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走出壤塘

　　心裡惦念着色達，想要離開這裡了，便留意着，可有什麼順路的車子能搭往縣城的。手扶拖拉機不想再乘了，路上時間太長，而且顛得太厲害。等了兩三天，這天下午，發現了一輛漆成藍色的兩噸卡車，上面沒幾個人，不知從哪開來的。問司機，去縣裡麽？藏族司機懂漢語，點點頭。
　　就開車麽？搭個車吧。
　　司機一口答應。象我在這兒遇到的其他藏人一樣，司機直爽熱情，很容易打交道。
　　我請司機稍等我一下，趕緊回供銷社，把早已整理好的行李背上，連奔帶跑地朝卡車跑去。把東西都扔進了車廂，我徹底放下心來。過了會兒，又來了幾個搭車的藏胞，爬上車後，司機便開了。
　　上坡，下坡……下坡，上坡……將至一座山頂時，司機把車停下，坐駕駛室里的幾個人下了車，拎着幾瓶可樂和一袋鍋魁（一種圓形的麵餅），走到一塊較平緩的草地上，坐下，開始野餐。原來，這是縣藏文中學的幾位教師，學生從今天起放暑假了，他們學校借了輛卡車，把住得遠的學生一個個送回家去。山坡上綠草茵茵，山花點點；四周山巒起伏，鬱鬱蒼蒼；頭頂上萬里藍天，白雲朵朵，幾隻雄鷹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到底是縣城裡的教書匠，有文化有情趣，把午飯拿到這風景如畫的山上來吃，別有一番風味。
　　他們指着鍋魁，叫我自己拿，甭客氣，我已吃過午飯，謝絕了這幾位中學教師的邀請。在這海拔幾千米的高原上，每每親身領受藏民對萍水相逢的外來人的熱情好客，我心裡總很感動。我想起在我剛離開的那個鄉里，有個開小店的女主人，五十多歲，我去她那兒買東西時，她問我酸奶是不是吃得慣？我說讓我嘗嘗吧，她就給我舀了滿滿一杯。我問她要付多少錢，她說酸奶是自己做的，不收錢。後來她見我能吃酸奶，十分高興，見到我就叫我別忘了拿個杯子去舀一杯，還請我去她屋裡吃奶茶和油炸面果。她是開店的，一手收錢，一手交貨，當然不會沒有商品經濟觀念。可當她把你當一個朋友看待時，哪怕是個偶爾遇上今後未必再能見面的陌路人，她也不會用商品交換的原則來考慮她給你點什麼可以換回點什麼……
　　是的，這兒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比漢地落後得多，可這兒藏胞待人的真誠爽直遠遠超過漢地。前幾年曾聽到這麼一種理論，說精神文明是以物質文明為基礎的，只有物質極大豐富了，精神文明才能上去云云。此說未必沒有道理。可無情的現實偏偏是，近年來漢地尤其是沿海開放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為之矚目，而全民族包括人際關係在內的道德水準的急劇下降也同樣是有目共睹。如果商品經濟的發展要以一個民族軀體的腐蝕病變為代價，這樣的代價不是太沉重了嗎？當然，經濟文化落後並不值得誇耀。藏地民風淳樸，社會秩序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許跟全民信教更有關係。前年，色達縣一位退休的縣委書記就這樣對我說過，他認為佛教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象佛教的不殺生、不說假話、不偷盜、不姦淫婦女、不喝酒等戒律，推而廣之，對保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很有好處。他說，別的不說，這兒的犯罪率就比漢地低得多。
　　又回到了壤塘縣城。
　　剛從成都坐長途汽車來到這裡時，一下車，我很感嘆這座縣城的貧困狹陋，作為一個正規的行政區劃，簡直徒有“縣”名，其規模氣派比江浙等地的一個鄉鎮都差很遠。可是，在中壤塘鄉呆了一段時候後，再來這裡，感覺大不一樣，到底是個縣城，再窮，畢竟還有百貨商店、郵局、農業銀行、新華書店、電影院（現已改為錄像放映廳）、醫院和好多家小吃店。
　　依然住宿縣委招待所。用房間裡的電爐煮上一壺水，就可用熱水擦擦身洗洗腳了。桌上還擺着一台黑白電視機，插上電源，可以收到好幾套節目。一隻巨蚊在屋子裡嗡嗡飛，大小如一隻蜻蜓，直徑有五六厘米。在吊頂燈的玻璃罩上，一隻花蠅正沿着玻璃罩的邊沿慢慢爬動，玻璃燈罩的影子投在四周牆上，那隻花蠅的投影也映得清清楚楚，狀如一隻黑色的怪鳥，在牆上踽踽而行。
　　第二天上午，我等郵局開門後，請裡面的職工給我接個長途，我想給上海家裡掛個電話，報一聲平安。郵局樓高五層，赭色釉面貼磚，是整條縣城大街上最有氣派的建築物。女職員很有禮貌地告訴我，通往成都的長途電話線中斷好幾天了，請你過兩天再來看看吧。我問她，可有零售的報紙嗎？不管什麼報都行。她說這兒的不多幾份報紙都是單位訂閱的，沒有零售。問她報紙送到這兒要多長時間？她說《四川日報》送到這兒，通常要三四天。成都到壤塘的距離是六百公里。我記得有報道說，上海出的《新民晚報》，通過電子傳遞，在美國印海外版，當天就能跟美國的華文讀者見面。中美兩國，分處地球東西，相隔至少一萬公里吧！
　　我又滿街打聽，可有什麼車子去色達方向的？問來問去，我終於弄明白，壤塘縣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條公路，被大雨沖塌了一段，任何車輛都進不來出不去，至於成都至這兒的長途班車，因為路上好幾處塌方，已有半個月不通車了。
　　也好，那就在招待所里住上幾天，隨便走走吧。
　　在一所掛着“縣農業機電局”招牌的院子裡，我找到了壤塘縣地方志辦公室。縣誌辦負責人名叫羅爾洛，四十七歲，他為我倒了一杯茶，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也是我近年找到的一個小竅門，你若想比較全面地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和風土人情，不妨找找當地的地方志辦公室，總會有所收穫。
　　壤塘歷史上為羌人的生息之地，公元七至八世紀鹿藩戰爭時期，尚為中央王朝實力未達的徼外。明洪武十一年（1378），嘉絨撲龍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在中壤塘建錯爾基寺，明永樂十六年（1418）該寺活佛晉謁明朝，歸順朝廷。
　　一九五八年十月，國務院八十一次會議通過，將色爾壩、上寨、杜柯、南木達四地區合置為壤塘縣。一九六0年，國務院又將色爾壩劃歸甘孜州色達縣。一九九0年底，壤塘縣設一鎮十一鄉。全縣總面積6606平方公里，南北長134公里，東西寬90公里，地形以丘狀高原為主，海拔3500米以上。全縣人口6178戶，29733人，人口密度4.5人／平方公里。若拿壤塘和上海來比的話，兩地面積相差不多，但人口密度相差很大，前者大約只及後者的五十分之一。
　　全縣工農業總產值3130萬元，其中工業687萬元，農業2443萬元。
　　全縣畜牧業總存欄數22.9萬頭（只）。
　　全縣糧食總產416萬公斤。
　　全縣財政收入1080萬元。
　　…………
　　以上統計數字，截至一九九0年。
　　地方志，主要是跟歷史打交道。統計到一九九0年，在地方志里算得上是最新的歷史了。
　　我又去縣政府，想獲得一點近兩年的信息。老的縣政府辦公樓已被推倒，在原地基上挖了一個巨大的方坑，堆着石子、黃沙、鋼筋、木材等建築材料，這兒即將建造一幢新的縣政府辦公大樓。縣府首腦的臨時辦公地點設在一長條牌樓式的二層走廊上，一間間辦公室的門框上方掛着寫有“耿西姆辦公室”、“李世川辦公室”等縣太爺大名的小木牌。所有父母官的辦公室大門都上了鎖，透過玻璃窗可看見辦公室里的大寫字桌，桌上放着的檯曆、筆筒、文具盒等辦公用品，以及，每張辦公桌上都必不可少的一面小小的五星國旗。我在壤塘縣城滯留期間，每天往這兒跑上一兩趟，想拜見一下這兒的父母官，可是，最終沒能如願。也許，縣太爺們都下基層了？
　　有一天，我忽看見在一間掛着“政府辦公室”小木牌的辦公室里坐着個胖胖的漢人，正在敲打一隻式樣新穎內置光驅的筆記本電腦。他的年紀在四十歲左右，穿一件深藍色風衣，臉上氣色不凡。一種直覺告訴我，這人肯定不是當地人，而且有點來頭。辦公室的門開着，我就走了進去。聽他一開口，就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話。果然，此公是國家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的官員，從北京來這兒調查高原病的，該項目且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定的資助。他已在這兒呆了幾個月，還給他掛了個副縣長的虛銜呢。跟他從電腦談到佛教，發現倆人居然有不少共同語言，真是一件快事。
　　這時，縣府辦公室有個人來向他請示：任副縣長，路已塌了好幾天了，怎麼辦？
　　他說，弄個車，去現場看看吧。
　　我問他，你在這兒真的也管行政上的事？
　　他說，有啥辦法呢，縣府的頭一個都不在，別人來問你，你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搖了搖頭又說，其實，這地方平時有啥個屁事。
　　來了部北京吉普。我說，我跟着去看看，行不行？
　　行。他一擺手說。上車吧。
　　塌方處離縣城三四公里，吉普車開上五六分鐘就到了。一面是山，一面是河，在公路的拐彎處，有一段路面整個塌到河裡去了，要打通公路，就必須緊貼山坡重新刨一段路出來。工程浩大，若沒專用施工機械，光靠手挖肩挑，不知要干到哪一年呢。他告訴我，有一年，也是在這拐彎口，整個山坡塌下一大塊，把河道都堵住了，人簡直無能為力，後來是靠着水流的力量，慢慢把堵住的泥塊沖走了。那次大塌方，兩個月沒通車。
　　我問，這次要多久才能打通？
　　“這次塌得不厲害，把施工機械調來，幾天就行了。”他說等路修通了，他有事要去成都呢。
　　我問，通訊恢復啦？
　　“縣裡可用無線電跟州里聯絡。”他說。
　　隔開水流遄急的杜柯河，對面公路上停了一長溜大卡車、小卡車、拖拉機、麵包車、大客車……車子進沒法進，退沒法退，夠嗆。乘客乾脆下了車扛着包從山坡上繞過塌方的那段路，步行進縣城。有的摩托車手，膽子大得很，請人幫忙，前面一兩個人拉，後面一兩個人推，哼噦哼噦把摩托車從山坡上翻過來，到了這一面的公路上，騎上座椅，油門一擰，嗚嗚，很瀟灑地進城去了……
　　去縣府宗教局拜訪了德木袞局長。這位穿西裝的藏族漢子，是解放後黨一手培養起來的根正苗壯的幹部，五六十年代從大隊幹部一直當到公社黨委書記，那時他才二十幾歲。“文革”中被作為“走資派”批鬥了好些年，曾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來。“文革”以後，官運重續，先在縣裡當文教局長，後改行當了宗教局長。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的是，他這位以信奉無神論自喻的黨的宗教局長，兒子卻不顧他的反對跑到色達五明佛學院出家為僧，現在已成為如意寶大法王晉美彭措氅下一名很得力的堪布。
　　聽德木袞講講壤塘幾十年的過去和現在，還是很有意思的。
　　“壤塘這個地方，太窮啦。六十年代，這兒餓死了很多人，眼看一個人好好地站着，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儘管這樣，還不准你說肚子餓，否則要挨批。”
　　“我當公社黨委書記時，吃食堂，幾個人合住一個屋子，肚子餓時，可以燒點水喝，但不准燒飯。山上有野果子，但不能采來吃，否則就是‘資本主義’。每人可養一條牛，多餘的要交給集體，否則也是‘資本主義’的‘尾巴’。”
　　“沒有路，交通不便，那時森林還沒砍伐。”
　　“文化大革命時，學大寨，學小靳莊，每天十個工分，到年終結算，不到五厘錢！”
　　…………
　　這真是壤塘歷史上沉重的一頁。
　　這一頁總算已被翻過去了。
　　現在的壤塘，窮，還是窮，被國務院列為全國最窮的二十三個縣之一，而且在這二十三個縣的排名榜里，據說也是倒數的。但是，畢竟已經有了不少新的氣象，象縣政府去年完工的宿舍樓，五層樓高，外牆釉面貼磚，大塊茶色玻璃窗，看上去就很有氣派，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新蓋的賓館呢。房租也便宜得很，每月不到十塊錢。
　　新的政府辦公大樓，正在建設之中，看樣子一定會蓋得更有氣派更漂亮的。
　　越來越多的藏人告別了原有的半原始的生活方式，現今全縣吃國家俸祿的已有二千多人，超過全縣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財政負擔自然也不輕，聽說全縣財政赤字已達二千多萬元。
　　為改造縣大街上一段經常阻塞的下水道，因資金缺乏，全縣動員，義務勞動。這是我從招待所黑白電視機里偶爾看到的一個鏡頭，我當時確實很驚訝，這個窮得叮噹的縣裡居然也有了有線電視節目的製作和播出手段了！
　　某部門的一部北京吉普車，因經費缺乏，已有十年沒交養路費和換牌照了，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黑車”。在壤塘的領地上開開沒問題，去外地，只能偷偷摸摸地跑。被抓住怎麼辦？抓住，那就把車交給他們得啦。罰款？沒錢！在這兒，這不是個別的。
　　我問德木袞，你自己到底信不信佛教？
　　他不肯爽爽快快地正面回答。”你知道，我是共產黨的國家幹部，相信無神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對什麼唯心主義啊，死後靈魂不滅啊，等等，我當然是不能相信的。但我個人認為，佛教裡面有科學的東西，有一定的道理，你也不能把它同封建迷信等同起來……“
　　“人死後，請活佛念頗瓦經，死者的頭髮會掉下來，這你見過沒有？”我問他。
　　“這當然見過。”他回答得很爽快。“我的父親，是八六年去世的，七十四歲，他去世前就對我說了，等他死後，要請某某活佛來為他念經超度。對父親的這一要求，我當然不能不答應啊。父親死後，就把那位活佛請來念經，活佛一面念一面往頭上撒細砂，結果頭上掉下一鬏頭髮。活佛說，他的靈魂已經跑出往生了。”
　　“掉下的頭髮有多少？”
　　“象一個銅錢那麼大。”
　　“是不是每個人死了請活佛念頗瓦經都會掉頭髮？”
　　“喔，那可不一定。如果活佛的功力不夠，頭髮就不會掉下來。”
　　“你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呢？”
　　“這個，是呀，是呀……”
　　這位共產黨的宗教局長，對佛教的態度，可以說是又信又不信。說他信，他畢竟生於斯長於斯，從小受到佛法的薰陶，漢地很多人認為“不可思議”的事，在這兒就沒什麼“不可思議”的，一切都明白得很，有什麼不可信？但他畢竟又在很長時間裡受到另一種教育，更別說還有組織紀律的限制和約束，在很多時候和很多場合他不能不說他不信。信與不信在他身上交織在一起，只要不去細想，往往也就相安無事，但若仔細想想，有時就越想越糊塗了。你說你信無神論，那顯然就把佛教歸入有神論羅？可佛教自身卻從來不講神的啊。即便被後世奉為佛教祖師爺的釋迦牟尼，他也是個實實在在的人而非神話中的神啊。佛陀不僅不認為自己是個神，他也不要別人把他看成一個神。他承認自己是個“佛”。何謂佛？在古梵語裡，“佛”這個詞的意思就是覺者，就是覺悟了的人。覺悟了什麼？就是真正認識了宇宙和人生的本質與真諦嘛。這樣的“佛”有什麼不好呢？而且釋迦牟尼還告訴他那個時代的人，根據他的切身體會，只要按一定的方法好好修行，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一個覺者，也就是說，人人都有可能成佛。若真的人人都成了佛，那世界上還有什麼貪嗔痴？還有什麼戰爭、欺詐、搶劫、掠奪、奢侈浪費、官僚腐敗……？別說人人成佛，只要人人都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今天的社會也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了……有些事，實在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乾脆就不去想它吧……
　　在壤塘，貧窮與發展、變化也交織在一起。
　　壤塘的覺囊派教法，源於南印度聚米塔而直接得自於西藏覺囊寺的傳承。從冉那西日在瞻巴拉的大草灘上建造起壤塘寺，經嘉哇桑格、羅主南甲、阿旺·丹增南甲等覺囊派大師的繼往開來，生生不息，脈脈相續。曾幾何時，當七百年前創建西藏覺囊寺的更蚌·圖吉宗哲著《六支瑜伽大釋》時，各種各樣的瑜伽修持術在藏地傳播甚廣，瑜伽大成就者亦比比皆是，而時至今日，除了覺囊派的修法外，各種各樣的瑜伽傳承多已中斷或變得零落不全。至於時輪金剛的完整傳承和修法，到今日更是成了壤塘覺囊派一支獨秀的專利。就如上壤塘的噶爾旦活佛說的那樣：在這一傳承過程中，從釋迦牟尼到香巴拉到印度到康藏到壤塘，從未斷過，傳承很純潔，歷代祖師個個精通顯密、戒德高尚，保持了法的純潔性、完整性。從那以後到現在，我們是這一法的繼承者和後代。
　　何以至此？原因很多，其中有兩點因素是不可忽視的。其一，地理位置上的封閉性。壤塘地處青藏高原東端，四周群山環抱，森林密布，自古交通不便，人跡罕到，這樣的環境自然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擾。其二，跟世俗法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覺囊派在密宗里是個小派，而且一度受到五世達賴的壓制，不管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也好，或是出於修持本身的需要也好，遠離世俗，使它更易於保持法的純潔性和完整性。這兩點因素，一個客觀，一個主觀，結合起來，使覺囊教法得以純潔完整地傳承至今。
　　但必須看到，在本世紀下半頁，壤塘的覺囊派遭受了藏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猛烈衝擊。首先，砍了森林修了路，泥石道路的質量哪怕再蹩腳，地理上的封閉狀態被打破了。而“文革”風暴，寺廟、佛像、佛塔全部被毀，僧侶不准念經拜佛，則是末法時代世俗法毀佛滅法的登峰造極的大劫難。儘管“文革”已經過去，黨的宗教政策正在落實，它對藏地佛教造成的巨大損失是難以彌補的。
　　比較起來，壤塘的經濟狀況，半個世紀來雖有發展，比西藏、青海仍要差得多，這固然不值得誇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對於覺囊密法的保存和傳承，則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占全國面積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歷史上大致分為後藏、前藏、朵康等幾大塊，以今日的行政區劃來分，則可分為西藏自治區全部、青海省全部及四川省西北部這三大部分，以及劃給甘、滇兩省的小塊面積。西藏，由於它是地廣人稀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對國家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政府對它採取了優惠的扶持政策，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很快，公路通達四方，飛機直航成都、北京等大城市。自治區首府拉薩街頭，商店林立，廣告滿天，莊嚴神聖的布達拉宮前車水馬龍，好不熱鬧，到了晚上，主要的大街上霓虹閃爍，下半夜一兩點鐘有的卡拉OK舞廳尤狂樂震耳。青海省，由果洛、玉樹、海南等七個藏族（蒙族）自治州組成，用青海人自己的話來說，是個“不是自治區的自治區”，國家對它也實行一定的民族優惠政策，鐵路早已連通全國，近年經濟發展也頗神速，西寧的夜市，西大街、東大街和東關大街上燈紅酒綠，車流不斷，盡顯一派現代都市風采。唯有隸屬於四川省的這一大塊青藏高原，分為阿壩與甘孜兩個藏族自治州，其經濟發展主要由四川省自己調劑解決，但擁有一億人口的農業大省自顧不遐，哪裡還有多餘的錢來餵這一大片窮得響叮噹的高原蠻土呢。這就難怪，包括壤塘在內的阿壩藏族自治州已成今日全國最窮的地區之一。窮，對密法的修持者來說，不足懼，在壤塘的閉關房裡，幾袋糌粑粉，一襲破僧袍，足以打發三年時光矣。反過來，若你的耳旁日日響徹卡拉OK的狂歌勁曲，你的眼前時時晃動彩色電視機里的誘人廣告，你的鼻子裡常常嗅到婧女佳麗的脂粉香氣，你能保證有足夠的定力做到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嗅而無味嗎？
　　前年我去過的色達五明佛學院，漫山遍野搭滿簡陋的小木屋，不少西藏、青海的喇嘛也去那兒學法修行。不少人認為，那兒已成為今日藏地一個修學佛法的中心。
　　我不免有點擔心，當我把壤塘這塊今日東方香巴拉的聖域介紹給廣大讀者時，到底會給壤塘帶來什麼？我可不希望有大批旅遊者、探奇者以及懷有各種各樣個人目的的人蜂擁而至攪碎了那個地方的安寧。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安靜而不受污染、干擾的地方已實在不多了。覺囊派的法王雲登桑布上師對此也已說得很清楚：對於根基較正、真正看破紅塵想去那裡修學密法的人，他是歡迎的；而對那些為了獲得世間財富和名譽去那裡修學點神通的人，他既不欣賞也不歡迎。
　　滯留壤塘縣城一個星期了。我在街上轉悠。轉來轉去，就這麼點地方，空空蕩蕩沒幾個顧客的民族百貨大樓，影院門口寫着晚上放映《男與女》等兩部錄相片的廣告牌（票價3元，特地註明”兒童不宜“），生意冷清的小吃店、小雜貨鋪……
　　傍晚，在街頭看到一輛濺滿泥漿的北京吉普，從牌照看，是從青海來的。空車。我一面在街上轉，一面留意着這輛車。不一會兒，見有人拉開車門，我趕緊跑過去。那人是到車子上拿點東西。我問他，你們的車子是從青海來的吧？
　 “是的。”
　　“去哪？”
　　“路不通，哪也去不了啦。”這位六十來歲的藏族漢子能說一口蠻流利的漢語。
　　我跟他攀談起來。他叫普阿它。這輛車是四天前從青海同仁開出的，途徑瑪沁、甘德、達日等地，今天一大早從班瑪開出，過杜柯河友誼橋進入四川省阿壩州。前些日子老下雨，路上不好開，有個地方水深一米，架了十幾根木頭，車子從木頭上開過去，有段路九十公里，正常情況下兩小時可到，可實際上開了九個小時……這輛車，是要把同德與古德兩所寺院的主持夏日倉村活佛送到色達的天葬台去。很可惜啊，夏日倉村活佛是藏區一個大活佛的轉世，才二十三歲，在當地威信挺高，他去外地的一所寺廟坐了幾個月經，回來時，等了兩天沒有車，就搭了一部拉木頭的卡車，不料半路上車子翻下山，司機和活佛不幸身亡，活佛的伺者至今下落不明……
　　我這才注意到吉普車的前座上蒙着紅布，那一定是讓過世的活佛坐的吧。
　　“活佛呢？”
　　“下午到了壤塘，發現通往色達的路斷了，我們就僱人把活佛從山坡上背到對過，請對面的一部車子把活佛先送到色達去，我們等路一通，也馬上趕過去。”
　　正說着，開這輛車的王司機和另一個名叫萬洚的同行者也來了。
　　我問普阿它，能讓我搭他們的車去色達麽？
　　普阿它想了想說，如果已過世的夏日倉村活佛坐在車上，那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讓別人搭車的，現在，既然活佛已經下了車，你跟我們又正好是同一個方向的，那就一起走吧。說不定這也是一種緣份呢。他問清了我在招待所的房間號碼後說：“等什麼時候路修通了，我們馬上就走。”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傳來好消息，縣城外塌垮的那段路修通了。在縣府招待所住了七天，終於可離開這裡了。青海吉普車載着我和普阿它等人離開壤塘，一起直奔色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