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軍：知青安置辦主任

王海軍，中央文革王力長女，1968年到內蒙武川縣插隊10年，1978年考入內蒙師大中文系，1990年回京。

這天早上一睜眼，看楊永增頭腫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條縫。再看他的手和腳，腫得都發亮了，一摁一個坑。他渾身發軟，幾乎爬不起來。我趕緊請了赤腳醫生來看，醫生說是急性腎臟炎。還說，最好是去大醫院看看，不然轉成慢性就麻煩了。那時，孩子還在吃奶，我們手頭又沒有一點錢。一時竟陷入了困境。

這時，村裡有個人對我說，縣知青安置辦公室每年都有救濟款，讓我去試試。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後，縣安辦早就不把在農村結婚的女知青當知青了。我覺得去也白去。可這人說，聽說有個女知青，也是在農村結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辦女主任的家裡，飯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鋪被睡。主任趕緊把她安排到縣招待所，給她買了飯票，然後，很快地給她辦理了返城手續。我想也許這個主任還不錯，就去試試吧。

在去縣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裡盤算：進門第一句話說什麼呢？要不要學習那位女知青呢？總覺得心裡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縣城，打聽到女主任家，我硬着頭皮走了進去，頭都沒敢抬，訥訥的說了我的困難和來意。“你嫁給貧下中農就是貧下中農了，貧下中農咋過你咋過。救濟款得發給知青用！”這主任操着後山普通話，無情地說。聽到這粗啞又生硬的聲音，我吃驚地抬起頭，這是個女人嗎？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話噎得不知再說什麼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嘆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啊！我忍了忍氣，鼓了鼓勁，準備再說點什麼。

這時，她們家的飯熟了，擺到了炕上。可能有那個女知青的前車之鑑，她們全家人都充滿戒意地望着我不吭聲，連內蒙人習慣地讓一下都沒有。按計劃，我該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氣鼓了又鼓，手卻像被拴住了一樣，怎麼都伸不出去。“我……，我……，”剛說了兩個字，就不由地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主任“嗤”了一聲，輕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攬普通話了：“哭甚了？俺們家又莫（沒）死（人）！克（去）別處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該繼續哭，還是該停止。原來的計劃和想了一路的話，全都忘記了，腦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離開她家的。現在，我已經忘記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個子，男人般的線條、聲音，瞪着的小眼睛，還有那無情的、蔑視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里。

其實，她不給我救濟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開除”了知青籍，對我真是莫大的打擊。從那以後，我也把自己“開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來往了。不去呼市看他們，也不通信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時不時的就會想到，我就是個農婦了，就像千千萬萬農村婦女一樣，死了就埋在老楊家的祖墳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個平常的農婦，總比別人憑空多出幾分煩惱。

我當時又氣又急又悲，可生活卻不容我悲戚。楊永增還膀眉腫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錢治病。吃奶的孩子，還等着我去撫養。還得出工去掙工分，打口糧錢。油、鹽、醬、醋，吃飯穿衣，點燈的煤油，燒火的炭，要的都是錢。不是欲哭無淚，而是欲哭也沒時間啊！我顧不得去跟這××生氣，牙一咬、心一橫：天無絕人之路，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

我跟親友借了幾十塊錢，先給楊永增開了點藥吃着。然後，我給媽媽寫信，請她向扣發她工資的中聯部申請點補貼。還給當時能聯繫得上的大姑、五姨寫信求助。很快，三處各寄來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當時很多了。我媽讓我哥給寄來一盒卡那黴素針劑，還寄來一包冬瓜子（在幹校食堂幫廚搞的，說是可以治腎臟炎。）我五姨還寄來了黃芪、杜仲、大棗。大概因為平時不常吃藥打針，剛打了8針卡那黴素，楊永增的腫就全消了，幾乎和沒病一樣了。剩下兩針，後來我們家的羊生病，給羊打了。鄰村有個人和楊永增幾乎同時得的腎臟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腫，後來轉了慢性，幾年都沒好。

開始，我出去找錢、去縣城寄信、取錢，嫂子、侄女、侄媳婦，總有人幫我照看病人、帶孩子。最初那幾十塊錢，也是大家幫我湊的。後來，楊永增好些了，可還不敢乾重活，二哥、三哥、侄子們每天都會有人挑水給我送來，還常幫我乾重活。在大家的幫助下，楊永增一天一天好起來了。

災難，算是挺過來了。儘管我已深深體會到，面對艱辛之時，笑要比哭難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憊得多，但我還是選擇了笑。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那麼多親友幫助我，鼓勵我。我只有過得好好的，把發自內心的微笑送給他們，才是最好的回報。沖那給我帶來傷害的小人，我更應過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給她，善惡定會有報的。我也決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過去的艱難困苦和未來未知的險阻坎坷。於是，在別人眼裡，我勇敢地闖過了難關，又樂呵呵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