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節意義上的春天終於降臨到廣袤的北疆。太陽像是為冬季的吝嗇而懷揣歉意，此刻慷慨大方地把光芒和溫暖撒向荒原。藍天白雲中，大雁嘎嘎叫着，滿懷使命感你追我趕地向北再向北；柔軟的春風吹來，冰雪開始消融，拖拉機馬達的轟鳴闖入寂靜的沃野。漸漸的，禿枝枯草間泛起淺淺的綠意，甦醒的大地擁抱着身披紅裝高歌猛進的拖拉機。終於，開江了，遠遠望去，皚皚的冰排順流而下，泰然自若，像一道移動的雪河，北大荒恢復了勃勃生機。我欣喜春天的到來，有了春天就有了希望——儘管這希望仍然是支離破碎的。

農忙開始之際，“一打三反”運動告一段落。正像臧海凝所說的，運動初期出現了方向性錯誤。沒等批判老錢下到班排，連黨支部便及時糾正了大方向，揪出了一個寫反動日記的本地青年和一個平時愛說俏皮話但不愛幹活的哈爾濱知青，對老錢的批判不了了之。這一點兒小小的彎路並沒有影響積極分子們在二十一連這個小小的政治舞台上充分表現。“一打三反”運動像一塊試金石驗證了連隊裡誰是頭號革命派，誰的革命立場不夠堅定。運動後期，殷向東成為黨支部發展的第一名知青黨員並被提升為副指導員，柳雲琴和其他運動中的骨幹被團支部吸收為第一批共青團員。

黨支部拆散了武裝排編制，重新劃分了班排。非武裝戰士回到了集體的懷抱，像痊癒的肺病病人又得以正常呼吸新鮮空氣。

柳雲琴分到場院排八班當班長。臧海凝因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政治方向明確，敢於發表意見，受到黨支部重視，當了大地排一班班長。潘姐被撤消了文書職務，因為她曾經跟那個受批判的本地青年關係不錯，卻沒有向組織上匯報過那人有反革命言論。我、沈彩雲和潘淑英在大地排三班，彩雲是班長；老刁又和司馬搭當——大地排排長一正一副；慶慶被分到機務排學開拖拉機；運氣最好的是陳勇，學開蹦蹦車。慶慶搬到了我原來的小宿舍，宮苹搬進豬號旁邊的一間小屋，我搬進了大宿舍，鋪位斜對着柳雲琴。

一般來說，每到休息日，蘭香肯定要回八連她父母家，上海知青傅紅珠必定要去“赴約”看望在團部宣傳隊的男朋友，豬號小屋便成了宮苹、慶慶和我的天下。

宮苹新近跟紅珠學會了編織手藝，這會兒坐在炕上給她奶奶織毛衣，毛線是她托陳勇跑車去縣城的時候買的。她想要深藍色的，無奈縣城只有一個百貨商店，店裡只有紅毛線。我和慶慶給宮苹幫忙，把一兩一綹的毛線纏成團。慶慶坐在炕頭靠牆撐着毛線，我坐在炕梢靠牆繞線團。慶慶嘻嘻哈哈地沒正經，說她編了一首歌兒，問我們想聽不想聽。

“就你那點兒水兒，還編歌兒呢。”我奚落她。

“那怎麼着？有本事你編一首試試。不過，我剛編了幾句，還沒完呢。事先聲明，調兒是借的。”接着，她用戲謔的調子唱起來：

“新蓋的房，土色的牆，炕邊一溜鋪蓋捲兒長。北風吹得那被窩涼呀，一天三頓蘿蔔湯。”

慶慶唱得陰陽怪氣的，我和宮苹險些笑岔了氣，這傢伙仗着出身好，老是這麼沒邊兒沒沿兒的。宮苹警告她，小心“禍從口出”。別到時候忘了形，晚上睡覺的時候說夢話給唱出來。

確實，我住大宿舍，領教過大宿舍夜深人靜的“熱鬧”：磨牙的、放屁的、唱歌的、說夢話的、打呼嚕的、哼哼嘰嘰的、拳打腳踢的應有盡有。有一天早上，柳雲琴起來一掀被子，腿底下一個死耗子。當時我就想，這傢伙真厲害，連個耗子都不放過。還有一次，我感冒發燒了，才發現，大宿舍熱鬧是熱鬧，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亂鬨鬨的，根本休息不好。想起生病，我又想到錢薇。人要有病真倒霉，誰都躲着。連里給她安排的工作是看場，大家上工她回家，大家下工她上場院，由於作息時間不一樣，她和連隊裡的人很少碰面。她天生的性格那麼活躍，卻一天到晚獨來獨往，連休息日也不能跟大家一塊兒過。半年多了，我只看見過她一次。這麼想着，便問宮苹她倆是不是還沒跟錢薇打過照面兒。

“誰說沒有？”慶慶說，“那天，我在井台兒那兒，正碰上她去挑水，說了幾句話，怕傳染，趕緊找轍撤了。真不是我不想理她，她那病也是，要是被傳染上了，你說你怎麼辦？”

“沒那麼嚴重，要是井台兒上能傳染，那咱們全連的人早都得有肺結核兒了。真笨，這點兒事兒都琢磨不過來！”我一肚子不忿。

“甭管怎麼着，還是小心為上。”慶慶不那麼氣壯了。

還是宮苹心平氣和，“人們一說起肺結核就談虎色變，其實，肺結核不但分傳染型和非傳染型的，而且還是可以治好的。白求恩來中國前就得過肺結核，他自己把自己治好了。另外，就是接觸了傳染型的病人，也並不見得都會得肺結核。尤其在城市裡的公共場所，打噴涕咳嗽的人多了去了，你知道誰有肺結核誰沒有？所以說，咱們每個人都接觸過肺結核病菌，可真正得這病的人還是少數。”

宮苹的爸爸媽媽都是醫生，這方面的常識，她懂得比別人多。

我像得了真經似的興奮起來，“對了對了，記得嗎？上學的時候，咱們做過結核病皮下檢查，好些人都有紅腫反應，我也包括在內。”

“主要是地方上，尤其咱們邊疆地區，醫療條件差，人們對肺結核只有恐懼，沒有預防和治療的知識。作為連幹部，他們也確實得為全連人的健康着想。”宮苹永遠是理智的。

“可不是嗎？咱們老百姓一人兒吃飽了全家不餓，連幹部得為大局着想。”慶慶隨聲附和。

我堅持說：“那我覺得司馬說對了。他說，人對什麼東西要是無知的話，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個‘怕’。大家都怕被傳染上，連幹部包括在內，於是就把錢薇跟大家隔離得遠遠的。你不能不承認他言之有理，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人‘怕’起來就能做出不近情理的事兒。我覺得，即便她不是老錢的女兒也得被隔離開。”

“我早看出來司馬對你不錯。”慶慶又打岔，“那他媽‘疤瘌臉’上了半天趕子全白搭了，壓根兒沒她什麼戲。”

“辣子，別又沒邊兒沒沿兒的。”宮苹制止慶慶信口開河。

我脖子一橫，“琴子才不是對司馬有那種意思呢。”

我向她們報告了最近得來的情報：柳雲琴是被派去盯梢兒的，要不她怎麼看見我跟司馬上老錢家了？要不司馬怎麼下大地了？司馬是在學校就入團了的老高中生，既有能力又肯干。殷向東一到連隊就把他當成競爭對手，盡使壞。所以我們到連隊的時候，他才是個副班長。其實，他最跟連隊裡的貧下中農老職工打成一片，在知青中間威信也特高。

她倆似信非信，非問我聽誰說的。我叫她們保證不泄露秘密之後，才告訴她們是潘姐說的。

一到連隊，我就對潘姐有一種無由的敬意，同時又覺得在她面前自己很渺小。後來，分到一個班上，才發現為什麼人人都管叫她潘姐，原來她真是個性格開朗、平易近人的大姐。

“她怎麼知道的？”慶慶追問。

我說：“潘姐原來不是文書嗎？知道連里好多事兒。她說的，要不是司馬跟老錢關係不錯，黨票沒準兒都有他一份兒。連長想讓他當後勤排長。還有，‘老大’，連長想提拔他當副連長，都是指導員兒死活不肯。不是黨指揮槍嗎？而且，連長是老農場的人兒，到咱們連不過是掛個名。指導員礙着連長的老資格不跟他滋扭。但實際上，指導員不但是咱們連政治生活中的‘一把手’，也是生產管理上的‘一把手’。”我把第二個“一把手”的“一”重重地讀成去聲“意”音。

“嘿，你這麼一說，我這麼一想，還真是那回事兒。”慶慶不無欽服。

我的話還沒說完呢，“言歸正傳，潘姐說其實‘老大’不想當連副。他說當排長最輕鬆，‘大事兒找連長，小事兒找班長，實在不行咱們商量商量。’”

“別看這‘老大’悶悶的，還挺哿的。”慶慶對老刁的灑脫大為讚賞。

我繼續兜售從潘姐那兒躉來的貨，“其實，老錢在老職工當中人緣兒不錯，連長對他也可以。就是指導員和殷向東他們那幫人，來不來就找他麻煩，那幫人左得邪乎。小辣椒，你還記得彩雲說的咱們連有小山頭嗎？說的就是連長和指導員之間。連部那幫‘鐵姑娘’是小山，指導員就是小山的頂兒。你沒聽有人念道‘地球圍着太陽轉，黨中央圍着毛主席轉，鐵姑娘圍着指導員轉’。”

慶慶問：“你說的這幫‘鐵姑娘’都誰呀？”

我搬着手指頭，一個一個地數：“以殷向東為首，然後是會計小李子，文書王大嘴，出納員常嘚瑟，衛生員兒周玫。個個兒鐵嘴鋼牙的。再加上琴子也跟那幫人一塊兒摻和。”

“真夠複雜的。”宮苹輕聲說。

“還有，宮苹，你知道你為什麼沒當上武裝戰士嗎？”我說，“本來其實名單上有你來着，後勤排上上下下都誇你幹活兒特努力，不怕髒不怕累，別人都休息你也不歇着，豬號打掃得乾乾淨淨，小豬崽兒養得又圓又胖什麼的。可是琴子跟支部打小報告說你爸畏罪自殺，你才被刷下來的。”話衝出口才感覺到，對宮苹深懷的內疚又一次像不可阻擋的洪水一樣淹沒了我的心。

“這他媽王八蛋，”慶慶氣憤地說，“又干在學校的時候那一手！”

宮苹低着頭織毛線，一言不發。

慶慶說：“宮苹，你得想辦法保護你自己，別老讓‘疤瘌臉’把你給踩在腳底下。”

宮苹手停住了，猛然抬起頭來，看着我和慶慶說：“琴子沒瞎說，我爸是自殺死的。”

“真的？！”我和慶慶同時大吃一驚。

“你不是說，”慶慶盯着我質問道，“她爸……那什麼的時候你在場嗎？”

我尷尬地分辯：“她媽跟太平間那師傅說她爸心臟病發作的時候，我是在場來着。”我又轉過頭問宮苹，“怎麼回事兒呀？”

宮苹慢吞吞地說：“受批判是一部分原因，我爸這人從來個性就特強，當然是受不了那份兒……不過……”她停下來，似乎不願繼續說下去。

“不過什麼？”慶慶最愛刨根問底。

宮苹看着慶慶和我說：“我爸他們醫院的人貼大字報揭發說我爸老家還養着一個媳婦兒，我媽她們醫院的人聽說了以後告訴我媽了。小麗，你也瞧見我爸那樣了，我媽哪兒敢問我爸是不是真的？她就悄悄問我奶奶。可是，她倆說話被我爸聽見了。半夜趁我們家人睡覺的時候，他把上二樓的封條給弄開，找到一瓶酒，吃了一大包舒樂安定，等發現的時候，已經沒救了。”

“舒樂安定是什麼？”我問。

慶慶搶着說：“咳，安眠藥唄，連這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着？你多聰明似的。”我不高興地搶白。

“不如你聰明，”慶慶得意地說，“可是比你知道的多。”

“得了得了，人說正經的呢，你盡瞎打岔。”我嗔怪慶慶，轉而問宮苹，“後來呢？”

宮苹接着剛才被打斷的話，“我們家幾個人都是女的，弄不動我爸，只好上琴子她們家把她爸叫來，幫着把我爸抬到樓下來的。所以，琴子知道底細。”

“那揭發的事兒，是真的嗎？”我忍不住問。

宮苹點了點頭。

宮伯伯老家在南方一個小縣城裡。他父親娶了好幾個老婆，宮奶奶是其中之一。好像是被人詛咒過似的，除了宮伯伯，其他幾個老婆生的所有的孩子，男男女女，全早早兒地就夭折了。宮伯伯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給他弄來個童養媳，比宮伯伯大不老少。宮伯伯從離開家上大學就沒回過老家，後來到英國留學，在那兒認識雪莉阿姨。解放初期，他的朋友勸宮伯伯先別回國，看看共產黨的來頭再說，可他卻歸心似箭：第一，他撇不下他的老母親；第二，他覺得不管誰當政，都得治病救人。而且他在心血管治療方面已經小有成就，誰當政也用得着他。雪莉阿姨跟宮伯伯回到北京，宮伯伯也把奶奶接到北京。那時候，解除舊式婚姻沒什麼手續而言。問題是，老家那個童養媳沒文化也沒工作，一輩子就光伺候老公公和他那幾個老婆了，宮伯伯覺得有義務養活她，好多年都背着雪莉阿姨給那個女人寄生活費。他覺得老家的事兒沒什麼人知道，也沒必要讓雪莉阿姨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宮苹接着講述：“我媽說，我爸原來老說共產黨把他給解放了，直到大字報的事兒出來她才明白那話的真正含義。我從小就看見我爸和我媽感情一直很好，他自殺前肯定是覺得特對不起我媽。再加上又被批鬥，弄得陰不陰陽不陽的，我媽也跟着受罪，反正他選擇自殺是因為雪上加霜。”

“咳，”口無遮攔的慶慶說，“你爸也真是的！其實，這種事兒根本就不新鮮，我們大院好幾個呢。陳勇他爸在老家就有原配，還有倆孩子呢。他那大哥比他大十來歲，土得掉渣兒，來不來就挑擔鮮貨上北京，可想着陳勇他們了。好些老幹部，尤其是農村出來那些當兵的，進城之後就把原來農村的土媳婦給休了，重新找了年輕、有文化、能說會道的城裡女人，美其名曰工作需要。”慶慶這傢伙說話確實夠辣的。

我說：“可惜的是，在你們家大院兒行得通的事兒到她們家小院兒就行不通了。”我把重音放在‘不’字上。然後，轉過頭對宮苹說：“要是一開始你爸就把這事兒跟你媽挑明就好了。”

宮苹皺着眉頭說：“是！我媽特通情達理。真要是一開始就說清楚，我覺得，我媽根本不會為難他。可是，當局者迷，有時候反而不容易看清楚某件事情應該如何處置。”

我惋惜地說：“這麼‘一迷’可不要緊……”

慶慶搶着說：“關鍵是，他沒想到會有群眾運動這麼一齣戲，讓人把老底子給翻出來了。”這話也就是她這樣家庭出身過硬的人才能說出來。

宮苹低着頭默不作聲織着毛衣，可她的兩隻手忽然變得笨拙起來，動作不再順暢自如；我一隻手抓着毛線團，一隻手機械地繞着；慶慶兩隻手撐着毛線，眼睛直勾勾地盯我手裡的毛線團。

過了好一會兒，慶慶兩隻撐着毛線的手向上一揚，叫起來：“小麗，你把毛線都給纏成死團兒了。”

被慶慶這麼一扥，我才意識到手裡的毛線團纏得太緊，會影響編織時自然抽取了。我挪到炕頭，把纏得太緊的部分繞回到慶慶手上，然後又退回到炕梢重新開始機械地繞毛線團。

慶慶熬不住沉默，拽回話題：“話又說回來了，小麗，要是不怕，你敢上場院找錢薇去？”

我毫不遲疑，“等這陣兒過去了，我真去。”

“要是不怕，你去呀，現在就去。”慶慶不知中了什麼邪，成心挑釁。

“去就去。”我把手裡的毛線團往炕上一扔，抬起屁股下炕。

宮苹這邊勸我別感情用事，那邊叫慶慶別激我。

看見我較起真來，慶慶立即擺出退讓姿態，“得，得，你好好在這兒待着，別沒事兒找事兒了，這麼多毛線還沒纏完呢。”

“你別去了。地上到處都是爛泥。”宮苹也在替我找理由尋覓退路。

大地化凍了，屋外化凍屋裡也化凍，一不小心就滑個大跟頭。這幾天常有人從屋裡摔到屋外，從屋外摔到屋裡，泥點子、泥球、泥餅子地下炕上比比皆是。

話說到這份兒上，行為完全被情緒所控制，“沒事兒的，去看她一眼就回來。沒人知道。”我穿上棉膠鞋，兩腳剛一沾地，差一點兒滑倒。坐在炕邊的慶慶探過身想抓住我，我一側身躲過了慶慶伸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