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我在場部辦完事，正好碰上老錢的馬車回生產隊，我便順道搭車。吱扭吱扭的馬車慢慢地出了團部，轉向回生產隊的土路。幾匹馬輪流自由自在地翹起尾巴，身後留下大堆大堆的馬糞。新鮮馬糞散發着熱騰騰的臭味，瀰漫在周圍。午後的太陽追隨在我們身後，熾烈的陽光射進眼角。老錢默默地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不知道該說點兒什麼。越是拘束就越是不爭氣地盯着轅馬屁股後面那粗壯深紅色的尾巴，腦子裡怎麼也擺脫不了電影《決裂》裡“馬尾巴的功能”那句大家常用來逗樂子的話。

春季是美麗的，但是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氣溫卻像一個態度忽冷忽熱的情人，會從前一天的十來度躥升到第二天的二十二三度，第三天又毫無前兆地掉到七八度。晶瑩無瑕的積雪在非常規的氣溫影響下，或是呈現不乾不淨的透明色，或是變成灰不溜秋的蜂窩狀。右邊草甸子裡叢叢束束乾枯的茅草在浩蕩的春風中向同一個方向深深地彎着腰，它們腳下原本不由分說地霸占了所有空間的積雪，像丟了魂魄一樣無精打采迅速萎縮。拖拉機已經開始翻地，空氣中蕩漾着新土散發出的潮潤的氣息。我側過臉，避開馬和馬糞的氣味，深深地呼吸着，享受那沁人肺腑的春的清香。我把宮苹送我的紅圍巾從頭上拉下來，鬆鬆地圍在脖子上。

老錢環視着面前的原野，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我說：“‘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我問：“您說的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美國作家和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的一首詩里的一句，‘大自然的第一點綠是黃金色’。意思是說，當大地呈現出金黃色的時候，綠色的春天馬上就到了。”

我看了看周圍，天地之間罩着金黃色，身邊草甸子更是金黃金黃的，連大地里的殘雪也反射着金光。

“呦，真的！我怎麼以前沒注意過？”

老錢又說：“佛洛斯特還說，‘Nothing gold can stay’。大意是人世間再美好的東西也是不會永遠存在的。”

我灰灰地說：“這麼一翻譯就沒有詩意了。”我有點兒沮喪。

“可是，很精闢哦。”

“嗯。”

“你爸爸媽媽都好嗎？”

“挺好的。”

沉默了片刻，我問：“錢伯伯，錢薇的病是什麼時候得的？”周圍沒有人的時候，我管老錢叫錢伯伯。

“發現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六八年了。”他簡短地回答。

我心裡算計着，很可能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她就病了。“文革”正鬧得火着呢，誰也沒注意到。

“哦，十年了，您真操了不少心。”

“小麗，”他看了我一眼說，“你對薇薇的感情這麼深，經常來家幫我做事情，我非常感謝你，薇薇就更不用說了，但是你必須得注意你自己的身體。如果你被她傳染上，我沒法跟你爸爸媽媽、跟你蔣阿姨、跟薇薇、跟你和跟我自己交代。”

“您放心，我身體特棒，而且其實我挺小心的。您不用跟我客氣，咱們一家人不說兩家兒話。”

“噢？”他吃驚地轉過頭來看着我的眼睛，“這事你知道？”

“嗯，我爸早就全告我了。”

隔着眼鏡片，我看見他的眼圈紅了，我的視線也模糊了。老錢半晌沒說話，輕快的馬蹄聲忽然緩慢了，好像連這幾匹馬都能體諒他的心境。

這些年的生活教我懂得，人的承受力不僅異常強大，而且還有彈簧般的伸縮力、抗壓力。大多數人都有一種原始的本能，能夠在外部的壓力與內在的感覺不相符而產生的各種各樣的矛盾中調整自己的心態以便生存下去，哪怕是痛苦地生存下去。但我仍然不能想象，二十多年來，命運是怎樣無數次地將老錢推向絕望的邊緣。我能清楚地看到的是他戰勝了絕望，戰勝了絕望的孿生姊妹——自暴與自棄，在屢屢重擊之下，始終保持完整的自我本色。

他在農場以二十年如一日的言行舉止贏得了大家的信賴與尊重，被不同的人們視為摯友。我為他獲得的口碑而感動，深知那代價是對靈魂的冶煉。我痛悔這些年有意迴避跟老錢接觸的行為，為自己貌似堅持實則動搖的自私和怯懦內疚。

老錢終於說：“小麗，我知道你到現在還沒走是為了薇薇。不過，我必須告訴你，不能再這樣耽誤自己的前途。你應該想辦法回去了。你在北京辦好手續，這邊，我自有辦法。”

“我還是等等再說吧。”

“聽話，不要等了，現在就着手。”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辦回去的，我得打聽打聽再說。”我用了一個緩兵之計。

“好的，你儘快着手。”老錢停了一下，又說，“小麗啊，你讀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沒有？”

“沒有。”我詢問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搖搖頭。

“你知道托爾斯泰是誰吧？”

“嗯，特有名的蘇聯作家。”

“確切地說他是俄羅斯的文學巨將，蘇聯成立之前他就去世了。”

“哦。”蘇聯就是俄羅斯，俄羅斯就是蘇聯，我很少想到應該把蘇聯和俄羅斯分得這麼清楚。

“在《戰爭與和平》裡，托爾斯泰不止一次提到一條無形的界線，那是一條將生與死分開的界線。現在薇薇就徘徊在這條界線的邊緣，隨時都有可能跨到這條界線的那一邊去。”

我默默地低着頭，既不敢看他，也說不出話來。

他接着說：“這是她的最後一個冬天了，我本來以為她過不完這個冬天的，看來，她還有點兒底氣。不過，時間不會長了。”

可以感覺到老錢的心在流淚。錢薇每天煎熬在病痛之中，說話越來越少，很多時間是在昏睡中呻吟。我去看她時，老錢總是說薇薇剛睡，叫我不要進屋。如果我執意要看看錢薇，他只許我在門口張望一下，就把我攆走。聽說肺結核病人臨死前傳染性最大，死神正拽着錢薇，一步一步地走下通向永遠黑暗的階梯。我知道老錢在保護我。

我還是無語。

老錢說：“小麗，你是個好孩子。自古以來，白髮送黑髮的悲劇演繹過無數遍了，可時間和歲月卻不能夠減輕悲劇給人留下的疼與痛。上天不公啊！我必須承認，我是個很自私的人。你是個好孩子，我時常感謝命運把你給了我們。有你跟我一起面對和承受這個最不堪的現實，我心裡好受些。我太自私了，希望你能原諒我。”

那幾匹馬似乎難過得走不動路了，我的心也好像停止了跳動。

“錢伯伯，您別說了。”我不能給他任何慰藉，止不住地抽泣着。

“好孩子，別難受。是我不好，我不好。我是想說，我們倆個人都要做好思想準備。”

我央求錢伯伯把我們是一家人的事實告訴錢薇，我太想讓她知道我們不僅僅是情同手足的朋友，還是真正的姐妹，我們的血管里流着同樣的血。我甚至想，如果她知道了這些，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也許她的悔恨會少些，也許她的腳步會輕盈些。因為她會知道，她走後，我所做的一切都代表她，就如同她依然和我一起跋涉在人生的路上。

錢伯伯答應我在錢薇精神狀態和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告訴她。

可是那天夜裡，我做了個噩夢。夢裡，我獨自來到黑龍江邊，在江水邊徘徊。偶然轉身，只見一個醫護人員扶着錢薇，正從高高的堤岸向下走來。錢薇穿着一身白衣，面無血色，體態柔弱。我向她們跑去，上前扶她。不料，錢薇突然像一隻失控的風箏，一頭栽在一塊巨石上，紅的、白的、黃的漿汁，劈頭蓋臉朝我噴射而來。

我突然驚醒，渾身大汗。

兩個星期以後，錢薇在沉睡中跨過了那條無形而又可怕的界線，錢伯伯沒有機會實現我的請求。錢薇的一生中失去得太多了，她帶着無限的感傷與遺恨、無盡的悲悵與哀怨、無言的失落與無奈走了。她短促的一生像黑龍江畔一層平淡無奇的小浪，在湧上陸地的那一刻便永遠消失了。不幸中的萬幸（如果我這麼說不是過於殘酷的話），沒有了生命，她就什麼也不會再失去了。

人總是這樣的，儘管以為自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一旦事情發生了，悲痛中總免不了摻雜一種始料不及的被動和難以名狀的失落，而我的淚水裡還夾着一層不能與人訴說的失去手足的悲痛。

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老刁、潘姐、老孫、幾個老職工和知青幫老錢和我把錢薇葬在江邊小樹林裡的一片小小的墓地里。建江農場建於五十年代末期，方圓幾百里很難找到幾個上了年紀的人，因此極少老人歸天之事。

這是一片埋葬青春的墓地——埋葬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過早地與生命告別，不是因事故而逝就是因病而去。他們中間，有五十年代從朝鮮戰場來到北大荒血氣方剛的墾荒者，有六十年代隨部隊開到北大荒來的熱血沸騰的轉業兵，有為屯墾戍邊而來的朝氣蓬勃的知識青年，有開始是盲流來北大荒後來轉正了的年輕力壯的農場職工，還有墾荒者、轉業兵以及職工的家屬和孩子。

每個人墓前都立着一塊簡陋的木牌，上面有他們被風霜雨雪洗刷浸透過一遍又一遍的姓名，他們之中還有我熟悉的蔣阿姨和深愛的司馬。錢薇睡在蔣阿姨旁邊，司馬也在近旁。在虛無縹緲、黑暗寂寞的永恆里，沒有人跟他們算階級成分這筆賬，蔣阿姨和錢薇與永遠睡在這裡的人們是平等的。

我常常去看老錢，但只能揣着一顆近乎麻木的心與他無言以對。我們互相找不出安慰對方的語言，仿佛錢薇走的時候沒有忘記隨手關燈，順手關門,我和老錢的心都被鎖進了悲痛和哀傷的黑暗之中。錢薇的死給我生命中留下一個無法填補的洞，而老錢生命中的洞比我的要大得多，深得多。連虎子也變得焦躁不安，老是進進出出，像是找一樣丟失的東西，但總也找不到。

要是司馬還在就好了，我老是這麼想，他一定會給我和老錢帶來些安慰。可是他不在了，永遠不在了。短短的兩個月，我失去了兩個親愛的人，兩個在我的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