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人們記得，錢學森有過這樣一段感人肺腑的談話：
“如果一個科學家的生命屬於科學，就應把自己的生命過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更精細，更有韌勁。一個科學家的生命當說已經不屬於自己，他應該屬於創建科學的巔峰。不妨把科學家的生命看成是前人創造者的繼續。科學家總是登着前輩的肩頭攀援，而自己，往往又成為後人的人梯。”
錢學森用了幾十年的精力和心血，開創了我國航天科技事業的前進道路，推動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迅速發展。錢學森是我國航天、火箭、導彈事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在為中國的航天事業創業、奠基的同時，又哺育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航天英才。然而，這並不是他的全部工作。錢學森不僅是一位有着驚人智慧的科技翹楚，而且也是一位富有獨創性的偉大的科學理論家。他在自己的科學實踐中，創立、豐富、完善、發展了許多學科的理論。這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他完善並發展了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並將這一理論與方法應用於全部知識領域的研究，從而創立了系統科學。
錢學森創立的系統科學，具有世界影響。由於這一學說的創立以及他在航天、火箭、導彈方面做出的輝煌貢獻，雙壁聯珠，使他榮獲了國際“小羅克韋爾”獎章。
現代社會分工和專業化高度發展，經濟、文化聯繫錯綜複雜。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規模越來越大。科學技術越來越發展，反映這些發展情況的信息量和信息交流，也隨之大幅度增長，而且越來越在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
有一個統計數字表明，自六十年代以後，科學知識的信息量，每年以1O％以上的速度增長。
一個科學家即使夜以繼日地工作，也只能閱讀有關他自己這個專業的出版物的一小部分。於是，大量的信息被閒置和浪費掉了。而這些信息，對於每個人所從事的專業來說，看似無關緊要，實則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狀況，不僅使科學家，也使不同崗位的決策者，都感到惋惜和無措。人們在呼喚一種新的科學，幫助解決這一矛盾。
系統科學，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了。
系統科學可以幫助人們面對紛繁複雜的主客觀世界和浩瀚的知識海洋，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一科學理論，對於人類知識的積累與運用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錢學森對系統科學的創建與發展，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錢學森在美國遭軟禁的黑暗歲月里，他便開始了對系統科學的研究，並在那裡出版了他的專著《工程控制論》。1955年秋天，錢學森回國時，同許國志一起，把運籌學的“種子”從它的發源地美國帶回了
中國。1956年，錢學森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運籌學研究組，並把這個研究組作為他負責組建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組成部分。錢學森與許國志一道通過這個研究組，奠定了運籌學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發展方向。錢學森作為一個有遠見的科學家，他已預見到運籌學不單要研究現有武器裝備的運用，而巳更要研究未來戰爭武器裝備的規劃與運用。因此，錢學森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軍事運籌研究機構——“作戰研究處”，開闢了系統科學面向我國武器裝備規劃的新領域，也可以說是我國國防系統運用分析研究科學的起源。
與此同時，從大洋彼岸傳來了信息——美國將“計劃協調技術（PERT）”運用於北極星導彈核潛艇的研製工程，使研製生產周期縮短了將近三分之一。
這使得錢學森深受啟發。
“計劃協調技術”是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之一。它通過計劃流程圖，較形象地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可以幫助人們事先了解計劃執行過程中的張、弛程度，以便於採取有效措施；它可以預計各項工作計劃的確切日期及其把握性；並且能夠及時提供計劃網絡中的“臨界路線”（也稱為短線），以便於及時提醒人們抓住主要矛盾。
1962年，在錢學森院長的積極倡導下，國防部五院開始探討尖端技術科學管理。在研究美國這項技術的同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了試驗報告。
錢學森參照美國的“PERT”，提出計劃管理部門應結合我國具體情況，試行計劃協調技術。
在錢學森的倡導下，許多計劃和工程部門的牆上，掛起了按照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各種時序聯繫和邏輯聯繫的“蘋果樹”掛圖，或者叫作計劃流程圖，運用數學方法進行計劃和工程的分析預測，分清主次，明確關鍵，尋求人才資源和物資資源利用的最優方案。
在導彈研究院，以遠程火箭制導系統地面計算機製造過程為對象，進行協調技術管理方法（即系統工程）的試驗，原來憑直感認為是短線產品的鐵芯體，卻並非短線。而原以為很容易過關的電源問題，恰恰是設計製造的短線。於是，錢學森與他的助手們及時採取了調整措施，結果，使整個計劃提前一個月完成。
系統工程的技術管理方法運用效果極佳，使許多科學家大開眼界。於是，系統工程的管理技術手段在國防部五院全面推廣開來，大大推進了火箭導彈技術研製與試驗工作的進程。
在研製火箭導彈的繁重工作中，錢學森對於系統工程的研究，始終抓住不放。他把這項研究同火箭、導彈的研製工作結合起來，在實踐中研究，在研究中實踐，從而，推動了我國火箭、導彈研製工作的大步前進，也提高了系統工程研究的質量。他在實踐和研究中撰寫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論文。可以說，錢學森以他在總體、動力、制導、氣動力、結構、計算機、質量控制等領域中的豐富知識，以他在組織領導共和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的研究、發展工作中的豐富實踐，一方面為我國的航天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為發展系統工程科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世人都為中國的航天事業發展神速而驚訝。究其原因，固然同黨中央的重視、關懷分不開，同整個航天戰線上的一代航天人的拼搏奮鬥分不開。但是，錢學森提出的系統工程的技術管理方法的應用、功不可沒。
在“580”（洲際導彈工程代號）工程指揮部的牆上，懸掛着巨幅，“蘋果樹”；
在“781”（遠洋測量船研製工程）工程調度室的牆上，也懸掛着巨幅“蘋果樹”；
在“331”（地球同步衛星工程）工程的總工程師工作室的牆上，同樣也懸掛着巨幅“蘋果樹”。
這一棵棵“蘋果樹”，成為了指揮參謀人員、計劃調度人員和總署設計師們掌握研製情況，預測工程進度，分析處理工程中的問題，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
由於系統工程技術在國防科研系統的推廣與應用，促使八十年代國防科研戰線著名的“三大戰役”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科研與試驗效益。

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戰線。
1985年3月。
在北京西山，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軍事科學院幽靜的大院內。全軍模擬作戰經驗交流會正在這裡舉行。
當時，正值我軍模擬作戰手段由傳統作戰方式向現代化轉軌時期。
錢學森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竭力倡導把作戰模擬納入軍事系統工程的範疇。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從而使得軍事學術研究領域更為廣闊，層次更加清晰，面貌為之一新。
錢學森在這次講話中，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
“在人類的全部實踐活動中，沒有比指導戰爭更強調全局觀念、整體觀念，更強調從全局出發、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終求得最佳效果的了。所以，指揮現代化的戰爭，應該科學地應用系統工程的協調管理方法。”
他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在軍事行動中，最早使用系統工程方法的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美國國防部長馬克納馬拉提出的全球戰略，後來被稱之為“馬克納馬拉戰略”，是運用系統工程科學制訂的最成功的全球戰略。
六十年代初，美國國防部長馬克納馬拉為了改變美國在戰略核武器方面落後於蘇聯的狀況，運用系統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對美國的戰略方針、組織機構、預算規劃、武器管理提出了系統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被批准實施後，果然很快扭轉了美國的被動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錢學森深入地研究了美國的這一成功經驗之後，便積極建議我國軍事部門將系統工程原理和方法，作為我軍不斷向現代化邁進的重要手段。他提出了應用軍事系統工程的廣泛領域，諸如：
武器裝備的研製與管理；
作戰模擬，戰術模擬，技術模擬；
軍事後勤的組織與管理；
作戰指揮；
戰略抉擇與作戰方案的確定；
等等。
錢學森的建議被我軍採納。於是，軍事系統工程這一現代化科學成果，迅速在我國軍事部門各個領域大放異彩，極大地推動着人民軍隊的現代化進程。這不能不說是錢學森對於我國軍事現代化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

再看另一個領域。
《紅樓夢》是一部奇書。自從問世以來，不僅讀者甚廣，研究它的人，又何止萬干？以致形成了一門學問——“紅學’”。儘管投入了那麼多人，進行了近百年的研究，然而，由於對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還是傳統的研究方法，因此，仍然有許多解不開的謎、例如，林黛玉究竟是幾歲到賈府的？這個問題就曾長期困擾着紅學家們。
但是．系統工程理論一巳進入這個領域，情況就不同了。
由於錢學森的倡導，江蘇省鎮江市科委的科技工作人員彭崑崙，大膽地運用系統工程的技術與方法，藉助於電子計算機，將這個百年未解之謎，輕而易舉地解開了。
彭崑崙得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林黛玉到賈府的年齡應為9歲。

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又來光顧歷史學。
歷史學，這是一門古老的社會科學。如何使它趕上現代社會生活的步伐，為改革開放大潮中的現代中國服務？彭崑崙在“紅學”研究方面的突破，也給了歷史學家們以啟示。
歷史，是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的“有規律的統一過程”。怎樣把千頭萬緒的歷史素材連結成為一個“統一過程”，這是一項非常繁雜的工作。尤其是，其中還要將幾千年的歷史記載考證核對，去偽存真。工程之浩繁，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只憑歷史學家的大腦來運作，靠歷史研究工作者的手工操作．是遠遠不能勝任的，是不能解決連結成為“統一過程”這個課題的。
錢學森為比撰寫了一篇題為（用系統科學方法使歷史科學定量化》的論著，為傳統的歷史科學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從而，給這門古老的科學注入了現代科學的活力。
運用歷史模型進行定量研究，這在西方國家已經日益推開。然而．錢學森並沒有跟在西方國家後面，亦步亦趨。他有自己獨到的貢獻。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錢學森把系統工程的技術、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聯繫原理更加具體化，更加深化了。錢學森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於各種事物和現象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上。他注重對各種事物的發生、發展和消亡以及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作動態性的全過程考察，並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達到高度的綜合。這就使得錢學森較之西方的科學工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遠。
錢學森為促進運籌學、系統工程、系統分析在我國的推廣應用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古稀之年，先後在北京、成都、昆明、長沙等地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系統科學的學術演講。有了系統分析、系統工程、控制論、運籌學和作戰模擬，通過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認識思考，系統科學的概念就形成了。
在錢學森所著的《論系統工程》一書中，羅列了以下系統思想與系統工程——社會系統工程，軍事系統工程，信息系統工程，科學系統工程，農業系統工程，計量系統工程，標準系統工程，人才系統工程，環境系統工程，行政系統工程，法制系統工程，以及科學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社會科學、哲學和自然辯證法。
錢學森晚年以科學家的開拓精神，幾乎將人類全部知識系統化了。他對系統科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發展了系統學和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的方法論。
由於錢學森對系統科學堅韌不拔的研究和堅持不懈的倡導，不過幾年時間系統科學便為中央和全國各行業、各階層人士所接受、所應用，不僅是科技工作者，一般行政管理人員，乃至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在運用這一嶄新的科學理論和方法解決着面臨的各種問題。
在錢學森的倡議和指導下，在八十年代初期，運用系統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計劃與社會發展作出了科學的預測和研究。這項研究是由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會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中國科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組織了1OO多個單位的4O0多位專家進行的。工程規模浩大，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以及科學技術、教育及智力開發、國防事業、國際交往、外貿旅遊和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這一巨型系統工程，對於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面預測，具有重大意義。這對於認清國情，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而高瞻遠矚地制定我國的經濟、科技以及社會發展總體戰略及具體規劃，具有不可低估的劃時代意義。
錢學森的科學研究，是完全自覺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進行的，他在一篇題為《儘早建立系統科學的體系》一文中，這樣寫道：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教導我們，客觀世界是不以人們的意志而獨立存在的，人可以通過社會實踐逐步認識客觀世界，而且當人們掌握了客觀世界的運動規律之後．又可以能動地利用這些規律來改造客觀世界．在實踐中檢驗我們認識的正確性。我提出發展系統工程，儘早建立系統科學體系的論台，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呢？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些問題......我們應當力求把穩發展方向。

錢學森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還說道：
“建立系統學的科學體系，要發揮我們的優勢，這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遵循正確的方法論，既廣泛吸收各個學科的成果，加以融會貫通，又要聯繫我國的實際問題，從中獲得正確的動力並得到檢驗。”
一個人做對了事情（包括科學研究），符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揭示的客觀規律，是一回事；而像錢學森那樣，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去指導自己的科學工作，則是另一回事。這後者，對於一個自然科學家來說，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錢學森在探索和研究自然與社會各學科系統的過程中，將系統科學不斷地補充、完善，使之理論化、系統化，從而確立了系統科學的理論體系。他是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系統科學的範疇與概念明確化、理論化的科學家。因此，中外諸多科壇的宿將與元老，都一致公認錢學森是系統科學的創立人。
系統科學的創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錢學森從來不把這件事情只記在自己的名下。他在一次系統學討論會上，號召所有參與研究系統學的同行們說：
“我們若是把這件事做成了，將會是震動世界的，在科學史上的意義將不亞於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早在1956年2月1日，錢學森回歸祖國3個月的時候，他曾經應邀出席了毛澤東主席舉行的宴會。席間，毛澤東曾勉勵錢學森要致力於為國家建設事業，多培養青年科技人才。
40年以來，錢學森始終牢記毛澤東的囑託，以培養科技新人為己任。這不僅表現在他擔任導彈研究院院長時．親自為剛剛走上這個崗位的科技新兵們投保，當老師，還大量地表現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因此，他贏得了科苑辛勤園丁的讚譽。他用滿腔熱血澆灌出了滿園春色，為中華民族增添了光彩。
在中國科技界流傳着這樣一段佳話——
1982年2月，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發獎大會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西廳隆重舉行。錢學森與宋健主編的《工程控制論（修訂版）》名列獲獎圖書榜首。然而，在歡快的樂曲聲中，走上台來領獎的只有航天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自動化學會理事長、中年科學家宋健，卻不見錢學森的身影。
主席台上，寫着“錢學森”名牌的座位一直空着。
錢學森哪去了？他為什麼沒來領獎呢？會場上許多人投來詢問的目光，而採訪大會的新聞記者，更是急不可耐地要問個明白。於是，《北京晚報》的一位記者採訪了這本書的另一位主編——宋健。
宋健頗有感慨地說：“從錢主任（當年錢學森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提出修訂原書，到今年獲獎，經歷了2O年。”接着，他談了這本書的寫作過程。
《工程控制論》這本書的原版是錢學森在美國用英文寫作出版的。它的問世，開創了工程控制論這門新的技術科學，被公認為是一本奠基性的權威著作。工程控制論的創立，推動了電子技術革命、核能技術革命、航天技術革命和光子技術革命的發展。控制論與相對論、量子論，這“三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的三項偉大業績。以後，這本書陸續翻譯出版了俄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
1962年，錢學森感到，隨着科技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需要對原書加以修訂和補充。於是，他向年輕學者宋健談了修訂這部書的設想。
宋健當時從蘇聯留學歸來不久，分配在國防部五院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初露頭角的宋健，得到錢學森的賞識與扶持。宋健在蘇聯留學期間．便讀過錢學森《工程控制論》這部著作。他非常欽佩錢學森的學識與為人，始終以學生的態度師事錢學森。
宋健接着對記者說道：
“1962年錢主任委託我修訂原書。當時，我工作很多，時間有限，便組織了一個小組，由幾位同事幫助我一起修訂。初稿完成以後不久，文化大革命便開始了，送到出版社的全部插圖和一部分原稿都丟失了。1978年，出版社提出重新出版這本書，在錢學森的主持下，我們才開始新的工作。”
說到這裡，宋健有些激動地對記者說：
“有一件非常感動人的事情。十年動亂開始後，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郵局寄來的材料。打開一看，是我們寫的部分書稿。寄書人的名字不記得了，是素不相識的，肯定是一位好心人。我收到書稿後，很快轉給了錢主任，他又交給了當時的秘書王壽雲。王壽雲冒着風險把尚存的原稿妥善保存了十多年，不容易啊！”
“四人幫”被粉碎了，控制論終於恢復了名譽。
在錢學森的指導下，還是由宋健、於景元、唐志強等人重新修訂這本書。
修訂好的《工程控制論》，從原版30多萬字擴大到13O萬字。但它保留了原書的幾乎全部內容。對修訂稿，錢學森親自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地作了審查與修改。
新書出版時，錢學森把宋健和參加寫作工作的於景元、唐志強等人找了去，商量署名問題。錢學森非常懇切地說道：
“我要談的第一個事情是這本書不應署我的名字。我沒做什麼工作；
“二是，應署宋健同志主編。應打破中國傳統的講資歷、講等級，在這點上我們要學習周總理。”
一提到周總理，錢學森的眼睛濕潤了。他一直是時時處處自覺地以周總理為榜樣，嚴格要求自己。
錢學森的態度，使得宋健和於景元等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錢老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不，我是您的學生。”宋健真誠地說，“作為學生，幫助老師，替老師做點工作，這不但是我的責任，而已是一種最好的學習與提高。我們在您的指導下，通過對這本書的修訂工作．已經得益很大了。這名字應當由您來署。”
可是，錢學森的態度同樣十分真誠。為了取得妥協，他退一步說道；
“如果你們一定要署上我，那就只能這麼署：原著錢學森。”
這時候，於景元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道：
“錢老是這門科學的奠基人．也是這次新版圖書的奠基者，署上錢老的名字是理所當然的。宋健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傑出代表，署上他的名字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錢學森堅持不署自己的名字。
商量沒有結果，只好由出版社來決定。最後．出版社拍板了，署名是：錢學森、宋健。
對於這樣處理，錢學森依然感到勉為其難、其內心是不同意的。為了表明他的真情．他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序言。序言中寫道：

他們，尤其是宋健同志，帶頭組織並親自寫作定稿，完成了工作量的絕大部分，是新版的創造者。有他們這一代人，使我更感到實現四一現代化有了保障。對這一新版，我是沒有做什麼工作的......

錢學森為什麼那一天沒去領獎？宋健深情地說道：
“錢老把榮譽和獎勵讓給了我們這些中青年。他總是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走上領獎台。”
是的，錢學森心甘情願地做一名科技園地里的園丁，扶掖後人，趕上前人。他挺直腰背，讓後來的年輕人踏着自己的肩頭向高峰攀援。
錢學森培養人才不拘一格。他不僅善於發現和培養嶄露頭角的科技新秀，而且熱心扶植許多被泥土埋沒的幼苗。他與山西省一位普通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張沁文的交往，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1957年，張沁文蒙冤被戴上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從南京林學院來到山西省塞外高原的右玉縣接受“改造”。儘管政治偏見者把這個有識之土棄之荒野，可是，他卻像是一顆生命力極強的種子，同惡劣的氣候和乾旱作鬥爭，在貧瘠的黃土地上紮根發芽了。從1957年至1972年的15年間，張沁文作了大量的物候觀察和記載，寫成了《右玉縣自然地理》一書。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他已經在全國性的報刊上發表了7篇論文和調查報告。1978年冬天，張沁文在研究農業發展客觀程序的基礎上，受到錢學森提出的系統學理論的啟發，寫出了《農業系統工程·農業學》初稿，於1979年3月1日，以書信形式寄給了他所景仰的科學家錢學森，以求得指導。
兩個月以後，張沁文收到了錢學森親自寫來的熱情洋溢的回信。對張沁文研究農業系統工程的基本指導思想給予了肯定，並且提出了深入探討這門科學的途徑，對書稿提出了改寫意見。
從此，這素不相識的兩代人，便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經常通過書信往來，交流觀點，研究學問。
後來，由於錢學森的推薦，張沁文被調到山西省農業區劃辦公室，專門從事研究工作。
198O年3月9日，錢學森赴太原衛星發射基地路過太原市，
在太原迎澤賓館會見了張沁文。錢學森以近古稀之齡不恥下問，主動提出與張沁文合作，為中國科協和中央電視台舉辦的系統工程普及講座撰寫《農業系統工程》一講的講稿。老中兩代人坐在一起，大科學家與無名小輩坐在一起，無拘無束，侃侃而談。從觀點的闡述，材料的選擇，到文稿的層次結構，進行了認真的研究。
這一天，錢學森在太原市逗留的時間包括用餐在內，總共只有3個小時，而與張沁文的談話，就占去了1小時45分鐘。
而後，張沁文日夜兼程，於3月28日寫完了初稿，送交給了錢學森、下面是錢學森於4月7日寫給張沁文的親筆信：

一、我認為來稿是可以的，表達了我們討論中的論點。這些論點雖然有些新穎，但我看是對的，至少直到今天還看不出是錯誤的。那就提出來吧，讓實踐去驗證吧！
二、題目改為“農業系統工程”，簡明些。
三、我堅持署名是你在先，我在後。說明問題是你最先提出的，而我只是後來同意了而已。文稿是你寫的，我對稿子只作了刪節，並未加添新意。第一講的字數約 800O字。
四、現把文稿寄給你，希望你再仔細看看，觀點有無不妥之處？數字準不準？要改就改在稿子上，不要再找人抄了。請於月底以前再退給我，我再看一遍。最後我這裡打印，比較方便。

這就是一位科學巨擘與一位普通科技工作者，在最普通的書信來往中，述說的最普通的話語。從中，我們似乎窺見了這位“伯樂”的火熱心腸。
《農業系統工程》在錢學森反覆修改及熱心支持下，定稿了。錢學森又寫信給張沁文，信中依然堅持將他的名字署在張沁文的名字後面。信中寫道：

你的名字還是放在前面，也算是以姓氏筆劃為序。當然還有以下理由：
一、發明權主要是你。在前信已經談過。
二、我對於我們國家現在流行於科技界的“老頭子制”頗為反感！用這個機會表示一下，也是抗議這一不合理的東西。
三、以你我年齡而論，你應居第一線．而我還有別的事，不能當農業系統工程的主力了。我希望你能夠迅速前進！前次面談，要你學外文，學運籌學，也是此意。當然，我將盡力相助。另封寄上我收集的一些報刊，供你參閱，也是此意。

1980年，張沁文應邀去天津講學，錢學森再次約他順路到北京面談。這次，錢學森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張沁文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山西日報》記者作了這樣的報道：

這實際上是一位科學前輩和一人後來者舉行的的交接儀式——錢學森將自己從五十年代開始收集的有關農業科學的57份報刊資料寄給張沁又之後，又把自己收藏的43套農業科學書籍送給了張沁文，期望他刻苦攻讀，潛心探索，勉勵他“寫出農業系統工程和農業學兩部專著。我們條件好多了，用15年該行了。以此作為你60歲的目標吧！能早日實現就更好了。總之，我希望你能下決心，下狠功夫！”

198O年10月5日，經錢學森推薦，張沁文在中央電視台播講了《農業系統工程》那篇他二人合作的文稿。原計劃這次講座由錢學森來播講，但是，錢學森幾次寫信要張沁文赴京播講，錢學森在給張沁文的信中寫道：

……《農業系統工程》一講，還是請你來錄像，已告電視台同志了．我是有意趕你“上架”，讓你鍛煉講解的本領。有科學成就的人，其素養之一就是講解要有吸引力。

由於錢學森的熱情關懷和悉心扶持，張沁文終於在農業系統工程的研究中，成為一個有作為的科學家。
一位記者曾經向錢學森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錢老，您在火箭、導彈、航天技術領域裡，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為何還要化氣力在農業戰線收留‘弟子’呢？”
錢學森笑微微地回答這位記者說。
“因為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黨的政策是以農業為基礎麼！更何況，我們自己吃的糧食，穿的衣服都來源於農業呢！我自己儘管把生命的大部分時間給了火箭導彈及航天事業．但是我內心深處始終惦記着農業，惦記着農業革命。目前，我能做到的事情，也只有在農業戰線多交幾個青年朋友了。因為中國農業革命的未來，將屬於他們。”
一席話，道出了錢學森“以天下為己任”，甘當“人梯”的博大襟懷！
埋頭於科研的同仁和後生，多數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然而，錢學森卻格外於以關照，視為知己。對此，新華社記者郭玲春曾有過這樣一段記述：

錢學森曾三次致函江西一位講師，讚揚她在智力工程理論和實踐中所表現出的開拓精神；他把雲南箇舊市一位中學教師當作“同志式討論問題的夥伴”，將自己的論文初稿寄去，徵詢意見；他支持上海《自然雜誌》兩位致力於人體科學研究的中年編輯的工作，偶爾在一起開會時，這位熱情的長者會通過一張字條，殷切地囑咐他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自然辯證法......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斷章：大聲疾呼：教育要改革－－晨雪注）

1986年4月1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第四次全體委員會，增選錢學森為副主席。當大會宣布這一選舉結果時，全體委員熱烈鼓掌，歡迎錢學森重返政協。
原來，錢學森曾於1955年10月回到祖國不久，參加了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補選為委員。1959年，他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便離開了政協。時隔27年，錢學森又回到了政協。
這一年，錢學森已是75歲高齡了。他一身戎裝，滿面春風。在他的下榻處，熱情接待了《人民日報》記者張書政和新華社記者薛建華的採訪。
記者一開始便問道：
“錢委員這次重返政協，有何感想呢？”
接着，便是錢老的一席長談。他說道：
“我這次重返政協，有喜，也有思。喜的是回到了‘老家’，喜的是形勢。
“我在政協里，有許多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所以，我這次重返政協就像回到老家一樣，感到親切、喜悅。
“我聽了政府工作報告，幾天來參加科技組的討論會，我把現在的國民經濟形勢和政協工作的情況同27年前作了對比，感到我國經濟和社會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人民政協有了很大發展，政協工作正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形勢好，人們的心情必然好。我在小組會上一次發言結束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要在今後盡一切可能，為人民服務，不辜負黨和人民的託付。’
“我之所思，除了希望科技人員站得高、看得遠、做得實之外，主要是一件事，即把系統工程的科學引進到政協工作中來，以便充分發揮政協‘人才庫’的優勢。
“鄧穎超主席在講話中說：‘政協組織擁有密集的、多學科的、高水平的、經驗豐富的人才，是綜合性的人才庫。這些人才雖在所在單位都各自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屬於個別獨立的、條條專業的局部作用。按系統工程學觀點，局部功能的總和小於整體功能。因此，政協人才庫的優勢，目前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我是宣傳系統工程的，一聽這段話，高興極了。按照鄧穎超主席的意見，委員們個人的建議是‘零金碎玉’，如何匯總出一項項科學藍圖，有長
遠的，有近期的，供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時參考，這是很大的事。政協把這事辦好了，就更能發揮智囊團的作用。我現在所思的，就是這樣一件事。”
說到這裡，錢學森向記者講了一件事——
長期以來，國家一直對糧油購銷差價，實行內部補貼的政策，國家每年需要投入幾百億人民幣。這種政策，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為此，在一年多以前，國務院就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為研究分析將供應城鎮居民的糧、油、肉“倒掛”的錢，由“暗補”改為“明補”的可能性，國家有關部門曾邀請一些專家座談。這些專家多從自己所接觸的角度發表意見，因此，座談中各執一詞，使主管部門莫衷一是。再加上各位專家所談的意見多是定性的，但不定量，這就使得國家不好拍板。後來，國家體改委決定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把這些專家的意見合攏在一起，具體工作由航天工業部信息控制研究所，運用系統模型與大型電子計算機，對專家們的意見進行
定量分析。經過反覆驗證，終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價可行、這份非常明確的結論報告，送到了正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成員手上，立刻引起了決策者們的重視，並很快採納了報告中的意見。後來，這份報告受到了國務院的表揚。
錢學森從始至終參加了這項工作的全過程。他為國家這項重大決策的出台，花費了心血，作出了貢獻。這件事情，使他看到了，將系統工程科學推廣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決策的各個領域中去的可能性。
所以，錢學森重返政協後，“所思”的大事就是儘快地把系統工程學引進到全國政協工作中去、他認為，政協參政議政，提供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意見和提案，不應只作定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定量分析。他說：“有了全國兩千多位委員，從各個角度提供的意見，最怕的是不能綜合，不能作定量的分析。而在我們這個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里，所提供的決策方案好一點和差一點，差別大極了！要把這項工作做好，必須應用系統工程的科學。”
錢學森毫不諱言，建立治理國家的科學確有難處，其中包括理論表達上的困難。但是，他表示：“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人才和設備條件以及智力程度都已達到了，只要條件具備，就有這樣做的可能性了。當然，從可能到實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們要努力促其實現。”
當年很多政協委員，聽了錢學森這番談話以後，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稱系統科學為錢學森創立的“治國科學”。
新華社記者薛建華，聽了錢學森在政協會上的這番談話之後，懷着激動的心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五十年代美國海軍次長丹·金波爾曾這樣說過，錢學森“無論在哪裡，他都值5個師”。
如果這位次長還活着，錢學森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業績當使他為對錢學森的評價不足而感到後悔：無論在哪裡，錢學森何止值5個師！

錢學森終生抱定了這樣的信條；“一個出色的科學家必須對社會作出更加實際的貢獻，進而成為改變社會現實的積極因素。”
回首往事，錢學森一生中幾次大的轉變，都是他自己的抉擇。他不在意自己的抉擇是否完全正確，但是，他總以為，應當竭盡一己之力，並且努力取得成功。
就在錢學森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兩個月之後的1986年6月，他又當選為中國科協主席。
錢學森是繼李四光、周培源之後的中國科協第三任主席。他在致詞中說道：
“......在擔任中國科協主席這一重要職務之後，要團結科技人員，同愚昧、迷信、落後作鬥爭；同時，還要繼續以高科研工作，為祖國經濟建設和祖國現代化作出貢獻......”
對中國三大尖端國防科技——戰略導彈、洲際導彈和人造衛星作出重大貢獻，在科技界深孚重望的錢學森，當選為中國科協主席，是眾望所歸。消息一經公布，許多記者湧上前去採訪。面對眾多記者錢學森從容地說道：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回到祖國後．領導要我搞科研組織工作，做得還不夠。現在擔任了科協主席職務，只能虛心地學，向同志們請教，做好這項工作。”
一頭白髮，一臉微笑，一身樸素的戎裝，這就是錢老；沒有一句豪言壯語，全是平淡無奇的實在話，這就是錢老。面對我國國防科技戰線上的元勛，他那驚人的成就，他那富有傳奇色彩的曲折經歷，自然是新聞記者追蹤採訪的熱點。然而，記者們卻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因為，錢老從來不談自己，更不願談自己的貢獻。

一年以後，錢學森出訪英國。
1987年3月22日，錢學森在倫敦為部分中國留英學生作了一次內容生動的報告。他報告的題目是；
《建國百年之際，中國必然強盛》
這既不是學術性的，也不是一般的時事報告。但是，錢學森的這次報告在留學生中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
那正是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年代。這種思潮也輻射到了國外——而那裡，也正是製造這種思潮的源頭。一時間，懷疑共產黨的領導，懷疑社會主義道路，否定馬克思主義、竟成了時髦貨。面對這種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氣候，錢學森逆風而上，在老牌資本主義的土地上，大講只有共產黨領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建設中國的道理。這決不是錢學森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對自己半個多世紀親身經歷和體會的總結。
錢學森在報告中回顧了中國從十六世紀中期（明代末年，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歐洲建立）以來310多年的歷史，列舉了許多知識分子為中國的強盛尋找出路而屢遭失敗的事實。他用絲毫不容置疑的口吻對中國留學生說道；
“中國30O多年的歷史證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從明末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就是30O多年了。中國用了300多年，才從沒有一打出路‘沒有一點希望的悲觀狀態中走了出來，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五、六年以前，北京大學有幾個學生嚷嚷說：‘為什麼不能試試資本主義？”過了一年多，我去這個學校，找到了這幾位同學，我間他們：‘還試不試資本主義？’他們說：‘不試了。’我問：‘為什麼不試了？’他們說：‘我們以前不知道中國這幾百年走的是一條什麼
路，後來，學校教了近代史，才知道資本主義這條路在中國走不通，早試過了，不行啊！”’
講到這裡，錢學森以激動的心情說道：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我們不僅要看到現在的2O世紀八十年代，還要看到本世紀末。這還不夠，因為到了20O0年，我們人均生產總值還落後於世界上發達國家，要到21世紀中葉才行。從現在算起來還有6O年至7O年，我們要爭取有個和平建設時期，抓緊這個機會，把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搞上去。到了建國100周年（2049年）的時候，國家人均產值能夠接近當前的世界先進水平。
“要達到這個目的，具體應怎麼個做法？問題很多，我覺得首先不能脫離現實看問題。中國有那麼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100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由此，造成了經濟非常落後。經濟落後又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意識，文化水平不高，限制了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這是歷史條件造成的。你別怨天尤人，你要改變這些東西，你必須改變背後影響它的、造成它的原因。”
錢學森還就我國黨和政府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為什麼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結合自己的體會向留學生們講述了很好的意見。他十分誠摯地告誡大家說：
“我們國家領導人制定的方針是合乎客觀實際情況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歷史的經驗。同學們無論在攻什麼學位，對這兩個大問題一定要搞清楚。這是大的方針原則。”
關於為什麼必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科研工作？錢學森說道：
“當今科學技術對世界影響是非常大的。目前科學技術的發展比以前要快得多，其規模要大得多。到下個世紀科學技術將是主宰社會發展的一個最核心的力量。所謂智力戰，就是你要比別人聰明，或者說你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要比另外一個國家強。你比別人弱，那你就完蛋。中國人是很聰明的，真正是拼命於的。這一點諸位別泄氣，咱們是行的，咱們要有這個志氣。我覺得用正確的哲學來指導科技工作非常重要。你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是機械唯物論，還是辯證唯物論？這個關係重大。
“有人心裡也許會想，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技術不是也搞得很好嗎？有意思的是，資本主義國家許多有名的科學家，有的得了諾貝爾獎金，在他的工作中，實際上是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不過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了。現在是信息社會，我們必須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注視科學發展的道路和趨向，抓住主要問題，這是最重要的事。把重要的問題扔了，去揀芝麻，是不行的。”
最後，錢學森勉勵留學生們說：“你們應該多想想，如何使我們國家在總的方針政策指導下，科學技術搞得比那些同我們競賽的國家高一等，讓我們共同為祖國的科技出力！”
在遠離祖國的異國他鄉，留學生們能聽到一位科技偉人的報告，是十分幸運的。他們敬仰這位科技偉人的光輝業績，也仰慕這位科技偉人的高風亮節。但是，過去只知其人，不謀其面。今天，這個偉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與他們侃侃而談。在這位慈祥的長者面前，他們每個人感慨萬千。留學生都尊稱錢學森為大師。他們說：大師畢竟是大師。我們要以大師的風範來約束自己，激勵自己；以大師的為人和嚴謹治學的準則，來砥礪自己。
事後，很多留學生來到錢學森下榻的飯店，與錢學森促膝談心。他們向錢學森提出了許多問題，要大師回答。諸如：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科學家的人生意味着什麼？科學家怎樣努力拼搏才能獲取輝煌的成果？當年你為什麼選擇了回歸祖國這條道路……等等。
錢學森儘管有繁忙的學術交流和考察訪問活動，但還是耐心地逐一解答着年輕人提出來的問題。他說道；
“首先，我要說的是，科學家的果實靠苦幹去摘取。在科學這條道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實實在在，穩穩噹噹。有時也許走得慢些，有時，路也顯得長一些。路雖長，走得雖慢，但卻不是白走的。因為，一路上你會撒下種子。有些種子落在荒地上死亡了，有些種子則是落在泥土裡生長了，這就是一個科學家走過的道路。
“科學家的人生也許與普通人的人生沒什麼兩樣。有人說，人生像是一條溪流，從叢山中流出，途經崇山疊石，最後流到平坦的地方。但不同的是，小溪是順山勢而流，人則可以主動地選擇未來的方向與道路。雖然道路也許是崎嶇難行的，但走過之後，會有一份充實的成就感。會像農民那樣．為自己一生播種，獲取豐收的糧食而感到欣喜。
“至於我為什麼要走回歸祖國這條道路？我認為道理很簡單——鴉片戰爭近百年來，國人強國夢不息，抗爭不斷。革命先烈為興邦，為了炎黃子孫的強國夢，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血沃中華熱土。我個人作為炎黃子孫的一員，只能追隨先烈的足跡，在千萬般艱險中，探索追求，不能顧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建設者們，在百廢待興的貧瘠土地上，頂住國內的貧窮，國外的封鎖，經過多少個風風雨雨的春秋，讓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想到這些，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丟掉呢？”
這重如千鈞的話語，這滾燙的赤誠，早已使一個個海外學子，心潮澎湃，感激涕零了！

那些留英學生之所以向錢學森提出關於回歸祖國的選擇問題，事出有因。據說在海外少數留學生中，流傳着一種非常偏狹的說法，認為，就錢學森的智慧和能力，如留在國外，在科學上將會有更大的成就。

對此，錢學森早有耳聞。他總是不屑於一辯，而付之以淡淡的嗤笑。在他看來，一個人最重要的不是幹了什麼，而是為誰去干。是為社會？為他人？還是為祖國，為人民？這其中大有區別。因此，他對自己歸國的抉擇終生無悔。他認定，他的一生能為祖國和人民做一些事情，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光榮。

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國知識分子中，曾出現了“出國熱”。一些學有成就的人紛紛要求出國謀生，一些已經出國留學的學生，學成後也不願意回歸祖國。這種情況，一時成了某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西方人，攻擊社會主義中國的口實。從而引起了海外愛國華人和僑胞的關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記者也向錢學森提出了這個問題，請他談談自己的看法。

錢學森確有自己的看法。他高瞻遠矚的回答，使記者們耳目一新。他說道：

“中國現在還窮，條件還不如發達國家。但是，我們要相信，中國正在發展，正在發生變化。所以當前人才外流問題不要怕，以後就會有變化。

“現在我們送出大量留學生，去美國就有一萬多人，他們很多沒有回來。對此，也有些人很生氣，就不客氣的批評他門。我說，你不要批評。現在我們這麼一個情況，即使他馬上回來，也發揮不了作用。我們的大企業還沒有搞活，他發揮不了作用嘛！在美國朋友的幫助之下，繼續搞一下研究工作，有什麼不好呀？到1990年，等到我們的情況變了，我看他們都會回來。我相信，因為他們也就是錢學森嘛！錢學森也就是回來的嘛！這個信息，也請朋友們傳給他們。我對他們寄託了希望，我完全相信他們。我不責怪他們，我相信再過幾年，他們學成歸國，為祖國效勞，是毫無問題的。因為他們會看到中國的前途。”

錢學森對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出國熱”所持的有遠見的態度，一方面表現了他對祖國未來前途的堅定信念；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對這些青年人的信任。他們畢竟還年輕，對有些消極、落後的東西的改變需要時間，缺乏信心。一旦情況變化了，他們的認識也會轉變，會將自己學到的知識報效祖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某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對新中國充滿仇恨，挾洋人以自重的民族敗類，所表現出的堅定立場。

有一段時間，我國社會上曾出現了一股鼓吹“全盤西化”的邪風。其代表人物就是方勵之。

錢學森聽到方勵之公開宣揚的那一套謬論後，非常氣憤，怒不可遏。在1987年黨中央、國務院春節團拜會上，錢學森在發言中指名道姓的批評了方勵之。

那一段時間，錢學森經常同身邊的年輕科技工作人員談心，誠懇地勸誡他們說：“不要以為美國人這樣行那樣行。其實，中國人比美國人更聰明。我們中國人是拚命干的，特別能艱苦奮鬥，外國人也承認。

“我們從前在美國，老是氣美國人：‘中國人就是比你們美國人聰明，不信咱們比試。’那時候，中國人在國外聲譽很高。最近不少事實也證明，我們到國外深造的許多學生，都獲得了很優異的成績。

“我以前說過，中國科技人員是了不起的。他們能夠艱苦奮鬥，甚至為此而損害健康，一直到他犧牲，他也不泄氣。有了這種精神，我們就不怕落後，不怕困難多，我們一定能趕上去！”

這些話，在青年科技人員中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後來，在北京發生了那場歷史令世人震驚的動亂。“六·四”之後，在中國科協召開的會議上，身為科協主席的錢學森，旗幟鮮明的批判了科學界的民族敗類方勵之參與策劃這場動亂的賣國主義罪行。

他認為，方勵之的言行，玷污了我們的祖先，玷污了我們的革命先烈，玷污了我們的民族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說：“方勵之是一個忘親滅祖，是一個對祖國母親妄自菲薄的人，是一個對祖先耕耘出來的故土缺乏感情的人。”

他在痛切批判方勵之謬論的同時，對科協工作也進行了“反思”。他感到之所以出現“方勵之現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他在科協召開的一次各協會領導幹部會議上，提出了一定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他說道：

“我這幾天，老是在考慮，我們科技知識界能做些什麼。在科技界，大致上說，不同年齡層次的人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很重要。

“大概在六十歲以上這層次的特點，是經過舊中國新中國這兩個歷史階段，其中不少人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呆過，認識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我們這些人大概對“美國之音”不會相信，看問題心裡有一個第兒。

“其次大約是四十歲左右的人，雖然說不上經過舊社會，但是，他們經過“文化大革命”，他們吃過動亂的苦頭。這一點，他是清楚的。

“在我們科技知識界裡面，在這場風波中最需要幫助的，恐怕是二十歲左右的人。他們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比較多，容易相信“美國之音”。

“我們中國科協是否要考慮，動員六十歲以上，四十歲左右的人來做二十歲左右的人的工作……

“總之，我們中國科技界，應該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中國科協的工作做好，為建設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出力！”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錢學森敬仰歷史上那些在大風大浪面前堅貞不屈的仁人，更崇敬那些在民族患難，國家動盪之際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的愛國志士。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兒女的優秀品質。但是，錢學森的愛國視野要比前人開闊得多。因為他胸中裝有馬克思主義，裝有一個壯麗的共產主義大世界。

“八十年代末期，一位友人曾給錢學森一“詠竹”的條幅。條幅上寫道：

未出土時先有節

待到凌雲更虛心

錢學森很欣賞這兩句話。他向這位友人誠懇地表示：“這兩句話把竹子的風骨概括得很深刻，應該成為我的座右銘。”那位朋友卻真摯地說道：“我送給你的不是座右銘，而是錢老一生的寫照。”

1989年初，國際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塔巴致信我駐美大使韓敘，信中稱：

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獲1989威拉德·羅克韋爾技術傑出獎，錢學森的名字已正式列入《世界級工程、科學、技術名人錄》，並同時授予“國際理工研究所名譽成員”的稱號，表彰他對火箭導彈技術、航天技術和系統工程理論作出的重大開拓新貢獻。

……

錢氏作為加州理工學院學生時，馮·卡門教授就因他在噴氣推進和超聲速飛機設計方面的才智而對他寵愛。馮·卡門在有關火箭設計的研究工作中，為發展噴氣推進，他引入了錢學森公式。錢學森長期擔任中國先驅的火箭和航天計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對航天技術、系統科學和系統工程作出了巨大的和開拓性的貢獻……

“ 威拉德·羅克韋爾技術傑出獎”，也叫“小羅克韋爾獎”，是國際理工研究所於1982年設立的最高獎賞。每年至多授予３位在國際理工界有極高聲譽的科學家，同時入選“世界級”科技與工程名人錄。這是現代理工界所能入選的最高榮譽等級。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僅有16名現代科技專家獲得這項榮譽，錢學森是其中唯一的中國學者。

1989年與錢學森一起獲得這項榮譽的，還有美國的愛德華·泰勒博士和法國的羅伯特·克拉皮施博士。

1989年6月29日，紐約的賈維茨會議中心，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羅克韋爾漿”的授獎儀式，在這裡隆重舉行。

中國科學家錢學森沒來領獎。代替他領獎的是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韓敘。

錢學森何止是這次沒有親自來領獎，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授予他“傑出校友”稱號，他沒有出席領獎；1986年6月，南加州華人科學家工程師協會對他授獎，他也沒有參加。總之，他自從1955年離開美國後，曾去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卻再也沒有去過美國。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錢學森自從1955年離開美國後曾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踏上美國的領土。是什麼原因使錢學森如此絕情呢？

錢學森對美國人民、科技美國科學家同行，懷着十分友好的情感。因此，他的這個決定顯然不是針對美國人民的，不是針對他的同行，他的母校的老師和同學，更不是針對華人科學家工程師協會的。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窺見錢學森把民族情感、民族氣節看的重於一切的高尚情操。

就拒絕到美國領取“小羅克韋爾獎”的這件事情，錢學森曾給國務院領導同志寫過一封信。信中對此作了十分坦誠的回答。他寫道：

我本人不宜去美國……事實是我如果現在去美國，將“證實了”了許多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 １９３５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通大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志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１９4９年就做了準備布置。我認為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

就在美國頒發了１９８９年“小羅克韋爾獎”後兩個月，同年的８月３日，在國防科工委辦公室大樓會議廳會議室，由國防科工委和中國科學院聯合召開座談會，慶祝錢學森獲得“小羅克韋爾獎”。

主辦單位按照錢老的意思，座談會開得十分儉樸。桌上清茶一杯，如同他的主人一樣，清淡而高雅。

7 8 歲高齡的錢學森，面對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面對着金光閃閃的“小羅克韋爾獎”章，打開了他那扇心靈的大門，坦露了他一顆忠誠於黨和人民，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赤子之心。他說道：

“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國際理工研究所授予我獎章和稱號，說是表彰我‘對中國火箭導彈技術、航天技術和系統工程理論’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這裡面‘中國’兩個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

“回想起來，我從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幾十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輩子要在那裡呆下去。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一參加工作，就要把它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後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什麼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50年，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時機到了，應該回到祖國去。但是美國統治階級與中國人民為敵，製造了種種麻煩，阻止我回國，使我多待了５年。我清楚的記得，1955年8月1日，駐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開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參加會談。他按照總理的指示，與美方代表進行了交涉和鬥爭。於是，我於8月5日接到美國政府的通知，說我可以回國。當然，我是作為美國的犯人，被驅逐出境，押送回國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為一下船，美國政府對我的安全又不負責任了。這一段歷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麼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國的‘民主’是什麼樣子。所以，我是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感情的……

“回到祖國以後，我感到歡欣，希望早日投入工作。但領導讓我先到各地看看。開頭是去東北，到哈爾濱參觀了軍事工程學院。當時的院長陳賡大將專程從北京趕回哈爾濱看我，他問我的第一句話是：‘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我說：‘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幹?’陳賡大將說：‘好！就要您這一句話。’誰知這一句話，決定了我這一生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生涯。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冒說一句可以搞導彈，但是真正幹起來，困難真多呀。因為新中國成立不久，從經濟到技術、各方麵條件與現在相比，相差是很遠很遠的。然而，這項尖端技術終於被我們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認為最重要的使用，是黨的領導。具體的說，就是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和聶榮臻元帥的積極組織。我們在座的同志都懷念那個時代，按照我的體會，周總理、聶老總就是把他們過去在解放戰爭中，組織大規模作戰的那套辦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把成千上萬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了，所以儘管我們在經濟、技術上有許多困難，但由於組織領導有方，還是很快搞成了。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覺得個人只是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首先要歸功於黨的領導，再就是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個人的貢獻與黨的領導和集體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

“周總理、聶老總給我這個任務，我的辦法就是依靠集體。記得那時，每個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梁守、莊逢甘等幾位總工，還有林爽同志，請到我家去議事。有什麼問題，大家提出來，共同解決研究。不同的意見，要儘量發表。但議定的事情都要執行。執行中發現有什麼差錯，要儘快改正。我們中國的導彈，這是這麼幹出來的。所以，成就是集體的……因此，今天給我的獎，說是第一個中國人得此獎。我說，要緊的是“中國人“這三個字。這個‘中國人’，應包括成千上萬為此做出貢獻的人……”

在這次座談會上，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也懷着興奮的心情，向錢學森表示祝賀，他向與會的同志全面地介紹了錢學森。他說道：

“……錢老獲得的這一崇高榮譽是當之無愧的。這不但是他本人的光榮，也是我國航天事業的光榮，是新中國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的光榮。因為，幾十年以來，錢學森同志一直把社會主義祖國的繁榮富強作為自己在攀登科學技術高峰上的道路上頑強奮鬥的崇高理想。即使在美國進行學習和從事研究工作的二十年間，它也只是把這作為返回祖國報效祖國的一種準備……正如錢老多次指出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新中國在尖端技術方面取得的每一項重大成就，就是廣大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奮鬥、頑強拼搏的結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上對錢學森同志在中國火箭導彈技術、系統科學方面所做的重大開拓性國際貢獻的肯定與獎勵，也是對我國航天事業成就的肯定和獎勵。錢學森同志這次獲獎是新中國一切愛國科學家的榮耀，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榮耀。

“錢學森同志在1955年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衝破了重重阻力返回祖國。回國前他已被公認為本世紀流體力學研究的開路人之一，與馮·卡門齊名的卓越空氣動力學家，現代航空科學與火箭技術的先驅，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他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任教授期間，應該說待遇不可謂不優厚，如果按照另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在名利、地位方面已一帆風順，滿可以照着原來的方向走，升得更高。然而，他和許多當時在國外的科學家為什麼一定要回國呢？這是因為新中國吸引了他們，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召喚了他門。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啟示他返回家鄉，報效祖國。

“錢老一生的經歷，具有非常典型的說服力。他成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1935年赴美留學，在資本主義社會取得了許多重大科研成果。但他卻要返回社會主義中國。他曾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多次告誡青年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儘管他在國外已功成名就，但他向來以回到祖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為自己的最大榮耀。‘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這就是他多年的理想和願望。”

丁衡高勉勵參加座談會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虛心向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學習。學習他們頑強拚搏、刻苦攻關的奮鬥精神，學習他謙虛謹慎，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學習他不為名、不為利、一心為祖國，、一心為人民的高尚品質和共產主義情操。

《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在採訪了這次座談會後，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於此我想，如果我為錢老寫傳記的話，我寧願把他看作一棵參天大樹。

——紀伯倫有言：“如果給一棵樹立傳的話，那麼它的歷史猶如一個民族的歷史。”

——一世情緣，根深葉茂，它的名字便意味着一串陽光燦爛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