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苹終於辦好了她的病退手續。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她那兒過了夜，第二天一早送她上客車。

“你有什麼病啊？”我問她。

“什麼病也沒有。”宮苹回答得很乾脆，“我媽在她們醫院給我開了張證明說我有腎炎，然後教我去團部醫院複查之前採取什麼措施。”

“那是作弊！”我譴責她。

“咳！現在都這麼幹，你在連隊越蹲越傻了。”

我一屁股坐在宮苹播音的椅子上，“就剩我一個人了。”

“別難受，你打定主意，只要說一個‘走’字兒，我立刻給你想辦法。”宮苹轉過頭來，期待地看着我。

“可是我不能走。”

“你真想在這兒結婚？”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結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走，不是光因為司馬，也是為了錢薇。我要是在這兒紮根兒，她會願意繼續活下去。”

“又是錢薇，你還能為她活一輩子？”說着，宮苹又向窗外瞥了一眼，忽然看見了什麼，她招呼我：“你過來，看！”

我走過去。

廣播室旁邊的客車站停着一輛客車。一個面容疲倦衣衫邋蹋的年輕媽媽背上用被單捆着一個孩子，一隻手提着一個大大的包袱，另一隻手扯着一個兩三歲的男孩子，身後還跟着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兒，從不遠處顛顛地跑到快要開車的小客車門前。她把包袱放在地上，將小男孩抱上車，轉身幫小女孩上了車，然後把包袱舉到車上，最後，才拉着車門旁邊的把手費勁爬上車。門在她身後關上了。

“看吧，要在這兒紮根兒，這就是你的未來。”

“我沒想那麼遠。”

宮苹好心相勸說：“你對錢薇夠仁至義盡了，你走，她絕對不會責怪你。”

我說：“我知道她不會責怪我，可是我會責怪我自己的。”

宮苹不解，“那何苦呢？錢薇又不跟你沾親帶故的。其實，即便是沾親帶故，該走也得走。要不是對她太好，你早入團了，沒準兒還上大學了呢？你放棄了一切，都是為了她。而且我最擔心的是，你鬧不好給傳染上也得把小命兒給撂在這兒。你沒聽過有一句古諺，‘通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的’？”

“你不是說不是所有的肺結核都傳染嗎？”

“是不都傳染。可是你知道她的肺結核傳染不傳染吶？你只是一廂情願，希望她不傳染。”

我說：“反正到現在還沒傳染上，我不擔心。我這樣做，雖然心甘情願但不全是出於善意。我覺得咱們這一輩子從小到大，就跟提線木偶似的，被一根根線牽制着，永遠處於被動地位。也許，我老是有一種想掙脫那種被控制的心理，這是一種發泄方式，說是自個兒跟自個兒過不去也行，說是反個小潮流也可以。一個人，只要不是去害別人，就應該聽從自己心聲的召喚，按自己的意圖去做人做事。何況，我們家和她們家確實是有緣分的，我不能說出來就是了。因為你明天要走了，我也只能說這麼多。連司馬都不知道，錢薇更不知道。”

宮苹一如既往通情達理，“這我理解。每個人心裡都有跟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父母都不說的秘密。”

“噢，對了。回去問問你媽媽，看能不能幫錢薇找個醫院到北京治病。如果她能上北京治病，那我就回去。”

宮苹責怪我：“那司馬怎麼辦？跟你說兩個城市不好辦吧。”

我求她：“你就甭管我和司馬了，先幫錢薇要緊。”

宮苹一口答應：“行，我回去問問我媽，看她有什麼好法子。”

清早醒來，眼睛還沒聚好神，平日從不喜形於色的宮苹就詭秘地對我說：

“我都準備好了，給他們來個出其不意。我跟他們說我明天走，今天要站好最後一班崗。他們信了，說好接廣播的人今天中午來，我要讓全場的人都欣賞一回《藍色的多瑙河》。”

宮苹把我拉到廣播台前，錢薇給她的《藍色的多瑙河》的唱片已經在留聲機上放好。

“其餘的唱片在這兒，你帶回去還給錢薇。”宮苹又拿出一把大鎖，說，“這把鎖是前幾天買的。除了我，沒人有鑰匙。”她得意地笑了，笑得開心極了。

我大聲叫絕：“太英明了！不聲不響地使這麼個絕招兒。好一個膽大包天的阿慶嫂！”接着，我模仿起現代京劇樣板戲《沙家浜》裡刁德一的腔調唱起來：“我佩服你沉着機靈有膽量，竟敢在廣播室里耍花槍。”

“行了行了，別瞎嚎了。”宮苹說，“來，這條圍巾留給你做個紀念。”

這是一條正在北京風行的拉毛圍巾。每次到團部來，我總耍賴把自己破舊的羊剪絨帽子扣在宮苹頭上，圍上宮苹這條又長又厚的紅圍巾，覺得自己跟她一樣漂亮。

“真的？”我一陣欣喜，立刻又覺得不好意思，“不過，這麼嬌貴的圍巾在連隊太顯眼，也用不上呀？”

宮苹不理我的話茬，說：“過來，我給你圍上。”

我乖乖地走過去。

宮苹一邊把圍巾給我圍上，一邊說：“幹活的時候還用你那破帽子，跟司馬‘壓場院’的時候用這個，好提醒你我說的關於愛情的話。”

我笑起來，“你也學壞了，做個好人還得講條件。”

初冬的大雪在天地間漫天飛舞，伴隨着《藍色的多瑙河》浪漫優雅的旋律，我將宮苹送上小客，離開場部，離開北大荒。

白茫茫的雪原上只有兩行灰褐色的車軲轆印伸向迷霧中。雪片在空中漫無目的地隨風旋轉，《藍色的多瑙河》的美妙旋律與周圍的陰鬱蒼白很不協調。我低着頭，沿着車軲轆印慢慢地走着。紛紛揚揚的雪落在我的肩上和裹着頭的紅圍巾上。透過圍巾，我能感覺到頭頂上冰涼的雪。我時不時地把身上的積雪抖掉，心境與這天地一樣空白，抑鬱冰冷。

此時，周圍一片寂靜，《藍色的多瑙河》已流向遠方，不見了蹤跡，耳邊只有陣陣風聲掠過。抬眼望去，天地之間仿佛有一張巨大無比的網向我罩下來，帶着威脅，帶着猙獰，帶着恐嚇。我兩腿一軟跪在雪地里，淚水奪眶而出。

那天晚上，我對司馬說：“我好怕。”

我們靠在一起，坐在潘姐家的炕上。潘姐跟老刁一起上他遼寧興城老家看望老刁的母親去了，走之前，託付我幫她看家。

“怕什麼？”司馬問。

“我說不出來，好像是怕這兒的一切一切。”

“連我也包括在內？”司馬又在開玩笑。

我卻老實地說：“也許吧。”

“難道我對你不好？”

我說：“不是你對我好不好的事兒。老孫對秀蓮好，老刁對潘姐也好。可那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拉柴火、種自留地，缺少文化生活，也感受不到城市文明。”

司馬模稜兩可，“你想要什麼樣生活就會有什麼樣的生活嗎？”

“所以我怕，怕錢薇死，又怕在這兒待一輩子，反正心裡非常矛盾。”

司馬還是模稜兩可：“時間會決定一切，先別考慮太多。”

“希望吧。我的直覺告訴我宮苹她媽媽肯定能幫錢薇找一個願意接受她的醫院，你說是吧？”我看着他的眼睛。

“對。”司馬毫不遲疑地說。

我愛他就是因為他會哄人，因為他通情達理善解人意，他知道什麼時候該順着我說。人總有需要撫慰的時候，在這種時候一味地堅持逆耳的忠言，很可能引發不必要的不悅，甚至矛盾。

“可惜我們家人和所有我們認識的人都沒權沒勢沒後門兒。這年頭，什麼都得走後門兒，連治病救人都得走後門兒，叫什麼事兒啊！”我無可奈何地說。

司馬說：“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又把雷鋒給抬出來了的原因，這些年社會風氣越來越壞了。雷鋒那種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精神得重新樹起來。”

“哦，我說呢，怎麼又搞起學雷鋒來了，到底是黨員同志對政治運動理解透徹。”

他挺認真，“可是要想用一個學雷鋒運動再把全國帶動起來，改變社會風尚談何容易！”

我問司馬：“你說，咱們在這兒這麼多年，真的有什麼成就，有什麼收穫？咱們連從外表上看跟剛來的時候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年幾十萬的知青，那麼信誓旦旦地跑北大荒來下鄉，到現在哪一點兒城鄉差別叫咱們給消除了？哪怕是一丁點兒？”說到這，腦海里忽然掠過臧海凝的陰影，心中湧起一陣久違的被傷害、被褻瀆、被玩弄、被欺騙的複雜情感，我剎住話。

司馬沒注意到我情緒的變化，說：“怎麼沒有？咱們連開墾了那麼多荒地，蓋了不少家屬房兒，小學校蓋了新校舍，開辦了托兒所，連給地里幹活的人送水用的都是帶蓋兒的搪瓷桶了。冬天知青宿舍里取暖，原煤代替柴火了，有些老職工家也買得起取暖煤了。自從老刁當了指導員兒，咱們連年年盈利……”

心情的突變使我任性、矯情，沒讓他說完，我就反駁道：“可是你數的那點兒變化並沒從根本上提高這兒的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除了燒煤取暖，你能說咱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嗎？你能說咱們的思想水平有所提高嗎？更甭提文化水平了。我怎麼覺得，不是咱們沒盡到最大的努力，而是咱們的努力沒盡到點子上，要麼就是……咱們……咳，我也說不很清楚……”

他沉默了一刻，說：“別忘了我可是共產黨員，要老是去琢磨那些問題，工作還怎麼做？反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努力干唄。”

“那你是光拉車不看路的老黃牛囉？你也不想想咱們這一代人向何處去？”我還是不依不饒。

他顯然不想跟我討論這些問題，有時侯我覺得我對司馬瞭如指掌，有時侯卻又非常地不理解他，有時候我甚至於問自己：“我為什麼能這樣全心全意地愛一個我並不百分之百的了解的人？”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有了你，我什麼也不想了。”司馬抱着我倒在炕上。

他用暖暖的溫情領我走向另一個世界，很快地，心中的不快煙消雲散，我溶化在他的懷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