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註：不知何故榮譽的巔峰這一章節打不開，只好接下一章節啦。。對不起。。〕
處於榮譽巔峰的錢學森，依舊擔任着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顧問和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的職務。此時，加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都爭着要他去他們那裡工作。這兩所大學都設有古根罕姆基金的噴射推進中心的設備。
不過，錢學森當時的選擇很簡單，他要同馮·卡門教授在一起工作。他以為他應當繼續和馮·卡門一起從事發展火箭飛行和太空飛行的研究事業。於是，他選擇了加州理工學院。
經馮·卡門推薦，剛滿37歲的錢學森又成為加州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從1949年的下半年開始，錢學森肩負起該學院“古根罕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職務。他帶領研究生開展研究和教學工作。
在教學中，他依舊堅持一絲不苟的嚴肅作風，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有時近似嚴厲。對於他的“嚴”，曾在一些學生和教師中產生過非議。但是，錢學森堅信“嚴師出高徒”。事實也證明，錢學森教授的學生後來很多人成為美國、中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航空航天領域卓有成果的人才。
馮·卡門在一篇文章中對錢學森的教學工作有過一段回憶，他寫道：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校園裡，錢並不是最為一般人愛戴的教授。因為他嚴厲，性情急躁，對學生顯得有點傲慢。不過，我並不這樣看。我認為對於學生來說，同他接觸，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對待和處理技術問題的頗有益處。他對我一直很尊敬，雖然我們已經成為親密的朋友，他總是用那種古老的中國方式稱呼我為“尊敬的老師”。在中國，這也許是一個人能夠給予別人的最高讚詞了。
對於錢學森的這種敬業精神，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在他主持的專欄中，曾作了大
段大段的描寫。他寫道：
在他的專業中，錢受到的尊敬多於愛慕。可能是因為他是一個西方人中間的中國人，他受到的競爭
格外多。他對自己及在他手下工作的中國學生提出嚴格的要求。他厭惡平庸而無所作為。錢經常打破學界的禮貌規矩，公開對低劣的工作表示不齒。不止一個同事，由於他坦率無情的批評而沒精打彩地離開。他的同事對他的評論是他從來不說假話，從他身上找不到那些不可思議的東方人的毛病，他所具有的只是率直。他有點驕傲，但這無損於他的誠實、自我嚴格要求的性格及嚴謹的治學精神。
有了這種自由自在但是認真嚴謹的精神，錢在加州理工學院特有他自己的一種安排。他不為老闆而為自己的責任感做事。他可做自己選定要做的事，教自己願教的課，從事他有興趣的研究。他有自己挑選的得力的班子及充足的經費，用這些經費可以資助他喜歡做的課題。他可以挑選在他的領域中最好的研究生，並培養他認為合格的人才。有一回他對一門課程不滿意，他重寫了一本全新的教科書，其程度之難，只有最
傑出的學生才懂得它的全部內容。但是似乎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還不夠繁重似的，錢還繼續擔任航空噴氣公司的顧問，並與馮·卡門一起，任國防及國家安全方面的顧問。1949年12月，由於他的一些設計，錢受到了廣泛的重視——包括《時代》雜誌上登了他的一組照片。這項設計幾乎是一種幻想，是一架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火箭飛行班機。在錢的領導下，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推進中心成為最先進的航空研究方面舉世矚目的地方。
錢正準備踏進一個未知的世界——超音速時代。
當年，剛滿38歲的錢學森，已被世界公認為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和流體力學研究的開路人之一。同時又被公認為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家，現代航空科學與火箭技術的先驅和創始人。
錢學森不是那種“書呆子”型的科學家，而是一位感情極其豐富的學者。他全身心地投入火箭飛行事業，同時，他也如痴如狂地熱愛着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小家庭。他既有冷靜的理性思維，又有多彩的感情世界。
他的朋友們都知道，錢學森每次到外地演講，或參加學術活動，總是忘不了給妻子蔣英買點她喜歡的紀念品，尤其不能忘記給她買鋼琴曲或新唱片。在他的家中，從拜耳的鋼琴獨奏曲到鋼琴協奏曲，應有盡有，而且全部都是豪華版。
1949年，他的第一個孩子永剛降生了。錢學森從他家的唱片中為兒子選出了一組莫扎特的鋼琴曲，一個很簡單的電唱機，放在兒子的小床頭，把音量調得輕輕的。鋼琴曲就這樣在出生不久的兒子耳邊響起來。於是，莫扎特便用親切的樂聲，向小永剛描繪他的仙境一般的夢幻。
小永剛便習慣了天天靜靜地聽音樂，眼睛睜得大大的，小手抓來抓去，似乎在捕捉那美妙旋律的影子。小傢伙常常是聽着莫扎特為他塑造的美妙樂曲而安然入睡，莫扎特在為他催眠。
錢學森認為，美妙的音樂不是稍縱即逝的聲波，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種子。它落入小永剛那潔淨的，尚未耕耘的心田中，將會開放出最美麗的花朵。
錢學森再次來到加州理工學院任職後，租用了洛杉礬帕薩第那市郊一所寬敞而簡樸的老式樓房。這裡環境幽靜，有成片的原始，森林，有輕柔的綠色草地。
樓房的向陽面，是大扇玻璃窗，玻璃窗外，便是如氈的嫩綠草坪。草坪卻有零星的紅葉觀賞樹，而草坪的遠處便是大片的松樹和橡樹林。樹林中棲息着野鹿、狍子、野兔、松鼠和百囀鳴唱的各種鳥禽。它們自由自在地與主人和平共處。
錢學森每天都要做一盆飼料，擺放在離樹林不遠的草地上，然後同蔣英一起站在房門前，靜靜地觀看小客人們的光顧。每到此時，那些居住在樹林中的小精靈們便蜂擁而至。它們邊搶吃食，邊吵鬧蹦跑，一片歡騰。於是，錢學森的心裡便升騰着回歸大自然的喜悅。因為這就是他嚮往的那種美好的和諧。那種“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如果是在周末，常常見到他們夫婦穿上工作服，手中拿把整修花木的大剪刀，為小花園裡的花木剪枝、造型，或推起割草機為草坪剪草。在他們的小花園裡，杜鵑、丁香、薔該開得特別繁茂。每當他們駐足其間，花香沁人肺腑，綠色充滿生機，儘管手腳上沾有泥巴、草刺，卻是樂在其中。
有時他也想到，花草樹木蓬蓬勃勃，各盡其風流。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何嘗不是如此呢？
1950年，呀呀學語的永剛，正在蹣跚學步，他們的小女兒永真降生了。小樓里頓時變得更熱鬧了，他與她的話語也更稠了。
孩子到了入托的年齡。儘管蔣英專事家務，但為了使錢學森有個安靜的休息環境，他們還是將兩個孩子先後送進了托兒所。錢學森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他很樂意盡父親的責任。幼兒園召開的家長會、聯歡會，他都積極參加。他還操起工具為幼兒園修理桌椅、玩具，給幼兒園的老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錢學森在料理家務，尤其是在烹調菜餚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在他家吃過飯的朋友，有口皆碑。每當邀朋友來作客，他總是穿好圍裙，親自下廚掌勺。一會兒功夫，便是一桌色香味俱佳的中國式飯菜。蔣英抱歉地對客人們說：“我們家學森是大師傅，我只能給他搭下手。”
朋友們往往只注意稱讚錢學森的烹飪技術如何高朋，而容易忘記為了招待客人忙於採買備料的蔣英。每當這時，錢學森總是作一次重要的補充：“蔣英自稱是打下手的，其實她在採買、選料方面很內行，也很辛苦，沒有她，我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呀！”這個簡單而又必要的補充，會引起朋友們對女主人的敬意，也使蔣英感到快樂。
蔣英在烹任方面雖然不如錢學森，但在招待朋友方面，卻很有能力。錢學森不會飲酒，但是，招待朋友吃飯又不能沒酒。他往往是先端起酒杯來敬大家一杯，然後就不敢再觸酒杯了。這時，蔣英就自動擔負起勸酒、陪酒的角色。同這個干一杯，又同那個干一杯，搞得場面很熱烈。有時，遇上有酒量的客人，她依然奉陪，也不理睬錢學森送過來的表示“適可而止”的目光。
有一位朋友說：“我不知道我們走了以後，發生了什麼，可能他會批評她。但我們在那裡過得非常有趣，與他們在一起感到輕鬆，我得說他們倆的結合非常美滿。”
毫無疑問，蔣英是個溫柔美麗的妻子。但是，她有很強的個性和自尊心。她不是那種毫無主見，對丈夫盲從，百依百順的妻子。她在盡力完善他們的家庭方面，懂得怎樣處理同丈夫的關係。當她在性格、興趣等方面與錢學森發生矛盾時，她總是儘可能地做出讓步，求得和諧統一。但是，當遇到錢學森的要求不合情理、或者與她所堅持的生活目標相矛盾時，她就會固執己見，毫不退讓，一直到錢學森改變自己的要求為止。
錢學森對蔣英的性格和舉止很理解。他為自己的妻子有個性、有主見，不隨意改變自己的生活目標而引為自豪。
因此，錢學森的家庭，是個天人合一的家庭，是個夫妻關係十分融洽，十分和諧的家庭。
美國與中國遠隔重洋，但是，現代科學已經把浩瀚的太平洋變成了兩國之間的“一衣帶水”。正在中國發生的大變動，很快地傳到了美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以排山倒海之勢迅猛發展。繼遼瀋戰役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又勝利地進行了淮海和平津兩大戰役，北平已經實現和平解放。蔣介石妄圖憑藉長江天險據守江南半壁河山。但是，這個美夢很快被解放軍的渡江作戰的勝利所粉碎。南京解放了，上海也解放了。蔣介石逃到台灣島，成了美國政府卵翼下的驚弓之鳥。在隆隆的解放炮聲中，中共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在北平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協商議定了新中國的國名、國旗、國歌，改北平為北京，定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選舉了國家領導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人。1949年 1O月 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莊嚴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
從中國傳來的令人振奮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在美國朝野，在美國社會，在美國人民中間，在美國的華人中間迅速傳播開來。錢學森的華人朋友紛至沓來，於是，他的家中也瀰漫着從大洋彼岸傳來的令人振奮的信息。
蔣介石集團從中國大陸上的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美政府極為震驚；蘇聯的強大，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崛起，使世界上的反動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而美國工人運動的高漲，美國由戰時經濟轉入平時軌道調整中引發的通貨膨脹，又使美國政府恐惶不安。於是，他們把“防止共產主義威脅”作為主要的政治口號。在這種氣候下，美國杜魯門政府反共、反民主的保守勢力迅速抬頭。
杜魯門政府推行反民主政策的措施之一，就是政府頒布了“忠誠法令”。根據這項法令，全國25O萬公務員、300萬武裝部隊成員，都要宣誓“效忠政府”。如果發現“不忠”行為，就要被解職，或強令辭職。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竟然一次解僱157位雇員，原因就是他們不肯正式宣誓“效忠政府”。
1949年 9月，蘇聯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從而打破了美國對原子彈的壟斷局面。美國當局宣布，他們的一位高級科學家克勞斯·富克斯博士把美國某些原子秘密泄露給了蘇聯。美國聯邦大陪審團以偽證罪對美國國務院一位名叫阿爾傑·希斯的官員起訴，第二次審判時，審判團以“共產黨間諜罪“判處希斯5年徒刑。
希斯案件的判決，使得美國反共勢力如獲至寶。不久，美國國會議員麥卡錫於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城，在共和黨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聲稱美國國務院已經被共產黨搞得千瘡百孔。並揚言他手頭掌握了205名共產黨員的名單。麥卡錫的惠林演說，立即成了美國國內的頭條新聞，轟動了白宮。
很快，反共、反民主的政客，都糜集在麥卡錫的周圍。麥卡錫成了反共的急先鋒。
當時，美國著名漫畫家赫伯特·布洛克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諷刺麥卡錫的漫畫。畫面上是一隻象徵專門從事誹謗活動的很大的圓形泥漿桶，上面寫着“麥卡錫主義”；從此，“麥卡錫主義”作為一個專用名詞，很快在美國傳開來。
實際上，麥卡錫只不過是美國當局的傳聲筒、御用工具和打手。麥卡錫與反共老手、美國聯邦調查局長胡佛是至交，兩個人沆瀣一氣，一個台前，一個台後，緊鑼密鼓，演出了一場使整個美國顫慄不安的鬧劇。
麥卡錫有杜魯門政府和聯邦調查局作後台，更加膽大妄為。他操縱美國參議院常設小組調查委員會，藉口所謂“共產黨人滲透”，到處搜集黑名單，進行非法審訊，採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進步人士，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美的誹謗浪潮。整個美國社會到處遊蕩着麥卡錫的幽靈，人們竊竊私語、互相猜忌，人人自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美國軍事界有着“巨大的無可估量的貢獻”的錢學森，在戰後，竟然成為麥卡錫主義迫害的對象。沒過多久，麥卡錫主義的幽靈向他進逼了。
在加州理工學院校門外不遠的一所住宅的小花園裡，十幾位中國人，正在那裡歡度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中秋節。
這是1949年的仲秋之夜。皓月當空，秋蟲唧唧，陣陣涼風傳來花草的清香。錢學森夫婦熱情地招待特地趕來共同慶賀傳統佳節的中國朋友。他們中間有莊豐甘、羅佩霖等人，大家圍坐在一個大圓桌旁。桌心擺放着一盆插花，桌上放着月餅、糖果和葡萄、香梨......
月兒特別亮，特別圓。
錢學森提議大家一起朗誦李白的詩句《靜夜思》。於是，草坪上傳出了不同鄉音朗誦的詩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一首思鄉詩，引發了海外遊子的思鄉幽情。一時，主人和客人都處於沉思之中。遊子的心早已飛過浩渺的大洋，回到了久別的故鄉，回到了鬢髮斑白的父母身旁，回到了兒時在一起嘻鬧的兄弟姐妹之中……今宵，他們也一定在望着明月，思念遠方的親人，祈盼着他們早回故里，與家人團圓。真可謂，天下的遊子都有一份思鄉情，天下的親人也共有一輪中秋月。
記不得了，是哪一位中國名人說過：“中國人亙古以來就噪着要回歸故鄉，凡有鄉思的地方，就有中國人。”今日這些聚集在異國他鄉月光下的中國遊子，誦讀着這思鄉的詩句，怎不催動這切切思鄉之情。他們中間有的人已經是一陣酸楚，熱淚盈眶了。
機敏的蔣英察覺到氣氛太沉悶了，便拿起桌子上的月餅分送到每位客人手中，嘴裡還不停地說；“請大家品嘗月餅吧，酥皮的、提漿的，甜的、鹹的都有。這可是學森專程到洛杉礬的中國店選購的。”
錢學森也趕忙說：“對對，大家吃月餅，嘗嘗味道怎麼樣？”
吃起月餅，氣氛好多了，人們的話題也多了起來。
錢學森輕聲說道：“今年家鄉過中秋節，可與往年不同，新的國家政權成立了，社會也安定了，人們的心情可能很高興。”
於是，朋友中有幾位收到家信的，都紛紛談到了解放後家鄉的情況，傳遞着各種新消息。
有人說周培源教授來信了，周先生在信中述說了北京和平解放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威武的入城式和良好的紀律。由衷稱讚人民解放軍是“文明之師，正義之師啊!
前不久，錢學森收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副研究員、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中區負責人葛庭燧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向他透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的消息。在葛庭燧的信中，還附有中共黨員、香港教授曹日昌寫給錢學森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轉達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錢學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儘快返回祖國，為新中國服務，領導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建設。
這些來自祖國的召喚，使錢學森心情異常激動。他壓低了嗓子說道：“我最近接到了一些朋友的來信，他們都告訴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就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急需科學技術，急需科技和建設人才。我們在國外這麼多年，原本都立志學成之後報效國家的，後來由於國內戰事不斷，社會不安，沒有科研環境和條件。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人民擁護新政權，信任共產黨，社會也日趨安定，我看，我們報效祖國的時機到了。”
他停了一下，用更低的聲音說道：“有一位相當可靠的朋友來信，轉達了新中國領導人的意願，他們希望我們早些回去，歡迎我們為新中國服務。”
錢學森的話在朋友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大家在紛紛議論，既有疑慮，更有回歸祖國的熱望。不論懷有那一種心情，似乎都想知道錢學森的想法和行動。
在走與留，得與失，榮與辱，個人與祖國，今天與未來的對話中，錢學森早已做了選擇，這種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他曾經把自己回國服務的想法告訴了他尊敬的老師馮·卡門。老師卻給他潑了冷水。他勸錢學森留在美國，從事他已經功成名就的火箭飛行事業。況且，美國有世界一流的設備條件，這對於他創造新的成就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在老師的勸阻面前，錢學森也曾想到過，對於他個人來說，留下來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切應該得到的東西。何況，科學技術是沒有國界的，他的老師不就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猶太僑民嗎？然而，這種想法在他的腦海里只是一閃念。他看到的更嚴酷的事實是，他所研製的火箭成果完全屬於美國，屬於美國政府。這個政府曾經是反法西斯聯盟的首腦，但現在卻變成了敵視新中國、反共、反民主的麥卡錫主義勢力的後台。他越來越感到自己前面的方向模糊不清了。當他進一步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終於發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的火箭飛行事業，其實只不過是增強了這個國家的霸主地位而已。於是，一種屈辱感油然而
生。
錢學森把自己近來思考的問題和想法都告訴了朋友們。他回國的立場是堅定的，只是他手下的事情較多，需要有一個交接的時間；他指導的一批博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還有待於他親自批改和鑑定。另外，他的妻子正在懷孕，馬上成行有一定困難。總之，在錢學森看來，這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他萬萬沒有想到，麥卡錫主義的幽靈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了。
就在那次中秋聚會後不久，在錢學森指導下學習的一名中國留學生，毅然中斷了尚未完成的博士論文，啟程返回祖國，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去了。
錢學森也加快了回歸祖國的準備。首先，他要求退出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他提出辭去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的職務；再就是他注意從緊張的授課中擠出時間，到古根海姆實驗室整理那些由他承辦的各類實驗報告和資料檔案，悄無聲息地做好了一切移交準備。
1949年的聖誕節快到了，他收到了上海老父親的來信。這是一封很長的來信。信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訴他上海解放的情況和解放後的巨大變化。
父親告訴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神勇之師。原來，蔣介石要湯恩伯固守一年，湯恩伯也誇下海口，說他的現代化防禦工事，是解放軍的火力無法攻破的銅牆鐵壁。結果，解放軍只用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把大上海給解放了。
父親告訴他，解放軍是一支正義之師。他們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入城後，不打擾市民，竟夜宿街頭。上海的百姓沒有不豎起大拇指誇讚的。
父親還告訴他，國民黨潰退時揚言，就是上海落在共產黨手裡，他們也管理不了大上海。還說，共產黨可以站着進來，但是肯定要爬着出去……現在時間過去半年多了，大上海的秩序良好，失業的有了工作，物價也平穩下來，社會治安非常之好。父親在信中還特別告訴他，如今，在上海，已不再有外國人侮辱中國人的事，上海的面貌大改變，整個中國的面貌也在大改變。
父親在信的後部囑咐他，接到這封信後，應及早回歸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貢獻給人民，貢獻給國家，他寫道：
為父之見，生命仰有根系，猶如樹木，離不開養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紮根於其中，方能盛榮而不衰敗。
兒生命之根，當是養育汝之祖國。“葉落歸根”，是報效養育之恩的典喻，望兒三思。
父親在來信的最後，告訴學森：
近日自覺胃病益加沉重。醫生敦促，需做第二次手術。為父擔心就此不起，。願早日見兒一面。
父親的來信，開頭使錢學森相當興奮。他不僅是因為通過這封信看到了中國的變化，還看到了父親喜形於色的容貌。但是信的結尾，一下子使他的心情變得十分沉重。
錢學森哭了，哭得很傷心。他覺得實在對不起重病纏身、孤獨索居的老父親。他立即給老父親寫了告慰的回信。他告訴老人，他無日不在思念父親，思念家鄉。他說，新中國成立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科學家，許多人都在準備回國服務。他本人也正在緊張的準備之中。一旦辦完交接，就可立即回到父親身旁，照料父親的治療和生活，以盡孝道。
父親的來信，對於正在準備回國的錢學森來說，心情久久難以平靜，恨不能即刻回到病榻上的父親身旁。他總在小聲地對自己說。身在異鄉的人，總是要回家的。一個人無論走多遠，離家多久，無論是凱旋，還是退卻，總是要回家的。家是歸宿。
一天，他從一位朋友那裡得知，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先生和3O多名中國留美學生，一起回國了。華先生途經香港時，寫了一封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這封信發表在香港的中文報紙上。不久，錢學森得到了這張報紙。晚上，他與妻子一起在燈下閱讀這封公開信。信中寫道：
……講到決心歸國的理由，有些是獨自冷靜思索的果實，有些是和朋友們談話和通信所得的結論…… 讓我先從大處說起。現在的世界很明顯地分兩個營壘：一個是為大眾謀福利的，另一個是專為少數的統治階級打算利益的。前面是站在正義方面，有真理根據的；後者是充滿着矛盾的。一面是與被壓迫民族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謂“文明”建築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應該有所抉擇：為人類的幸福，應當抉擇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應當選擇在為多數人利益的一面。
也許有人要說，他們的社會有“民主”和“自由”，這是我們應當愛好的。但我們說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在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談民主，是自欺欺人；談自由，是自找枷鎖。人類的真自由、真民主，僅可能在真正平等中得之；沒有平等的社會的所謂“自由”、“民主”，僅僅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中國在迅速進步着。1949年的勝利，比一年前人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
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歸去來兮！
……總之，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的祖
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
這真是一篇滿含摯情灼理的好文章！錢學森讀罷由衷地感嘆道：“蔣英，華先生的信說的都是我們要說的話，他代表了我們這一代，這一批海外華人的心聲。你看，報紙的按語稱讚這封信是華羅庚告別舊中國，投奔新中國的宣言書，我看說的很對。”
蔣英也贊同地點點頭。
這一晚，他們夫婦久久不能入睡，一直處於華羅庚先生那封公開信所激起的無比興奮之中。錢學森起身從書櫥中翻出一本珍藏的中國地圖，反覆地看着，尋找着上海、杭州、北京……他興奮地對妻子說：“我要儘快作好移交準備，爭取早日動身回國。”
停了一下，他又說道：“蔣英，只是你的身體很不方便，我擔心萬一在路上……”
蔣英搖了搖頭，笑着說：“不會的。不過我可以抓緊時間再檢查一下身體，如果胎位正，又沒有什麼其它病症，就可以下決心安排歸期。”
錢學森高興地連說：“好，好。”
在美國社會上肆虐的麥卡錫主義，終於將魔爪伸向教育界，伸向錢學森。
這一天，兩個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造訪錢學森，對他進行所謂“調查”。
他們向錢學森宣讀記錄，說他1939年曾是美國共產黨帕薩迪那第122教授小組的成員。現在美國當局要搞清楚錢學森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
當然，這是無中生有，或者說是捕風捉影。錢學森從來不是共產黨員。所以他感到非常驚奇和憤慨。
於是，這兩個聯邦調查局人員向錢學森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原來早在1938年至1939年間，當所謂美共黨員比爾·坎柏充當洛杉礬警探隊內奸的時候，曾在帕薩迪那支部的檔案里發現了一張署名約翰·狄克的中共黨員記錄。當時，美國當局無法弄清這個名叫狄克的中國人究竟是誰。於是，他們便向錢學森問道：
“你是否就是約翰·狄克？”’
“我從來就沒用過這個名字。”錢學森回答說。
“那麼，你認識威因鮑姆嗎？”
“是的，我認識威因鮑姆。”
“你認識馬林納嗎？”
“是的。”
“你認識傑克·奧本海瑪和佛蘭克·奧本海瑪太太嗎？”
“不，我不認識他們。”
“你認識杜布諾夫嗎？”
“曾經見過。”
聯邦調查局的兩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接着問道：“錢博士，自1938年至1941年間，你時常到這些人家中去嗎？”
“是的。因為他們對音樂和東方的事情特別有興趣，所以，我結識了他們。”
“他們同情中國嗎？”
“是的，這就是他們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位中國人，有誰同情中國我都高興聽。”
“是他們約你去他們家裡的嗎？”
“有時候我不約自到。”
在一連串的詢問之後，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盤問越來越尖銳，而且含有敵意。他們問他有沒有交過黨費？有沒有交過活動費？有沒有參加過共產黨的會議……
接着，他們還引誘錢學森揭發威因鮑姆的所謂共產黨員的問題。當他們遭到嚴辭拒絕之後，便合上記錄本，站起身來離去了。
這種盤問，對於一個確有其事的心虛者而言，或許會感到提心弔膽，而言辭無措，但對錢學森來說，他只有感到荒謬和憤慨。
那麼，被聯邦調查局盤問的所謂錢學森參加了共產黨的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193B年希特勒軍隊進逼奧地利，日本軍國主義正在中國瘋狂地進行燒殺搶掠。大戰的陰影，越過大西洋和太平洋，籠罩着美國社會。
這期間，美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非常活躍。正如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那樣，美國共產黨在洛杉礬帕薩迪那區有一個支部，稱之為122支部，這是一個教授集團，因此，成員大多為高級知識分子。
當時洛杉肌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比爾·金普爾，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打進共產黨組織內部的奸細。這個人經常在共產黨的
各個支部來來去去，將共產黨的活動情報提供給偵探長海尼斯，並將黨員活動記錄提供給海尼斯，讓他複印存檔。
錢學森的確參加了威因鮑姆領導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這個小組曾集體學習了英國J·S·L·斯崔奇著的一本書，同時，也學
習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每星期例會討論時事，主題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陣線。錢學森還隨同這個小組的其他成員參加過當年美共書記白勞德的幾次演講會、最使錢學森感到欣慰的，是這個小組的朋友們對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被侵略的痛苦都十分同情。威因鮑姆告訴他，如今世界上只有蘇聯才真正站在反法西斯人民的一邊。在這個小組裡，錢學森切身感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友誼和溫暖。因此，他是這個小組的積極參加者。
美國政府當時就是因為這些而懷疑錢學森是共產黨員。但是，據比爾·金普爾作證，他從來未曾見過錢學森其人，交納黨費的名單中，也未曾見過錢學森的名字。就錢學森本人來說，他並不清楚自己參加的學習集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
聯邦調查局的人走了。但是，此後，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了。這表示他已經不能繼續進行噴氣推進的科學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實驗室里工作。
這一系列的打擊，使他完全明白了，聯邦調查局人員對他的敵意決不是個別人員的態度問題，更不是什麼一時的誤會，他們正是代表了美國政府對他的懷疑和敵意。既然美國政府已經拋棄舊日對他的尊敬和褒獎，那麼，這個國度就一天也不值得呆下去。
錢學森與蔣英商議好，決心提前離開美國。
於是，錢學森首先拜晤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工程系主任林維爾博士，向他複述了發生的事情。他憤憤地說道：
“我覺得我在美國已不受歡迎了。原打算本學年結束後回國，以便於學校對工作的安排。現在看，這種考慮已成為多餘。我不得不提前回國了。”
林維爾很驚奇會發生對錢學森進行審查等一系列的事情，他更驚訝錢學森已決定離開美國。他認為像錢學森這樣一個天才的科學家，應該在美國這樣一個有着優越科研條件的環境中，充分發揮他的聰明和智慧，可以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業績。因此，他對錢學森的離開深感惋惜。同時，他也覺得，美國如果失去了錢學森，將是整個科學界的重大損失。但是，不幸的是，事情已無可挽回。
錢學森又來到加州理工學院院長華生博士的辦公室。他開門見山地說道：
“院長先生，我很遺憾地告訴你，我要回中國大陸了。”
“天啊！’院長驚愕地叫了出來，“為什麼？你在美國不是很快樂
嗎？”
錢學森不得不把事情的經過陳述一遍。當華生博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後，聳聳肩膀，表示了一種無奈。因為他知道，錢學森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自然無法忍受當局強加於他的懷疑和誣陷。
他相信錢學森的話都是可信的，他不相信錢學森是共產黨員。
後來，華生博士回憶這件事情時寫道：
這事一點證據也沒有，但是他們繼續追索他。先是懷疑他本人，此後，他又因朋友而受累，大家都替他抱不平。
當時擔任加州理工學院國外學生委員會主席的吉寶教授也回憶道；“他（錢學森）對中國家庭的忠誠，更甚於對美國的忠誠，但那是中國家族關係非常密切的緣故。美國以警察國家的方法對付他，對他的傷害相當大，使他覺得在美國不受歡迎是意料中的事。”
1950年6月，錢學森的“國家安全許可證”被吊銷不久，他便向總統輪船公司打聽訂購“威爾遜總統號”的船票，他準備全家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中國大陸。但是，後來他從洛杉礬英國領事館那裡獲悉，從洛杉礬取得香港的轉口簽證非常困難，加州理工學院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曾遇到同樣的阻撓。有人告訴他，設在西雅圖的國際貿易服務協會可以幫助取得香港簽證。錢學森便寫信向這個機構諮詢。得到的答覆是：如果他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飛機，他們可以幫助他安排香港的轉口簽證。
於是，錢學森隨即為全家購買了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機票。機票日期標明：195O年8月15日起飛。。
錢學森就是這樣光明正大地公開向各界宣布了返回祖國的日程，並且依照正正噹噹的手續飛離美國。
6月21日，錢學森飛往華盛頓。
第一位他要辭行的是海軍次長丹尼爾·金波爾。
錢學森逞直走進五角大樓金波爾的辦公室。
“次長先生，我是來向你辭行的。我已經購買了飛機票，準備動身回到我的祖國去了。”錢學森彬彬有禮地說道。
金波爾原是美國通用航空噴射公司的主席，他一向讚賞錢學森的才華。兩年前，他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美國火箭學會年會，在那次會上他在宴會的即席講話中，對錢學森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自從他接到錢學森關於辭退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的顧問和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職務的報告後，他就已經感覺到情況有些不妙，也預料到錢學森有可能回中國。但是，金波爾是按照自己的思維推斷錢學森的，以為他可能只是一時的衝動，不一定那樣認真。因為在金波爾看來，像錢學森這樣才華橫溢的科學家，也只有留在美國才有用武之地，而且也只有美國才能為錢學森提供得心應手的科研設備和豐厚的物質待遇。“難道可以指望一個連老百姓的肚子都填不飽的國家能讓錢學森研製出什麼尖端技術來嗎？”他認為，錢學森回去就等於葬送了他自己。這一點，錢學森不會不考慮到。因此，他坦然地在錢學森的辭職報告上簽了字。
然而，金波爾想錯了。錢學森義無反顧，他不僅要走，而且決定馬上離開美國，這使金波爾大惑不解：
“錢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金波爾把雙手攤開，眼睛瞪得大大的。
“次長先生，我受到麥卡錫主義的無理迫害，他們說我是共產黨員，並收回了我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事實上我已經無法在學院裡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錢先生，我並不認為你是共產黨。”
“不，次長先生，問題還不單單是懷疑我是共產黨。我是中國人，有自己的祖國，我不能留在這裡，製造武器殺我們的同胞，就是這麼回事。’”
後來，美國一位專欄作家對錢學森這次談話作了如下評論：
錢學森太坦率了，他對任何人都說明自己已經決心回國。他不知道當了杜魯門海軍次長的金波爾，在政治上是如何敏感。金波爾不但完全了解錢學森的科學成就，更了解他在軍事科學上的價值......金波爾最擔心的是錢學森回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問題就大了。
“你不能離開美國！你太有價值了。”金波爾脫口說出了他內心裡的話。他自覺失口，接着問道：
“難道加州理工學院同意你離開美國嗎？”
錢學森告訴金波爾，學校當局不同意他離開美國。
“我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不應讓你回去。”金波爾的語氣相當肯定。稍停，他又緩和地對錢學森進行勸解，勸他繼續留在加州理工學院，在未澄清關於國家安全許可證之前，先擔任數學系教授。
他還答應給錢學森介紹一位律師為他辯護。
錢學森毫不退讓，他表示要等待審判的結果，等待美國當局撤銷對他的懷疑，然後，他光明正大地離開美國。他對金波爾堅定地說：
“次長先生，我要回到中國去，我的主意已定，這是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的了。”說完，錢學森轉身離開了金波爾的辦公室。
金波爾望着匆匆離去的錢學森的背影，目瞪口呆，愛恨交加，久久不知所措。
當金波爾清醒過來時，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抓起電話打給美國司法部，他氣急敗壞地說：
“你們應當立即通知洛杉礬的下屬機構，絕不能放走錢學森，對，就是那位中國人。你應該知道，那些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情況，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
對方似乎還沒有弄清錢學森是何許人，為何這等重要。只見金波爾對着話筒大聲叫喊着，說出了後來為世人所共知的那句話：
“錢學森，無論到哪裡，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
一位美國專欄作家在事後寫的報告中說：
金波爾的話說錯了，錢學森在科學上的價值，豈止只抵3個師或5個師的兵力。他替中共研製的飛彈，不但完全平衡了中共與美國之間戰略武力的差距，也使中國對蘇聯的威脅產生抗衡，同時，在美、蘇兩大軍事強權之間，中國以其飛彈實力加上10億人口，與美蘇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簡直是以一人之力換一國之力。
美國司法部在得到金波爾的電話通知後，立即轉令美國移民歸化局，要他們立即加強監視錢學森，不要讓他突然飛離美國。於是，洛杉礬移民歸化局便安排了對錢學森的跟蹤監視，並限制錢學森的行動自由。
錢學森完全不知道來自五角大樓的密謀，當他還飛行在華盛頓到洛杉礬的途中時，五角大樓已經部署好對付他的一切措施。
飛機在洛杉礬降落了。當錢學森走下飛機時，移民歸化局的總稽查朱爾攔住了他。
“你是錢學森教授嗎？”
“是的。有什麼事嗎？”錢學森並沒有十分在意。
“我通知你，你不能離開美國，這是移民歸化局執法官蘭敦簽署的命令。”朱爾將這紙命令展示在錢學森面前。
錢學森接過來細看，這紙命令這樣寫道：
凡是在美國受過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設計這一類教育的中國人，均不准離開美國。因為他們的才能可能被利用來反對在朝鮮的聯合國武裝部隊......
錢學森被激怒了，他的臉氣得蒼白。他已經購買了全家人乘坐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機票，而且，8月15日就是起飛回國的日子。他據理力爭。他向朱爾申明：海外僑民回歸故土，是天經地義的事，美國政府無權干涉。何況，美國還是一個自稱為“自由、民主、保護人權”的國度。你們的行動已經損害了僑民的自由，還有什麼“自由”’可言，真是豈有此理！
但是，這時說什麼都無濟於事。而且，更麻煩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這就是他準備託運回國的行李。
錢學森會面見金波爾之前、便將他的書籍、筆記和文件，交給帕薩迪那儲倉公司打包託運。前不久，中國物理學家趙忠堯博士離開美國時，也是托這家公司幫助託運行李的。這家公司告訴錢學森，海關方面的一切手續，他們完全可以幫助辦理。錢學森意識到，他已經打包的三個薄板箱，不同於普通的行李和貨物。可能關繫到美國政府有關防止軍事科學和秘密泄露的條例，所以，他特別向該公司說明，在這方面他的朋友曾經遇到過困難和麻煩。錢學森建議該公司在行李報關之前，最好先向商業部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取得許可證。但是，儲倉公司的託運人回答說：“你無須擔心，這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錢學森做事一貫嚴謹、細緻，他在整理這些書籍、材料和筆記時，早已將應該歸檔和最新的實驗筆記，全部鎖進了實驗室的保險柜裡，並將保險柜的鑰匙交給了學院的米里根博士。所有打算運離美國的書籍和資料，正如他後來在法庭上陳述的：“那些都是我私人職業上所需要的東西。自然，只要我從事這一項職業，我就需要這些材料。”
事實上，錢學森絲毫沒有要帶走美國軍事科學秘密的企圖。因為，他的回國完全是一個僑民的正當活動。只是由於美國政府敵視新中國的政策，麥卡錫主義的惡毒誣陷，這才加速了錢學森回歸祖國的進程。
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卻為此演出了一出鬧劇——
他們無理扣押了錢學森已經裝上駁船的全部行李，包括80O公斤重的書籍和筆記本。當檢查人員打開板條箱發現這些書籍時，大驚小怪地宣稱：
“裡面一定裝有機密材料。這個狡猾的中國人的全部活動證明，他是毛的間諜。”
當年，一位美國的專欄作家這樣寫道：
其實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也夠愚蠢的，如果錢學森要帶走美國噴射推進科學方面的秘密，這些秘密早已裝在他的腦子裡了，他又何必要暴露在海關和聯邦調查局面前。
但是，愚蠢的人畢竟要做出愚蠢的事。法官哈里遜下令將這些文件扣留，於是一大批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涌到洛杉礬港口的倉庫去搜查......
美國政府宣布，他們稽查查獲有密碼的書籍、照片、草圖、複印件、藍圖、計劃、記錄以及大批有關火箭研究的技術資料。
美國當局製造了這樣的“現場”，他們很快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發布了這一“新聞事實”。第二天，美國的許多家報紙在頭版頭條新聞中刊登着“在中國科學家的行李中搜到秘密文件”的消息。
還是這位專欄作家不無諷刺地寫道：
後來知道，聯邦調查局當時認為是“密碼”的文件，原來是數學上的對數表。……但是，當時聯邦調查局這樣煞有介事地宣布，給錢學森事件蒙上神秘的色彩，並製造了緊張氣氛。
當時，馮·卡門教授撰寫文章，對這件事作了這樣的評述：
錢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傷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李·杜布里奇，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鎮靜，建議他提出申訴。但是，錢不想提出申訴，因為，他感到，正像他的許多朋友遇到的那樣，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一個異邦的中國教授不會有多大希望打贏這場官司。何況錢又是那麼驕傲，他並不認為他必須向當局證明他不是一個共產黨人。如果有人認為我同匈牙利的貝拉貢政府一度合作而誣指我與共產主義有牽連，我相信我自己的反應大概也會和錢一樣。
美國另一位專欄作家密·維奧斯特對於錢學森的這段經歷，
有過這樣的記敘：
李·杜布里奇博士，加州理工學院的院長，並不打算說服錢取消回歸紅色中國的計劃，雖然他很希望留住這位教授學會裡的傑出人物。但他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幾乎每一個人一樣相信，錢的被懲罰是一種可怕的錯誤。只要有關當局一旦意識到這一點，這個錯誤會很快被糾正。他認為，錢這個人有自尊心，不屑欺騙，坦率直言，不屑偽裝。他不相信錢會在共產黨員身份上說謊，就如同他不會在噴氣發動機的性能上說謊一樣。 杜布里奇希望錢能理解，如果他真的回到中國去，至少在任何時候都歡迎他回來並恢復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但他也承認，只要錢的名聲被蒙上一層陰雲，錢不會考慮回來……
一個一流的科學家，受到如同犯人一般的待遇，這使錢學森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他實在無法理解，這個一貫自我標榜為“自由”、“民主”的國度，竟然干着法西斯干的那一套勾當。
正當錢學森疑雲叢生的時候，他的自由又受到進一步的限制，他已被當做“危險人物”一般看待。移民歸化局的人員經常跟蹤他，但跟蹤的技巧並不十分高明，因為錢學森已經有所察覺。近來，他從自己家裡的窗口經常看到，在窗前草地的籬笆牆外面，總是停放着一輛深色轎車，裡面的陌生人，一直在注視着他的居室，顯得那樣神神兮兮、鬼鬼祟祟。
錢學森非常氣惱，但毫無辦法。他便索性不出家門，或與剛剛生下第二個孩子的妻子閒聊，或翻閱報紙。
他從報紙上看到，自從6月22日一家美國報紙以頭條新聞報道了他的好朋友威因鮑姆被捕的消息後，又陸續報道了威因鮑姆接受審訊的消息。美國當局控告威因鮑姆受僱於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原子秘密研究的時候，曾向陸軍調查局發過假誓，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被捕後威因鮑姆依然再三堅持說他不是共產黨員。但是，
就是下令扣押錢學森行李的那個叫哈里遜的法官，指控威因鮑姆在共產黨內使用了雪尼·愛姆遜的“黨名”，並說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中替共產黨吸收新黨員。
與此同時，報紙上也刊登了佛蘭克·奧本海瑪被審訊的消息。奧本海瑪承認自己於1937年至1939年期間是共產黨員，並在他家舉行過122支部會議。但是，他記不起威因鮑姆是否參加過122支部會議，也不能作證威因鮑姆是共產黨員。
錢學森讀着這些麥卡錫主義所製造的種種令人恐怖的消息，再回頭眺望那輛老是停放在他家門外的深色轎車，已經預料到，不久那轎車裡的探子就會來敲他的房門，並將他帶走，然後，他也會如同威因鮑姆一樣受到審訊。
1950年9月6日。
這天下午，錢學森心中有些煩躁。他手中拿了一本書，展開了，又合上，總也無心看下去。他乾脆把書本放下，走進了剛剛降生兩個月的小女兒永真的臥室。小女兒正在熟睡，鮮紅的小臉上浮現着笑意，兩支柔嫩的小手伸在被子外邊。
他輕輕走近女兒的小床，本想把女兒那雙小手放進被裡去，當師黨武濟雙小手時，他驚訝了：這雙柔嫩的小手，從形狀上看，完全是他的那雙手縮小了的復製品。他感嘆遺傳基因的神秘和血統繼承的威力，也為作父親的為人類創造了新的生命感到自豪。
手，是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奮游的雙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人類就是憑着這副雙槳，使自己脫離了猿類，划進了人類的新世界。而他和他的同事們，也是憑着這副雙槳，劃向了火箭時代，劃向了航天世界......
於是，他情不自禁地握作了女兒的一雙小手，默默地發問：這雙小槳，將要劃向哪裡呢？
女兒被驚醒了，哇哇地大聲哭叫起來。蔣英聞聲越來，將永真抱在懷裡哄着。」
錢學森習慣地走近窗口向外看，只見有兩個人向他的家門走來，其中一個就是兩個多月前在機場向他下達“不准離開美國”命。
令的那個叫朱爾的高個子偵探。錢學森知道，要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叮咚！叮咚！”門鈴被撳響了。
蔣英抱着小女兒把門打開。只見朱爾帶了手槍和手銬，同朱爾一道進來的另一個人是洛杉機移民歸化局的稽查比爾·凱沙。
後來，朱爾在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道：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錢夫人來開門時候，手裡抱着孩子。我說要見她的丈夫。不久，錢氏走出來。奇怪得很，他一點也沒有激動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臉上可以察覺到，他似乎對自己說：“好吧，這事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朱爾宣讀了逮捕令。而後，錢學森進房拿了一些剃鬚用具，三本書和一本練習紙紙夾，他吻了吻妻子和小兒子永剛，便被夾在兩個美國人中間離去了。
這是一個灰暗的日子。
錢學森遭到了無理逮捕。罪名是所謂“間諜”，被送往特米那島，扣押在這個島上的一個拘留所里。
特米那島，是太平洋中一個不起眼的小島，島上十分荒涼。只有飛倦了的候鳥在這裡歇腳。現代人在這裡留下的，是石油探井架和一所陰森可怕的牢房。
牢房被鐵蒺藜網圍着，外面是滔天的海浪。室內，潮濕陰暗，令人窒息。一位曾經受過美國當局高度讚譽“為戰爭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無法估量的貢獻”的科學家——錢學森，就被關押在這裡。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語，他與他們之間語言不通。他在被關押的頭幾天，不准接見任何人，也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同牢的人又無語言溝通，因此顯得格外沉悶、難耐。
然而，更慘無人道的折磨還在後面。麥卡錫分子使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段，對錢學森的肉體和精神進行殘酷的摧殘。白天，他們對他無休止的進行審訊；夜間，每隔10分鐘，他們便打開一次牢房的電燈，用強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覺。妄圖用這種非人的折磨，摧垮他的精神防線，或是取得對他們有用的“口供”，或是混滅他回歸祖國的信念，或是屈從他們的強權。
面對麥卡錫分子的殘酷迫害，錢學森這位敢於攀登科學險峰的勇士，再一次顯示了中華兒女敢於斗淫威、抗邪惡的大無畏精神。
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裡，他想到了許多。他想起了父親送給他，的那本玄奘的書和父親的告誡。玄奘為了尋得真經，在西域之行中，經歷了“九九八十一場大劫難”。他要兒子像玄奘一樣，不怕妖魔鬼怪，不怕艱難險阻，一定要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學到手，為祖國服務。眼前遇到的不正是這種劫難嗎？這僅僅是開始，我要有戰勝“九九八十一場”災難的準備。他想起了媽媽給他的繡有蓮花的手帕。這不僅是因為他是“踏蓮而生”，從小就愛蓮花，更重要的，是媽媽要兒子像蓮花那樣高潔，“出污泥而不染”，到任何時候，都不能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他還想到了岳飛、蘇武、文天祥、史可法……想起了火刑中不屈的布魯諾，想起了在獄中仍演算不止的伽利略，想起了彌留之際還在病榻上放着統一論草稿的愛因斯坦……
中外志士的愛國主義情操和為了科學、為了真理勇於獻身的精神，給了他巨大的鼓舞。他充滿信心地同美國當局，同麥卡錫分子的迫害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錢學森在獄中的鬥爭，不是孤立的。偉大的新生的祖國在支持他，美國正義的科學家在支持他，美國人民在支持他，世界上進步 的人士在支持他……
錢學森的妻子蔣英昂起了不屈的頭顱，她抱着剛剛出生兩個月的小女兒永真，拉着蹣跚學步的兒子永剛，四出奔走呼籲，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這位善良的中國女性，只有一個信念，自己的丈夫是無辜的，正義必定會戰勝邪惡！
世界知名人士獲悉錢學森無端受辱的消息以後，紛紛致函、致電美國當局，譴責美國當局迫害科學家的暴行。
中國南京市潘菽等169位科學家聯名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抗議美國當局無理拘留錢學森等人。
北京大學理工學院及工學院曾昭倫等48位教授，特别致電正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懇請大會制止美國當局的法西斯行徑……
這期間，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給海軍部次長金波爾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言辭懇切，很有分量。它不但反映了加州理工學院當局和學院裡的朋友們對錢學森的深切同情，同時，也披露了麥卡錫主義所製造的“錢學森事件”的許多真實情況。信中寫道：
…… 他們懷疑錢與共產黨有關，所有的疑點我都可以解釋，因為我覺得毫無證據足以證明他是共產黨員。他雖然同那 些被認為是共產黨員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開的來往，毫無秘密之處。我相信，他們的關係，不是基於政治，他自己也始終不知道是在參加什麼共產黨集會。
關於他返回中國大陸的安排，這自然牽涉到複雜和久遠的歷史，我們需要詳加研究。他所採取的步驟，我們認為都是合乎邏輯的、公開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設法訂船位於8月底離開洛杉礬，後來人們遲遲告訴他所訂的船位沒有結果，他便寫信給國務院詢問怎樣獲得許可離境的手續，國務院官員在私人交談中告訴他，可以列入學生名單返回中國大陸。
他給國務院的信中解釋他要離美的意圖，要求獲得必須的協助。後來，他與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經過渥太華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屬的旅行社，幫助他辦理途經英屬加拿大領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簽證手續。我可以證明，他從來未曾否認過這些安排。相反，他公開進行此事，而且在學校里告訴我們這些計劃。我知道他赴華盛頓時，也把這些安排告訴過你和鮑特……
與此同時，香港各大報紙，也紛紛刊登文章，譴責美國當局的暴行。香港《文匯報》用大字
題載文《我們堅決反對美帝逮捕錢學森》，文中寫道：
新中國誕生了，新的國家歡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偉大的建設事業中去，我們要使國家建設走上工業化的大道。
錢學森在新中國這個響亮的號召下準備回到中國來了，可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剝奪了他的自由，無理地把他扣留了，無恥地給他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美共。我們堅決反對美帝這一侵犯人權的暴行，我們要求釋放錢學森博士......
世界上許許多多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向錢學森發出了聲援的吶喊，匯聚為一股強大的力量，衝擊着白宮，衝擊着五角大樓。
當時，錢學森的老師馮·卡門正遠在歐洲訪問，當他獲悉錢學森被捕後非常氣憤，萬分焦慮。他立即中斷訪問，提前趕回美國。
馮·卡門一下飛機，便很快聯絡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師生及各方面人士，聯名向移民局提出了強烈抗議。
熱心的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為了使錢學森儘快獲釋，他與馮·卡門教授倡議為保釋錢學森募捐。在他們慷慨解囊的帶動下，加州理工學院的師生很快募集了1．5萬美元的保釋金。
錢學森的律師柯柏認為，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案件，它關繫到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一位一流科學家的聲譽和前途。因此，柯柏希望將錢學森先行保釋，但這事得由檢查處決定。所以，柯柏建議由軍隊和政府雙方代表主持，舉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會商，‘以確定“事實的真相”。
因為柯柏原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法律顧問，具有崇高的社會威望和知名度，故會商如期舉行了。參加這次會商的各方面官員共有8人，其中兩人是美國陸軍軍火部的高級官員，一人是海軍部洛杉礬情報局的官員，一個是助理檢查官，兩位海關官員和兩個移民局的官員。
柯柏安排這次會商，旨在使得檢查處明白事實真相。所以，在這些政府要員在場的情況下，柯柏開始了對錢學森的細緻盤問。他從錢學森初來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的話題開始提問，接着，談到如何與馬林納相識？如何開始研究飛彈？如何結識威因鮑姆？以及平時的來往情形，巨細無遺地一直問到1947年回中國大陸探親，再經檀香山返美......
“你是企圖推翻美國政府的共產黨，或任何其他組織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第122教授支部的成員嗎？”柯柏問道。
“我絕不是你所說的任何組織成員之一。”錢學森回答道。
“你自1937年就認識威因鮑姆博士嗎？”
“是的。我認識馬林納、杜布諾夫博士和其他許多人。不過，我只想提到有關人士的名字。”
“你常到威因鮑姆家裡去嗎？”
“我應該這樣說。我與馬林納很熟，主要是我們在研究方面有共同的興趣。馬林納介紹我認識威因鮑姆。馬林納和我同在一個系。威因鮑姆博士屬化學系。杜布諾夫博士則屬生物系。馬林納介紹我們相識，併到他們家裡去”。”
“你時常到他們家裡去嗎？”
“是的。我漸漸了解了他們——不是馬上了解。我已記不清認識他們的準確年份，但我之所以與他們友善交往，是因為他們對音樂有興趣，而且他們對東方和中國的任何事情都有興趣。”。
“與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是否對中國的困境表示同情？”。
“是的。他們全都如此，這是他們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你會記得那時中日戰爭剛開始，我是中國人，我非常喜歡聽到任何對中國表示同情的談話。”
錢學森接着談到他時常是未經約定便到威因鮑姆家裡去，因為他們漸漸熟悉了。他說，有時只有威因鮑姆夫婦在家，有時候還有其他朋友同在，有時候杜布諾夫在那裡。錢學森通常是一個星期去一次，大都在星期三，因為星期三晚上他最空閒。但他從來沒發現這是共產黨會議。
“根據你現在的觀察，再回顧過去，你覺得他們是共產黨員嗎？”柯柏問道。
“如果報紙上的報道都正確的話，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我從報紙上獲悉若干消息。”
“你是從對威因鮑姆的審判中獲得參考，是嗎？”
“是的。”
“憑你直接或間接的了解，你是否知道你的名字曾經被登記在他們的黨員簿里，或正式加盟他們的組織，成為一位黨員？
“我沒有”
談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阻止他回國的情形時，錢學森的話便滔滔不絕了。他說明自己收到了父親的幾次來信，催他迅速回歸故里。他說，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敵對局勢，對他很有影響，因為中國大陸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而他的父親住在那裡，生活完全靠他來維持；因為父親患有嚴重胃病，又要動手術，如果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公開敵對關係發展下去，他便無法寄錢給父親。在中國人傳統倫理上，他必須對父親負責，否則，將會使他感到羞愧，這就是他決心回歸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
當柯柏問到他回歸中國大陸的其他原因時，錢學森義正辭嚴地說道：“因為我是大唐的後代，我的一腔熱血，只圖報國。我以為，我的根在中國。”
那位助理檢查官杜茲，原是一個懶散的官員，這一天，他不但耐心地聽完了柯柏律師對錢學森的冗長盤問，而且還複印了一份全部盤問的速記記錄帶了回去。
經過這次盤問，司法部允許加州理工學院以1．5萬美元，將錢學森保釋出獄。
柯柏精心安排的這場訊問式的會商，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這不僅為錢學森提供了據理答辯的機會，而且也通過大量的事實，揭穿了美國麥卡錫主義者的無理行徑。後來，在場的幾位美國官員不得不承認，他們拘留錢學森的理由是荒唐可笑的。他們甚至直言不諱地對錢學森說：
“那些證據的確不確實。但那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只不過是按照華盛頓的命令行事罷了。這一點，我們彼此可以心照不宣。”
15天的監禁，時間並不算長。但是，由於遭到美國當局的晝夜折磨，使得錢學森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獲釋時，他步履蹣跚，憔悴不堪，體重下降了3O磅。
他迎着初秋季節的海風，踏着開始變黃的草地，踽踽而行。前面是蔣英開來的汽車，妻子兒子在等待着他。這時，一陣鳥鳴傳來，他抬頭望去，天空是灰濛濛的，不見藍天，不見白雲。世界似乎凝固了，只有一排南飛的大雁從高空掠過。他深情地望着遠去的大雁，似乎看見了它們那高昂的頭和驕傲的胸膛，它們奮進的身影，展示出的回歸的決心。這些大雁似乎永遠知道何去何從，一個真正的人，何嘗不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