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二月正直皚皚隆冬，北京的二月也是滴水成冰，江南的二月卻已是早春時節。

五七幹校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帶，面對着悠然東流的澧江。遠山墨綠的輪廓在黃燦燦的油菜花襯托下顯得陰鬱冷漠，澧江旁的幹校卻溪水漣漣、生意盎然。五七戰士是清一色的身穿幹部服、舉止謹慎、禮貌有加的幹部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子女亦是些文質彬彬的小五七戰士。

鴨棚、豬圈、辦公室、食堂和一排排整齊劃一的紅磚灰瓦水泥地住房都是五七戰士們用自己的雙手搭建的。每排房子之間有公用自來水管，全天二十四小時都有電，男女戰士及家眷分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六享受公共洗澡間；我尤其對宿舍區那個紅磚灰瓦水泥地，打掃得乾乾淨淨、每天撒一遍白石灰的廁所羨慕不已。田裡種的大米是給自己吃的，豬圈裡養的豬是給自己吃的，菜地種的菜也是給自己吃的。沒有繳公糧的任務，沒有自負盈虧壓力，沒有打柴擔水的煩惱，關係密切的五七戰士還能交換從北京帶來的書看。我暗暗感嘆：到底是見過世面的人會生活。

大年初一，天灰濛濛的，空中瀰漫着潮氣，太陽躲進厚厚的雲層不肯露面。然而，空氣倒是清新。幹校四周鬱鬱蔥蔥，色彩單調卻很誘人。一大清早，我便和爸爸媽媽來到江邊散步。這一川既不慌忙也不張揚的水汩汩地流着，江堤下一片沙石灘綿延着伸展開去，好遠好遠才與江水連接在一起。靠水邊，一條舊木船一半泡在水裡一半騎在沙石灘上，孤獨得像是被人遺棄的。我們三個合力把船推到江里，跳上船，把船撐到江對面。

爸爸和我比賽打水漂。爸爸將手上一塊石片甩出去，嘴裡立刻飛快地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不管那片石頭實際上跳了一下、兩下還是三下。無論我怎麼抗議，怎麼撒嬌，怎麼搗亂，他硬是一本正經地堅持說他打水漂的功夫比我到家。我被他的強詞奪理逗得不甘認輸、大呼小叫，媽媽坐在水邊，笑盈盈地看着我和爸爸的玩鬧。

玩累了，我一屁股坐在媽媽邊上，羨慕中含着懊悔，“當初要是有先見之明跟你們上幹校來就好了。和北大荒比，這兒簡直是世外桃源。”

爸爸大不以為然，一改剛才的童心未泯，“你的想法太簡單了。發展與進步才是生命的本質，也可以說是生命的目的。幹校這地方高幹雲集，光是延安時期的老資格就不下十來個。這些人資格老，年紀大，工資高，他們幹不了重活。有拿二百多元工資的老革命每天的工作就是燒個鍋爐，放幾隻鴨子；還有的人任務是看管戴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所謂‘看管戴帽現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跟着他們上上廁所，給他們買買煙、打打飯。我注意到，你來了以後第一個感嘆是我們的廁所特別乾淨。負責打掃廁所的老翟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博士，每個月的工資兩百多元。打掃廁所是他自己要求的，不是‘文革’初期那樣的懲罰。按道理和比例講，恐怕他是世界上最合格、工資最高的廁所清潔工，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幹校每個月給這群人發的工資對周圍村子裡的老百姓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而工作量撐死了不過是他們工作量的百分之幾。”

這我相信。

爸爸接着說：“剛開始，我們自己動手蓋房子，一天下來感覺還蠻充實的，但房子蓋好了就無所事事了。種的這點兒稻子收下來要花錢去隔壁生產隊脫谷加工，養的這幾口豬要花錢到附近鎮上去找人來殺，種的這點兒菜不夠吃，要到旁邊生產隊去買來補充。部里慷慨得很，大把大把地花的是國家的錢，養着我們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廢物’，自己都有當寄生蟲的罪惡感。實際上，幹校里大多數幹部正值青壯年，以我們的學歷和能力，正是努力做事情的時候。我個人認為，這幾年的運動搞來搞去，中國社會是發展了、進步了還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是我們黨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

我來不及消化爸爸深思熟慮後的想法和見解，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是啊，把這些這麼有才幹的人圈在這兒幹嗎呀？

“幹校遠非世外桃源哦！”爸爸似乎決計要將肚子裡憋了很久的氣都撒出來，“你也知道，這幾年全國都在清查‘五一六’。幹校那些‘五一六’專案人員忙得腳丫子朝天，擴大化趨勢比當年抓右派分子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兩年多，查來查去，幾乎百分之五六十的五七戰士有‘五一六’嫌疑，有的清查骨幹和專案人員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划進‘五一六’的圈子，用人心惶惶來形容大家的狀態遠遠不夠。”

“我給你舉個欲哭無淚的例子吧，就是剛才說的那位打掃廁所的老翟。專案人員搞逼供，逼得他受不了了，想自殺。此公特別書生氣，找來一根草繩上吊。結果，草繩斷了，他摔到地上。按理說，這是個人命關天的事，應該立即把人送到醫院去檢查一下是不是受了什麼傷。可是專案人員說這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加一等。於是就地召開批判會，還拉了些其他的‘五一六’嫌疑分子來陪斗。最慘的是老翟的兒子翟和平，那時候他正好在幹校。和平是高中生，挺靦腆的，一副文文弱弱白面書生的樣子。”

“翟和平是個很有禮貌的年輕人，見了面總是會跟我們打招呼的。”媽媽插嘴說。

“他跟你一樣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山西插隊。他從小身體就不好，不能參加重體力勞動，老翟夫婦把他叫到幹校來休息一段時間。老翟自殺、挨斗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他開始有幻覺幻聽，說老聽見有人罵他是反革命。我們聽說以後還專門去安慰過他。有一天夜裡大家都睡了以後，他喝了半瓶子敵敵畏。第二天早上老翟夫婦發現時，已經晚了。大家心裡都有數，老翟要求做這種最卑賤的工作是對他自己的懲罰實際上是一種自虐。”

媽媽默默不語面色沉重，我的心情也變得像飛不起來的風箏。

“我的這些話只能跟你和媽媽講，跟其他人是不說的。現在清查‘五一六’搞得大家心力交瘁，連幹校領導都覺得沒勁了。批判會也變成走過場，清查‘五一六’運動也就這麼不了了之了。現在，到鎮上趕集、到附近村子裡去買雞鴨成風，大家最熱衷的是交換在家裡開小灶學烹調的經驗，再就是到對面山上去遊玩野餐。可是，生活的全部內容不能只是種種地，吃吃飯，看看風景而已啊。”

我能夠感受到爸爸媽媽的苦悶與無奈。他們有學問、有能力，該為黨、為國家做工作卻不能實現。他們勤於思索的習慣和善於思索的長處只不過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煩惱，使他們更加苦悶。可我在連隊的生活不就是種種地，吃吃飯，看看風景嗎？區別不過是我們連隊那裡是一馬平川，連風景都沒什麼好看的，頂多看看日出日落和“麥浪滾滾”。爸爸媽媽這樣的農民、我這樣的農民與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農民不一樣，跟老錢這樣的農民也不一樣。想到這裡，話脫口而出：

“可是老錢，呃，錢伯伯那麼大學問，不也跟我們一樣就是趕趕車，吃吃飯，看看景兒？”

一到幹校，我就把老錢和錢薇的情況向爸爸媽媽“匯報”了。這時候，我看見爸爸和媽媽的眼神有一個默契的交流。

爸爸忽然嚴肅地說：“小麗，既然你提起錢伯伯，我們家裡的一些事、一些家史，你應該知道了。”

一種奇異的感覺叫我覺得眼前的場景有點兒《紅燈記》裡李奶奶痛說革命家史的意思，微微激動地期待着。

“我跟你講過我有一個沒見過面的大哥。”爸爸說。

我點了點頭，心裡在催促。

“我們家的事，有點複雜……”爸爸似乎有些遲疑，好像表達遇到障礙。

錢伯伯？我在心裡猜。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測：不可能，倆人長得一點兒也不像，說話口音也不一樣。

媽媽默不作聲，臉色也是嚴肅的。我越發感到蹊蹺，轉過臉來看着爸爸，期待着他的下文，有些迫不及待。

爸爸告訴我，他是爺爺的第十一個孩子，生母是江家老爺子的小老婆。兒子裡，他排行老六。他出生的時候爺爺已經年過五旬，奶奶芳齡不足二十。爸爸一歲時，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從上海的大學畢業回家，好端端一個家由此節外生枝。二十二歲的大伯跟年輕的奶奶一見鍾情。沒多久，奶奶撇下爸爸，跟大伯私奔了。氣急敗壞的爺爺登報申明跟奶奶和大伯脫離關係，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照理說，被奶奶遺棄本應多多少少給爸爸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些創傷，然而爺爺的正房是個典型的大家族賢妻良母，大奶奶寬宏大度，權當爸爸是上蒼給她的失去大兒子的補償，她毫無保留地把母愛傾注在爸爸身上。儘管家裡人掖着藏着，爸爸還是從江家大院四壁里飄進飄出的悄聲低語裡得知，世上還有這樣兩個與自己休戚相關卻無法面對的親人。耐不住好奇，又沖不破家庭的禁忌，爸爸對他的生母只知道一些點滴：我的親奶奶不但生得美麗，而且識文斷字知書達禮，本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無奈她的父親嗜食鴉片成疾，債台高築，致使家境敗落，別無選擇之下將她抵給江老爺還債。

爸爸說：“我的生母，也就是你的親奶奶，就是薇薇的外婆。薇薇的外公就是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你的大伯。那兩個人，一個已經去世了，一個跟國民黨跑到台灣，我都沒見過。”

我瞪着爸爸的臉，張口結舌，心裡一片混亂，這個意外消息給我帶來的驚愕遠遠超過了被告知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沾親帶故的喜悅。震撼、困惑和悲傷揉成一個嚼不爛的糠窩頭堵在嗓子眼，咽不下去吐不出來。天如此之大，地如此之廣，這一家人卻像是分了一百個身的孫悟空，施盡渾身解數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來兮去兮、分兮合兮終不由己。我們的分之悲、合之喜與常理顛倒，不，不是顛倒的，是遲到的，不但是遲到的而且是如此不合時宜，如此萬般無奈。上天到底是在懲罰我們還是厚待我們？

呆了半晌，我終於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問：“難道這事兒……真就這麼巧？你怎麼知道的?”

爸爸回答：“錢伯伯是我們的同事，一向很談得來。他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前，託付我們關照蔣阿姨和薇薇。一次，蔣阿姨無意中提起，她的爸爸媽媽一定是我的同鄉，口音跟我一模一樣。她拿出照片給我們看，其中一張薇薇外公年輕時的照片我在家裡的時候曾經看到過！你可以想象出當時你媽媽、蔣阿姨和我的震驚。”

媽媽說：“這件事對你來說很意外是可想而知的。既然你跟錢伯伯和薇薇在一個連隊，這件事我們有必要跟你挑明。不過，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沒必要跟任何人講，也一定不要向組織上匯報。”

我徹底明白了為什麼這麼一大早，爸爸媽媽就把我拉到江邊來了，誰能保證五七戰士宿舍雪白的牆壁里沒有多事的耳朵？

“這事兒，錢薇知道嗎？”我問。

爸爸答：“她目前還不知道。感情上太大的波動於她的病不利，錢伯伯決定暫時先不告訴她。所以，你回去以後也不要對她講。要說，也得讓她的爸爸告訴她，我們不能亂插足。”

“好的，我明白了。”我鄭重地答應。突然，一個撞入腦海的記憶片段讓我忍不住喊出聲，“啊！怪不得。”

“‘怪不得’什麼？”媽媽應聲問。

“我第一次去他們家的時候，錢伯伯說，要不是收到爸爸的信，我們還‘知人知面不知親呢’。當時，我就覺得這話怪怪的。現在明白了，那是他說漏嘴了。哎？爸，那……蔣阿姨是你什麼？妹妹還是……我跟錢薇呢？不是不是，這輩數兒，怎麼算呀？”我思維混亂一時理不清頭緒，前言不搭後語。

“輩數兒怎麼算是其次，不算也罷了。”爸爸認為沒必要在細節上磕磕絆絆費腦筋。

媽媽說：“好在，你和錢薇從小是好朋友，錢伯伯去北大荒很多年了，你們互相到底還是個照應。”

按說，媽媽平時左得邪乎，可是一到錢伯伯和錢薇頭上，她說出來的話卻頗有右傾之嫌。此刻，哪還顧得上琢磨媽媽思想的矛盾，我雙臂抱着雙腿，看着悠悠奔流的江水，恨恨地吐出一口長氣：

“照應？照什麼應喔？一個右派，一個肺結核，倆都跟麻風病人似的，誰見誰怕。就因為我跟他們接觸多點兒，再怎麼拼命幹活兒，人都說我政治上大方向不明確。不是不明確，整個是沒有大方向，光有邪門歪道！想入團比登天還難。你們沒看我們連發展的那些團員呢，一個個的不是……”

“別人入團的事是題外話，”爸爸打斷我，“你不要去多想，要相信組織上會看到你的努力。關於錢伯伯的事，我跟你說過了，據我們了解，當年他不過是針對部里某些問題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跟你媽媽都認為，他的意見是經過認真思考的，相當中肯。對於他被打成右派，我們一直是持有保留意見的。另外，那時候我們調到部里時間不長，沒有權力發表意見，後來也一直不理解為什麼把他打成了右派。恰巧，就在前幾個月，有位當時情況的知情人向我透露，當時錢伯伯被打成右派是因為部里右派名額不夠交不了差，硬把他拉上的。從你講的情況來看，他的人品確實是可信的。目前我們不方便跟他有書信來往，但不反對你跟他，尤其是跟薇薇接觸。不過往來要有節制，還是要注意政治影響。”

媽媽說：“現在就希望以後我們能調回部里工作。一旦回北京，我們會儘量想辦法爭取把薇薇接到北京治療。”

我的心即刻感到了一點兒安慰，“對對，要是錢薇能回北京看病，肯定會快點兒好起來。”

媽媽又說：“錢伯伯年紀比我們大些，薇薇又有病，在可能的情況下，你去看看他們，能幫上什麼忙，就幫幫他們。”

“但是一定要注意影響。”爸爸又叮囑我一遍。

我說：“幫忙倒不用，錢伯伯是老北大荒人了，特能幹。我只能給他們精神上的支持，這一點，你們就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