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秘密，也許就在於上海是“灘”。

　　北京是城，上海是灘，這幾乎是並不需要費多少口舌就能讓人人都同意的結論。北京的城市象徵是城牆和城門，是天安門和大前門，上海的城市象徵則是外灘。正如不到天安門就不算到過北京，不到外灘也不算到過上海。那裡有一個英國猶太人用賣鴉片的錢蓋起的“遠東第一樓”（和平飯店），有最早的水泥鋼結構建築上海總會（東風飯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築顛地洋行（市總工會），有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華俄道勝銀行上海分行（華勝大樓），有外商銀行的巨擘滙豐銀行（原外灘市府大樓），有上海最豪華的旅館之一上海大廈，當然還有江海關、領事館、招商局。這些高低不齊風格各異的建築，默默無言地講述着近一百年來最驚心動魄的故事。當你轉過身來。又能看見蔚為奇觀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的新大樓。外灘，既代表着上海的昨天，也代表着上海的今天。　　

　　一個知識女性這樣描述她對外灘的感受：“一面是中國流淌千年的渾濁的母親河，一面是充滿異國情調的洋行大廈群，外灘濃縮着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東西交匯、華洋共處的上海歷史，記載着這個如罌粟花一樣奇美的城市的血腥與恥辱、自由與新生。夜霧微浮的時候，看夠了江上明滅的燈火和遠處城鎮的輪廓，我常轉過身，伴着黃浦江上無止無息的濤聲和略帶苦澀的河風，觀望匆匆或悠閒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廈群里哪幢是上海總會，哪幢是日清輪船公司、大英銀行、意大利郵船公司……外灘，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麗的風景、最精緻的象徵。”（黃中俊《尋訪城市象徵》）

　　其實，外灘不但是上海的象徵，也是上海人的驕傲。正如陳丹燕所說：“甚至在最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產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灘風景”（《上海的風花雪月》）。而那些介紹上海的小冊子，也總是拿外灘的風景照作封面。的確，對於上海這樣一個沒有多少風景可看的城市來說，被稱作“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外灘無疑是最好看的了。上海現在當然有了許多“更好看”的建築，但它們都太新了，很難讓人產生聯想。外灘就不。走在外灘，你常常會在不經意中發現說起來不算太老卻也沉睡了多年的歷史，看到一些字林西報時代的東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胡同和廢園裡，一不小心就會碰見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個滿懷一樣。

　　外灘確實是“石頭寫成的歷史”。那高低錯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棟西洋建築，那兩座大樓間沒有一棵樹的窄街，那一盞盞老式的鑄鐵路燈，那有着銅門和英國鐘的海關，還有那被陳丹燕稱之為“像一個寡婦一樣，在夜裡背時而抒情地站着”的燈塔，都讓你浮想聯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點歷史，又有足夠的想象力，你就不難想到，在大半個世紀以前，這些路燈下站着的是些什麼人，那些銅門裡出進的又是些什麼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樣的。那時，北京城裡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監，北洋時代的軍閥、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隱的官員，做過京官的士大夫，聖人一樣的教授學者，雍和宮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遊方道士，算命先生，變戲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頭的，唱蓮花落要飯的，以及無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當然還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的，“頭頂馬聚源，腳踏內聯升，身穿瑞蚨祥”，出進茶館、戲園子和爆肚兒滿，喝茶、票戲、不着邊際地海聊。而在上海，在這個“十里洋場”的灘上，活躍的則是商業巨頭、大亨、大班，洋行里的買辦和大小職員，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報館裡的編輯記者，靠稿費謀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賬房、夥計、學徒、侍應生，無處不在的掮客、包打聽和私人偵探，摜浪頭的阿飛、白相人和洋場惡少等等。當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和裝作體面的人，便會西裝筆挺，皮鞋鋥亮，頭髮一絲不苟地梳着，走進外灘那些代表着工業文明雅致時代的建築，在生着火的壁爐前，品嘗風味純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過海而來的雅致的生活。

　　於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確實是和北京、和中國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簡單地說：北京是城，上海是灘。

　　把上海稱之為灘，應該說是恰當的。

　　“灘，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衝擊而在人海處之所形成者，就叫“海塗”、“海灘”或“灘涂”。顯然，把上海稱為“灘”，是十分準確而又意味深長的。從地理上講，上海正是這樣一個生成於長江入海口的灘涂地帶；而從文化上講，上海則正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衝擊積澱的產物。上海，當然是灘。
　　事實上，上海從來就沒有被當作“城”來建設。在古代中國，“城”的建立和建設，往往因於政治或軍事的需要。它們的命運，也總是和王朝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王朝興盛，則其城也立焉；王朝衰敗，則其城也毀焉。因為它們作為王朝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總是會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財政支持，也總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結果，中國的“城”，便不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幸運兒（如開封），就是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現，卻與此無關。它的命運一開始就和中國的那些古城不一樣。因為水運和通商的緣故，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設縣，範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青浦、川沙、南匯四縣，隸屬松江府。此後260餘年間，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為了抵禦倭寇的侵擾，上海才建築了城牆，但卻是圓的，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上海，似乎從根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這個怪模怪樣、不倫不類的城牆，也沒能存在多久。上海開埠以後，城牆之阻礙車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為幾乎全體上海人的共識。於是，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上海城牆被拆除。上海，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建城最晚而拆牆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並極具戲劇性的變化，城牆的拆除也許不過小事一樁，但卻頗具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因為沒有牆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牆而成者也。沒有了那個“土圍子”，還能算是城 事實上，上海從其歷史真正開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沒有打算成為什麼“城”，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沒有像建設其他城市那樣按照“城”的模式來對上海進行規劃，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讓。1846年，也就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年，英國人首先占據外灘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開租界之先河。此後二十年左右，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確立，並整整存在了一個世紀，同時還波及到其他城市。這種事情，在北京顯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豈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卻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看來，上海無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產稻米，又不產絲綢，風水也不怎麼樣。鬼子們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賞給他們，隨他們折騰去，諒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現在看來，道光爺、咸豐爺們顯然是失算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口子一開，太平洋上強勁的海風，自然是長趨直入，何況又占領了這樣一個灘頭地段？西學之東漸，自然便有了一個最為便當的跳板和基地。於是，為當時並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個世紀之後，上海便出落成與北京迥異的國際化大都會，而且處處與北京作對。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鶴便指出：“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恆處對峙地位。”（《上海閒話》）事實上也是如此。本世紀初，上海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大本營，公然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本世紀中，它又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至於文化上的南北之爭、京海之辯，自然也不在話下。

　　更何況，上海雖然搶了灘頭，卻也並非沒有後援。天津、漢口、廣州、廈門、寧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應。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漢口深入腹地，意義尤其不同凡響。總之，山下之城，已難抵擋水邊之灘的挑戰。

　　當然，上海一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

　　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擺攤”。

　　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攤子” ——江海關、跑馬場、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禮拜堂、西菜館、拍賣行，全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又是些什麼樣的“攤主” ——冒險家、投機商、殖民者、青紅幫、皮條客、拆白黨、交際花、維新黨，全都躊躇滿志，膽大妄為。城牆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觀念也產生了。甚至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職業也出現了：買辦、律師、記者、翻譯、經理、職員、會計、郵差，甚至還有“黃牛”、“包打聽”之類，當然還有產業工人。但無論何等人物，其謀生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大不同於傳統社會。上海，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這個新世界立即就對國人和洋人都產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種來者不拒的態度對待外來者。很快，上海就變成了中國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湖北、山東等臨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湧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奧、印度、丹麥、波蘭、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國的洋人也紛至沓來，正所謂“人物之至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甘有四國”。其中自然不乏社會名流、文化精英、前衛戰士、革命先驅。他們走進這並無城牆阻隔、一馬平川極為開闊的上海灘，各行其道，各顯神通，把上海的攤子越鋪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這些移民們創造的。它當然只能是一種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話，也是一種新方言，它不再是蘇州話，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話（浦東話或崇明話）。上海話不但語音已和周邊地區不盡相同，而且擁有大量僅僅屬於上海市區的詞彙（有的則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後才傳播全國，如“沙發”）。總之，它已不再屬於某個省份或州縣，而只屬於上海這個新的社區。

　　在這裡，比較一下上海與北京，將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極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極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外地人才，吸收外來文化，終因兼收並容、吞吐自如、無所不包而蔚為大觀。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卻不同於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裝得下；上海則是攤子很開，什麼都能來。北京的吸收是有選擇的，上海的吸收則是自由化的。簡單點說，即北京實行的是“優選制”，能不能被接納，要看你進不進得了城；上海實行的是“淘汰制”，想來就來，悉聽尊便，至於來了以後能不能成氣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了。

　　於是，北京與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衝着皇帝來的。他們是新科進士和升遷官員，以及為皇帝和官員們服務的太監、宮女和僕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移民主要是衝着大學來的。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雲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兩種人：調進北京的幹部（多半是中高級的）和分進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是較優秀的）。總之，北京的移民，總是圍繞着“政治”這個中心，或“學術”這個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則總是以是否“優秀”、是不是“精英”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個世紀前則有點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味道。有來謀生的，有來投機的，有來避難的，有來享福的，有來求學的，有來創業的，也有糊裡糊塗跟着來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上海灘畢竟很開闊，誰都可以來的。

　　移民的結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壯大了北京，豐富了北京，卻不能創造一個一體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沒有這樣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而只有各個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學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們也只是進入了不同的“圈子”，並與各自的“圈子”相認同。上海的移民雖然來路不同動機各異，卻共同創造了一體化的上海文化，並因為這種文化而統統變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與上海的這種區別，其實也正是“城”與“灘”的區別。

　　什麼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類的。大小品類，也就是尊卑貴賤遠近親疏。作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規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級森嚴。前已說過，明清的北京是三個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圍是京城，其中緊靠皇城根兒是各部衙門，再外圍則是規劃整齊的街市。清代京城還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是滿人的禁區，外城是漢人的地盤。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與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這規劃好了的城區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職。可以說，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裡“填人”。北京人，當然不可能沒有“圈子意識”。

　　上海則不一樣。因為上海是灘。什麼是灘？灘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為它根本沒有什麼邊際，也沒有什麼界限。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因為“圈子”與“灘”是格格不入的。你什麼時候看見海灘上有圈子呢？沒有。即便有，也很鬆散。灘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灘的開闊和自由，是個體與灘涂的直接認同和對話，而不是什麼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這樣。他們的“圈子意識”遠遠弱於北京人。儘管他們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鬆散。更多的時候，還是“自管自，各顧各”。上海人的口頭禪“關儂啥事體”，便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上海人的這種“灘涂意識”。

　　北京上海兩地的民居，也很能體現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特徵。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謂“四合院”，就是一個用圍牆圈起來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縮微品”。因此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裡面的人是一種群體的存在，卻未必能與外面的人認同。我常常懷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識，是不是多少與這種居住環境有關。何況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機關、學校、工廠、醫院，一律高牆大院，壁壘森嚴，自成系統。北京人，就生活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圈子意識”。儘管現在大圈子（北京城牆）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漸次消失，但“圈子意識”卻已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積澱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層，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則是所謂“石庫門”（尤其是“新式石庫門”）。它實際上是把許多差不多一樣的單體民宅連成一片，縱橫排列，然後又按總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鄰布置，從而形成一個個社區。這種建築結構，顯然最明顯地體現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個體直接而不是通過圈子與社區認同。據統計，上海市民約有半數左右居住在這種舊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則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說與它無關。

　　事實上，上海雖然有所謂“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別，有花園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簡易棚戶四類等級不同的民居，但這些民居的建設，大體上是“擺攤式”的，沒有北京那種從中央向外圍層層擴散、層層降格的布局。甚至雜居的現象，也不是沒有可能。實際上，所謂“石庫門”里弄，便是雜居之地。那種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錢，誰都可以來住，而居於其間者，事實上也五花八門，職業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這麼說，上海，是鋪開了攤子往裡“進人”。只要進來了，就屬於上海灘，而無論其身份地位高低貴賤如何。也許，作為大大小小“冒險家”的“樂園”和一個龐大的“自由市場”，它要問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夠的精明？如果有“精明”這張門票，你就可以在這個灘上一顯身手

　　因此，我們無妨說，北京人的“文化無意識”是“圈子意識”（城意識），上海人的“文化無意識”則是“灘涂意識”（灘意識）。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無意識”的體現，是隨處可見的。

　　記得有一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說話》。郭東臨扮演的那個小伙子，逢人就問：“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為了幫人辦事（當然也為了顯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車站去排隊買臥鋪票，實在買不到就貼了錢買高價的。結果事情越鬧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下不了台。饒這麼着，他見了人，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句：“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

　　這個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義，這個小伙子也多少有點特別。但似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北京人的故事，而決不會是上海人的笑話。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沒事找事到處“找”忙幫的。上海人愛說的不是“有事您說話”，而是“關儂啥事體”。這句話，不但適用於素不相識者，也適用於親戚、朋友、熟人、同事，而聞者一般也都不會介意。它其實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上海人的“灘涂意識”。當然，上海也有“朋友，幫幫忙”的說法，但，對不起，那多半是一種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亂”、“別做手腳”或“有沒有搞錯”的意思。比方說，你話說得太離譜，上海人就會笑起來，說：“朋友，幫幫忙！”又比方說，到自由市場買東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話說一句：“朋友，幫幫忙，儂勿要‘斬’我。”似乎可以這麼說，一個“有事您說話”，一個“關儂啥事體”，就這兩句話，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鮮明地區分開來了。

　　這種比較對上海人頗為不利。因為它會給人以一種北京人熱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覺，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許多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實，上海人並不像許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麼自私，他們也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其熱情有外地人不及之處。比方說，外地人在上海問路，便往往能得到熱情的回答，有的還會為你出謀劃策，告訴你乘哪趟車又在哪裡轉車較為簡便合算。這種對“不搭界”者的認真負責態度，在外地人看來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卻往往只會對自己的“哥們”兩肋插刀，對陌生人可就沒有那麼周到，弄不好還會來個“關我什麼事”。

　　顯然，北京人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內外有別”的。比如前面說的那個小伙子，固然熱情得逢人就問：“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但所問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見了陌生人也這麼問，那他不是“瘋子”就是“傻子”。而且，當他站在櫃檯後，面對陌生的顧客時，沒準其服務態度會生硬得夠嗆（這種釘子我們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則相反。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一視同仁”的。他們會幫助求助於他們的人，但不會主動去問：“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而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同樣，如果涉及他自己個人的事，他也會毫不客氣地說：“關儂啥事體”，也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圈子意識”是一種“群體意識”，而任何群體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銀”的，就只限於水泊中人，甚至只限於一百單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對不起，就沒有了，而且弄不好還只有挨刀的份。這就叫“內外有別”。圈子外的人，可以無視其存在；圈子內的人，則必須“抱團兒”、“扎堆兒”，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互相關照，包括時不時問上一句：“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

　　相反，“灘涂意識”則是一種“個體意識”。它強調的，是個體獨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話說：“上海人什麼衣都敢穿”，就因為在這個懂得尊重他人“隱私”（儘管不多），允許保留“私人空間”（儘管很小）的“灘”上，過多地干預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規”的。上海當然不乏喜歡窺測他人隱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數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後再說）。但即便他們，也未嘗不知道這種“窺私癖”極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個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會遭人物議，他自己也得進行辯解，比如“這樣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辯護詞則是“別人也這樣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關儂啥事體”，便可斬斷一切爭論，讓人無話可說。
　
　　很難簡單地評說北京上海這兩種活法和意識的是非優劣。一般地說，外地人都認為，與北京人交朋友痛快，與上海人打交道輕鬆。如果你能進入北京人的“圈子”，成為他們的“哥們”，就可以同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煙酒不分家，真格的“說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過北京人現在也開始變得滑頭，真要這麼着，還得上山東）。與上海人交朋友卻不容易。他們多半客氣而不熱情，禮貌而不親切，很難掏心窩子說心裡話。因為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堅守個體意識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則。所以，上海沒有“哥們”，只有“朋友”。哥們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則是相互獨立的；哥們得親密無間，朋友則不妨情淡如水。更何況，上海人的所謂“朋友”，也未必真是什麼朋友，比如暗地裡磨刀霍霍準備“斬”你一記的小販就是。

　　不過，就我個人的傾向而言，我更喜歡上海人的處世哲學。不錯，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家門前的雪打掃乾淨了，豈非就沒有什麼“瓦上霜”要別人來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別人的事，則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個逢人就問“您有事嗎？有事您說話”的小伙子便是。再說了，別人這麼關心你，你豈不也得“時刻準備着”，時不時地問別人一句：“您有事嗎？”這麼活，太累了。何況，當你大包大攬地說了“有事您說話”的話時，萬一事情辦不成，又該怎麼辦呢？為了未雨綢纓，你就得事先“儲備”一批“哥們”，還得個個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張臥鋪票，而且還都是下鋪什麼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間，就不會有這麼多事。事實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許很難和上海人交朋友（但並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卻不難和他們共事。上海人是比較計較，賬算得很清。但這在保護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保證了你的權益；在維護他自己人格獨立的同時，也尊重了你的獨立人格。至少，和他們交往時，你不必處處設防。這就輕鬆。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對方的態度。因為如果上海人對你大皺眉頭，你也可以回他一句“關儂啥事體”的。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交往中，“哥們”總是少數，更多的還是要面對“泛泛之交”。那麼，輕鬆一點，豈不好？

　　其實，困難並不在於如何評價這兩種文化以及如何與兩地人相處（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夥伴，在北京又有“鐵哥們”），而在於如何解釋：恰恰是沒有多少圈子意識的上海人，卻比圈子意識特強的北京人，有着更明顯的城市社區文化特徵，這又是為什麼呢？

　　道理仍在於“城灘之別”。前已說過，所謂間城”，本身就是一個圈子，是一個把無數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內的小圈子就越多，人們的“圈子意識”也就越強。因為在這樣一種空間狀態下，任何人都只有進入一定的圈子，才會有安全感，也才會覺得與“城”協調。北京的圈子特別多，北京人特別愛“抱團兒”，就是這個道理。結果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城”這個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強。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強，則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這樣一來，當然也就只有城內各圈子的社區性（甚至沒有社區性只有圈子性），而沒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區性或一體化文化了。

　　更何況，任何城都是要有牆的，而牆的文化功能，正在於分割空間。這種分割，可以從大到小、由外至內而層層推進。結果，如果城很大，城內圈子很多，那麼，生活在最內圈、最裡層的人，就不大能夠感覺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覺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灘就不一樣。灘沒有空間阻隔，灘上的人也是個體的、只有鬆散聯繫的。用上海話說，就叫“不搭界”。既然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不搭界”的，則他們便只好和“灘”搭界。因此，個體的、單獨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與“灘”認同，並通過與“灘”的認同，而與灘上其他人認同。所以上海人平時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卻很容易“扎堆兒”、“成氣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區特徵更明顯，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這裡。

　　所以，北京城與上海灘，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性。如果說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氣”：大雅、大俗、大派頭。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極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說，你能想象用諸如“奧皮”、“驢肉”或“小腳”、“褲子”之類的詞兒來作地名 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驢肉胡同”，而且還有“母豬胡同”和“屎殼螂胡同”；不但有“小腳胡同”、“褲子胡同”，而且還有“褲襠胡同”、“褲腳胡同”。任誰也不敢相信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兒。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說，把“灌腸胡同”改為“官場胡同”。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觀。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區性。精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面和雅致。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色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總弄支弄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總而言之，大氣的北京城城內有城，官、學、民三種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體化前提下的多層次；開闊的上海灘灘外有灘，五湖四海風雲際會，天南地北交互消長，形成多樣性前提下的一體化。北京與上海，是兩類不同的大城市，有着兩種不同的大手筆。北京“一體多層”，上海“多樣統一”。北京大氣，上海開闊。

　　同樣，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徵。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區性更明顯（所謂“丟份兒”、“拔份兒”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內）。一個北京人，首先是官員、學者、平民，然後才是北京人。當然，所謂“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職業、階級，也可能是指“品類”，即“君子”與“小人”、“高士”與“敗類”。不管什麼時候，北京人都不能丟了身份，這就叫“倒驢不倒架”。因為倘若丟了“份兒”，就沒人承認你是北京人了。豈止不是北京人，就連是不是人，只怕也還麻煩。

　　上海人則是社區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們首先是上海人，然後才是商人、職員、自由職業者。上海學者余秋雨曾因不會說上海話而感到窘迫，上海市長徐匡迪也曾因不會講上海話而受到歧視。的確，在上海人看來，是不是上海人，比什麼都重要；而會不會講上海話，則往往決定着你在上海和上海人那裡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話，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驚喜：“儂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至於對方是什麼職業身份，則往往不在考慮之列。我自己就曾用這種辦法“哄騙”過不少上海人。儘管最後不得不承認我的上海話是“洋涇浜”的，還是能贏得不少的讚許：“‘洋涇浜’儂也曉得呀！”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卻幾乎從來沒有“小北京”。因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階層的圈子裡，官員歸官員，學者歸學者，當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樣，首先是上海人歸上海人，並一起傳播上海文化，把當地改造為“小上海”了。結果是，愛“抱團幾”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並無社區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時“各顧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卻大成氣候，當然，不是某個上海人的氣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氣候。

　　也許，這就是上海灘，這就是上海灘的秉性和秘密。

　　弄清了這些秘密以後，我們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區文化特徵是什麼？他們究竟有什麼資格和本錢看不起外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