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徐泓

為什麼一個女人走上政壇，就非要找出她有什麼背景或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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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六年前我和三位新華社女記者結束對吳儀的採訪時，夜幕已經低低的垂下。走出

她所在的燕山石化總公司辦公樓，抬眼望去，只見冬夜的晴空繁星閃爍，我們當時的心

情，就像發現了一顆光彩奪目的新星，喜出望外。

我一直記得那天她說的一段語重心長的話：“一葉孤舟在人生的汪洋大海里飄浮，要善於

找到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點，一旦找到了，別人就不能動搖我。我比較頑強，要成為

自己說話的主人，不能讓輿論左右我。一個單身女人，沒有這一條，很難堅持下去。”這

席內心獨白是有感而發的。在中國這塊封建沉積極厚的土地上，單身女人都要過人言可畏

這一關。吳儀差不多習慣了，只要她的職務有所變動，就會有一股流言伴隨着蜂擁而起。

果然，她當上北京市副市長以後，最初的知名度竟來自一則捕風捉影的流言。“不畏人言

仍從容，女子到此是豪雄”。吳儀以她的堅強、自尊、獨立以及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回答

了一切。

她出生在湖北武漢，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她在清貧的家境和富有的書本世界中度過了少年

時代。她從小膽子大，什麼也不怕，頭髮剪得短短的，像個男孩子。長大以後選擇職業，

也和女孩子不一樣，她要干石油工業，闖一闖男子漢的世界。60年代初，她畢業於北京石

油學院，以後常年奔波在蘭州與北京郊區的荒原、溝谷、野外，先後擔任過技術員、技術

科長、副廠長、副總工程師、副總經理、黨委書記。1988年當選北京市副市長。三年後調

任外經貿部副部長。1993年入閣，任外經貿部部長。此時此刻，恐怕已無人再懷疑這位女

部長過人的才幹了，只是她的雙鬢，不知從何時起悄悄地生出了縷縷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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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部長從後門退場－－－這叫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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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北京市副市長時，吳儀還能採取龜縮政策，多幹活兒，少曝光。那麼當了外經貿

部長後，她旋即成為國際國內新聞界追逐的熱點人物，被記者團團圍住，面對數不清的麥

克風、錄音機、閃光燈成為家常便飯了。

正像任何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高級官員，吳儀從來不拒新聞界於千里之外。她很樂意回答

記者們提出的問題，她參加新聞發布會，一定要留出時間讓記者自由發問。當然，允許提

問，就意味着要回答問題，就是有一定風險的。外國記者可不管你那一套清規戒律，什麼

問題敏感，他們就問什麼。

面對這樣的發問，吳儀並不怵頭。我發現，對方問題提得越尖銳，她的反應越敏捷，言辭

越流利。我們和她開玩笑：“吳部長是優秀運動員的料，心裡素質特別好，最擅長臨場發

揮。”

其實，聰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接受咄咄逼人的交鋒式採訪，正是展示自己的才能與個性的

機會。

她對我們，對國內某些記者有點兒意見，她幾次對我說，你們的拼勁兒，你們抓新聞的敏

感和主動，不如香港記者，也不如外國記者。

今年初，中美之間爆發了一場貿易危機。元月6日，美國單方面宣布從元月17日起大幅度

削減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中國方面聞訊後也表示將採取報復性措施。那幾天裡，我見到

吳儀，她一臉怒氣：“美國佬真霸道，我們已經準備好報復清單。”就在這劍拔弩張之

際，從元月15日開始，最後的談判移師北京。

外國住京記者密切關注這場中美貿易危險的走向。與紡織品配額休戚相關的香港地區，更

是專門派出記者北上採訪。談判大樓里唇槍舌戰了三天，這些記者就在外邊苦苦等了三

天。

幾位香港女記者盯住了指揮中方談判的吳儀，她們不顧北方三九天的嚴寒，採取緊逼盯人

的戰術，跟在吳儀的後頭東奔西跑。她們先在外經貿部門口堵她，得知她到嘉利娜餐廳參

加外事活動，又守在了餐廳外邊。工作人員告訴吳儀：“門口讓香港記者堵住了，請部長

走後門吧。”

吳儀很不以為然：“這叫什麼話？”她大步流星地走出大門，主動地迎向那幾位小姐，和

藹地解釋說：“談判還在繼續，況且在私人場合，我無法向你們提供什麼新聞。明天我將

召開記者招待會，歡迎你們在會上提問。”

第二天，美國人節外生枝，在最後關頭又提出三個問題，於是原定下午三點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只好向後推延。已經等了三天的外國記者和香港記者還沒說什麼呢，接到通知趕來的

國內記者，有那麼一兩位卻不耐煩了，一個勁兒地追問：“到底什麼時候結束啊？”

經過連續十一個小時的艱苦談判，這場中美貿易危機終於化解。在勝利的喜悅里，美中不

足的是，我的同行敬業精神差，給吳儀留下了一點小小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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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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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儀真誠、坦率、明快的風格，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得到了更加淋漓酣暢的展露。這一風

格已作為中國高級官員開放的新形式引起越來越廣泛的矚目。

她第一次進入國際貿易談判圈，是在1991年底。那時她到外經貿部履新不足四個月，副部

長的椅子還沒坐熱，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前兩天，中方代表團團長突然生病了。於是，吳儀

臨時上陣。在匆忙飛往太平洋彼岸的時候，她不會想到，這是歷史和時代給她的一次機

遇。從此，不僅中央和國務院發現了一個難得的國際貿易談判人才，吳儀本人也發現了一

個新的自我。

這是一次棘手而艱苦的談判，吳儀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壓力：

一方面的顯而易見，美國佬的霸權主義。美國人仗着財大氣粗，開場白就來者不善：“我

們是在和小偷談判。”吳儀針鋒相對地頂了回去：“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博物

館裡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

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國內。當時許多人還不明白，中國堅持開放，走向世界，在經濟方

面，就必須向國際慣例靠攏，不可能讓別人來遷就我們，只有我們就範於國際慣例。正像

打籃球，在國內比賽，由你說了算。但是如果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你就只能按照國際規

則打。當然，關起門來無法無天慣了，就範是很痛苦的事情，要傷害一些部門的利益，要

付出一定的代價。

吳儀在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過程里，始終處於兩難選擇：即要向美國人討價還價，力爭最

大限度的融通；又要使我方的讓步，能夠被國內所接受。在一定意義上，後者比前者更

難。

1992年元旦17日下午，長達兩年零八個月之久的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終於有了結果。兩位女

性－－－很有意思，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卡拉·希爾斯也是女性，在一份文件上分別簽署了

自己的名字。這一天，香港股票市場的恒生指數勁增28·98個點。

兩年過去了，這場談判的意義看得越來越清楚。當時吳儀在談判桌上所做的一些讓步，已

被實踐證明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進步，文明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