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記者太沉重
帶三個表 @ 2005-12-04 01:48

每個星期，至少接到三四次這樣的電話，就是新聞發布會的通知電話。通常，我會跟他們講明白，我不會去。原因很簡單，第一我不愛跑會；第二我去了也不能給他們發稿子，浪費一個名額不好，我知道有很多媒體可能要打破腦袋想參加一個會，還是留給他們吧；第三，我要在電話里問清楚，有沒有車馬費，如果有，對不起，別請我，拿了車馬費也發不了稿子，還是把它送給能發稿子的媒體吧。不是我高風亮節，也不是我有多清高，因為我實在不喜歡這種猥鎖的交易。您那要真是條新聞的話，不給錢也會撲上去的。

我這個想法大概是20年前做記者腦子裡想的，現在早就改變了。記者很大程度上是靠車馬費活着的，你可以想象，一張辦得很爛的報紙，一本辦的很糟糕的雜誌，記者不是靠這個活着，還能靠什麼活着，如此惡性循環。

車馬費，又叫紅包，好處費，是一種灰色交易，現如今已經成了媒體的潛規則、錢規則。我剛進入媒體的時候，正趕上這股歪風盛行，我當時在一家報紙工作，我曾經聽到一個部門領導在打電話，對方是我國著名歌星，80年代走紅，上過春節晚會，還出過事，曾經銷聲匿跡過，後來又復出。這個領導說得很直接，給一萬塊錢，寫一整版，5000塊錢，半個版面。後來，真的就寫了一整版。

我大概也是在這個時期第一次拿到紅包。當時是一家大報的朋友帶我參加一個新聞發布會，吃好喝好之後還發了一個手提袋，裡面有些資料、唱片什麼的。回到家裡，把資料唱片拿出來，聽了之後覺得沒啥可寫的，就扔到了一邊。沒幾天，人家公司的人就電話打過來，問什麼時候發稿子，我說沒價值，發不了。過了一天，那個大報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勸我把稿子發掉，我不明白，這篇稿子有這麼重要麼？非追着我發稿，我實在不明白。

過了好幾天，收拾東西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那個手提袋裡面還有一個信封，打開一看，有200塊錢，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人家死乞白咧地追着我要發稿子。這200塊錢我放在抽屜里一直不敢花掉，因為說不定他們會打電話把錢要回去。

這件事讓我感到很煩，心理上從此就覺得好像每次拿到紅包後就像做了賊一樣，與其說為了這一兩百塊錢貪點小便宜然後整天被人追着發稿子心裡難受，不如一開始就別碰。所以，能不去的新聞發布會，我堅決不去。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堅持參加各種新聞發布會，這種灰色收入要比我在三聯拿的工資還要高。有時候，搞發布會的公司直截了當地說，來吧，發不發稿無所謂。這樣的企宣老闆應該解僱他。

我曾經對記者講，如果你無法避免必須拿到紅包的話，你就當幫人家進行一次資金流通，不要感到內疚，如果實在不踏實，就把錢給人家還回去，別在稿子上做文章。

常有新聞發布會騷擾電話，我就告訴對方：“你肯定沒看過我們雜誌，你看看哪個欄目可以給你們發通稿的？把我們當成《娛樂信報》了吧？就你還做公關呢？”類似《三聯》這樣的媒體現在有很多，在這類媒體工作的記者收入的確會比報紙記者少很多，但是心裡踏實。

前幾天，有個朋友從外地來北京，給某著名歌星搞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後來，跟這朋友聊天，他對我講述了媒體記者拿紅包現象，讓我大吃一驚，真想不到，今天的記者已經到了這般田地：

——說某電視台記者參加新聞發布會，先是攝像來，領一份錢走了，之後是編導，領了一份錢走了，再之後是記者，領了一份錢走了，最後是攝像、記者和編導再簽一次到，再領一份錢。
——說某記者參加新聞發布會，到了之後把名片遞上去，主辦方說，邀請名單裡沒有你，所以就意味着沒有車馬費。這時，該記者立刻拿出另一張名片，主辦單位說，還沒有，於是記者又拿出一張名片，主辦方說，也沒有……
——還有個某雜誌記者，新聞發布會去晚了，就找到主辦方負責人，說紅包怎麼不給我。負責人說，現在藝人正在採訪，我先在裡面接待一下，等完事後給你。幾分鐘後，該記者推門進去，說話聲音很大：“紅包怎麼還不給我？”負責人趕緊把她拉到門外，小聲說，採訪完了就給你，稍等。沒一會兒，該記者又推門進去，大聲說：“怎麼還不給我？”負責人又只好把她勸出來，如此反覆三次。
——某電影新聞發布會，一名沒有受邀請的記者聞訊前往，試圖得到紅包，主辦方說，您的名字沒有受邀之列，所以沒有。該記者大怒：“怎麼可以這樣？這涉及到我的尊嚴問題。”我操，您還有尊嚴麼？
——台灣某歌星在上海開新聞發布會，結果某報社去了兩砣記者，在發布會領紅包處不期而遇，於是兩人怒目而視，其中一個說：“誰讓你來的？”另一個說：“誰讓你來的？”兩個人便在現場舌劍唇槍地罵了起來。很明顯，這家報紙只有一個紅包的名額，卻來了兩砣記者，只好現場PK，殘酷而又丟人。
——某次演唱會，有個《現代某某周刊》記者問演出方工作人員，為何不請他，演出方的同志說，沒有列入邀請計劃，於是該記者通過發短信的方式知道了發布會地點，直接殺過去，結果發現沒有紅包，便賴着不走，把這位工作人員罵了一頓。不僅拿着手機裡的短信給同行看，還把短信給該公司的負責人看，說請了他又不給紅包，結果，公司的這名工作人員被老闆罵了一頓，直到他拿到了紅包才算風平浪靜。

我向胡淑芬總書記保證，上面的段子都是真的。

在我剛剛進入傳媒的時候，看過胡舒立同學寫的一本書《美國報海見聞錄》，裡面有段話讓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國記者在採訪的時候，連一把鑰匙鏈都不能收，因為如果這樣，被老闆知道了，或是被同事知道了，會被鄙視的，所以，一個好記者，一定要潔身自好。說真的，我看到胡舒立寫的這本書，挺佩服人家美國記者的，這叫榮譽感。在中國，就算是我們可以把榮譽感的標準降低到跟採訪對象吃飯喝咖啡，也不能杜絕紅包現象。

當這些當事人給我講述這些紅包記者的嘴臉時，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的記者真的作賤到這種地步了？可是，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到處都是這樣的錢規則，於是我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紅包記者”、“紅包新聞”。你想想，中國媒體的新聞本來做的就夠爛的了，空間本來就已經夠小的了，再充斥一些“紅包新聞”，這報紙還能看麼？

區區幾百塊錢，重重地壓在記者的身上，叫記者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