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世界充滿了鬥爭與對抗。
1937年，中國發生“七·七”事變後，身在異國的錢學森懷着對侵略者的滿腔仇恨，毅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到為反侵略戰爭所需、為反侵略戰爭服務的軌道上來。這是他整個科學研究生涯的重大轉折。為此，一方面，他應美國空軍所需，深入研究航空動力學、流體動力學等學科，以便製造高速飛行的飛機；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重現代火箭的研究和實驗。
由於他掌握了淵博的科學知識，他既有數學家的頭腦，又有物理學家的深厚知識和實驗技能，所以，他既可以同數學家合作，又可以和物理學家共事。他能以熟練的計算能力解決技術上的許許多多細節問題。
就在1937年秋季，錢學森結識了熱心研究火箭技術的同學F·J·馬林納。
馬林納於1934年由美國德克薩斯州來到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火箭飛行研究。當年，許多人嘲笑他，認為物體通過氣流高速飛行不過是奇想而已。可是，他自己卻滿懷信心。
馬林納在火箭飛行研究中遇見難題，時常求教於馮·卡門教授。因此，這個年輕人也給馮·卡門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馬林納從事的火箭飛行研究的人員中，有三個忠實的青年夥伴。一位是福曼，他醉心於火箭引擎的構造，一位是白遜斯，另一位是初出茅廬的火箭專家史密斯。有趣的是，這三位青年並不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由於在火箭飛行研究方面有共同的志趣，結成了一個研究集體。他們自稱這個火箭飛行研究小組為“火箭俱樂部”。
這時的錢學森，對航空動力學和火箭飛行研究同樣具有濃厚的興趣。有一天，錢學森與馬林納並肩坐在教室里聽課。恰巧，錢學森手裡拿了一本載有馬林納關於火箭研究方面文章的雜誌。於是，他二人相識了，而且熱烈地討論起這篇文章來。馬林納眉飛色舞地陳述他在文章中的觀點，他堅信火箭可以射入太空。可以想象，太空時代的種子，已經在這些年輕人心中萌發出了幼芽。
“如果你對火箭飛行研究感興趣，為什麼不加入我們的火箭俱樂部呢？”從談話中，馬林納已經感覺到這位年輕朋友的心情，於是，直接了當地向錢學森發出了邀請。
錢學森高興地說：“我很願意參加。”
“好吧，那就定下來了。”馬林納更是興奮異常。
從此，錢學森成了馬林納火箭研究小組的成員，當然也是那個“火箭俱樂部”的成員。
這個俱樂部是個純粹的民間組織。一無資金，二無設備，甚至連試驗、研究的場地也沒有。然而他們的熱情不減。沒有設備，幾位年輕人到舊貨攤上、到廢品倉庫里去揀零件自己安裝。沒有試驗場地，就到自家房後草坪上進行。因為這類試驗稍有不慎便有發生爆炸的危險，所以，馬林納戲稱他的夥伴們為“自殺敢死隊”。
有一次，這個火箭俱樂部的成員們，在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大樓實驗室里進行火箭噴射推力的試驗。他們利用二氧化碳作氧化劑，小型火箭發動機像個鉛球掛在實驗室的地下室內50英尺長的擺錘下端，擺錘的上端系在三樓天花板上。設計者的設想是，當發動機點火後，必然推動擺錘向相反的方向移動，根據刻度盤上顯示出的擺錘傾斜角度，可以計算出發動機的推力。然而，由於他們弄錯了程序，當他們剛剛點火，就聽到“轟隆”一聲，即刻從實驗室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濃煙，使得整個大樓內瀰漫着有毒的煙霧，實驗室內留下一層灰塵。於是，招來師生們的強烈抗議。後來，這個火箭研究小組不得不將這種實驗轉移到一個閒置不用的大倉庫中進行。
然而，這種難度較大的試驗，在倉庫中進行是不行的。火箭研究小組又回到古根海姆大樓，再次進行火箭發動機的試驗。
錢學森與他的幾個夥伴一起，小心翼翼地蹲在水泥地板上，安裝測試一枚小型火箭。由於有了前面幾次試驗中的經驗教訓，這次試驗他們特別小心謹慎。當最危險的工作——加注二氧化碳完成後，錢學森抹了一把額角上的汗珠，對同伴說：“請再檢查一遍，我們就可以點火啟動了。”
於是，夥伴們又分頭到各自的崗位上進行認真地檢查。
錢學森的兩眼凝視着那顆灰色的火箭發動機。它牢牢地固定在擺捶下面。加注二氧化碳的注入口，封閉得很嚴，沒有任何泄漏。他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火箭點火前，錢學森看到幾個夥伴一絲不苟的樣子，心中十分感動。他感到走過來的這段路雖然並不長，但是卻很不容易，充滿了奮鬥的艱辛和喪生的危險。但是，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許多困難被征服了，而且火箭俱樂部成立一年來，已經開花結果了。儘管這果實還不夠成熟，還有些酸澀，但畢竟是他們親手採摘的智慧之果啊！
根據小組的多次試驗，錢學森撰寫的論文《火箭發動機噴管擴散角對推力影響的計算》，馬林納對火箭發動機實驗結果的分析。先後在《富蘭克林學會會刊》上發表了。這些論文，立即引起美國科學家們對火箭技術的重視。加州理工學院天體物理實驗室的助教阿諾德，被5名年輕人的宏偉構想激動得躍躍欲試，主動向“火箭俱樂部”捐贈一千美元，並毛遂自薦擔任了火箭俱樂部的業餘攝影師。
5人火箭俱樂部的研究和試驗活動，得到了馮·卡門的熱心支持。在他們沒有試驗室的時候，馮·卡門就曾冒着風險，允許他們這個火箭飛行小組在課餘時間利用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實驗室的設備進行實驗。後來，又多次回答他們提出的理論和技術問題。
這一天火箭試驗的一切技術準備完畢。馬林納走過來，拍了拍錢學森的肩膀，錢學森微微笑了一笑，兩個人默契地又將試驗裝置重新檢查了一遍。他們都明白，這次試驗必須慎之又慎，這是因為，他們是在走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危險道路。而且，由於試驗經費匱乏，試驗裝置的器材、零部件，並不都是由工廠專門製造的，有一些是代用品，還有一些是從廢器材庫和工廠的垃圾堆里揀回來的。用這些材料拼揍起來的試驗裝置，其質量和保險係數之低是可想而知的了。稍有不慎，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就在5個年輕人滿懷信心地進行這場冒險試驗的時候，死神早已悄悄地溜進了昏暗的試驗室。
“點火！”隨着馬林納一聲令下，3秒鐘過後是一聲一轟隆！”的巨響，古根海姆大樓搖晃起來。5名勇士被爆炸的氣浪掀翻在地。沒有等到他們清醒過來，又是一聲巨響，發生了第二次爆炸。這次爆炸力很大，竟然將一個定位器高高拋起，而後在空中開花，像是一枚榴需彈一樣，被炸開的金屬零件飛向實驗室的四壁，有一隻“彈片”恰好射中馬林納平時坐的椅子靠背。萬幸的是馬林納這時已經撲伏在地上，否則，正如馬林納在事後說的那樣，他將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殺隊”的首領了。
爆炸聲驚動了加州理工學院執行委員會主席羅伯特·米利根。他怒髮衝冠，勒令“火箭俱樂部”停止一切實驗活動。他大聲對馮·卡門說道：“這太可怕了，你這個火箭俱樂部，簡直是個‘自殺俱樂部’，就叫‘自殺俱樂部’好了！”
從此，“自殺俱樂部”的名聲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園內傳開了。
“自殺俱樂部”的消息開始在加州報紙上出現了。
失敗，加上不大有利的輿論，給火箭俱樂部的壓力是很大的。面對這些不利的因素，5位年輕人不氣餒，不灰心。尤其是錢學森和馬林納，他們如同初生的牛犢，以大無畏的氣概，硬是向着虎山探險。他們知道，跟電機、火藥、二氧化碳之類的物體打交道，不僅有害健康，而且隨時危及生命安全。但是，攀登科學的高峰，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要冒風險的。一位偉大的哲人說過：“在通往科學殿堂和地獄的人口處，都寫着同樣的一句話：‘懦夫止步’。”然而，這5位勇士是不肯做懦夫的。為了獲取
火箭飛行研究的成果，錢學森甘願同小組的成員一起，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即使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也在所不辭。
古根海姆大樓因為“火箭俱樂部”進行試驗而發生爆炸事件以後，“火箭俱樂部”已被學校當局勒令停止一切試驗活動。但是，停止試驗，就等於宣布“火箭俱樂部”的死亡，這是幾個年輕人絕對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們將試驗從校園搬到校外，遷移到遠離洛杉磯的馬特里山的一個偏僻的山谷中去。在那裡，他們自己動手蓋起了一座簡易的火箭試驗台。
從此，這片寂靜的山谷，滾動起陣陣春雷，驚得獐狍麋鹿和野兔到處逃竄，雉雞山雀四處紛飛。
錢學森與馬林納的友情日益深厚。他二人總是形影不離，因為，他們不僅有研究火箭方面的共同志趣，還有着對音樂的共同愛好。
如同在波士頓時一樣，錢學森依舊迷戀着音樂。他時常駕駛着他的老爺車，從帕薩第那到洛杉礬聽音樂會。他左邊的座位上坐着馬林納。
在馬林納的朋友中，還有一些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生，其中，不乏音樂愛好者，而且可以組成弦樂四重奏的班子，經常在一起演奏。馬林納把錢學森介紹給他的朋友們。從此，錢學森開始接觸室內音樂，而且，很快地喜歡上了他的朋友們演奏的曲子，他還搜集了一些這方面的唱片。
跟這些朋友們在一起，錢學森很快活。他們有時演奏弦樂，有時開動留聲機欣賞貝多芬、莫扎特的古典樂曲，有時還表演喜劇。
一次，馬林納扮作一個黑人姑娘，模仿着女聲，用喜劇腔調唱
道：
我是一個黑人姑娘，
可我的胸脯，
比白人更漂亮。
黑人姑娘的眼睛，
望着人類的遠方；
椰子樹上，
一隻白鳥放聲歌唱。
......
錢學森稱讚馬林納的演唱妙不可言。他們感嘆黑人的處境，並為黑人在美國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平等的待遇而憤憤不平。
在他們演奏成員中，有一位叫做S·威因鮑姆的，是個很內行的音樂愛好者。一次，他們一起欣賞莫扎特的《施培德勒五重奏》的唱片，一支單簧管，在四把提琴的簇擁下，如泣如訴地吹奏出委婉迷人的旋律。樂曲結束後，人們都沉醉在樂曲創造的憂傷的氛圍里。這時，只聽S·威因鮑姆評論道：
“這是莫扎特晚年的作品，這與他的第一鋼琴協奏曲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心境。那第一鋼琴協奏曲是孩童對美妙世界的期待，而這首五重奏則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藝術家發自心靈的嘆息。兩個作品同樣優美，同樣純淨，但反差卻如此之大。這就是人生旅途的烙印，生活的艱辛和人生的磨難，似乎誰也無法超越。莫扎特這位偉大的音樂家也不例外。”
錢學森疑惑地說：“當年莫扎特寫的這部作品，是送給他的好友施培德勒的，是對他們之間友情的懷念和歌頌。可是，你卻聽到其中潛藏着深深的憂傷。難道人間的友誼也要蘊含着深深的憂傷嗎？”
是的，莫扎特似乎悟到了人間的真諦。後來的事實證明，錢學森與S·威因鮑姆的友誼確實潛藏着深深的憂傷。
音樂沒有國界，也沒有民族的阻隔。通過音樂，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膚色和語言的人，可以自由交流。
可以說，是音樂把錢學森和馬林納等幾個美國青年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
然而，就錢學森同S·威因鮑姆的友誼來說，除了音樂，還有更深刻的理性方面的東西。
錢學森首次認識S·威因鮑姆，並不是在他們的音樂沙龍里，而是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馬列主義小組。錢學森是經馬林納介紹，參加了這個學習小組的。正是在那裡，他結識了這位俄羅斯血統的美國人。
S·威因鮑姆博士，原是烏克蘭人。1922年由烏克蘭工學院和卡柯夫學院轉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1924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而後，離開學校，在美國一家私人企業中當了4年的藥劑師。1927年加入美國國籍。1929年重返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研究生，同年獲得藥物學博士學位。威因鮑姆在化學領域很有成
就，在應用物理學方面也很有名氣。他曾將量子力學應用到分子上去，是電子結晶結構、固體物理和熱傳導專家。
錢學森對威因鮑姆博士懷有某種好感，時常到他家去作客。這位俄國十月革命後離開祖國的烏克蘭人，並不是反對十月革命的白俄分子，相反，他的思想很進步。
在威因鮑姆家裡，時常有小型集會。他們之中，有馬林納夫婦，也有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學生杜布諾夫和他的夫人貝麗。有時候，著名物理學家羅勃·奧本海瑪的兄弟佛蘭克·奧本海瑪也來湊熱鬧。錢學森自然是這些集會的常客。他們在一起除了音樂欣賞、演奏外，還時常談論世界大事，談論馬克思主義。大家說東道西，自由發表意見，氣氛非常活躍。威因鮑姆是個很愛發表音樂評論的人。一次，大家共同欣賞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歡樂頌》，那雄渾歡快的旋律，鼓舞着熱血青年為人類團結友愛的美好世界去追求和鬥爭。
唱片放完了，只聽威因鮑姆說：
“音樂是人類一種精神食糧，一種情感和欲望的釋放形式。應該說，存在於人類的各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都是有表現力的。但無論那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都有盡頭，只有音樂所表現出來的意境和體驗是無窮無盡的。”
大家對威因鮑姆的精彩評論報以熱烈的掌聲。威因鮑姆意猶未盡，接着說道：
“簡簡單單的七個音符，由於節拍和音階的變化，演化出了多少節奏和旋律？倘若在這個世界上尋找一種既簡單又複雜，既枯燥又多情，既普及又高深的模式，那末，我說就只有這‘1234567’了。”
夥伴們又是一陣笑聲和掌聲。
威因鮑姆的話，總是蘊含着深刻的哲理，這是同伴們都很佩服的。錢學森在音樂方面也有較強的悟性，他對威因鮑姆的話十分讚賞，因為，他也從音樂世界中領悟到了人生的哲理。
錢學森贊同地說道：
“是這樣的。這‘1234567’蘊含的內容既豐富又深沉。我從貝多芬的樂曲中似乎領悟到了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支與命運抗爭的交響曲；從莫扎特的樂曲中，感受到他的一生像是一支喚醒春光的魔笛；馬克思的一生則是一首莊嚴雄渾的國際歌！”
錢學森的話，也同樣贏得了同伴們的讚許。
他們由音樂往往也談及文學，談及十月革命，威因鮑姆對俄羅斯文學情有獨鍾。他說道：
“我認為俄羅斯的文學，從契柯夫、普希金、托爾斯泰時代起，到俄國十月革命後的高爾基等，不管別人怎麼看，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和藝術，在當今世界，無疑是無與倫比的高峰。”
由於錢學森在場，也由於中國是世界上文明古國之一，威因鮑姆感到自己的話有些過頭，於是，他轉過話題說道：“偉大的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她不僅發明了指南針、火藥、紙張和印刷術，而且中華民族的先賢最早發明了從‘O’和‘1’演化出來的伏羲八卦。這兩個數對電子計算機的發明提供了基礎。中華民族最早有了自己準確的天文曆法，從而推動了全世界範圍的天文曆法的研究和普及……”
威國鮑姆是位博學多才的人，也是個中國通。這一番話，說得錢學森頻頻點頭。威因鮑姆趁勢問錢學森道：
“密斯脫錢，我問你，拿美國與中國相比，你更愛哪一個國家？”
錢學森從容地回答說：
“談到美國，儘管這裡是孕育現代科學知識的搖籃，這裡也給我留下了諸多美好印象，但拿美國與中國比，我還是更愛中國。”
“這是為什麼？”馬林納和威因鮑姆幾乎是同聲問道。
錢學森笑微微地說：
“大概是因為中國是生我養我的故土吧！所以，我更愛戀自己的祖國。”
這句話說得威國鮑姆有些尷尬，錢學森也感覺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呷了一口飲料笑着說下去：
“比如這飲料，我喝着就覺得不如中國的龍井茶更好。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比較當然各有所長。拿中國來說，它是個有着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的國家，因此，它的文化積澱就深厚得多，民風淳樸，重禮儀，重親情，重友情。而美國，則是個年輕的國家，幾乎沒有什麼傳統文化而言。但是，正因為它年輕，所以，美國人不那麼保守，做事情很少有什麼框子，顯得有朝氣，富於創造活力。當然，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社會商業味很濃，人與人之間交往，很重視利害關係。而親情和友情就顯得淡漠一些。”
說到這裡，錢學森也感到有傷在座的美國朋友的面子，便詼諧地說：“我們這個小集團，在美國是個例外。我們之間的友情無疑是真誠的。”
朋友們都笑了。威因鮑姆伸出大拇指對錢學森說：“了不起，密斯脫錢，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他們的集會，多數情況下是討論一些哲學問題或倫理問題。威因鮑姆引導大家認真地學習和討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著作，尤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等著作，更是他們非常感興趣的經典。錢學森感到，通過學習和討論，思想豁然開朗，認識事物的立場、方法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對於他創造性的科研活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他就可以從總體上把握各學科之間的關係，從事物的內部聯繫與外部聯繫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後來的事
實證明，錢學森之所以在多學科的研究中取得廣泛的成就，之所以比同時代的物理學家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更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理解和自覺運用。
在威因鮑姆家，這些青年人還對美國哲學家梭羅的哲學思想，進行過多次熱烈的討論。
有人提出，梭羅所認定的生命之路，到底行得通還是行不通？
也有人提出，梭羅主張的那種簡化生活，甘於清貧的人生觀，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有沒有現實意義？
總之，人們表現出了對梭羅哲學思想的懷疑和否定傾向。
錢學森則發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說道：
“梭羅的人生哲學蘊含着對於那種奢侈的、拜物的、浮躁的和急功近利態度的否定。同時，也是對真正的、人性的、樸素的人生理
想的呼喚。”他開宗明義的話，使討論會的氣氛活躍起來。錢學森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梭羅哲學思想的理解，他在結束自己的發言時，激動地說：
“梭羅對於‘人的物化’的厭惡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美國物慾暴虐的今天，我想梭羅的人生哲學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的關注。這恐怕就是它的現實意義吧！”
錢學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及一切蘊含着深刻哲理的思想，都能兼容並蓄，從而，給了他對歷史和現實深透的洞察力。在這一點上，他贏得了威因鮑姆的敬佩。他們的思想觀念很容易溝通，因此，他們漸漸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
錢學森出眾的才華，在學習和研究中，越來越突出的表現出來。他善於思考，思路既寬闊又敏捷。在許多情況下，當別人對某個問題尚未弄懂時，他已經明白了，而且發現了這個問題後面的一連串需要解決問題。
對此，馮·卡門十分關注。他發現，這個來自中國的小伙子不同凡響，他所提出的問題，往往是當代火箭飛行領域的關鍵所在。
一天，傑出的理論家、物理系教授保羅·愛潑斯坦急匆匆地來找馮·卡門。他劈頭問道：
“ 朋友，你是否有個學生叫錢學森？”
馮·卡門被這個急性子猶太人問得摸不着頭腦，以為錢學森發生了什麼事情，便點點頭，表示確有其人。
只見愛潑斯坦拿出一張試卷，一邊展開一邊說道：
“就是你的這位學生，有時到我的一個班上去聽課，他解答問題的方法與眾不同，可以說有些玄妙。我看這個人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數學天才，不知你是否發現？”
馮·卡門舒了一口氣，接過愛潑斯坦手中的試卷看了看，果然是錢學森的手跡。說道：
“是的，我的老朋友，在這一點上我們倆的認識完全一致——他是一個難得的天才。”
“原來如此。”愛潑斯坦眨了眨眼情，詼諧地問馮·卡門：“你是否覺得這個中國人身上有我們猶太人的血統？”
馮·卡門聳了聳雙肩，表示無可奉告。但是他的確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不錯，世界上有不少知名學者和科學家，譬如馬克思、愛因斯坦等，都是猶太人，或具有猶太人血統。不過，愛潑斯坦忽視了一個智慧而勤奮的東方民族，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曾經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芒照耀了人類歷史的進程。錢學森正是這個偉大民族的子孫。
於是，馮·卡門鄭重地告訴愛潑斯坦：“我的學生錢學森是純粹的中國人，一個天才加勤奮的中國人。”
這時，兩個具有猶太血統的教授不約而同地、感嘆地攤開了他們的雙手。
這是1938年初春季節的一天，錢學森站在了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一間教室的講台上。他精神抖擻，神采飛揚，在黑板上迅速寫下了一串密密麻麻的公式、定義。然後，滔滔不絕地為台下幾十位美國學生描繪未來空間的美景。他說道：
“……隨着本世紀第一架載人雙翼飛機的出現，航空技術將人類載入了一個可以縮短時間和空間的奇妙時代。但是，螺旋槳式的飛機發展到今天，飛行時速仍在五百公里上下徘徊，這就束縛了航空技術向更高層次前進。因此，我們必須跨越已經取得的成功，去尋找一種新的技術，新的模式。”
錢學森停頓了一下，說道：“其實，這種模式在世界航空史上曾經出現過，我們不妨拿來借鑑。”
接着，錢學森向大家介紹了中國明代學者萬虎，用捆綁火箭載人飛行的大膽試驗。他說：
“試驗失敗了。但是，中國先人在四百年前進行的這項試驗，卻為今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思考。可以設想，在有了螺旋槳飛機的今天，如果把火箭與飛機相結合，將產生一種潛力巨大的新型飛行工具。這種火箭飛機，從美國西海岸到東海岸時間，將會由現在的８小時縮短為４小時、２小時、甚至１小時！
“我們還應該看到，離開地球，飛入宇宙空間，是人類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這種新型飛行器可能就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金鑰匙……”
錢學森將手臂一揮，結束了自己的演講。
年輕的錢學森那新穎的思路和奇特的構想，如同巨石投入湖面，激起了層層波瀾。一時，教室里議論紛紛。
這時，一位老教授從座席上站起來，他用權威的口吻，對錢學森的論點提出了反駁意見。他引經據典，言之鑿鑿，令人無可置疑。
面對這位老教授的反駁，錢學森並不膽怯，他認真地聽完老教授的批評意見，而後站起身來直率地說道：“請允許我重複一下我的論點，因為這有助于澄清這位先生在理解上的錯誤。”
錢學森簡練地重複了他的問題，對這位老教授論點上的錯誤，一一進行了反批評。
這時，教室里的氣氛突然變得緊張起來。在錢學森發言時，不少人在交頭接耳，有的人瞪大眼睛盯着他，臉上一副驚訝和不滿。那位老教授則滿面怒氣。
“各位先生，請允許我談談自己的看法。”主持研討會的馮·卡門，走到講台前，看了一眼面部表情各異的眾多學者，和氣地說道，“錢學森先生在這裡發表了十分有趣而且也是極有學術價值的演講。他豐富的想象力是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和計算的基礎之上的。批評他用理想代替了科學，這是不公平的。誠然，四百多年前，他們的先人曾進行過的大膽試驗失敗了，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那可貴的構想都錯了。要知道，那個時代還沒有，也不可能為他們提供現代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沒有現代化的工業，以保證他們進行這種尖端試驗的需要。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包括萬虎的後人錢學森先生，完全有條件去實現前人的美好願望。在這一點上，我想我們的認識是應該一致的。”
馮·卡門的話不僅使教室的氣氛緩和、平靜下來，而且引發出輕輕的笑聲。那位老教授滿面的怒氣也消散了。
研討會結束了。馮·卡門問錢學森說：“你知道剛才對你提出反駁意見的那位長者是誰嗎？”
“不知道。”錢學森搖搖頭回答。
“喔，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馮·米塞斯！”
“啊？！”錢學森驚訝地失聲叫了出來，“我的天，原來他就是當代的力學權威、土耳其籍的著名教授馮·米塞斯啊！”
“如果你知道他是誰，那你還敢進行反批評嗎？”馮·卡門進一步追問道。 錢學森笑了笑說道：“當時，我雖然不知道他是誰，但是，我已經看得出來，他是個權威學者。不過，在學術問題面前，是應該人人平等的，這是您一再教導我們的。”
馮·卡門哈哈大笑了。他非常讚賞錢學森這種精神，就是靠這種精神，錢學森在空氣動力學、火箭飛行等領域裡，都有了相當高的造詣。那兩年，他陸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可壓縮流體邊界層》《外壓引起的球殼的翹曲”》等一批較有影響的論文。剛滿二十六歲的錢學森，已經在加州理工學院嶄露頭角。馮·卡門掩飾不住自己的喜悅，常常對他的朋友門講：“我的錢學森，比我任何一個學生都更有才華。他能夠一面吸取知識，一面擴展自己的研究。他不盲從權威，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
這位科技巨擘有些“愛屋及烏”了。他常常由錢學森想到中華民族。他認為，世界上最最聰明的民族有兩個，一個是匈牙利，另一個就是中華民族。由此可見，一個身處異國他鄉的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代表着他的國家，代表着他的民族。錢學森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及良好的素質，為炎黃子孫贏得了光彩。
1939年6月，在馮·卡門指導下，錢學森完成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問題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論文，取得了航空和數學兩個博士學位。錢學森的論文，以其精確性和獨創行，震動了美國物理學界。
由於馮·卡門的推薦，這一年，錢學森被聘為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員。
1938年，是世界陷於動盪和混亂的年代。
就在這一年，希特勒出兵占領奧地利，並宣布奧地利為德國的一個“省”。墨索里尼則宣誓全力支持這個法西斯頭子。
不久，德、意法西斯軍隊聯合西班牙叛軍占領了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
就在這個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正在蹂躪中國的華北，並占領了上海。
就在這個年代，在美國出現了新的經濟大蕭條。
霎時之間，國際風雲突變，大戰的陰影，越過大西洋，穿過太平洋，籠罩着美國社會。
這期間，美國知識分子思想非常活躍。美國共產黨在洛杉礬帕薩第那區有一個支部，被稱為122支部，這是一個教授集團。因此，支部的成員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這個支部的外圍組織是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因為這些美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對世界緊張局勢表現出了強烈的關注，所以，他們更加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方法論對於理解戰爭大有裨益。一向關心國際形勢，關懷民族命運的錢學森，便隨馬林納等年輕朋友一起，時常參加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學習活動。這期間，錢學森接到父親的來信，國家的屈辱，民族的仇恨，常使他義憤填膺。但是，他引為欣慰的是，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朋友們，就像同情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共和國一樣，同情中國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在這個學習小組裡，沒有對中國人民的歧視，卻有着對於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中國的強烈仇恨。這裡，可以自由談論社會、國家和世界大事，可以盡情抨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這裡，有的是溫暖的友誼和廣闊的胸懷。這便是錢學森參加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初衷。後來，當錢學森回憶他參加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活動時，曾經說道：“在我的這些朋友圈子中，有着一批極有政治遠見的學者，我在他們之中度過了青春期的一段極為短暫的快樂時光。”
1939年3月，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國不宣而戰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被迫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了。不久，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中的一些成員有的投身於反法西斯戰爭，於是這個小組的學習活動也隨之終結。
然而，就是因為錢學森參加了幾次這個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學習活動，就是因為錢學森在這個小組中度過了“一段極為短暫的快樂時光”，竟然成為了美國當局阻撓錢學森回歸祖國的藉口，為此，錢學森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此，他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下度過了長達五年的痛苦時光。他哪裡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黑手早已伸向了這個為他所垂青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他哪裡知道，這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是美共帕薩第那區122支部的外圍組織。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結束了３年的研究生學習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該學院任教。他由馮.卡門的得意學生，進而成為馮.卡門的親密助手和同事。
錢學森的研究工作往往是獨創性的，但是，他也善於吸取他人的成果，善於博採眾家之長，溶化於自己的研究課題之中，並能抓住關鍵所在，很快形成突破，取得較好的研究成果。
在１９４０年的美國航空學會年會上，錢學森宣讀了一篇關於薄殼體穩定性的研究論文。這是一個難度極大而實用價值同樣很大的科研課題。這篇論文對這個領域中的一系列艱深的問題作出了開拓性的解釋和回答，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
這項獨立研究的成果，成為了錢學森的成名之作。他後來的許多重要論述，一再引起國際動力學界越來越大的興趣和重視。
從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期間，錢學森與馮.卡門合作研究的諸多成果，由他們共同署名，發表了許多論文。在他們師生之間，充滿了深厚的情誼和合作的精神。這在美國的科技界也成為佳話。尤其是，他們共同創造的著名的“卡門——錢學森公式”，更是航空科學史上閃光的一頁。
所謂“卡門——錢公式”，又稱“卡門——錢學森法”，就是由馮.卡門提出命題,然後由錢學森做出結果。“卡門——錢公式”，第一次發現了在可壓縮的氣流中，機翼在亞音速飛行時的壓強和速度之間的定量關係。通俗地說來，就是當飛機的飛行速度接近每秒為340米的音速時，空氣的可壓縮性對機翼和機身的升力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卡門——錢公式”回答了這個問題，準確的表達了這種量的關係，並且為實驗所證明。
沒過多久，全世界的空氣動力學家都認識到“卡門——錢公式”是空氣動力學中的一項重大科研成果。如今，幾乎每個從事空氣動力學研究的人都熟知“卡門——錢公式”。德國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科柯.奧斯瓦梯許,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氣體動力學》一書中，用了一節的篇幅專門介紹了“卡門——錢公式”。
日本科學家河村龍馬在《可壓縮流動理論》一書中，曾多次闡述了“卡門——錢公式”的科學意義。
馮.卡門在他１９５４年出版的《空氣動力學發展》一書中，曾多次闡述了“卡門——錢公式”的由來和意義。
錢學森儘管在空氣動力學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研究成果，但他依然把馮.卡門當做自己的導師。只有馮.卡門十分清楚錢學森在他們的合作中所占的地位。馮.卡門在他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和錢在那一段密切合作時期，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有飽滿的熱情，充沛的精力和智慧的大腦，同時有很高探索未來科學的激情。當說，我們之間的合作是饒有成果的。
讓我們看一看比利時的馮.卡門流體力學研究院加布里埃教授等開列的馮.卡門與錢學森合作發表的著述目錄吧：
１９３８年，馮.卡門與錢學森首次合作，發表了重要論文《可壓縮流體邊界層》，刊載於《航空科學雜誌》第五卷。
１９３９年，他們合作的著述《外壓引起的地殼的翹曲》，１９４０年，他們合作的另一篇著述《曲泵對結構翹曲特性的影響》，都發表在《航空科學雜誌》第七卷上.
１９４1年，他們共同撰寫了《薄柱殼在軸壓下的翹曲》，發表在《航空科學雜誌》第八卷上。
１９４３年，他們根據合作研究的新成果，撰寫了《關於遠程火箭拋射體可能性的綜述》，在《噴氣推進實驗室報告》上發表。
１９４３年，馮.卡門、錢學森與康榮等合作，撰寫的《利用噴氣的引射作用作為驅動推進劑泵的動力源可能性的研究》，也於同年發表在《噴氣推進實驗室報告》上。
１９４４年，馮.卡門、錢學森與馬林納共同撰寫的《關於噴氣推進系統應用於導彈和跨聲速飛機的比較研究的綜述》，發表在《噴氣推進實驗室報告》上。
１９４５年，馮.卡門與錢學森合作，完成了一篇新的著述《非均勻流體機翼的升力線理論》，發給《應用力學》季刊第三卷上。
上述一系列論文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間連續發表，從一個側面生動的表明，馮.卡門和錢學森在這個時期的合作確實卓有成效的。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因而也取得了豐厚的科研成果，為人類的飛行事業做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貢獻。
一篇科學論文，可能只有幾十頁文字，比起洋洋灑灑的長篇小說，簡直不可比擬。可是，他究竟有多大的勞動含量，這是許多人所不了解的。對此，錢學森曾經做過說明。那是在１９６２年北京電力學會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上，他講過這樣的一番話，他說：
“發表一篇科學論文，大家所能看到的內容，這是作者在科研工作中‘校對了’的那一部分，而錯的部分以及從錯到對的那個過程，都不能寫到論文裡去的。往往以論文形式發表出來的這一部分正確的東西，只是作者對這個問題全部科學研究工作量的十分之一的，甚至是百分之一，其它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曲折和錯誤，都只記在他自己的筆記本里，鎖在抽屜里。
"因此，每一項科學研究成果，寫出來清清楚楚的，看起來頭頭是道，都是經過自己大量勞動的結晶，來之不易。
“我過去發表過一些重要論文，關於薄殼方面的論文，只有幾十頁。可是，我反覆推敲演算，僅報廢的演草紙就有700多頁。要是拿出一個可以看得見的成果，它僅僅像一座寶塔上的塔尖。”
人們說，成就是苦根上結出的甜瓜。由此可知，勝利者頭上的桂冠，都是用荊棘編成的。
錢學森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毫不停頓，還因為他把有意義的科學研究，看作是一個沒有窮盡的過程，並以不間斷地探索為樂趣。
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科學永遠不會達到這樣一點，即他在發現了某種絕對真理之後，就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人們除了驚愕地望着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之外，再也無事可做了。
錢學森將恩格斯這個論斷，作為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座右銘。
在遠離祖國的異域他鄉，錢學森既沒有參加美國的社會保險，也沒有參加美國的任何保險。他依仗自己年輕，身強力壯，與各種疾病、危險作鬥爭。
為了堅持搞科研，有了病他咬緊牙關挺過去。餓了，啃塊麵包；渴了，喝幾口自來水。只有在節假日，才到中式餐館飽餐一頓，算作一種補償。
遇到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或是父母親的生日，他習慣於埋頭寫一封長長的家信，以盡情抒發他對祖國，對親人的思念之情。但是，每逢到了美國人的聖誕節、狂歡節，那就慘了。錢學森看到美國人閻家團聚或萬人空巷鬧狂歡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每當這時，他越發思念祖國，懷念親人。他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裡，一遍又一遍發誓：一年半載之內，一定打回老家去。然而，這只能是一種感情的渲泄。事實上，他是不能回老家去的。因為，美國有科研課題等待着他；他所懷念的家鄉已經變為日寇蹂躪下的淪陷區，那裡沒有科學家的立足之地。
1941年，從加拿大來了幾位利用美國減免“庚子賠款”補充中國留美學生教育費用而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中間有郭永懷、林家翹、傅承義等人。1942年，又來了錢偉長。這批優秀中國留學生的到來，使得錢學森興奮異常。從此，身單影孤的感覺，頓時消失了。錢學森與這些同鄉、同學相處很親密，很快活。他們時常在一起吃晚飯，或者議論祖國的時局，分析世界的形勢，或者討論科學方面的問題。
錢偉長多才多藝，他也投師於馮·卡門，攻讀空氣動力學。傅承義則感念華夏祖先首創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儀，所以，他立志專攻地球物理學。
郭永懷與錢學森最相知，他也熱衷於空氣動力學和火箭飛行專業，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錢學森對郭永懷駕馭課題的能力十分賞識。這不僅表現在當時在美國期間的科研合作上，也表現在錢學森回國之後，當有關方面向錢學森徵詢誰是承擔核武器爆炸力學最合適的人選時，錢學森立即想到了郭永懷，並毫不遲疑地推薦了郭永懷。
1943年冬天，周培源先生來到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與馮·卡門教授一起探討湍流力學理論。於是，周先生家中就成為了中國同學周末聚會、聚餐的場所。每當聚餐時，錢學森便是師母的幫灶人，有時還要露一手，烹製一兩個中國菜，尚能受到好評。他們邊吃邊談論國家大事。這些海外赤子，雖然已經離開故土多年，但是那一顆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依舊那樣熾熱。他們親身感受了酉方文明，穿行過美國的1號公路，接觸到了美國的火箭飛行這樣先進的科學技術。於是，他們的頭腦中開始探討“西方與中國”，“中國怎樣趕超西方”等諸多問題。
周先生看到這些熱愛祖國的海外學子，喜悅異常。然而，周先生也遇到過另外一種情況，一種使他非常難過的情況——
一次，周培源先生在美國另一個城市與同鄉集會，他和一位同鄉促膝聊天。周先生很自然地問道：
“你打算在美國呆多久？”
“這要看中國的情況。假如中國能建成美國現在這個樣子，我馬上就可以回去。”同鄉的話似乎未加任何思索，脫口而出。
同鄉的回答，深深地刺傷了周先生的心，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這位年輕人：
“你這是在迴避困難。一個願意為祖國服務又有知識的青年，為什麼要坐等他人的成果呢？你應當堅強起來，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投入她的懷抱，立志改變她的面貌。”
“話是可以這樣講。但是，再堅強的人，怕是改變不了中國的面貌。”同鄉還是一派滿不在意的樣子。
周培源面對這位意志薄弱、麻木不仁的同鄉，難過了許久，一直耿耿於懷。當他把這件事講給圍在身邊的這些可愛的愛國學子時，人們不由得陷入了一陣沉思。
他們感到，周先生講到的這種中國人，儘管人數不多，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困難面前，他們是懦夫；在淫威面前，他們就是屈膝變節之徒。他們聯想到，中華民族正在遭受着日寇鐵蹄踐踏，在民族危亡面前，既有英勇抗敵、浴血奮戰的抗日將士，也有賣國求榮的漢奸汪精衛之流。而正是因為有了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成百萬漢奸為虎作倀，中國人民才遭受到這樣重大的災難。而周先生講到的這種軟骨頭的人，最可能走入漢奸的行列。因為這種人無行無節，是典型的漢奸人格特徵。這種人漂流在海外，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周先生從大家的沉默和從眼神里流露出來的鄙夷、憎恨的目光，已經看到了對這種人的評論。他用沉痛而慷慨的語調說道：
“近百年來，中國的確是落後了。但是，我們中國卻不乏有識之士、有志之士，不乏傑出人才。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中國的落後面貌終究是會改變的。”
錢學森懷着激動的心情聆聽着周先生的這番談話。他深感作為一個海外學子重任在肩，應該以身許國，把學到的科學知識，把取得的研究成果奉獻給祖國，為改變祖國的落後面貌去奮力拼搏。
錢學森和馬林納繼續着火箭發動機熱力學特徵的研究。為了測試他們的研究結果，他們向馮·卡門提出，需要建造一個小型火箭發動機實驗站。
馮·卡門教授欣然批准了他們的建議。
次年，他們在帕薩迪那的阿洛約賽克，建造了一座發射火箭的試驗台——這就是美國最早的火箭發射台。它是火箭發動機實驗站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驗站建成之後，錢學森和馬林納還擴充了原來由史密斯和馬林納進行的探空火箭性能的研究，並且共同完成了一篇重要論文《探空火箭（特別是有關連續脈衝式推進的）飛行分析》，發表在《航空科學雜誌》上。他們由此找到了一些飛行計算問題的數據。
特別應當提出的是，當時錢學森與馬林納提出的一個觀念，對後來火箭科學的發展，可以說是作出了具有奠基意義的貢獻——這就是他們早在1939年就預見到，作為載體推動力的火箭，需要三級，而第三級最後可以離開大氣的阻力。今天，太空火箭（包括航天飛機）發射成功的事實，證明了他們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
錢學森與馬林納的火箭飛行研究，進展順利。經過長期缺乏資金的艱苦奮鬥之後，好消息終於傳來了：由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為美國火箭的研究和製造開了先河，引起了美國當局的注意。當年的美國空軍總長亨利·阿諾德來到阿洛約賽克火箭發射台，觀看了他們的火箭飛行試驗，認為值得發展。
亨利·阿諾德這個身材敦實的西點軍校出身的美國軍官，被認為是當時美國有識之士。1944年6月，馮·卡門因患腸癌動了大手術，正在紐約休養。一天，阿諾德將軍把電話打到了紐約馮·卡門教授的病榻前，於是，馮、卡門和馬林納被邀請到了華盛頓，阿諾德與他們商討，擬在美國國家科學院之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
會，協助美國空軍發展火箭事業。
然而，美國空軍總長阿諾德與錢學森等人從事火箭飛行事業的着眼點不同。阿諾德所以重視他們的火箭飛行研究，是當時美國軍事上的需要，也就是說，他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改善軍用飛機的結構，怎樣利用火箭幫助飛機起飛，並獲得更高的飛行速度等技術。這裡包含了當時一般人對火箭這門科學幼稚的理解，“火箭”一詞，在那時只相當於“噴射”的意義。而錢學森與馬林納進行這項研究的着眼點是非常廣闊的。他們所追求的是使火箭的飛行如何到達太空的射程。他們理想中的火箭引擎，可以推動火箭飛出地球，以每小時11O0O公里的速度進入太空。
遺憾的是，當局與科學家的想法產生了矛盾。當局想的是眼前的需要，科學家想的是未來的太空探索。好在有馮·卡門從中協調“火箭俱樂部”與阿諾德之間的關係。阿諾德信任馮·卡門，而馮·卡門則信任“火箭俱樂部”。他認為二者可以兼顧，從而使“火箭俱樂部”的火箭飛行實驗獲得較雄厚的經費，為實現長遠的目標創造了條件。
由於馮·卡門從中周旋，美國科學院於1939年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同意在加州理工學院建立火箭中心。先是撥款10O0美元，而後又簽訂了給予加州理工學院火箭中心10000美元的契約，作為火箭飛行研究的基金。
隨後，美國軍方又委託加州理工學院舉辦噴氣技術訓練班，錢學森被聘請為這個訓練班的教師。從此，錢學森開始與美國的陸海空三軍技術人員有了接觸。因為這個訓練班的學生，後來多數成為美軍從事火箭導彈工作的軍官和工程技術人員。
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軍隊進攻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世界戰全面爆發。194O年德國在西線發動閃電攻勢，4月侵占丹麥和挪威；5月侵占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進而攻入法國本土；6月，法國投降，英軍被迫撤出西歐大陸。此後，德國加緊侵略東南歐各國；意大利乘機奪取英法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1941年6月22日，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突然進攻蘇聯，爆發了更大規模的蘇德戰爭。英、美同蘇聯結成反法西斯聯盟。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英美對日宣戰，德意對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在這種形勢下，“火箭俱樂部”的幾位美國青年應徵參加了美國軍隊，走向抗擊法西斯戰爭的前線。於是，“火箭俱樂部”不得不宣告結束。
然而，來自中國的錢學森仍在繼續着他的火箭飛行研究。
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使得帕薩迪那些科學家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美國航空噴射機械公司，改名為通用航空噴射公司，由馮.卡門任主席，馬林納為司庫，白遜斯、諾曼和孫墨非為副主席，威因鮑姆去美國東部從事戰時工作。馬林納本人開始從事一項非常重要的軍用火箭的研究。因為涉及到美國當局的軍事秘密，所以，馬林納不可能再與錢學森和作了。錢學森作為一個僑民，是不能接觸美國軍事機密的。為此,錢學森離開了他的朋友，自己獨立從事航空分類研究。
１９４２年，盟軍初步得到一個情報，說是德軍在一個叫佩內明德的漁村附近，正研製一種叫做“V--1”導彈。據說，這種導彈身長７．６米，重２．２噸，最遠射程三百七十公里，飛行時速可達六百公里。
這個情報在盟軍領導層引起了不小的震驚，尤其是給盟軍中最強大的美國當局的求勝希冀蒙上了一層陰影。要知道，在四十年代初，“V--1”如果裝備了部隊，顯然是軍事進攻武器中的一張王牌。
這個情報於1９４３年５月被證實。波蘭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密告倫敦方面，希特勒的確正在佩內明德鎮試製一種無人駕駛的噴氣飛行物，這就是“V--1”飛彈。同時，試製一種火箭，後來稱之為“V--2”。
根據這位地下工作者提供的確鑿情報，美國空軍的一架偵察機把佩內明德鎮德軍的實驗設施全部拍攝下來。８月，英國出動轟炸機轟炸了佩內明德，使德軍的這個還處於襁褓中的導彈試驗基地遭到嚴重破壞，致使德國法西斯的導彈試製推遲了幾個月，為盟軍贏得了時間。
德軍試製導彈基地的發現，使美國軍方人士想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原來那個“火箭俱樂部”的一些主要成員。
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已經擔任美國某軍事研究機構顧問職務的馮.卡門教授，邀請錢學森外出散步。他們在一片綠草地上坐下來，馮.卡門深情地對錢學森說道：
“密司脫錢，我準備推薦你參加軍事研究項目，你大概明白這將意味着什麼？”
錢學森凝視着停留在天空的一片白雲，沉默了一刻，然後，對他所尊敬的導師說道：“對不起，請允許我考慮成熟以後在回答你好嗎？“
馮.卡門理解地點點頭。
自從那天同馮.卡門教授談話之後，錢學森一直處在深深的思考之中。國家、民族的屈辱和仇恨，一古腦的湧現在他的心頭。中日甲午海戰的硝煙，焚燒圓明園的火光，“８．１３”上海灘的血戰，“７．７”盧溝橋畔的槍聲，南京大屠殺的血腥……這一幕幕民族悲劇，使他百感交集，憂心似焚。
三天后，錢學森向馮.卡門教授明確表示，他同意導師的推薦。他想到，從眼前來說，幫助美國軍隊也是在參加國際反法西斯的鬥爭；從長遠來說，掌握了這張王牌，回國之後，可以為祖國的國防現代化，為保衛神聖的祖國貢獻離量。
於是，錢學森繼續與馬林納合作，共同研究火箭發動機推進導彈發射這一課題。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錢學森與馬林納合作完成了《遠程火箭的評論和分析》的研究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他們對遠程導彈的幾種可能性進行了分析，並且指出，如果利用當時的火箭發動機，則不能夠超越一百六十公里的射程。如果製造射程更遠，爆炸載荷能力更大的火箭，必須研製更先進的火箭發動機，這種發動機是完全可以研製出來的。為此，他們在報告中提出了三種火箭（導彈）的研究設想。
馮.卡門教授在同錢學森、馬林納討論了這份報告以後，進一步核實了報告的數據，附上自己的一份備忘錄，親自送交美國陸軍軍械署技術部。
這份報告如同一支興奮劑，給沉悶的美國軍事科研注入了生機。五角大樓的首腦們，互相傳閱着報告摘要。他們透過報告的字裡行間，似乎看到了戰爭之神手中那把銀光閃閃的利劍，似乎看到了盟軍對法西斯的威懾力量。
１９４３年２月，蘇軍殲滅了被圍的德軍精銳部隊，取得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勝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面出現了新的轉機。在此期間，美、英軍隊把德、意軍隊驅逐出北非，並在意大利南部登陸。９月３日，意大利投降。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艾森豪威爾率領的美、英海軍陸戰隊成功地在法國的諾曼底登陸，開闢了第二戰場，從背後給了阿道夫.希特勒沉重的一擊。於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的大決戰階段。
希特勒為扭轉戰局，便把賭注押在新式武器上。６月１７日，他下令用“V——1”和“V——2”飛彈隔海狂轟濫炸英國倫敦——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使用導彈。但是，由於當時制導技術不精，大部分未能擊中倫敦市區，而是落在倫敦郊外甚至更遠的地方。有趣的是，其中有一枚導彈，由於制導系統故障，竟然在飛向倫敦途中掉頭回飛，在希特勒的避彈所的上空爆炸了，把希特勒下了一跳。
儘管如此,德軍的導彈還是把英國朝野嚇得惶惶不可終日，也在反法西斯盟國領導層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美國當局連夜研究對策，尋求應付辦法。最後決定，立即委託馮.卡門用最快的速度研製中遠程導彈。
馮.卡門接受任務後，向錢學森、馬林納轉達了美國軍政當局的要求，並將德軍“V——1”和“V——2”導彈轟炸倫敦的情況告訴了他們。經過研究，他們確定由錢學森負責理論組的工作。錢學森提名林家翹、錢偉長一道參與理論組的研究。由於戰時需要，美國當局只好放寬對僑民接觸軍事秘密的某些限制，因此，錢學森的提名很快得到批准。有了林家翹、錢偉長的加盟，導彈理論研究工作進展很快。他們首先作了彈道分析，接着，又進行了燃燒室熱傳導與燃燒理論的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及時提供給五角大樓。這期間，錢學森不斷的往來於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推進實驗室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之間。
當美國五角大樓的將軍們看到一份份研究成果時，情不自禁的搓着手，興奮地大聲說道：“干吧，現在輪到我們啦！”
由於錢學森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這項被譽為“美國導彈先驅”的計劃，迅速被推上了研製軌道，一批“下士”導彈被製造出來，運往歐洲前線，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對法西斯強盜的威懾力量。
可以說，錢學森和馬林納的合作，在馮.卡門的指導下，完成了美國第一枚導彈的設計工作。因此，錢學森被稱為美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錢學森不僅全身心地投入導彈的研製工作，他還從研製工作的全局出發，建議五角大樓設立一個導彈武器部的專門機構，以便適應戰時需要，集中力量研製導彈。馮.卡門很欣賞錢學森的建議，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錢曾提出，火箭導彈技術同操作的其它類型的武器所要求的技術完全不同，必須委託給軍事部門的一個新團體，要用新的軍事思想和思想方法進行研究。後來證明這是非常正確的。
不久，錢學森被聘請為美國航空噴氣公司的顧問。他已經置身於美國軍事科學的核心部位。
錢學森很早就意識到美國舊式的螺旋槳飛機，飛速太慢，而且往往受氣候條件的影響和制約，不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他曾建議五角大樓成立一個學會，以便促進噴氣技術的發展，用以改造和裝備美國的空軍戰鬥機。後來，錢學森與馮.卡門合作，運用空氣動力學，運用計算器，運用數學領域的函數理論，出色地完成了改制噴氣式戰鬥機的理論任務。從而，他又把火箭飛行的研究擴展到了新的領域。所以，錢學森又是美國空軍實現從螺旋槳式飛機向噴氣式飛機過渡的關鍵人物之一。由於錢學森在戰時的突出科研成就，從而大大增強了美國空軍的火力系統。
錢學森的科學成就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引起的很大的反響。確實，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在研製導彈和噴氣技術的過程中，他懷着對祖國國土淪喪的民族危機感，以一個反法西斯戰士的高度熱忱，致力於軍事科學研究。在戰爭的高峰期，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甚至到黎明，第二天又連續工作。夜以繼日，分秒必爭。
對此，美國當局高度評價錢學森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突出貢獻。馮.卡門教授著文寫道：
對於實現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助推起飛研究計劃，錢有過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空軍在一份絕密報告中，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錢學森對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曾撰寫文章，這樣稱讚錢學森：
錢對建造美國第一批導彈起過關鍵性的作用。他是制訂美國空軍從螺旋槳式飛機向噴氣機過渡，並最後向遨遊太空的無人航天器過渡的長遠規劃的關鍵人物……他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強國的科學家的銀河中的一顆明亮的星……
密爾頓.維奧斯特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還這樣寫道：
……錢的工作被認為不僅對美國軍事上的勝利是重要的，甚至對美國的軍事未來更為重要。
1945年4月末，法西斯陣營節節敗退，頹勢畢露。
4月29日，意大利法西斯首領墨索里尼在米蘭被意大利愛國志士槍決。
5月2日，蘇軍攻克了柏林。希特勒這個大戰的罪魁禍首同他剛剛完婚的妻子一道，在柏林他的元首府畏罪自殺。
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並在法國境內的姆斯——盟軍總部簽訂了無條件投降書。
德國投降後，美英集中兵力在太平洋上展開了對日軍的進攻。一但是遇到了日軍的頑強抵抗。
由於戰爭的需要，各交戰當局對於遠距離、大爆炸力武器的研。制和生產，產生了極大刺激。因此，在二戰期間，火箭、導彈以及原子彈有了飛速的發展。其中，法西斯德國的導彈技術，顯然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面。
對此，美國五角大樓的將軍們早就予以高度關注。
美國空軍司令亨利·阿諾德將軍，兼任軍用航空公司的首腦，被認為是美國軍方很有遠見的戰略家。他對於發展美國的火箭、導彈有着更深遠的考慮。
1945年6月的一天，阿諾德打電話約馮·卡門去紐約機場會面，說有要事相商。
這一天，阿諾德在自己的私人汽車裡，秘密會見了馮·卡門。這次特殊的會見，對美國空軍以後的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被載入美國空軍的史冊。
會見時，阿諾德將軍談到了盟軍必將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談到了由於美國空軍的威力的不斷增強，加快了勝利的進程。他特別指出，這些“無法估量”的貢獻，要歸功於馮·卡門與他的合作者錢學森等人。因而，阿諾德將軍希望馮·卡門立即召集一批專家，在美國空軍參謀總部成立一個科學顧問團，研究未來戰爭中空軍戰鬥所可能發生的一切遭遇，並制訂出今後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空軍發展計劃。
然而，阿諾德更急切的任務，是如何在二戰結束前，把德國先進的導彈成果和技術專家爭取到手。因為，這是加快發展美國空軍武器的一條捷徑。
不久，馮·卡門便組建了一個由36位優秀專家組成的科學顧問團，馮·卡門受聘擔任了這個科學顧問團的團長，被授予少將軍銜。錢學森受聘擔任火箭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軍銜。他們要立即參加一次重要的戰略行動。
一架 C——45型飛機，載着馮·卡門、錢學森等 36名優秀的科學家，其中有空氣動力學家、雷達專家、電視顯像管的發明人，以及空軍技術顧問等，向歐洲的德國飛去。
馮·卡門後來回憶道：
我們的朋友錢學森，是1945年我向美國空軍科學顧問組推薦的專家之一。他是當時美國處於領導地位的第一流火箭專家，後來成了世界聞名的新聞人物......錢學森作為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小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貢獻......他是一個無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進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科學的發展。由於這些原因，我提名他為科學顧問組的成員......我興高采烈地帶他一起到德國去考察希特勒的秘密技術發展情況。
德國不倫瑞克鎮附近的一片松樹林裡。
林木被帶電的鐵絲網嚴密地包圍着。荷槍實彈的士兵警惕地守衛着入口處。
一輛美軍吉普車在尖厲的剎車聲中停止在崗哨前。身着美軍上校軍服的錢學森跳下車來，掏出了“特別通行證”遞給哨兵。那哨兵仔細地審視着證件和坐在吉普車裡的幾位美軍軍官，然後鄭重地行了一個軍禮，將證件送還給他面前的這位上校。只見哨兵用手掀動電鈕，兩扇鐵門便徐徐啟開。哨兵作了一個手勢，說道：
“請進吧，上校先生！”
這裡是德國空軍的一個秘密研究所。掩蔽在這片叢林中有56幢綠色實驗樓房，偵察機很難從空中發現。在這個研究所里，擁有世界一流的火箭試驗設施和研究導彈、飛機引擎的成套儀器設備，擁有最先進的測試設備，併兼有資料情報系統等，是德國秘密研製導彈和軍用飛機的重要基地之一。歸納粹頭子戈林直接領導。
錢學森驅車來到導彈試驗檔案庫，沿着水泥階梯走下陰森森的迷宮般的地下室。作為美國空軍顧問團火箭組負責人，錢學森的主要任務是考察研究德國人怎樣在短時間內研製成功“V—— 1”導彈，並使這種導彈在1944年6月飛越英吉利海峽，襲擊了英國倫敦。
原來，在大戰期間，數千名德國科學家在這裡進行了長達5年的研究工作，僅寫出的秘密報告就有3O0多萬份，重量達1500噸。錢學森從這浩繁的秘密文件中，一點一滴地篩選和吸取其中的精華和關鍵部分，作為他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的參考。
馮·卡門則率領着考察團的其他人，詳細地察看了這裡的研究設備，分析了技術成果，並且審訊了有關研究人員——當然這些研究人員已經成了盟軍的戰俘。
在考察完這個秘密研究所之後，馮·卡門一行又前往諾德豪森、哥廷根、亞深、慕尼黑作了考察。他們本來很想到佩內明德這個德國的火箭基地進行考察，但是，這裡已經被蘇聯軍隊占領。只是這個基地的400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在蘇軍到來之前，已經逃往被美軍占領的慕尼黑。
馮·卡門和錢學森等人一起，在慕尼黑對從佩內明德火箭基地逃來的有關工程技術人員進行了審訊，獲得了大量技術情報。
在慕尼黑的審訊中，德國“V——2”導彈的奠基人馮·布勞恩的談話引起了馮·卡門和錢學森等人的極大興趣，他們大體相同的際遇，也引發出這些科學家的深深感慨。
原來，早在1932年，馮·布勞恩同他的幾個迷戀火箭試驗的年輕朋友們，在柏林市郊區找到了一個廢棄不用的軍火庫，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火箭發射場。
他們懷着飛行太空，探索宇宙的遠大理想，一面努力學習有關科學理論，一面進行具體工程技術的實踐。
火箭試驗需要相當驚人的經費，他們不得不經常停下試驗，搞一些火箭遊戲，以吸引市民，籌集一些資金。但是，資金不足依舊是困擾馮·布勞恩等人試驗火箭飛行的最突出的難題。
一天，馮·布勞恩的飛行場來了三個不速之客，要求參觀這裡正在進行的“米拉克1號”火箭的發射。他們仔細地觀看了試驗之後，便亮出了身份——原來這三個人是德國軍械部派來的代表，來訪的目的是要求布勞恩的火箭飛行試驗為軍械服務；如果不答應軍械部的要求，德國軍政當局就要收回這一片場地，飛行場就得被關閉。
對軍方的這種要求，開頭，布勞恩不大情願。他想到，如果把他們的火箭飛行試驗變成由軍方控制的戰爭武器試製，他們就失去了獨立進行科學試驗的自主權，而不能自主進行科學試驗，就不能實現他們的宇宙航行的宏偉理想。但是，嚴酷的現實擺在面前，沒有軍方提供的經費和設備，失去了這塊飛行試驗場地，要進行他們自主的火箭試飛就等於夢想......
權衡再三，布勞恩被迫作出決定：為了不致於終止他們的火箭飛行試驗，接受軍械部的要求。
就這樣，布勞恩成為了法西斯德國陸軍的一名不穿軍服的雇員。
布勞恩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年以後，他的國家會再次成為世界大戰的發源地。
1939年，希特勒悍然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布勞恩和他的青年朋友們被趕到那個叫做佩內明德的地方，專為德軍陸軍試製戰爭所需的遠距離飛彈。“
到佩內明德不久，布勞恩就領導試製成功“A——4”火箭。這種火箭幾經改進，變成了威力強大的“V——2”導彈。射程達250公里，並且可按預定要求擊中目標。
這原本是一項火箭技術史上開創性的成就，對於將來發射宇宙飛船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一心想稱霸世界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知道這個消息後，欣喜若狂。他立即下令，用這種導彈裝備德國軍隊，妄圖依靠這種武器完成第三帝國的霸業。
1945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蘇軍和美英軍隊分路攻入德國本土。蘇軍正在迅速向佩內明德逼進。
為了不讓布勞恩的科研班子落入蘇軍手中，喪心病狂的德國法西斯匪徒準備選擇適當時機毀滅這個基地以及這支優秀的科學家隊伍。面臨死亡的危脅，布勞恩領導了一場殊死的鬥爭。
一天晚上，布勞恩悄悄召集幾名科學家，在一間宿舍里秘密開會。他情緒激動地說：
“朋友們，德國已經戰敗了，我們這裡必將成為毀滅的重點。許多年來，大家為着實現星際旅行的理想，歷盡艱險，取得了寶貴的成果。現在，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可能難以逃脫戰爭的劫難，但是，我們有義務將這一份人類最寶貴的知識財富保存下來。”
會上，大家贊成布勞恩的意見，並對局面進行了分析。他們一致認為，德國的火箭、導彈已經在歐洲大陸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因此，歐洲國家和人民極難寬容他們；相對來說，美國國土遠離世界大戰的戰場，又不曾直接受到德國火箭、導彈的傷害，所以，美國人對他們的仇恨情緒會小一些。於是，他們決定向美軍投降。
在一個漆黑的晚上，他們避開了黨衛軍的監視，乘德軍轉移的機會，把大量的技術資料埋進鮮為人知的深溝里。
第二天，布勞恩便被嚴加看守，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由。但是，由於德軍人心惶惶，他們還是尋機逃脫了。在慕尼黑，他們見到了久已仰慕的馮·卡門教授。
通過審訊，馮·卡門和錢學森等還獲悉了一個令他們震驚的情報——德國已經在着手研製一種射程可以達到300O英里的遠程導彈，美國紐約竟然在它的射程之內。
這次的德國之行，使錢學森深深感到，德國的火箭、導彈技術，已經走在了美國前面。他自己對於火箭飛行的研究與布勞恩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德國之行，他取得了很大的收穫。
馮·卡門和錢學森的這次德國之行，還有一段重要的插曲，這就是在哥廷根，他們共同審訊了馮·卡門的老師路德維格·普朗特。
馮·卡門早年在德國先後就讀於柏林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在哥廷根大學從師普朗特。
當年，哥廷根是個只有十幾萬居民的城鎮，然而，卻擁有兩萬多名大學生。因此，有“大學之城”的美稱。二戰期間，德國的城市大多被戰火夷平，唯獨哥廷根倖免。有人猜測，是因為大科學家普。朗特居住在這裡的緣故。
路德維格·普朗特是世界公認的近代流體力學的奠基人，被譽為“空氣動力學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普朗特曾指揮一個秘密軍事研究所，為納粹的戰略軍事服務。他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今天竟然坐在他的兩代學生面前接受審訊。但他還是如實地述說了他為法西斯匪徒服務的經歷——
一天，普朗特被召到納粹空軍總監希姆萊的辦公室。這個納粹頭子面帶微笑，做出一副熱情體貼的樣子對普朗特說：“老朋友，是時候了。到我的手下來吧，為我們的空軍製造出超音速的噴氣飛機。你的科學技術應該為黨衛軍服務。”
普朗特平靜地回答說：“總監先生，我很榮幸得到您的關照。但是，你一定明白，一個科學家的良知是為推進科學事業，為人類的和平和幸福服務的，而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去為戰爭服務。”
聽了普朗特的回答，希姆萊的鼻子快要氣歪了。他冷笑了一聲，攤開了雙手。幾分鐘後，他很有禮貌地把普朗特送走了。
過了幾天，普朗特的幾名優秀的學生和幾名工程師被蓋世太保逮捕了。罪狀是，他們沒有遵守德國元首的戰時法令，沒有把全部精力用在戰爭武器的生產上，犯了破壞軍事罪。為了營救他的學生和工程技術人員，普朗特不得不奔走求情，不得不向法西斯匪徒屈服……
馮·卡門聽了普朗特的陳述，不禁為老師蒙受的屈辱而難過。戰爭是個惡魔，也是個怪物，它把人世間的一切正直和善良都變得扭曲了。科學家不能用自己的智慧為人類造福，而去製造殺人武器，就是因為這種扭曲，使得學生對老師進行審訊；這種扭曲，似乎是歷史向人們開的一次特別的玩笑。
馮·卡門曾經寫文章回憶道：
我發現，是錢和我在哥廷根共同審問我昔日的老師路德維格·普朗特。這是一次多麼不可思議的會見啊，現在把自己的命運和紅色中國聯繫在一起的我的傑出的學生，與為納粹德國工作的老師會合在一起，現代我們經歷的是一個多麼奇特的境遇……
普朗特的手下有一位中國籍的女研究生，叫陸士嘉，普朗特在被審訊時，知道了馮·卡門的手下也有一位中國學生叫錢學森。他對陸士嘉說：“你們的錢學森也來了，可以見見他。”陸士嘉聽後驚喜萬分。她懷着激動的心清拜見了錢學森。錢學森在異地見到同胞，自然也很高興，他們做了一次意義非凡的談話。當然，他們談的最多的是戰後回歸祖國，報效祖國的宏圖大志。新中國成立後，陸士嘉女士果然先於錢學森回到祖國，成為北京航空學院的教授。
在馮·卡門的率領下，錢學森一行不僅完成了對德國的考察任務，還在返回途中考察了法國和英國的航空研究工作，參觀了歐洲幾個素負盛名的航空實驗室，還拜會了許多很知名的、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這些人可以說是歐洲的科技精英，他們的優秀品質，他們的求實態度和奮鬥精神，都深深地打動了錢學森。這次歐洲之行，啟發和影響了錢學森畢生的事業。
馮·卡門和錢學森一行返回美國後，應阿諾德將軍的要求，由錢學森執筆，撰寫了一份題為《我們在何處？》的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把美國和德國在戰爭期間的科學發展作了比較，並提出美國憑靠現有的研究成果和工業技術，已有可能研製射程為6000英里的導彈。他們為美國空軍提供了一個遠景發展意見。
另外，在德國考察期間，錢學森還同弗蘭克·華登道博士一起，視察了著名的柯切爾和奧斯塔爾風洞。因此，報告還建議在美國建造類似裝置。
美國當局非常重視他們在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後來，便在圖拉霍瑪創立了以阿諾德將軍命名的工程中心。
這期間，錢學森還在近代力學和噴氣推進的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寶貴的成果，成為世界一流的空氣動力學家。
歐洲之行，錢學森協助馮·卡門取得了豐碩的考察成果，返回美國後，又撰寫了十分精彩的考察報告。尤其是在報告中，他向美國有關當局提出了頗有價值的建議，因而，錢學森獲得了美國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的通令嘉獎。
與此同時，錢學森還先後受到美國當局一系列表彰和獎勵。
美國國防部和空軍總部向錢學森頒發了“國家服務優等勳章”，稱讚他“火箭飛行事業成績優異。”
空軍文書部向錢學森頒發獎狀，獎狀上寫道：
錢學森自1939年9月至1945年9月期間，在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實驗室擔任高級顧問時成績卓越。
美國國防科學研究委員會科學發展局向錢學森頒發了特別證書，稱錢學森：
在參加國防科學研究委員會科學研究發展局所作計劃的工作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了成功的貢獻。
除此之外，美國官方還稱頌錢學森將原子能運用到推進方面的功績。
這一系列榮譽加在一個中國人身上，這在美國的歷史上尚屬首次。因此，引起了美國科技界人士的驚訝。而對於錢學森來說，他感到的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炎黃子孫的驕傲和自豪：中國人是何等的聰明！中華民族是何等的優秀！
錢學森的成就，已經使他成為舉世公認的力學、應用數學和火箭飛行技術的權威，是流體力學的開路人之一，是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家，是現代航空科學與航天技術的先驅。他已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副教授。
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對於錢學森的成果作了這樣
的評述：
錢之所以成名，是因為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他一直被公 認為是世界上在航空學領域中最有獨創見解的學者之一。他是一個理論家，而不是製造家。他運用在數學、物理學和工程 方面的淵博才華。對各類飛行器提出了推進、制導和設計方面的龐大規劃。作為一個火箭建築師，極少的人能與他匹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錢的幫助下，使大大落後於德國的非常原始的美國火箭事業過渡到相當成熟的階段。他對美國建造第一批導彈起過關鍵性的作用。他穿上了軍裝隨同盟國軍隊進入德國去研究由希特勒工程師們設計的可怕空襲武器……錢的貢獻價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國官方的讚揚和確認。
錢學森受到異國軍政當局的每一次褒獎，每一次心靈震撼之後，總是伴隨着某種說不出的遺憾。這，幾乎是一種規律。
這是一個圓月的夜晚，很少沾染煙酒的錢學森，破例提了一瓶白蘭地，拿了一隻酒懷，獨自坐在帕薩迪那花園別墅的草坪上，自斟自飲。他凝望着天上的明月，明月似乎也在凝視着他，良久良久。直到眼睛有些酸楚。他自言自語道：“今宵月色真好！”
他突然想起了什麼。舉起斟滿酒的酒杯，低聲吟誦着李白的詩句：
花間一壺酒，
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
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
相期邈雲漢。
吟罷詩句，他越發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孤獨，不禁潸然了。他在思念遠在祖國的親人，他更加思戀遠在天涯、身居異鄉的心上人。為了她，他長期忍受着單身生活的孤寂。而戰爭又使得他們之間的愛情好似一扇忽開忽閉的門，這對錢學森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一種近乎殘酷的折磨。
他久久地凝視着天上的明月，明月也依舊凝視着他，只是相對無語。他不由地憶起出國前蔣英送別他的那個夜晚。那也是個圓月的夜晚，月光如水，傾灑在黃浦江灘頭，傾灑在他們身上。月光下，蔣英玉一般皎潔，水一般清亮。他們互相凝視着，久久無語……
今晚，他從明月中似乎看到了蔣英的倩影，他再次舉起酒杯，邀明月，也邀蔣英與他同飲。錢學森喝完了杯中酒，想起了辛稼軒的一首詞，不禁吟誦出口：
記得月燒此夜香，
人在迴廊，月在迴廊。
而今獨自涯昏黃，
行也思量，坐也思量。
錦字都本兩三行，
千斷人腸，萬斷人腸。
雁幾何處是仙鄉，
......
錢學森感到自己的心緒很亂。出國以來，雖然也有過幾次在圓月之夜十分思念親人的淒楚，但卻不像今晚這樣強烈，以致不可遏制。這也許跟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有關，跟日益臨近的和平生活有關吧！
他收拾起酒具，回到寢室，迫不及待地鋪開紙張，給上海的父親寫信，拜託他老人家，為他尋覓蔣英的去處。
戰後，錢學森被正式聘請為美國航空噴氣公司的技術顧問。不久，又被聘請為美國炮火研究所顧問。。
顯赫的成就，崇高的榮譽，使錢學森理所當然地獲得了豐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條件。在許多人看來，作為一個很有前途、很有潛力的科學家，應該充分利用這種極其優越的物質條件和十分先進的研究設施，以取得更加輝煌的成果。因此，包括一些美國同行和中國的留美人員，都認為錢學森是要留在美國了。
然而，他們都想錯了。
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錢學森，早在1935年離開祖國之前，就曾經向上海交通大學的同學、中共地下黨員戴中孚堅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聲：
“當今中國政局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習技術是暫時的，一旦國內政局清明，我一定回來。這裡畢竟是我的祖國，學成之後，我要為祖國效力。”
轉眼間，錢學森來美國已經十餘年了。十餘年來，祖國每發生一次大的事件，都牽動着他的心腸。祖國人民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飽受了殖民之苦。他作為一個海外遊子，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加入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因此，他無愧於祖國。如今，日寇已經投降，祖國人民光復了自己的河山，太平洋已風平浪靜，阻隔他與祖國之間的戰火已經平息，他是多麼想念他的祖國啊！那裡有他的故鄉，有他的父母、親友，有與他耳鬢廝磨、一起長大的少年夥伴。他恨不得馬上能見到這一切。
1946年的春節快要到了。“人逢佳節倍思親”，錢學森思念父母的心情日甚一日。他很明白，父母親一直把他這個獨生子作為他們的命根子啊！想想看，十個春節過去了，“命根子”不在身邊，那年夜飯還會不會香甜依舊？爆竹還會不會歡響如昨？
這天深夜，錢學森依然像過去的十個春節一樣，靜靜地坐在燈下，給二位老人寫家信。一來向二老報告他身在異鄉為異客的諸多情況，用他的研究成果慰藉二老的思子心情；二來向二位老人拜年賀歲，祝願他們新春愉快，健康長壽。在信的最後，他寫道：
兒唯一深感遺憾的是已經有十個春節了不能陪伴二老於 身旁，不能盡孝於膝下。近來，由於二戰結束，思鄉之情日增。 怎奈瓜葛諸多，身不由己，一時難償夙願，還望二老鑑諒。只好 將思念和祝福之心訴諸信函，寄往二老身旁。二老見信如見兒面，權當兒在父母身邊，與二老共進年夜飯，共度團圓年......
錢學森在信中所說的“瓜葛諸多，身不由己”，自然不是一句託辭，而是千真萬確的實情。近幾年以來，由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他由原來的一般性的航空、航天研究，轉向為美國軍事領域服務，而且直接接觸到美國空軍的許多機密。這種情況在二戰結束後不但沒有結束，相反，他卻受命於更多更重要的職務。在這種情況下，儘管他歸心似箭，美國當局絕不會允許他貿然離開。因為事實上，不論是誰，一旦介入了一個國家軍事技術的高層領導，他的身上就已經繫上了一條繩索，已經是“身不由己”了。
此外，抗戰勝利後，從中國國內不斷傳來令人失望的消息。執政的國民黨越來越腐敗，越來越反動。那些來自重慶的“接收大員”，實則是“劫收大員”，他們肆意橫行，魚肉鄉民，大發其財；更為令人髮指的是，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心願，竟然再次挑起內戰，把槍口對準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使遭受了八年炮火災難的四萬萬同胞再度陷入血與火的劫難之中。這些事實使錢學森不得不考慮回國後的處境。他想到，在這樣的一個政府領導下進行科學研究，會有什麼作為呢？
但是，錢學森回歸祖國，用學到的科技知識為祖國服務的初衷，依然如故。這是任何艱難險阻都改變不了的。錢學森到美國已經十年多了，他既不提出辦理加入美國國籍的申請，也不辦理人壽保險，就是他心繫祖國，時刻準備返回祖國的證明。
有人對他的這種作法不理解，便問他道：
“密斯脫錢，你來到美國已經十多年了，可是，我們卻從來沒有看見你跑過保險公司。真奇怪，你為什麼不去辦理人壽保險呢？”
“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錢學森非常直率地回答對方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到美國來是學習科學技術的。我的祖國需要我。因此，我總有一天是要回到中國去的。我從來也沒有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儘管科學不分國界，但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錢學森始終告誡自己：他是屬於祖國的。誰不屬於自己的祖國，那麼，他也就不屬於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