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錢學森的同輩人、聲學家汪德昭說過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他說：“錢學森的腦子裡好像有一個‘傳感器’，能夠跟蹤最新現代科技的發展。”
的確，錢學森總是站在科學發展的峰巔上，矚望未來。豐富的思想，靈敏的判斷，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有無數饒有趣味的學問，值得他去探討。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普遍聯繫準則的指導下，錢學森成為許多交叉科學的倡導者。
1985年，一次重要會議的休息時間，錢學森同經濟學家薛暮橋坐在了一起，進行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對話。
對話的題目是如何使自然科學家的方法與概念，逐漸深入到社會科學之中，成為社會科學的重要手段。
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發展趨勢，使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滲透和融合在不斷加強．當今世界，已經沒有哪一個學科能夠獨立地解決現代社會所提出的任何複雜的問題了。
因此，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對話，便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短暫的休息，自然不會使兩位科學家把這樣一個重大的話題說透。但是，他們都表示了一種趨向，那就是自然和社會這兩大類科學的各個學科之間，既獨立又融合，已經是它們自身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事實上，錢學森早已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和探討，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8年，錢學森在一次報告中，正式提出了運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系統方法，促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聯合。”
錢學森在這次報告中說道：“通常在人們的觀念中，說科學技術，好像不包括社會科學，好像社會科學理論是獨門獨院，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分家的，這說不通。自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創立以來，大家就認識到，所謂科學就是對客觀世界的規律性進行考察、整理，成為理論性的東西。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會，所以，我們不能使兩者分割開來。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光靠現在的社會科學機構是不夠的，要促進社會科學
與自然科學的聯盟。
“大家都知道，所謂近代科學的研究，是把現象分割，進行單項實驗。工程技術如導彈的研製，都是先分解開，而後再綜合。自然科學取得這麼大成就，就是用這個方法。但這個方法用於社會科學行不通。因為這裡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不能切塊。現在社會科學的文章，你說一大套道理，他說一大套道理，常常是概念術語上的紛爭。死摳書本，在字眼上轉來轉去，屬於思辯，這不行。說明社會科學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研究方法，類似牛頓以前沒有微積分一樣。
“所以，科學發展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必須聯盟。我們以系統工程為例，系統工程既要用自然科學的一套東西，如數學、電子計算機，同時也要用社會科學的成果。因為系統工程就是要研究怎樣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人力、物力的投資，最有效地利用科學技術的新成就，來完成某一項科研或建設任務。這就涉及到了社會科學。
“再從社會科學本身的發展來看，現在已不能停留在定性的論述，還要定量，要用數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現象。例如，目前大家都在討論我們國家經濟體制問題，談論經濟結構問題。在討論時，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統計數字不夠。我們要處理大量的數據，找到它們內在的關係，把數學的理論、方法，運用到具體的經濟計劃管理當中去。由此看來，促使社會科學現代化，我們找到了一個方法，這就是‘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系統方法’。
“中央領導同志在重要報告中多次提到，改革是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什麼叫複雜的系統工程？人本身也是複雜的，社會更複雜。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有人的主觀因素的作用；知道了消息之後，還要思維判斷，這叫社會系統。搞清社會系統很不容易，描述它有幾百個、上千個參數。倘若只有十幾個、二十幾個就簡單化了，這樣更容易加進主觀想象的東西。
“運用系統方法，已經有了成功的例子。例如航天部710所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對國民經濟發展形勢的年度預測分析以及糧油（購銷價格）倒掛問題的測算。對那次測算，中央領導同志曾給予充分肯定，評價很高。當時710所的同志們，一是依靠了各方面經濟專家們的知識、經驗；二是周密收集了有關數據、信息；三是由此確定了理論模型，運用計算機計算。有了這三個要素，結果很成功。數據是實實在在的，又加入了人的智慧、經驗、判斷，這就是定量與定性相結合。這種方法，我認為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精神的．可以說，這就是社會科學的‘微積分，，這才是真正的軟科學。軟科學就不是硬碰硬，軟就軟在人的智慧、經驗起作用。
“現在我們有了大型電子計算機，數學模型，技術上能解決這個問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組織起來，這麼去干，用這個方法來考察世界的變化，考察國情，制定戰略方針，面向21世紀。”
在錢學森看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是為人民服務的科學，都有其社會作用。自然科學必須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如果有計劃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大大改善人類的命運。
正因為這樣，錢學森的倡議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與支持。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在經濟管理部門廣泛開展，並取得了積極成果。國務院關於《Z000年的中國》課題的研究報告，便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綻開的奇葩！

科學的生命在於創新。科學家的不朽聲譽來自於他們所創造的不朽業績。
錢學森主張，“一位出色的科學家應該經常探索前人不曾觸及的課題，或者是別人嘗試過但未成功的課題，並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闖入‘禁區’獲得成功。”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錢學森在科學領域的足跡，不難發現，這位獲得巨大成就的科學家探索的課題是非常廣泛的。特別是到了晚年，他在廣闊的科學天地里獲得了更大的自由。憑藉着他那睿智的大腦，豐富的經驗和廣博的知識，向着眾多的科學領域進軍。他時常是在某些不被人們注意的學科，或者是久攻不下的難關面前，提出一個嶄新課題，拋出一個很超前的思想，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變成了科研的熱點。他有時也親自涉足某個領域，向“禁區”發起挑戰，引發出更多人的興趣，然後退居二線，負責組織、謀劃，扶植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去奪取科研成果。
由於錢學森主張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因此，他研究的對象便突破了自然科學的圈子，深入到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對此，一些持有傳統偏見，或受蘇聯凱洛夫教育學影響，習慣於單一、專一模式，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嚴格分家的某些學者，則多有微詞和非議。
然而，錢學森是個不怕非議的人。為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他敢冒一切風險。他總是堅定不移地向着新的領域，向着“禁區”發起衝擊。
在探索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點上，錢學森提出了社會主義法制和法制學能不能注入現代科技成果而使之現代化的問題。
這個課題，是錢學森看到了我國改革開放以後，法制建設大大滯後的現狀而提出的。他知道，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課題。
法律、法學，歷來是一門階級性極強的社會學範疇。按照我黨的傳統觀念，它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數理化、電子計算機等，是沒有階級屬性的東西，如何使這兩者結合？又怎樣使社會主義法制和法學現代化呢？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其難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錢學森以古稀之年，開始了在這個新領域的拼搏。他奔走呼號，以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他著書立說，闡明自己的觀點。在中央高級黨校的講壇上，面對來自全國各地方的黨政領導，他大聲疾呼：必須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機制，才能加速法制建設和法制工作。他說道：
“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古到今最先進最完善的社會。但人類還要前進，還要走到共產主義社會。就在我們國家，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落後的思想意識和外來的腐朽思想意識都有影響。因此，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了使每一個人能夠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去行動，一要靠思想教育，二要靠管，管就必須有社會主義法制。這無疑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大事。我在這裡談一談如何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新成就，特別是新技術革命來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和法治工作……”
但是，預想中的阻力，很快出現了，一些人議論紛紛。
一種意見認為，用電子計算機從事法律審判和諮詢，會束縛人的手腳，會變成“機器統治人”，或者會引來司法機關和群眾之間的矛盾對立。
還有一種更為激烈的批評意見認為，所謂“法律工程”、“法律控制”充其量是資產階級社會法學派早就提出的破爛貨，其目的在於加強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罪惡統治。
面對這些嚇人的大帽子，錢學森毫不卻步。畢竟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了。打棍子、扣帽子、揪辮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錢學森理直氣壯地說道：“……先進的科學管理是沒有階級性的。把電子計算機用於法學是否會產生機器統治人？是否會束縛無產階級的手腳？這要看怎樣用法。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把電子計算機當作一種工具，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服務、不但不會束縛無產階級的手腳，相反會使無產階級的廣大人民的手腳伸得更長，更靈活，更敏捷，更有效。”
接着，錢學森闡述了使用電子計算機和系統工程來完善我國法制的依據和方法。他說道：
“要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來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來考慮：
“首先是我國法律與法學隊伍底子薄，人少質量也不高。我國的人口多，關係複雜，要處理的問題多。以律師來說，我國10億人口（80年代初期的統計）只有律師4萬人，包括兼職律師在內。而英國，只有5000萬人口，卻有3．5萬名律師。我國由於律師奇缺，許多司法人員學歷低，缺少專門知識，法律知識不普及，人民群眾欲學少路，欲間少門的情況嚴重存在。這就產生了客觀需要與主觀力量的尖銳矛盾。據了解，有的省，法院系統一年內受理信訪41萬件，有的律師一年代人寫信2萬多件，解決這些矛盾，如藉助於電子計算機來武裝我國的法學與法治，就有可能事半功倍。這是其一。
“其次，從立法要完善、周密、準確來說，要檢查整個法律系統是否完善，單純用人工的辦法，也許要成千成萬或者上百萬件的典型事例和案件，一件一件地對照檢查，這個工作量大極了，而且太慢。如果採用電子計算機不僅準確度高而且速度快。因為這完全是一個邏輯的處理。這個邏輯處理完全可以編成程序輸人電子計算機，那麼，計算機便可以按程序高速度地完成這項檢查工作。
“其三，從法治過程的綜合治理來說，也可以採取系統科學與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對法治系統進行分析和綜合，作出系統處理。建立起青少年犯罪綜合治理工程等等。
“其四，從普及法律知識，方便諮詢來說，一個省應建立一個法律諮詢的電子計算機處理中心。每日處理成千上萬件群眾來信，解決各種常見而較簡單的糾紛，提供開展業務的法律指導。這樣的中心還可以接受各企業事業等單位的聘請，作為集體常年法律顧問，滿足聘請法律顧問的需要，補充律師的不足。當然，不是不要律師。這樣，我們就可以跳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片面培養律師的那條老路，開創出一條新路。
“其五，從提高法院審判、檢察院檢察來說，只要各設上一個終端，檢察員、審判員可以隨時向‘中心’索要有關資料，提供參考，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觀因素上的誤差，提高辦案效率。
“總之，切勿以法律的階級性強，而將電子計算機和系統工程的方法拒之於門外 ......”
錢學森把自己的演講稿與諸多法學家共同探討、研究之後，寫成專著，以《社會主義法治與現代科學技術》為題，在《法制建設》上公開發表。更加鮮明，更加準確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這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錢學森以充分的有說服力的理由，論述了我國法律界引人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他認為，把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應用於法制與法治，在資本主義國家做不到，在我國卻可以做到。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國的法治，是廣大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發揮法的功能，協調一致，通力合作，以實現對社會和國家的最佳治理為目的的事業。這一性質決定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和法治有可能和需要採取多系統綜合治理的方針，而不能像國外那樣，只依靠司法機關一個系統的少數人統治。他們的法制本質決定了他們不能把“違法犯罪”滅於未然，甚至不能治其已然，而我們恰恰可以做到這一點。

錢學森對於社會主義法律和科學技術研究得很細。他敢於打破傳統法律的框框。他提出，現行的民間調解治保系統，起着自覺保障法律實施的廣泛作用，是社會主義中國所獨有的一大特色。我國有90多萬民間調解組織，據說，每年這個系統可能解決70O萬起民間糾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組織。錢學森認為，應將這個組織納人全部法律與法治活動，進行電子計算機的現代管理運行，這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與法治系統的結構更合理，內容更充實。
關於怎樣按照系統工程理論構築法制，最終建立馬克思主義法制科學？錢學森也有很好的構想，並作了明確描述，我國法學界對此引起了極大興趣。國家有關職能機構很快根據錢學森的觀點與方法，購置電子計算機，培訓人才，建立起法制與法治的系統工程模式，從而大大加快了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步伐。
“錢學森究竟是學什麼專業的？他的本行該是什麼？為什麼他又研究起法學來了？”
某些好事者，對錢學森此舉表現了極大的不理解，而且多有非議。新華社記者胡士弘撰文對此議論進行了批駁。他寫道：

作為才華橫溢的人才，錢學森絕非囿於一域。他既是一個專才，又是一個通才。他在漫長的人生之路上，左衝右突，上下尋覓，從科學真理的大義出發，從民族利益出發，他在火箭、導彈、航天技術領域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勝利，他又開拓了許多新的科學研究領域，創立了今人耳目一新的諸多科學......

另一位記者則很風趣地寫道：

看《三國演義》，我一直感慨：不知道諸葛亮是學什麼專業的。你看他，進可以扶保賢能、力挽狂瀾，退可以躬耕壟畝，吟詩作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外交軍事，小到機械製造， 他都精通。
要論人才，諸葛亮堪稱奇才。這個奇才的突出特點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智慧”，還有他的實用性；他以計謀見長，以弱克強，為蜀漢積攢了抗衡吳魏的實力；戰事穩定時，他以管理見 長，內修國事，外結盟好，安撫四鄰，屯田興利，為日後出奇兵奠定了厚實的國力基礎。
......看《三國演義》，我最愛看的是那位足智多謀、能把手頭活幹得極漂亮的諸葛亮——不管他是學什麼專業的......
總之，諸葛亮是一個胸懷坦蕩、開放，極富“時代感”的奇才！
現今社會，太需要這樣全面的奇才了！

這位記者很有見地。的確，時代呼喚着才華橫溢的奇才、通才！

錢學森在父親錢均夫的影響下，自幼就對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有濃厚的興趣，並受其薰陶，注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之中。晚年，他不止一次地向社會呼籲；要正確對待祖國歷史文化傳統。 1987年，他訪問英國、德國回來，更加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在多次講演或撰寫的文章中，反覆申明重視祖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他說道：
“我在英國訪問了10天。後來到西德去了慕尼黑，參觀訪問了德意志航空航天研究中心的一個研究基地。在那裡吃午飯時，他們的副主任施羅德博士，談了如下一段話：
“他說他去年訪問中國時，發現中國的青年人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中國有自己的優良文化傳統，應該保持。”施羅德博士還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不少青年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打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又打敗了，德國還有沒有前途？德意志的文化有沒有價值？感到茫然。於是，學美國，想當美國人；學法國，想當法國人。後來，我們教育青年，一個國家要有立國之本，立國之本就是本國的文化傳統。德國人決不能丟了德國的文化傳統。這樣才解決了青年人彷徨迷失方向的問題。’”他還說：
“‘我認為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可以促進本國的科學技術進步，但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還要靠優良的文化傳統來解決。’
“我覺得施羅德博士的這番話的意思是誠懇的，是友好的。這裡談到的是青年人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的國家具有舉世矚目的優良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應當認真學習和繼承。同時，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我個人認為，一是要正確對待祖國歷史文化傳統，一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立國之本’。”
對於祖國的優良文化傳統的繼承，在錢學森身上最為突出的，是他在處理人際關係、家庭倫理以及社會道德等方面，均帶有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
錢學森認為，儒家思想中有關倫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合乎人情的，因此，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有關經世濟民之說．他認為是符合一個人的成長和立業邏輯的、因此，他總是身體力行。錢學森很注重“修身”，他認為這是做人的根本。他嚴格踐行“孝梯”之規，對父母善盡孝道；他是個獨生子，無法履行兄長之責，但他視朋友為手足，對於妻子，他則是一個典型的好丈夫，與蔣英互敬互愛，忠貞不渝。
錢學森是個有名的大孝子。從懂事後的幼年開始他對父母就一直是十分尊敬的，從來沒有在父母面前發過脾氣，更沒有出口不敬之舉。長大之後，儘管他對許多事情有了獨立的見解和主張，但是依然十分尊重父母的教誨。後來，他為了成才報國，也是為了完成父親的宿願，遠離家鄉，走出國門，一去20載。但他一直心繫祖國，心繫父母。所以，他根本不想留在美國，成為一個美國的公民。回國後，他常為自己長期滯留國外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而感到深深內疚。回國以後，只要工作允許，他便守候在多病的父親身邊，盡一個兒子的孝心。每當父親的生日，他一定為父親祝壽。父親去世之後，偌大年紀的錢學森悲痛不已。他想到，倘若沒有父母親自己怎麼能來到這個世界上；倘若沒有父母親的悉心愛護和諄諄教導，那有自己健全的身心。自己如果說還有一些聰明，那是繼承了父母的基因。父親敬惜字紙，他才愛書如命。父親教他科技救國，他才
義無反顧地在崎嶇的科研之路上攀登。他每逢看到父母的遺像，總是肅然起敬。他想到父母給自己留下的精神財富許多許多，終生受用不盡，自己也應該給後代留下更多的東酉。
錢學森對於母親更是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幼年時代媽媽教他的兒歌古詩，一直牢牢地記在心裡，像甘泉雨露滋潤着他的心靈。他永遠忘不了媽媽為他繡制的荷花和楓葉的手帕；忘不了他出國時，躺在病榻上的媽媽那慈愛的眼神和他一步一回頭的惜別情景。那是他最應該留下的時刻，但是他走了。以致。他再也沒有見到母親的慈顏，未能盡到自己的孝道。他感到虧欠母親的太多了，永生永世也不能償還。為此，他多次到母親的墓地掃祭，與母親作心靈的交談，以寄託他的哀思。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錢學森對《媽媽再愛我一次》那首歌特別喜歡。每當他思念母親時，便不由地哼唱，或在錄音機里反覆播放這首歌的錄音帶。此時，他仿佛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感受到母體的溫馨。心底默默地重複着幾乎是兒時的吃語：“媽媽，再愛我一次吧！”
每當注視着母親的遺像，和母親一起生活過的杭州市小巷故居便浮現在眼前——故鄉小屋旁，伴有一留梅花，每每到了嚴冬季節，窗前總是浮現出朵朵笑梅，溢出陣陣清香。於是，母親便用那甜美的聲音將那優雅的詩句融進西子湖的黃昏里；

疏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
人間蓬萊是孤山。
梅綻之處好憑欄。

梅花是千古不變的詩，梅花是千古不變的愛，梅花是偉大母親的象徵。
每當他懷念父母時，他總要重返北京兒時居住的那個小胡同里，茫然地看着那個已經破舊了的四合院，久久地向里窺視着。儘管他是個無神論者，可是，他還是祈盼着父母的身影出現，他痴想着，如果能夠看到二位老人的身影，該是多麼美好的瞬間啊！他明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卻是痴痴地在心頭默默地祈禱着，這時，思親的淚水早已模糊了他的雙眼......

錢學森珍視友誼也是有口皆碑的。他視朋友為兄弟，情同手足。他與青少年時代交下的朋友，一直保持着交往。即使在花甲之年，古稀之年，乃至耄耋之年，年年春節趕往海淀探望他兒時的同學張維，探望他青年時代的朋友傅承義。他說：“年輕時的朋友是最忠實、最持久的朋友。摯友得於少年時。青春時期是坦誠相待、彼此親近的歲月。所以，我對青年時代的朋友倍加珍惜。”他還說；“真正的友誼無論痛苦和歡樂時刻都會給你以支持。歡樂時刻得到朋友的支持，使得心靈深處備感甘甜，同時也讓朋友分享這種感受；不能與人分享的歡樂，算不上什麼歡樂。遭遇不幸和挫折的時候，一個人又難於獨自承受，也需要朋友與你同舟共濟，攜手度過難
關。因此，要珍惜青少年時代的友誼，直到垂暮之年。”
他時常告誡年輕人說，青年時代得到的一切真摯情感要愛如珍寶，切不要任意揮霍這一筆寶貴的財富。
錢學森在處理人際關繫上，一貫倡導“人和”。他說：“人和不僅是事業成功的保證，也是人本身作為高級動物的一種象徵。”他進一步解釋說：“人作為高級動物，通過與他人的和睦相處，人的高級需要得到了滿足，那麼人與人之間便會處於高度和諧狀態，使神經系統的興奮水平，處於最佳狀態，往往便會事半功倍。”
他認為：“人和”的核心是與人為善。為此，要時刻注意正確認識自我，尊重他人。與朋友，與同事，要坦誠相見；對朋友，對同事，要忠，忠於朋友，忠於事業往往是一致的。
錢學森還認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里，“人和”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為貴”，人與人和諧相處，往往是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錢學森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對祖國傳統文化中人的倫理道德行為規範進行了研究。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設新的行為科學的問題，並就行為科學的體系，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1985年5月中旬，在中國科協召開的交叉學科討論會上，他大膽地提出了在現代科學技術中還要增加一個大部門：行為科學。這個問題一提出，引起了與會許多同志的興趣。會後，他撰寫了《談行為科學體系》一文，發表在《哲學研究消年第8期上，為這新的學科的研究和建立奠定了基礎，也為發揚光大祖國優良文化傳統做出了貢獻。

在祖國的優良文化傳統中，中醫學不僅有悠久的歷史，且包羅了傳統文化中諸多的內涵，有許多至今仍然解不開的謎。由於它的神秘性和封閉性，影響了人們對它的研究，也影響了它自身的發展。如何促進祖國中醫學的研究，促進中醫向現代化方向發展，使祖國這一醫學珍寶大放光芒，也成了錢學森所關注的文化熱點。
1980年國家衛生部中醫局局長、中醫專家呂炳奎就中醫學研究問題寫信給錢學森。錢學森對這封信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於1980年8月份覆信給呂炳奎。在這封信中，錢學森比較了西醫和
中醫的兩種不同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分析法和綜合法，指出了西醫研究中的弊病，大膽地提出了“醫學的方向是中醫的現代化，而不存在什麼其他途徑。西醫也要走到中醫的道路上來。”這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在中醫學研究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錢學森提出中醫現代化是祖國醫學的發展方向，是有依據的。他認為：
第一，西醫起源和發展於科學技術的“分析時代”。在那時，為了深人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為若於組成部分，一個一個地去認識。這有好處，便於認識。但也有壞處，把本來整體的東西分割了。西醫的毛病也就在於此。然而，這一缺點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了大約二十年前，終於被廣大科技界所認識，要恢復“系統觀”，有人稱為“系統時代”。人體科學一定要有系統觀，而這就是中醫的觀點。所以醫學發展的方向是中醫，不是西醫，西醫也要走到中醫的道路上來。
第二，當前存在的問題是，現有的中醫理論尚不能同現代科學技術聯繫起來，而科學技術一定要聯成一體，不能東一塊，西一塊。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中醫現代化，實際上是醫學的現代化。
......
後來，他這封信在新華社1980年9月19日出版的《內部參考》上發表了，誰知這篇文章竟然在醫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一位中醫學院的同志寫信給衛生部某領導，信中質問錢學森；“你錢
學森算什麼！你又不懂中醫，你在那裡大放厥詞，該當何罪！”
對於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錢學森認真進行了思考。開始，他以為自己的話是不是太冒失了。但是，當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對傳統中醫文化作了反覆的分析、比較之後，當他多次同中醫學專家進行了探討之後，他不但沒有退縮，相反，卻更增加了他堅持這一觀點的勇氣和根據。在1983年1月21日由中華全國中醫學會舉辦的迎春座談會上，錢學森發表了題為《用馬列主義哲學闡述中醫理論》的講話。他向中醫學界的朋友們回顧了1980年8月給呂炳奎的信發表後，聽到的一些不同意見。他說道；唉呀！可不得了，得罪了許多人?”“這一下倒是對我很大的幫助、很大的教育。我才知道原來這裡頭真是複雜啦。”錢學森還講了他對中醫文化的認識過程。他說道；
“原來是一股子熱情，不了解情況，想從現代科學技術的角度去闡述和解釋中醫，現在看恰恰相反。中醫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後，要影響整個科學技術，要引起科學革命，這些認識這幾年我越來越深刻......
“現在我可以說，我覺得我一點也沒冒失，我還堅持不改！但是我也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我們不能性急。”
為了推動中醫現代化的研究，錢學森在百忙之中撰文，宣傳自己的觀點。他在《大自然探索》雜誌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構和中醫理論的現代闡述》一文。錢學森指出；

中醫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中醫必須現代化，現代化 就是科學化。

錢學森在這篇文章中還深刻指出：

中醫現代化的第一步，應該用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構體系，去總結闡述傳統的中醫理論。這樣，才能使中醫理論最後脫離“自然哲學””變成一部人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唯象科學。

這一見解是超越前人的。只有充分把握了現代科學體系的脈搏，才有可能提出這樣的見解。這一見解，為中醫文化在現代科學大廈的構建中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位。

在現代中國自然科學史上，錢學森大概是談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多，並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最自覺的一位自然科學家。
錢學森以他那淵博的學識和一個自然科學家特有的眼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着深刻的領會和理解。他在許多文章和講話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和作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和體系，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深化和發展等問題，都有許多精闢的論述和卓越的見解。而且，敢於同違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言論進行不妥協的鬥爭。
1987年春天，錢學森出訪德國。當年我駐德國大使郭豐民請錢學森向使館人員和留德學生發表談話。錢學森欣然應允，以《正確對待祖國歷史文化傳統，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題，講了他的看法。
錢學森在講話中，針對國內一些青年人在看待現實生活的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以及把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立起來的情況，明確指出，這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思想方法。我們應該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指導一切思維方式。他講道；
“那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呢？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呢？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人類一切知識的最高概括。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是把事物一段段分開來研究。如果搞不清楚，就再分細一點。這麼一層層分下去，研究得很仔細。從近代科學發展到現代科學，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牛頓的力學是考慮整個太陽系、地球的宏觀現象，後來覺得還要進一步研究，就細一點到了分子。分子還不行，再細一點，到了原子，以後到了原子的結構，原子核、電子云。原子核是怎麼一回事呀？進一步研究就到了中子、質子。還不行，繼續分下去，現在又到了基本粒子。就是這麼一層層
沒完沒了地解剖下去。”
錢學森接着又列舉了生物學的研究，也是走的同樣道路。然後他指出：
“這種只講分不講合的研究方法、就有點機械唯物主義的東西在裡面了。這樣分的越細就越看不到全貌了，你只見樹不見森林嘛！我們中國古代對於研究客觀世界有一個優點，就是從整體看問題。這又恰恰跟近20年來發展的最新科學，即所謂系統科學有相似之處。什麼是系統科學呢？就是發現單從分解事物這樣做下去，問題越搞越糊塗。生物學家都搞到分子生物學了，但是生理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是說不清楚。那麼就發現從近代科學到現代科學用的這些分解方法，即所謂還原論的方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用另一種觀點來補充，即系統觀點，整體觀點。也就是說，完全是整體不行，那就回到中國古代去了。完全是分解越來越細也不能解決問題。那麼，唯一的辦法是把現代科學與我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兩者結合起來。而這樣一種結合，就是局部和整體的低層次和高層次的辯證統一。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論。”
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還要不要發展呢？對此，錢學森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道：
“我這樣說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要發展了呢？好像是一本聖經，照着文本去用就行了呢？那不行，那非栽跟頭不可。因為事物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既然是人類知識的最高概括，那麼人類知識有新東西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必須要發展，要吸收新的科學成果。”
怎樣發展呢？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構想作為答案。這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可分為九個部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軍事科學、行為科學和文藝理論。這九個部門的劃分是以研究或看問題的不同角度為依據的。他說：“部門之分並不在於學科研究對象之不同，而在於研究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對象只有一個，即整個客觀世界，人也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
錢學森根據研究問題的不同角度，把科學分為九個部門，他這種劃分方法，既說明了科學的各個部門都是以客觀世界作為研究對象，它們是相互聯繫的；又注意到了各個學科部門是從各自不同角度來研究客觀世界的，它們又是互相區別的。
科學的九個部門，除文藝理論外，其他八個部門都有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三個層次：前者是基礎理論，後者是實際技術，中間則是應用科學。這種部門的橫向結構，是全部現代科學技術共有的，是共性，是整體結構。
錢學森認為既然九大部門有着共同的層次結構，因此，關於科學技術體系分九大部門的構想是合理的，是站得住腳的。當然，這九大部門的現代科學體系不能看成是不可變動的。事物是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發展的。他說道：
“我所設計的這九個部門都有各自的概括。”錢學森接着說下去，“比方，自然科學的概括是自然辯證法。社會科學的概括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後集中起來到了最高的殿堂吧，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從這樣一個結構可以清楚地看到隨着科學研究知識的擴大，馬克思主義哲學當然要受影響，要補充，要深化，要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死的東西，但是你必須用它來指導工作。因為這是證明了的人類最高智慧，你不用它，太傻瓜了！
“這些話，我跟國內許多青年同志都講過，我看青年同志不怎麼接受。我上了年紀，他們怕面子上不好辦，不敢批評；反正看表情就知道了（笑）。他們大概在想：‘那些發達的西方國家的科技人員並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工作，也搞得不錯嘛！’大概是這麼一句話吧。但是，我也有一句話：‘假設你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工作，那就如虎添翼比他還厲害。’恐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們中國人在國外的聲譽是挺高的。中國學者不笨，而且真拼命干。所以，我說中國學者再加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更了不起了。事實就是這樣，從我個人的經歷最後得到的就是這樣一個認識。
“所以，我回答一位熱心的德國朋友說：我們中國是有辦法的。因為我們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同時又用我們工作中的經驗不斷去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用這樣一個辦法，就把世界上人類智慧包括古代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都集中起來了。這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方向。”
錢學森的這次講演，以他精闢的創見，博得我駐德使館人員和留學生的普遍讚揚。
哲學家對待理性思維的態度是懷疑的，批判的。這種懷疑和批判正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內在動力，推動着認識的不斷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家不崇拜任何偶像。
這是1988年秋季的一天。
在首都一所重點大學的階梯教室里，一位頗有聲望的哲學教師正在講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聽眾席上有一位年邁老人當場對位哲學教師講的課提出了異議。老人彬彬有禮地問道：
“老師，我想提一個問題：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是1886年寫成。他和馬克思總結了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發展的成就。但是，100年來，科學有了巨大的發展，好多恩格斯180年前講的事情，已經不是那麼回事了，還能照着書面上的字去理解嗎！”
提出這個問題的老人，便是年逾古稀的錢學森。
錢學森對於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已經研讀過不知多少遍了，後來，他還結合閱讀了恩格斯在寫作《自然辯證法》前後給馬克思的信件。這些認真的學習和研究，使他受益匪淺。他自覺地將自然辯證法中許多哲學原理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但與此同時，他也反對將恩格斯著作中一些過了時的斷語與結論奉為聖經，從而束縛人的手腳。
當錢學森向這位哲學教師述說完自己的看法以後，這位教師
無可奈何地回答說：“書本上怎麼說的，我們就應該怎麼理解，你不能那樣提出問題。”
顯然，很多人把本來是活生生的科學理論，變成了使人望而生畏、讀而生厭的精神枷鎖。
“歷史變化了，認識前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發展。”這是錢學森反覆強調的觀點。在許多場合，他公然闡明自己的思想。他說道：
“恩格斯概括了100年前的自然科學成果，恩格斯所講的東西，在那個時代是對的，是沒有問題的。但現在就有很多間題了。我們就要到21世紀了，我們不能光限於現在看到的這本《自然辯證法》。我們要根據現代新技術迅猛發展的巨大成果，努力編寫21世紀的自然辯證法》！”
他甚至很大膽地說過；“我們要繼續前進，肯定是要‘離經’的，我們不能抓住經典著作不放，一字一句照着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OO年以前，沒有看到今天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我們怎麼可以一切老靠着經典著作呢？所以，我們要發展。要發展，就要有新的東西。有新的東西，就離開了經典著作。但離經卻不能叛道。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能離開的、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這就是離經不叛道。”
哲學家胡昌善對於錢學森的哲學思想進行了長期研究，撰寫了《錢學森哲學思想評述》一文，發表在1987年7月23日出版的《江漢論壇》上。其中，對於錢學森關於馬克思哲學的發展，作了如下評述：

錢學森主張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樹立發展的觀點。要發展，首先就要吸收、反映、概括科學技術的新成果。在錢學森看來，發展的概念總是同創造性分不開的。發展意味着一種創新。而創新，就必然在某個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受革，有所前進。如果什麼都沒有改變，那就談不上發展。對哲學的發展來說，當然是指理論上的創新。理論的創新自然就要表現為理論的內容或形式的變化。錢學森同志正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或形式上去探求變革的。他的這種創新精神，正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需要的。

然而，如果把錢學森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和發展觀點，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盤否定，那就大錯特錯了。
人們不會忘記，當年我國社會上特別是在青年人中，爭相閱讀美國人托夫勒著作的《第三次浪潮》的情景——
托夫勒把人類歷史上開始發展農業，建立封建制度稱之為“第一次浪潮”；把產業革命、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稱之為“第二次浪潮”；把當前西方，尤其是美國出現的“新的高科技革命”——計算機、航天技術等新科技的廣泛應用，稱之為“第三次浪潮”。在托夫勒看來，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計算機發展速度和應用範圍的驚人擴大，將使整個生活迅速變化，農業將不需要用土壤來種植農作物，農業生產的全過程可在工廠里，而且可增產10—15倍。
在托夫勒看來，似乎馬克思主義已經不靈了，已經過時了。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出現的，馬克思沒有看到“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我國青年中造成的思想混亂，是非常嚴重的。
馬克思主義真的過時了嗎？這是一個關繫到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大是大非間題。對此，錢學森的觀點是十分鮮明的。他在許多場合發表演講，一針見血地批駁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散布的有害觀點。他說道：
“酉方有人認為科學技術正在出現很大的變革，即所謂‘第三次浪潮’，可以改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命運，解決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失業上升等由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一切危機。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論調是完全錯誤的。
“在我看來，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東西，是生產的發展，它帶動生產關係的變革，最後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也要變。舊的社會制度束縛了生產力發展，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必然會有變革。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始終沒有變。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由制度造成的，靠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救不了命的。”
講到這裡，錢學森把話鋒轉向了對現代新科技的認識，他說道：
“我們決不是說可以不重視科學技術發展，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決不能不看到現在世界科學技術出現的許多新的發展。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的計算機、航天工業，海洋開發、遺傳工程等新興技術，確實對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應該研究怎樣充分利用這些新的技術，加快和有效地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從長遠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若干年後，比如到了21世紀中葉，到了建國1OO周年，假如我們建成的社會主義中國，生產力還非常落後，按人口平均還比小康之家好不了多少，全世界人民就會責備我們，說我們沒有干好工作，有負他們的期望。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武裝自己，這是關繫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在制訂規劃、考慮設想的時候，應該看得更廣一些，看到現代科學技術領域內的新發展。當然，我們不能只抄襲外國的東西。但是，不去考慮這些新的科學技術，以致可以拿來用的，我們卻沒有用上，那我們就失職了。”
在錢學森看來，重視現代新興科技的發展，絕不能成為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由。他說道：
“我們所講的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決不是也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所謂‘過時的舊哲學’而加以拋棄，另外去創造一種什麼非馬克思主義的‘新’哲學。他非常嚴肅地申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普及和應用，才能堅持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錢學森看來，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大國，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統一人們的思想意志，特別是要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法寶，是尚方寶劍，你不要這個東西是要吃虧的。”因此，他強烈呼籲：“要從高中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在高等院校除了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外，還要講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使學生開擴眼界，能高瞻遠矚，也就能夠更好地領悟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巨，要把這方面的教學放到打基礎的重要位置上。”
為此，錢學森算了一筆帳，他說道：
“我以前估算過，到20O0年，我國初中以上在校學生將逾400O萬，再添1OOO萬繼續教育的對象，一共500O萬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教育。如果每200名學生有一位這方面的老師，那也要25萬老師。不小的教師隊伍呵！當然，還有教學計劃和教材問題，因此，必須早日動手搞！
“我以為，如果我們大致按上述的建議去培養青年，那我們就比西方國家的那套什麼人文科學教學制度高明得多。”
我們可以想象，按照錢學森的設想，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教育出來的人，一定是最富有智慧的人。正如錢學森所殷切期望的那樣：
“一個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也因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膽氣壯’，他也一定勇於改革創新，不怕艱難挫折。他不會去貪圖安逸，更不會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錢學森嚮往造就這樣的人才，而他自己一直在朝着這樣一個高尚的境界攀登。錢學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信仰和追求，從青年時代就開始了、在美國留學和從事科研工作的20年時間裡，幾乎沒有間斷過對馬恩著作的學習。回國後，他更是把學習和工作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遇到西方自由化思想侵襲，一些人對社會主義方向，對共產主義信念，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對黨的領導產生動搖時，錢學森卻像一棵蒼勁的青松，挺直腰身，正氣凜然。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萬劫不泯，且愈信念堅——因為，他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人，也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錢學森在現代科學技術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與他有個和諧、溫馨的家庭是分不開的。他與妻子蔣英彼此相愛，他們之間的感情終生是甜甜的，濃濃的。在這個現代家庭里，藝術與科學技術相得益彰，理性與感情完美結合。他們依靠這種結合，在國外度過了艱難的歲月。回國後，又創造出驚人的業績。到了晚年，他們依然生活得富有倩趣，非常充實。
錢學森是一位不服老的老人，也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他以80多歲的高齡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擔任着中國科協的名譽主席和國防科工委的高級顧問。有些職務雖然看似虛職，但是，錢學森卻做的是實事。他幾乎每天都堅持到國防科工委大樓上班，因為諸多社會工作和高科技課題，還需要他的參與和親自處理。
一天晚間，忙碌了一天的錢學森步履蹣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時，周圍是一片寂靜。猛然間，他想到了自己生命歷程上的那個重要的數目字——他已經是耄耊之年了。儘管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但他心中難免有些許感慨。突然，一串他熟悉的女高音的歌聲，天籟般地從自家的窗口飄到身邊。它是那樣富有魅力，那樣虛靈而妙不可言、這歌聲頓時溶潤了他的心田，平添了青春的活力，使他的步履變得急促而矯健起來。40多年以來，這美妙的歌聲，成了他們愛情永駐的媒體。
40多年了，無論錢學森置身於何地，盪跡於何方，唯有蔣英的歌聲是永恆的。他以為，蔣英那美妙的歌聲，是對他們彼此真摯愛情的祝福；那歌聲，飽含着對她鍾愛之人的崇仰之情；那歌聲，是對智慧、勇敢和成功的讚頌。總之，那歌聲將世間真善美盡都包含其中了。
因此，每當聽到蔣英的歌聲，他總能感到一種美好的賜予。於是，他自豪地對自己說：我該多麼有福氣啊！他甚至總想對人們高呼一聲：讓科學與藝術聯姻吧，那將會創造奇蹟的！
夜晚，是這對老夫妻從音樂藝術中獲得最大滿足的最佳時刻。他們或依偎在沙發上，或躺在床上 ，聆聽着從立體聲音響中傳來的世界名曲。莫扎特的最後一部交響樂《第四十交響曲》在室內飄蕩，他們似乎看到了藍色的海水．聽到了海水靜靜地沖刷沙灘的聲音，那是人心與天籟的融和，是超越時空的豪邁預言，天地間迴響着那永口的潮汐，無窮無盡—…·
於是，老夫妻又開始了音樂的對話。
蔣英說道：“莫扎特離開人世時，兩袖清風，一無所有，他甚至沒為自己留下買棺材的錢。在一個風雪瀰漫的夜晚，他被不相識的人埋葬在了誰也不知道的地方。以致於後人無法在他的墓地獻上一束花”
錢學森說道：“莫扎特沒有給後人留下金錢和墳墓，但他卻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樂章。”
莫扎特、貝多芬創造的美妙音樂是錢學森和蔣英這兩位老年知識分子相隨相伴的奇妙知音。這奇妙的音樂始終溝通着這雙伉儷的兩顆高尚的心靈。
錢學森對蔣英說道：“當然，真正的天堂是沒有的。所謂天堂，那是夢的幻境；可是，我覺得美妙的音樂可以比作天堂的聲音。每當我浸沉在這美妙的音樂之中時，就仿佛走進了天堂的入口處。我覺得音樂會把我們的靈魂帶到人間看不到的神奇世界中去、那裡有旖旎的風光和斑斕的色彩，任你怎樣誇張想象，都不會過份。”
蔣英見丈夫說得那樣動情，便有些調皮地說道：“你說的好極了。正是因為生活中有這樣一個用音符建造的天堂，而且距離我們井不遙遠，所以，我才得以天天帶着你到天堂里去遊覽一番，你說對嗎？”
錢學森笑了。笑得那樣天真、單純。他並不把蔣英的話當成是開玩笑。
“你說得好極了。”錢學森點點頭說道：“4O多年以來，正是你給我帶來了音樂藝術，正是這音樂中所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人生的深刻理解，才豐富了我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思維方法。或者說，正因為我受到了這些藝術的薰陶，所以，我在思考問題時才能夠避免死心眼，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更活一點。”
與蔣英比較，錢學森更喜愛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愛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英雄》。每次聽完這部作品後，錢學森總要感慨萬端。他對蔣英說道：
“貝多芬好像專門是為了創造音樂藝術才到人間走一遭似的。一個人為了一項使命，有意識地來到這個茫茫的塵寰搏擊一生也是一種幸福。”
蔣英幽默地回答說：
“難道你不是為了創造火箭、導彈技術才決心到人世間走一遭的嗎？”

錢學森接過話茬問道：“難道你不認為應當再補充一句嗎？”
“補充什麼？”蔣英一時被丈夫的突然襲擊搞蒙了。
錢學森笑微微地說道：“我來到人世間，除了研製火箭、導彈這項使命之外，還有一項使命就是……”
不等錢學森說完，蔣英突然明白了，忙搶着說：“陪陪我，對嗎？”
說罷，這對老夫婦都開心地大笑起來。
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在室內迴響着。錢學森深有感觸地
說道： “事業和愛情使我的人生有了支點，有了依託。所以，我始終感到幸福和充實。當然，音樂也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一次，有人問愛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麼？你猜，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回答是什麼？他的回答出乎人們的意料。他說：‘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聽不到莫扎特的樂曲啦！”’
聽到這裡，蔣英小聲地笑了。
“其實，”錢學森繼續着他的話題，“愛因斯坦這個物理學家，對於莫扎特音樂這種生生死死的酷愛與眷戀之情，我是很理解的。因為，莫扎特這位偉大的音樂天才努力揭示的自然界中那萬事萬物相和諧的神秘性，也正是近代理論物理所追求的最高層次的審美境界。
“想想看，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要經受的坎坷和磨難之多，有時令人難以承受。倘若這個人沒有幾件生生死死為之眷戀和酷愛的事物，那麼，他的存在，似乎失去了支點，失去了依託。沒有支點和依託的人生，是多麼的不幸！”
的確，愛因斯坦對莫扎特音樂生生死死的酷愛和眷戀之情，與錢學森對於貝多芬音樂的酷愛是多麼的相似。錢學森無論早期隻身滯留美國，還是後來被美國軟禁期間，只要聽到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四鋼琴協奏曲》或鋼琴奏鳴曲《悲愴》，他的心便會為之顫動，為之共鳴，便會受到一種崇高審美力量的激勵和催動。就是在這壯美音樂的的激勵下，他領悟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他此生此世的使命。所以，錢學森時常向人們提起這樣的話題：
“貝多芬的音樂時常啟迪人萌生‘自我意識’。”
回國以後的年代裡，嚴良 指揮中央樂團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只要錢學森在北京，無論工作多忙，他都要去聽。因為“貝九”所包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他感受得最為直接，最為深刻。
晚年，蔣英時常聽到丈夫輕聲哼唱勃拉姆斯那支有着四個嚴肅主題的套曲。對此，蔣英自然心有靈犀——因為，勃拉姆斯是與貝多芬齊名的偉大作曲家，在世界音樂史上通常被列為“三B之
一”。他又是19世紀最後一位古典作曲家。他花費了十六、七年時間，寫了那部套曲，套曲由“悲愴”“田園”“英雄”和“帕薩卡利亞”四個主題組成。勃拉姆斯的這組套曲包含着人類對於生與死的認識和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這個音樂世界裡蘊含着一種情感的超越和一種境界的升華。
錢學森進入晚年以後，行走有些不便。他便有了更多的時間與蔣英一起研究西方古典音樂，研究詩歌、書畫和歷史。登門來訪的朋友不由地交口稱讚他們生活內容的豐富多彩。錢學森自有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音樂和其他文化藝術走進他的生活，絕不是一種點綴，更不是為了刻意美化人生。他認為，只有如此豐富生活，才是生活的本身。
科學、藝術和哲學這些都是可以使人脫去胸中塵濁和庸俗境界的靈丹妙藥。因此，錢學森和蔣英決不把藝術當做生活的點綴品。他們不只是一般地欣賞音樂藝術，而是對音樂藝術都有較深刻的理解。他們對音樂家的世界觀和藝術觀，以及音樂家的作品內涵，音樂作品的本質等，都進行過討論和研究，例如：
“貝多芬的音樂藝術為什麼能夠如此傳達人類的心聲？為什麼能夠如此深刻地表達‘世界之本體’？”
“貝多芬的音樂藝術為什麼能夠容納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和複雜的人類胸懷？”
......
對於這些藝術領域的深刻話題，這對老年夫婦都曾經進行過細緻的探討。
儘管錢學森不是從事音樂專業的，但是，他的科學家的頭腦，他把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幫了他的忙。因此，他對這些很深奧的音樂專業中的問題，仍然可以作出精闢的回答。
在錢學森看來，貝多芬不是一個單純的作曲家，在本質上，貝多芬是音響詩人，是音響哲學家。他說：
“音響哲學家，當然是通過他的音樂作品引導人們去窺視一個獨特的深層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貝多芬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家，而是廣義上的文化哲學家。
“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讓音符述說哲學，解釋哲學，使音樂成為最富於哲學性質的藝術。貝多芬總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啟迪人類靈性，感發人類道德和良心。”
錢學森夫婦稱貝多芬是人類文化藝術史上創造最高層次藝術品的英雄。他們時常陶醉在貝多芬的音樂世界裡．也同時被貝多芬的英雄氣概所感染。
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錢學森絕非一個單純的科學家，就如同愛因斯坦並非一個單純的物理學家，貝多芬並非一個單純的作曲家，梵高也並非一個單純的畫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