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張天蔚

今年7月20日(2004)，是所謂“刺殺希特勒60周年紀念日”。希特勒之死，至今是一樁懸

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死於60年前的刺殺之中。而一個並未實現刺殺目的的日

子，卻被定為“刺殺紀念日”，只是因為在無數次刺殺行動中，這一次最接近成功。

據說直到上世紀80年代，當年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才在德國國內獲得比較一致的正面評

價。而在此之前，它更多地被看成一種滅頂之前的“棄船”選擇，甚至被指為“叛國”行

為。

確實，在德國這樣一個幾乎由單一而且驕傲的民族組成的國家裡，國家立場、民族感情，

始終與道義抉擇之間有着糾纏難清的關係。如果當年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成功，當然會使無

數德國人擺脫苦難和恐懼，但是也一定有無數德國人視刺殺者為民族叛徒而非正義的戰

士。

但是畢竟有一伙人義無返顧地在做着冒險而又絕望的嘗試。如果把他們一次次圖謀而又未

遂的刺殺行動羅列出來，幾乎是一部漫長而又離奇的電視連續劇。希特勒一次次傳奇般的

脫險，幾乎讓人相信這個魔頭的出現和得勢，是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類不幸的宿命。而

“刺殺集團”內部從“帝國元帥”、失勢貴族，到基層軍官、熱血青年的龐雜構成，卻使

其無法形成一股可以堅實地與希特勒的邪惡形成道義對峙的正義力量。。也正是在這樣的

背景下，施道芬貝格“身殘志堅”、勇蹈險境的壯烈，和事敗之後慷慨赴死的凜然，才成

為整個反抗納粹統治活動中最醒目也最具道義感的壯烈之舉。這或許也是將7月20日定為

“刺殺紀念日”的另一重要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有施道芬貝格及同道的壯烈之舉，和更多始終活動於“地下”的反抗

運動，德意志民族才沒有整體地被希特勒的邪惡所裹脅，而跌入無可解脫的宿命。二戰之

後，德意志民族能夠從廢墟上迅速建設起一個發達、民主、文明的社會，而且被國際社會

所承認和接納，與德國人民和政府對二戰罪行的深刻反思，顯然有着直接關係。而這種反

思的核心，是對一段民族歷史的自我否定，和在這種否定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對人類正

義、文明的信仰和信心。顯然，自我的否定和信仰的重建，需要巨大的勇氣和智慧。而這

種反思的勇氣和智慧，至少從施道芬貝格捨身刺殺希特勒的時刻起，就已經開始萌芽。

戰後，德國多任總理，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向猶太人、歐洲人和世界人民的謝罪、懺

悔之情。而近年來的兩德統一、歐盟建立，到德國總理終於獲邀參加諾曼底登陸60周年紀

念活動，德國終於以一個讓歐洲、讓世界放心的大國，重回歐洲中心，並以“正常國家”

的身份，參與世界事務。一個民族的重生，到此方告完成，而其間這個民族所經歷的心理

和情感的巨大矛盾和劇烈掙扎，恐怕非外人所能體會。

而當一個背負歷史罪責的民族，卻沒有勇氣完成那段歷史的自我否定時，它便無緣擺脫心

魔而完成自我救贖，無法建立對人類正義、文明的信仰和信心，也就無法洗脫它臉上曾經

有過的暴虐、乖戾之氣，而讓曾經被它傷害的人們與它坦然相處。我們的東鄰，就這樣依

然掙扎在歷史的泥淖中不得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