋“拼卻醉顏紅”的那個“當年”。以至於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是不是沉迷於醇酒美人的頹廢生活是他真正想要的。這一點和柳永不同，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去“奉旨”填詞的，而顯然對於有着優越從政條件的小晏，追求這種生活帶有更多的主動性。對“小蘋”這個朋友家歌女的描寫，在他的作品裡出現了至少三次。與其說他是風流，不如說是對女性的一種同情關注以及來源於他本性里的“痴”。

他的好友黃庭堅在《小山詞序》中稱他有“四痴”，即“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而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

反映到他詞裡，就是“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這種毫不矯作的深情。這一點讓我想起了在氣質上有與其着驚人的相似並同樣是相府公子出身的納蘭：“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深哭一場”，二者應可輝映。

我毫不懷疑，如果納蘭沒有短壽而夭的話，他的未來景況會和小晏一樣，儘管他在康熙年代作為一個詞臣很受賞識。好象見過一篇紅學的文章，說寶玉的原型是納蘭，儘管我認為這全屬附會，但三個形象有着一個共同的個性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那就是對女性的同情和氣質里的痴 - 乃寶玉之呆，非呆霸王之呆。不過可以想見，如果呆霸王是個詩歌的大家，他的作品必定是雄橫睥睨的。

正因為兩位相府公子有着他人所無的出身，當他們將這種經歷和自己個性中“痴”的成分相結合，而正好他們又有能力把自己的這種特質寫出來，於是他們成了真正的詞人，於是他們的作品便傳唱了下來，並將會傳唱下去。

同樣，當我們審視着在詩的領域中並稱的李杜，我們發現了前者逸興與飛揚的特質。李白在承續了魏晉初唐的風骨和風采的基礎上，將自己這種特質發揮到了後無來者的極致。

而老杜呢？讓我來引用《傅雷家書》中的一段話：

“...回過來說：寫實可學，浪漫底克不可學；故杜可學，李不可學；國人談詩的尊杜的多於尊李的，也是這個緣故。而且究竟像太白那樣的天縱之才不多，共鳴的人也少。所謂曲高和寡也。同時，積雪的高峰也令人有‘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平常人也不敢隨便瞻仰。”

這段話正解釋了後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奉杜詩為祖，頭巾氣十足、毫無面目的腐儒詩的出現。杜固然創建了律詩這一體裁在形式上的顛峰，但如果拋開這種雄渾精深的藝術功力不談，我們發現端正沉穩的杜本人正是沒有面目的，或者說，他的面目淹沒於前世後世眾多的老儒之中。

詩歌的發展歷史需要這麼一個人來承前啟後，這個人便應運而生，他正好叫杜甫，只能說是歷史的偶然性。不可否認，他在藝術形式上的顛峰是不可複製的，但他本人的氣質卻是後人可以擁有的。他之所以被人尊為詩聖，奉為詩歌藝術和現實主義的雙重楷模，成為學習的對象，正是因為他可以被學習。而李白的特質決定了他是不可再現、獨一無二的。這裡我並沒有貶杜揚李的意思。相反，可以這麼說：儘管中國的古典詩歌少了李白，會大大大大的失色，卻並不會影響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與體系的完整。我想，李杜的這種區別正是由二者本身的氣質造就的。

錢鍾書先生有云：“李義山自開生面，兼擅臨摹；少陵、昌黎、下賢、昌谷無所不學...”。分析開來，這段話裡面包含了兩個含義：一、李商隱有自己自開生面的地方；二、他的作品中有一部分臨摹他人之作，而且還臨摹的很象。但顯然沒有提到他自己標榜的能學李白。（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

如果不是因為他自開生面的那些無題愛情詩，也許這種“博學”會使李商隱在中國詩歌史上成為一個完全面目晦澀的人物。而即使是那些愛情詩，也多是隱晦不清、朦朧的，以至於後人為此爭論不休。

他的詩的面目和他本人纖弱猶疑、搖擺不定的氣質有很大關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他的師牛黨姻李黨，在朝廷兩黨之間的搖擺；在感情上，則是對歌女的調笑風流自賞：“...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他對感情的浮薄也因此導致了後人對其和女道士、宮女私通的種種猜測。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把蘇雪林女先生的《李商隱戀愛事跡考》（又名《玉溪詩謎》，1928 年）找來看一看。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令人惋惜，這一句詩他只學到了前面一半，雖然他的那些朦朧曖昧而又神秘的愛情詩確實很美。

而象我們熟悉的李長吉的穿幽入仄、慘澹經營，黃仲則的纖弱無骨也無不體現了這種氣質與其代表作品的統一。在這個名單上還有着長長長長的一列。

應當說，作為一個有藝術成就的詩（詞）人，首先他自身必須有一種有別於他人、在一般情況下（或在一定的歷史時代）難以為他人仿效的氣質；其次他還應該有能把自家這種面目寫出來的藝術創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