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末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和宮苹夾在一幫女同學中興高采烈地去華都照相館照畢業像。升學考試在即，再過兩三個月，同窗六年的同學們就要考入不同的中學，各奔東西了。

照相館擠滿來自各個學校的女生，以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迫使四五個男生受氣包似的靠在一個旮旯里。和藹的攝影師顯然對女孩子成幫結夥嘰嘰喳喳司空見慣，不但耐心地教每個人擺姿勢，有條不紊地給我們一一拍照，並且居然滿足了我的好奇，讓我鑽進蓋在照相機上的黑布簾里去看鏡頭裡倒掛的人像。這東西太神奇了！我驚嘆着，更加堅定了要當一個攝影家的理想。離開照相館之前，我們每人加洗了二十張尚未看到效果的照片，準備告別時與同學交換留念。

過了不多久，我的照片還沒發完，也尚未收齊班上所有女生的照片，一場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便震撼了中華大地，隨即，“停課鬧革命”的指令像一個無影無形然而沒人能與之抗衡的冷麵鐵將軍封鎖了全市小學校的大門。一時間，造反有理的紅衛兵掌控了運動的主動權，“破四舊”之風席捲全國的每一個角落，成分不好的人紛紛面臨抄家。

同學中，宮苹家第一個被紅衛兵光顧。

抄家那天，院裡的孩子爭相去看熱鬧。我卻躲在家裡，像是做了錯事。他們回來後在院子裡興奮地描述抄宮苹家的時候看到的情景時，我把收音機的聲音擰得大大的，讓廣播裡“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歌聲和口號聲蓋過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議論。為什麼這樣做？自己也說不清，就是不願意聽。

錢薇去北大荒以後，我只能把關於錢薇的一切，像一塊心愛的紗巾一樣，摺疊得整整齊齊，保存在記憶的櫥櫃裡，希望有朝一日取出來，這塊紗巾會依然美麗適用。在這一天到來之前，宮苹替代了錢薇的位置。儘管，宮苹與錢薇在性格上簡直就是天壤之別。比如，曾經有同學說錢薇的名字跟宮苹的名字顛倒了：錢薇長得像個紅蘋果，應該叫苹，而洋氣十足的混血兒宮苹應該叫薇。宮苹付之一笑，錢薇卻不依不饒反詰道：“你長得像個金絲猴兒，應該叫什麼？”

以前，我覺得漂亮的宮苹命真好：她爸爸是個有名望的醫生，心血管方面的專家；她媽媽是個把中國話說得怪裡怪氣的高鼻子、藍眼睛、褐色頭髮的國際友人，我叫她雪莉阿姨，她也是醫生。宮苹說她媽媽是蘇格蘭人，出身於清貧的礦工家庭，全憑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才走出了貧困的礦區。我這人，沒事就喜歡看地圖——中國的、外國的，逮着什麼看什麼，知道蘇格蘭是英國的領土，於是說：“蘇格蘭不是國家，應該說你媽媽是英國人。”她反駁道：“蘇格蘭人不喜歡稱自己是英國人。因為，蘇格蘭曾經是獨立的國家。英國多次發起戰爭，吞併了蘇格蘭，蘇格蘭人心裡對英國積怨很深。”

宮苹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他們三個長得卻不像一家人。姐姐幾乎完全是個中國人的模樣——膚色微黃，頭髮又黑又直，眼睛既不圓又不大。要不是她那高鼻子的提醒，一般人不會萌發她是混血兒的猜測。弟弟則長了一張不折不扣的洋人的臉——高鼻子、藍眼睛、褐色捲髮和白得透明的皮膚。

姐姐和弟弟的長相各有千秋，而造物主對宮苹最是情有獨鍾，將她塑造得別有韻味：身材高挑，瘦而不弱；精緻的雙眉，深深的眼窩；又密又長的睫毛下，嵌着一對靈動深邃的秀目，挺直的鼻梁上跳躍着幾顆可愛的雀斑。她的膚色是中國人喜歡的那種白，白得健康、白得乾淨、白得實在。宮苹的美是甜甜的，耐看的，是令人賞心悅目的。宮苹沒有辜負造物主的青睞，她是那種特別聰明特別優雅，老師欣賞、同學欽佩的好學生。在班上，她是學習委員；在學校合唱團，她是領唱；在紅領巾廣播站，她是主要播音員。她還會彈鋼琴、拉手風琴。宮苹家獨住一棟三層小洋樓，她和姐姐、弟弟都有各自的臥室。全校的學生都算上，她的衣着總是最合身最好看。再丑再邋遢的同學走在她旁邊，都能被她的洋氣“照亮”。

可是現在，唉，陰陽頭……狗崽子……我覺得宮苹實在是太倒霉了。

心裡雖然惦記着宮苹，可我拿不準該不該去找她。不知道該說什麼，要是安慰她，自己是不是就跟反革命家庭的人同流合污了？要是不說安慰的話，那跟她說什麼呢？

一天上午，聽說商店來了衛生紙。每次買衛生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去，總是叫上宮苹和慶慶，一個人不好意思做的事有了伴兒便有點兒底氣和膽量了。衛生紙缺貨一個多月，家裡的庫存快用光了。我趕緊去找慶慶，不料，慶慶不在家。我怕等慶慶回來衛生紙也賣完了，只好去找宮苹。

以前，放學回家路過宮苹家，總喜歡在她家院子逗留一陣子。

前院左手邊有兩間平房裡住着同校的柳雲琴一家八口，我和宮苹習慣叫柳雲琴的小名：琴子。

琴子長得貌不驚人，長臉、細眼，直鼻、闊嘴，倒也不乏乾淨整齊。可她左邊臉靠嘴角處，有一塊頗為顯眼的兩厘米長的疤痕，學校里調皮的男生給她起了個外號叫“疤瘌臉”。琴子原本比我們高一級，可六年級時她蹲了一班，留到我們年級。品學兼優的宮苹和蹲班生的她關係甚好，我跟琴子同在學校舞蹈組關係也不錯。琴子在家是老大，下面有好幾個弟弟，家務事比誰都多，我和宮苹時常去幫她一把。人多力量大，做完家務事，要麼一塊兒去玩跳皮筋什麼的；要麼上宮苹的練琴室，我們倆練舞，宮苹給我們伴奏。

我和琴子都屬於那種沒有舞蹈天賦、樂感不過一般般的孩子，只不過愛跳、認真，又有宮苹給我們提供的隨着音樂練舞的機會，所以才能在校舞蹈組確保我們的位置。

一條鋪着灰色方磚、搭着葡萄架的走道通向宮苹家住的里院，開闊的庭院裡滿是彎曲的松樹、繁茂的楊樹和舒展的丁香。宮苹的爸爸喜歡栽花養魚，花壇前面擺着兩個大金魚缸。宮伯伯特別喜歡養一種通身蒼白、只在頭上戴着一頂紅帽子的鶴頂紅，魚缸裡面游着大大小小這樣的紅帽子金魚。在我看來，已經略微歇頂的宮伯伯挺顯老的。他話不多（在這一點上，宮苹隨她爸爸），很和善。不管孩子們玩兒起來怎麼咋呼，他從來不嫌鬧得慌，總是聚精會神地或是給他的金魚換水餵食兒，或是給他的花兒澆水拔草。要是孩子們聚攏過來看他擺弄愛物，他會笑眯眯地說：“花兒和魚兒是一樣的，想要它們漂漂亮亮的是要下功夫的。”

才幾天沒來，這個我熟得不能再熟的院子已面目全非了。原本整齊幽雅的庭院，如今一片狼藉。花草和灌木被挖出來扔在一邊，已經枯萎發黃，花盆、魚缸之類器皿的碎片隨處可見。那些紅帽子金魚哪兒去了？淺黃色的三層小洋樓坐落在青天白日大太陽下，卻似乎是被籠罩在陰霾之中。白紙黑字的封條交叉着鎖住了小樓正面兩扇鑲着花玻璃的門，樓里寂然無聲。

怎麼辦？

此番景象使得我想看見宮苹的心情更加迫切。我繞到小洋樓背後的後門，敲了兩下，小聲緊張地叫了一聲“宮苹”。

宮苹好像是在等待我的呼喚，立刻就開門出來了。門一開我就看見宮苹身後的屋裡，宮伯伯躺在地鋪上，本來不多的頭髮被剃得亂七八糟。

我亂了方寸，語無倫次：“商店來衛生紙了，你們家衛生紙還有嗎？”

宮苹面色蒼白、神色黯淡，生硬地說了句：“我們家還有。”就把門關上了。

我自己去買了衛生紙，慌裡慌張跑回家，腦子裡一片空白。

下午，我在家看書。一本舊得發黃的豎版《鏡花緣》攤開在面前，目光徒然地在字裡行間移動，腦子裡卻連個標點符號也裝不進。宮苹家院子裡的情景、宮伯伯躺在地鋪上的模樣、宮苹失神的眼色和冷漠的態度在腦子裡匯成一池迷茫的水。水漸漸漫過池沿，溢出眼眶。我呆呆地坐着，淚眼迷離，一時間竟像是被一團濃霧籠罩，無所思、無所想，不知身在何處。

忽然，院子裡一陣紛亂，錢薇和蔣阿姨搬走以後住進她們那間屋子的阿春拍着我家窗戶，興奮地喊：“小麗，去不去瞧瞧？抄臧海凝他們家呢！”說完，跟着眾人跑了。

我沒理會阿春說的是什麼，但孤寂的心總算是被她從迷霧中拽了出來，掏出手絹抹去臉上的淚。書頁上有一小片洇濕，我用手絹在上面輕輕摁了摁，找到剛才在恍惚中讀過的地方，接着往下看。過了一會兒，不知什麼緣故，臧海凝的名字突然蹦進腦袋裡，一股火燒火燎的衝動一把將我從桌子邊扽起來、推出門去。

臧海凝家院門口圍着一大群看熱鬧的人，我踮着腳從人們的肩膀上往院子裡張望，什麼也看不見。愛看熱鬧的人多是極有耐心的主兒，也是些心存僥倖、幸災樂禍、愛嘮嗑、愛傳話、擅長意會故事的人——萬一能看見什麼稀奇的事呢，不是又有新的聊資和話題了？我愛看熱鬧卻沒耐心。加上心裡還惦着《鏡花緣》裡多九公一行三人和那隻人頭豬牙的大鳥。正想着反正什麼也看不見，還是回家看書去算了，忽然，人群向兩邊閃開，幾個神色嚴峻的紅衛兵從院子走出來。

接着，院子裡傳出一個男孩大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清晰洪亮的聲音：“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想了想，不明白，這段語錄在這兒指的是什麼呢？誰代表群眾？誰代表黨？紅衛兵好像既代表群眾也代表黨呀。

抄家的越來越多了。從天明到天黑，街上的宣傳車和遊行隊伍，伴着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口號聲以及撼人心魄的最高指示朗讀聲，一批接着一批；胡同里抄家的紅衛兵吵吵嚷嚷大搖大擺地進進出出。大人小孩奔前跑後地看熱鬧，嘴裡都下意識地哼着同一個旋律：

拿起筆做刀槍，

集中火力打黑幫，

誰要敢說黨不好，

馬上叫他見閻王。

胡同里和院子裡的孩子們精力充沛得像渾身通了電，奔走相告胡同里哪家被抄了，哪家的資本家老婆自殺了，哪家的“破鞋”被群眾專政、遊街，脖子上掛了一串鞋子，“砸個稀巴爛”成了每個人的口頭語。目睹一場“大革命”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那無以倫比的壯觀場面，那排山倒海的雄渾，一下子就把孩子們的心帶野了。連大人都沒工夫揣摩這場運動的收尾處會是光彩奪目的彩虹還是遍地瓦礫的廢墟，何況一幫心浮氣躁的孩子！

我問媽媽，不是說文學藝術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嗎？為什麼紅衛兵把歷史上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東西都給砸了？媽媽非但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反而說這樣的問題很危險，千萬不要去問任何人。

進入秋季，抄家活動似乎進入尾聲，可我家卻突然來了十多個戴着紅袖章卻不乏文質彬彬的大人。

“我們不會把你家搞亂，只是要看一看。”為首的叔叔嚴肅地對我說。

同院的孩子圍在門外看熱鬧，還好外院的孩子沒有聞風而至。

李大娘過來探了一下頭，對孩子們說：“有什麼好看的？去去去，都回家去。”

孩子們怏怏地走開了。

我的心緊縮成了個拳頭，咚咚地敲着沒有節奏的鼓點：謝天謝地，爸爸媽媽不在家，要是撞上了給他們剃了陰陽頭更丟人。胡同里那些被抄家的都跟宮苹家一樣，非常富有。我家只有幾件簡單的家具，除了碗櫃、飯桌和凳子，大件的立櫃、書架、木板床都是公家的，有什麼可抄的？我能覺出來臉上的皮緊繃得發疼，嘴唇也幹得難受。那些大人打開、關上每一個抽屜和櫃門，他們跪下身去，打着手電向床底下搜尋。他們還用帶來的木頭棒子，仔細地敲打天花板、牆壁和地板。

真是沒什麼可翻的，不到兩個小時，那些人就撤了。

這算抄家嗎？我有些不解：這些人不像外面那些紅衛兵那麼耀武揚威，家裡沒有被砸得一塌糊塗，也沒人出我的洋相。可是，這不是抄家是什麼！哎呀糟了，爸爸媽媽出問題了。我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們要是反革命，我怎麼辦呀？

看樣子，抄家沒抄出可疑的東西，當天晚上，爸爸就從學習班出來了。

晚飯後，爸爸要求開家庭會議。爸爸、媽媽和我一起背誦了毛主席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之後，爸爸解釋說，部里的紅衛兵抄我們家是由於他有一個從未謀面、長他二十多歲同父異母的哥哥。這個人，是個國民黨。

爸爸叮囑我：你知道就行了，別跟任何人提這件事。我當然不會，我不是個嘴嚴的孩子，但這件事非同小可，我絕對不會告訴任何人的。院子裡的孩子們議論過，說“文革”以來，好多過去自己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被揭發出來了，這顯然是聽他們的家長們說的。也許，他們這話就是沖我說的，當時我還蒙在鼓裡呢。

以往，爸爸很少提起老家的人和事，從他流露出的一星半點話頭裡，我知道爺爺和奶奶前些年去世了，但爸爸家裡還有什麼人？爸爸的這個哥哥是跟國民黨跑到台灣去了，還是被抓起來關在中國的監獄裡？活着還是已經死了？為什么爸爸會一輩子沒見過自己的哥哥？

我還沒來及想好怎麼問爸爸這些問題，媽媽先開口了：“現在學校不開課了，你不能一天到晚地瘋玩。雖然你是個小學生，也應該參加運動。實際上，參加運動本身就是最好的學習。我看，公共汽車上有你這樣的小學生讀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很好嘛，你也可以去啊。”

我見過小學生在公共汽車上念語錄、唱歌，總覺得那是些愛出風頭的孩子熱衷的事。

我悶着頭沒表態。

見我不作聲，媽媽說：“你去找你那幾個同學，宮苹、宗慶慶和那個叫琴什麼的，一起去嘛。”

粗心的媽媽天天在胡同里出來進去，竟然沒有注意到宮苹家早就被抄了。不過，這倒是個好主意！可是……前兩天發生的一件事浮現在我眼前。那天，我正跟院裡的孩子閒聊，隔壁院兒傳來一陣喧譁，我們都跑過去看熱鬧。出乎意料，這次不是抄家，而是柳雲琴穿着一身自染綠軍裝，手裡攥着一條帶銅頭的解放軍腰帶，厲聲喝問七歲的小雙為什麼用有毛主席語錄的報紙擦屁股。瘦弱的小雙低着頭，縮着肩膀不吭聲，一臉不知所云的惶恐。小雙家前段時間被紅衛兵抄過，抄家的走時交代過要胡同里的鄰居們嚴密監視反革命家庭的一舉一動。

停課以來，有些人變得跟原來不一樣了。比如，我們院的向紅紅。她爸爸在我們院是幹部家長中級別最高的，她從小功課平平，考了個特次的中學。以前她不因她爸爸級別高而傲慢自負目中無人，在院裡人緣挺不錯的。可現在，她當上個紅衛兵頭頭，不但不跟院子裡這幫孩子一塊兒玩兒，見了面，連個招呼也不打。每天，一撥又一撥戴着紅袖章的紅衛兵來找向紅紅，她帶着他們不是抄家，就是上大街破“四舊”，出來進去一路小跑，可忙活了。

前幾天，我在東單大街看見一家理髮館門口圍了好多人，便從人縫裡擠進去看熱鬧。結果，看見向紅紅和一幫紅衛兵圍着一個倒在地上的三十多歲的男人，又是叫又是罵，又是踢又是踹。那個人捂着磕破的腦袋，滿臉是血，藍制服也被撕豁了，我嚇得趕緊又從人縫裡往外鑽。第二天，我聽見向紅紅得意洋洋地跟幾個來找她的紅衛兵炫耀她如何帶領一幫人消滅了一個反革命，聽得我毛骨悚然。

柳雲琴也變得跟向紅紅一樣了。有可能，她還在嚴密監視宮苹家人的一舉一動呢。算了，躲着她，只找宗慶慶和宮苹吧。

慶慶的爸爸是正師級，她家就住我們院對門的軍部大院裡。錢薇消失以前就跟慶慶一個班。從一年級開始，上學放學總是錢薇、宮苹、慶慶和我，四人同來同往。後來錢薇走了，我們仨老習慣不變，仍舊同往同來。

慶慶一口答應跟我一起到公共汽車上念語錄，還說，這些日子在家裡待着特沒勁，到公共汽車上念毛主席語錄總比在家憋着強。慶慶一點兒也沒有因為我家被抄而不願跟我一塊兒玩的意思，也許她都不知道我家發生的事，要麼就是大大咧咧的慶慶沒把抄家當回事——這年頭不把抄家當回事的人不多！

我故意磨蹭到天快黑了才去找宮苹。按照如今的新說法：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我琢磨着，老鼠打洞都是在夜晚進行的嘛。

宮苹家藍灰色的院牆上赫然貼着“堅決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宮易閔”（宮易閔那三個字是顛倒寫的，還畫了大叉子）。門上貼着的“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大標語還像前幾天那麼醒目。這些日子，來來回回從宮苹家門口走過不少次，這會兒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不知道寫大標語的人過於匆忙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標語的感嘆號的那個點寫得像個不傾斜頓號，像從那一豎上掉下來的一滴眼淚或是一滴血。

我慢吞吞地跨進左邊那扇大門上開着的小門，院子籠罩在灰色的遲暮里，靜靜的。前院大門口柳雲琴家的人都不在，我暗自慶幸。

我探頭探腦地進了後院，然後躡手躡腳地向後門走去。拐過房角，眼前的一幕令我驚恐地把手捂在嘴上“啊”了一聲：後門開着，屋裡沒有燈光，門口擺着一輛手拉的平板車。車上躺着一個人，從頭到腳捂着一床棉被。雪莉阿姨正從屋裡出來，頭上戴着一頂藍帽子。儘管天色將黑，仍然可以看見她藍帽子下面兩個月前剃掉了一半還沒長齊的頭髮，我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滋味。雪莉阿姨後面跟着面色憂鬱的宮苹和奶奶，奶奶臉上寫滿了悲愴，手裡牽着抽泣的小弟弟，看見我，她們都露出吃驚的表情。

“怎麼啦？”我心中一陣慌亂，不禁後悔自己的冒失。

宮苹紅着眼圈帶着哭腔說：“我爸……”她說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八九，竭力抑制住心頭的戰慄。

雪莉阿姨說：“小麗，你先回家吧，有什麼事，過兩天再來找苹苹。”

我鎮定下來，固執地說：“雪莉阿姨，我能幫忙嗎？”

雪莉阿姨說：“你還是回去吧。這兒的事兒得我們自己處理。”

我沒動窩，宮苹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雪莉阿姨沒再說什麼，走到平板車前不易察覺地抹了一下眼睛。她把車幫子上的一條挎帶套在右肩，兩手攥住拉槓，看她誇張笨拙的動作就知道從來沒拉過平板車。宮苹站在平板車後面準備好推車。雪莉阿姨彎下腰使勁拉了一下，宮苹沒有準備好同時使勁兒，平板車紋絲沒動。

我連忙擠到宮苹旁邊，“來，一、二、三。”

三人一起使勁，平板車的軲轆開始吃力地向前滾動。這平板車剛起步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走了幾步後，藉助慣性，感覺力量均勻省力些了。

雪莉阿姨也說：“走起來就好了。”

奶奶拉着小弟弟跟在我們身後囑咐說：“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哎。”宮苹乖乖地答應了一聲。

雪莉阿姨又催促說：“小麗，你回家吧。有苹苹幫我推着就行了。”

我說：“沒關係的，反正我回家也沒事兒。”

“不是的，讓別人看見你跟我們在一起不好，你懂不懂？”雪莉阿姨的中國話說得怪腔怪調的，可意思表達卻很準確。

“咳，”我說，“我們家也被抄了。”語音裡帶着同病相憐的憂怨。

雪莉阿姨“哦”了一聲。

宮苹愕然地看着我。

奶奶低聲說：“作孽喔。”

走到通向前院的過道，雪莉阿姨的腳步放慢了，有些遲疑。

我會意，“我來的時候她們家沒人。”

雪莉阿姨說：“苹苹，去把大門打開。”

宮苹急走幾步，趕在雪莉阿姨前面，打開了大門。

奶奶在後面說：“你們走吧，我來關大門。”

走在胡同里，我和宮苹都默默無語。我低着頭推着平板車，緊盯着向後退去的地面，不敢往平板車上看，不敢想被子底下是已經停止了呼吸的宮伯伯，更不敢想宮伯伯是反動學術權威。我害怕碰上熟人，害怕有人看見雪莉阿姨會喊打倒她的口號，害怕有人管宮苹叫狗崽子，弄不好還把我也給捎帶上。天馬上就全黑下來了，我安慰自己：出了胡同就好了，出了胡同就沒人認識我們了。心裡這麼想着，手上使勁推着，兩條腿緊捯。

胡同口聚着一幫男生，還離得老遠，其中一個故意大聲說：“喲，那不是咱們學校的高鼻子起重機嗎？”

另一個孩子應聲說：“沒錯兒，就是她。”

“高鼻子起重機”是學校里討厭的男生給宮苹起的外號。

其他男生也跟着起鬨架秧子：

“牛鬼蛇神小爬蟲出籠嘍。”

“打倒反動學術權威！”

“洋鬼子不投降，就叫她滅亡！”

“美國佬滾出中國去！”

我的心雖然怦怦地跳，居然還顧得上暗暗嘲笑：真無知！外國人不都是美國人。

雪莉阿姨加快了腳步。我不敢看宮苹，可是能感覺到宮苹的頭埋得很低。

當我們從這幫孩子身邊走過時，又一個孩子用陰陽怪氣的聲調模仿宮苹：“新竹胡同小學紅領巾廣播電台現在開始廣播。”

其他男生哄地笑起來。

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股勁，我猛地抬起頭來給了他們一句：“笑死一群牛！”

“你媽逼，瞅你丫那操性。”一個聲音回罵。

另一個聲音罵道：“傻逼，找抽。”

宮苹抓住我的胳膊搖了一下，低聲說：“別理他們。”

雪莉阿姨也轉過頭來，安慰地說：“算了，小麗，別理他們。”

我余怒未消，轉過頭來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幫還在一口一個“傻逼”、“狗崽子”地謾罵我們的男生。

雪莉阿姨工作的醫院離我們的胡同不遠。我們把平板車拉到醫院太平間門口，雪莉阿姨對管太平間的王師傅說她愛人突發心肌梗塞去世了。

王師傅說：“就放在這兒吧。您先去處理其他的事兒，回頭我幫您安排後事。”看得出，他們相互之間很熟悉。

雪莉阿姨客氣地向我道了謝，叫我和宮苹先回家，還說她要留在醫院裡辦死亡手續。

我們倆默默地繞遠道，從另一個胡同口走回家，我沒跟宮苹提上公共汽車上念毛主席語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