藹可說的很對，如果沒有某種蓄意的政治因素，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和睦民族大團結並不是天方夜譚。

　　我有不少民族朋友，念中學時有回族同學，玩的最好的小名叫做“蟑螂”，他家養着一大群鴿子，在他家陽台上看鴿子放飛和回巢是很有意思的。

　　大學時民族同學就多了，班裡有壯族的、苗族的，但與我玩的最好的還是維族同學阿不都熱依木。

　　阿不都是我們班最俊的小伙子。三大球玩得好，是當然的班隊主力隊員之一。學習也很刻苦，一股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勁頭。一次查瘧疾，全班６０人，只有有數的幾個才鏡檢發現血樣中的瘧原蟲。也巧這幾個查瘧高手全都姓“耳東陳”，同學們自我解嘲，說是：只有姓中有“耳”的，才能在耳垂取血的樣本中查獲瘧原蟲。阿不都急了，要從新查一遍他讀過的片，說是他的那個“阿”也有“耳朵”。有會說戲話的接着就是一句：你這個“阿”後面可還有一個“不”啊。大夥笑成了一團。

　　在球場、在教室、在醫院、在宿舍，在男生侃大山的人群中，我特愛聽他那沒升調降調的語音。一次有人說阿不都是全班男生中說話最衛生的。有一不知趣的主說，這是因為他不知道漢語中的髒話。阿不都沖這討罵的就是一句：ＸＸＸＸＸＸ。口齒特清楚，語調特悠揚頓挫。

　　同學們戲話，班上男生有些奇人。有見不得學生指導員的，有見不得漂亮女同學的，有見不得死屍見不得血的，而阿不都是見不得酒的人。

　　他的酒量極大，但這極大的酒量對他毫無意義，因為一旦他與酒打了照面，其結果就是不是“酒盡”就是“人倒”，用他的話：不醉，喝酒還有什麼意思？

　　但阿不都對酒很有定力，輕易不喝，我只見他醉過一回，不過那次醉的確別有洞天。

　　那是我們在閔行中心醫院的內外科實習的最後一個晚上，除了鋪蓋和洗漱用具，所有行李都已捆裝完畢，等第二天學校來車，便打道回府。愛喝酒的男生買了幾瓶七寶大曲從食堂打了飯菜聚在宿舍下想找個千杯少的感覺。等我與病房中值班的護士告別後，在那正在乾杯的宿舍里是一片熱氣、酒氣、歡笑……，很難再找到一席之地了。　　

　　凌晨，副班長把我叫醒，說是阿不都不見了，我心底當時就是一沉：醉鬼別出了意外。

　　天亮了，該找的地方都找了，該報告的部門都報告了，阿不都還是一片汪洋都不見。在這一片忙亂中，我們很不人道地沒有發現除了阿不都外，我們班還少了一個同學，他是貴州都勻來的小個子鄧和。這也不能完全怪我們，鄧和是那種最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在任何場合多他一人或少他一人都不會有任何波動。但在那個特定的夜晚對阿不都來說，有沒有鄧和，其差異可就太大了。

　　鄧和和阿不都同一宿舍，當阿不都搖搖晃晃地推門出去時，只有鄧和一個人醒了，他心細，怕阿不都出事，披上棉衣就跟了出去。

　　阿不都出了醫院走着走這就上了滬閔路，鄧和有點着急，上去拉阿不都。喝醉了的阿不都一臉兇相，“跟着我幹嘛？回去！”

　　鄧和很有耐心，不回去也不去拉阿不都，與阿不都保持一段距離，阿快鄧也快，阿停鄧也停，阿不都回頭攆鄧和，鄧和就往回退，一派“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戰略戰術。最有意思的是，阿不都到路邊的民房敲門敲窗，問屋裡有沒有病人，他是大夫。

　　鄧和急了，後來他給我們說，他怕屋裡的人聽了這種沒腔沒調的夜半“歌”聲，會給嚇得睡不着覺的。阿不都敲門，他就到窗口去喊話：千萬別開門，這是精神病院跑出來的病人。

　　在那個寒風朔朔的冬夜，阿不都在滬閔路上走了足足３小時後才一頭倒在地上，呼呼大睡。小個子鄧和咬着牙把阿不都拖進附近的扳道房裡，自己也象喝醉了酒一樣癱倒在地。　　　　　　

　　阿不都在學校的小灶吃清真菜，其口味與大灶有天壤之別，他知道我饞，常為我多打倒一份菜。畢業前夕，我讓母親為阿不都準備了清真菜，阿不都有點猶豫。我說別擔心了，我媽專為你買了一口新鍋。那個星期天阿不都離開我家時，給我留下了他的維吾爾匕首，雖然簡陋，但寒氣逼人。
　　
　　去年，公司來了新人，也是新疆衛生系統來的，我問起阿不都。她說，阿不都熱依木是你的同學？人家現在是衛生廳科研處長了！我開玩笑地問：“腐敗了沒有？”回答是：“沒有，沒有，挺好的。”

　　藹可說，她想有一天能再回去看看拉薩和她的藏族朋友。我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和阿不都熱依木、與鄧和、與所有的同學再歡聚一堂，喝個千杯少、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