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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銘奇文共賞Z
送交者: 悅讀沙龍 2002年04月24日20:39:16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王銘銘奇文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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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自省——田野工作與理論對話
王銘銘


來源:《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

六十年前,當費孝通教授步入他的學術生涯時,中國社會面臨着一系列現實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問題加以表述,論點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的。不過,從本質上講,它們無非均是有關中國傳統的走向、現代化的衝擊、或東-西方文化遭遇、社會變遷的問題。費孝通教授以不同的文體敘說了他的看法,而在那本享有國際聲譽的作品《江村經濟》(1939)一書中,他以社會人類學的筆調,精湛地展示了他的觀點。在一段評論中,劍橋大學利奇 (Edmund Leach) 教授以為,費著的主要優點在於它的“功能主義風格”,在於這種風格“本身富有的意味”。[1]其實,在我的理解中,這種評論部分是出於誤解而提出的。費先生的博士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在《江村經濟》的前言所說的一段話,才真正表達了費著的關切點之所在。他說:
費博士是中國的一個年輕愛國者,他不僅充分感受到中國目前的悲劇,而且還注意到更大的問題。他的偉大祖國處在進退維谷之中,西方化還是文化式微是人們面臨的問題。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他知道重新調適的過程有多困難。他也意識到,這一過程必須被建立在舊的基礎之上,而且建設性的發展,務必是順序暫進的、逐步的、並充滿智慧的。他所關切的是,所有的變遷應該是有計劃的,而且計劃需要以堅實的事實和知識為依據。[2]
作為中國本土的社會人類學者,在費著出版半個多世紀之後去從事社區田野工作,我們可以被新的社會科學理論所影響,而以為田野工作和社會的描寫不應再是“老的一套”,也可以在新的觀察的基礎上,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面貌與半個世紀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樣,因而我們的描寫和論證也可以改變。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雖然經過看起來很長的時間、說起來太多的“運動”,本土田野中的人類學者依然碰到“進退維谷”的困境,對這一困境的人類學評註依然也處在莫衷一是的階段。在一般社會科學的話語 (discourse) 中,人們以“現代化”理論框架來敘說時間的推移,而在社會現實的時空坐落中,世紀初的困惑尚未消失。同樣地,費孝通教授對“計劃需要以堅實的事實和知識為依據”的期望,因為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所以依然是我們為之而努力的目標。
在這一篇為了紀念費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年的文章中,我報告來自家鄉閩南地區的有關一個村落社區經歷的素材。在“文革”期間,因為我的家庭所在城市泉州處在暴力的派斗中,對當時還是兒童的我與姐妹很危險,因此我們被送到外婆家。那是一個十分貧窮但遠比“政治精英”充斥的城市平和的小村。離外婆的村落只有一里地,有一個著名的僑村,我家在那裡也有親戚,我也在那裡的表舅家住過一段時間。本文的內容,就是關於這個僑村的描寫。當時的“運動”在村落中引起的一幕幕“戲劇”依然歷歷在目,村落中複雜的傳統關系所導致的衝突和家族蔭庇在大社會運動中對兒童所起的保護作用也令人難以忘懷。不過,本文不是一篇“童年記憶”的散文。1990年在英倫研讀人類學期間,回鄉調查,有幸得到英國社會經濟科學院資助,到童年住過的村落“參與觀察”。我報告的將是這一研究的“發現”,而為此把與本論題有些關係的記憶暫時拋在腦後。
如果此文一如我的願望一樣具有一定說明性的話,那麼我要說明的不是新問題(而且其代表性不是我的主要關切點),我所做的是在費先生所說的“小型的社區”或“社會的時空坐落”[3]中去體驗、論說一個他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前輩早已討論過的“老問題”:我們的傳統走向何處?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我與近年力圖反思舊的社會科學“單線模式” (linear model) 的學者一樣,不再用單向進化的角度看問題,因而我切入問題的出發點再也不是傳統-現代的過渡線。為了表達這種差異,我們不妨把問題反過來看:“現代化”的口號是不是解釋一切的一切?我的村落調查和描寫,將以對這個“倒過來的”問題的討論為主旨。個人認識的局限性自然地會使我的討論帶有片面的特點,並且甚至可能使之出現誤差。不過,作為一個個人的觀點,在這裡提供出來引起對話,卻也不無益處。至於這篇論文的觀點對費先生早已關切到的“計劃的社會變遷”包含何種建議,我在尚無具體的考慮的前提下,以為這是構成為此類計劃的“堅實的事實和知識依據”的潛在內容之一。
“現代化”的理論局限

......在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土社會......
——《鄉土中國》第14頁
我在田野工作中遇到許多問題。其中,最為令我困惑的是:本來理論界以為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自然會消失;可是,自1979年改革以來,隨着現代化的推進,民間傳統儀式、信仰、社會交往模式或理論界稱之為“迷信”和“舊事物”的現象卻得以復興。社會人類學者曾相信,他們是在“西方化”過程中“拯救”正在消失的非西方文化的一群慈善家,而我在田野工作中的觀察是,傳統文化並沒有“正在消失”。我在後文將具體討論這種矛盾現象的內容及其在我們解釋傳統和現代化理論中的意義。我將力圖用“地方性知識”來討論現代化與傳統的關係,但是在具體描寫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將現存的學術爭論提前加以回顧。
在研究“非西方” (non-Western) 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的相關性中,西方社會科學界長期存在“經濟人” (economic man) 理念與“文化範式” (cultural paradigm) 理念之間的論爭。經濟人理念源自於規範經濟學和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哲學,它主張全人類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共享一種利益最大化 (maximization) 的欲望和潛能,這種欲望和潛能在古代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而沒有被充分發揮出來,但在“啟蒙” (Enlightenment) 之後成為走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的人類必由之路。文化範式論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韋伯的東方論、以及人類學的文化相對論 (cultural relativism) 有密切的關係,它主張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明是不同種類的實體,前者是以綿延式的歷史發展、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的道德化、以及社區理念的文化支配為基礎,而後者則存在或獨有現代化劇變的動力、適宜於現代經濟增長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以及個人理性主義這些特點。
這兩種理念在十九世紀提出之後,產生了一系列理論後果。一方面,經濟人的觀點造成了一種進化論式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即對新的社會-經濟模式替代“傳統”的全面信仰。另一方面,文化範式的觀點導致了一種歐洲民族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把非西方社會的文化模式視為“阻礙”這些社會現代化的因素。前一種理論的代言人如羅斯托 (W. W. Rostow) 認為,任何社會(包括東方和非洲社會)必然逐步由傳統的社會-經濟模式蛻變為現代型的資本主義模式[4];而後一種理論的代表如人類學家吉爾茨 (Clifford Geertz) 則認為,某些社會(如印度尼西亞瓜哇、中國、印度等)中傳統社會-文化模式長期延續,成為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無法克服的阻力,這些國家即使在外觀上變成現代國家,在內容上仍然處於傳統的狀態。[5]
考察兩種學派用以聯想“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線路,我們可以發現它們雖然在論調上有所不同,但是實質上是“現代性” (modernity) 的意識形態之衍生:不管是經濟人理念還是韋伯或吉爾茨式的文化觀,都把“傳統”看成是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經濟人理念認為對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全人類的共通點,而在現實上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相信只有在西方“啟蒙”以後人才有可能“拋棄傳統”並發揮“理性”的潛能。文化範式的觀點在表面上似乎是為了承認非西方社會固有傳統的存在合理性,而在本質上是為了把它們當成沒有變遷動力的“頑固歷史殘餘”的文化體系。現代化的理論貌似複雜,其實它的基本假設之要點卻十分簡單:(1)傳統與現代之間可以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2)現代社會經濟的建立必須建立在傳統的社會格局的打破、舊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消失以及新的社會格局與理念的形成之基礎上;(3)傳統力量的存在必然,或者說很可能導致現代化的失敗。
簡單的傳統-現代的對照觀和單線的社會進化論,曾被不同的社會、社會中的不同階層視為自然而然的“道理”。受這一系列理論-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和支配,社會科學界有關中國農村的歷史與近代以來的變遷的討論,同樣地是圍繞經濟人和文化範式的爭論而展開的。採用規範的“經濟人”(economic man) 觀念對鄉民社會進行考察的學者,從農民的經濟行為特點和市場結構出發,論證“理性”觀念在農村社會的現實存在。雖然他們都沒有直接地對農民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但是他們隱含一種適宜於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的“理性農民”(rational peasants) 觀。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論點,把十四世紀的中國視為現代社會-經濟模式在中國農村的自發性發展之結果,更為明顯地將西歐工業化的起始點,搬用到中國社會的研究中,也是把中國農民視為經濟人的表現。 與經濟人觀點相對立,有的學者從農村經濟組織的非理性特點出發,論證中國社會“商品化”和“資本主義”成長的多重障礙,有的學者從文化傳統的延續出發,說明“現代精神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傳統障礙論”的傳播,近現代本土意識形態和學術話語中發展出大量的“反傳統”理論。
至今,不同形式的“現代主義”,仍然被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引以為“真理”。不過,近二十年來,學界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對現代化理論的反思。這種反思的主要表現是“現代性” (modernity) 這一術語的出現。七十年代以來,許多學者不再以“現代化” (modernization) 一語來證實自身研究的價值,而轉向“現代性”的探討。“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差別,在於後者傾向於把現代社會的成長視為“自然”或“可欲”的過程,而前者則把這一過程和關於這一過程的話語,當成一種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加以反思。對於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研究,證明現代西方社會的組合,不僅包含與傳統對應的“現代性”,還包含服務於民族-國家內部秩序及主權建構以及意識形態滲透的“歷史性” (historicity)。社會史學家霍布斯鮑 (Eric Hobsbawm) 和安德生 (Benedict Anderson) 發現,西歐的現代化不單純是工業化,同時它還包括與西方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息息相關的“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和歷史感 (historicity) 的強化;[6]同時,美國社會學者席爾斯 (Edward Shils) 注意到,在許多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東方國家中,傳統在國家的政治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 此外,更多的學者從現代性的內部組合出發,指出所謂“現代化”並不是單純的“人類解放事業”,而是與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民族-國家的政治、新的權力結構的形成、意識形態的滲透形式密切相關的過程。
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發現,引發了社會思想界對經濟人和文化範式理論的重新思考。學界逐步發現,這兩種觀念的提出,是現代化的政治計劃的副產品,而不是理論自身的發明。近代以來,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化、民族-國家政治的興起、以及它們對新的意識形態的創設,造成對現代化理論生產和消費的需求。在現實上,並不存在徹底的傳統和現代,這種兩元對立的觀念是符合一定權力變遷過程的知識結構。這一系列重新思考與中國研究有着很深刻的相關性。正如孔邁隆 (Myron Cohen) 所指出的,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在很大意義上不是社會轉型史,而是農民文化被推為與現代性相對立的“舊傳統”的歷史。作為社會群體,農民有時被視為保守的力量,有時被“推戴為”革命的動力,對其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可以有自相矛盾的界說。不過,農民的文化向來被劃歸為需要現代化改造的、或阻礙現代化的實體。把“科學”確認為“現代性”的象徵,其結果是把農民的“迷信”界定為“傳統”的代表。本世紀的一系列“運動”無不是以“科學”之“破迷”為序曲和結局的。而在現實社會中,這種兩元的鬥爭並不真的是“科學”之於“傳統”的對抗。近年來,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和蕭鳳霞 (Helen Siu) 分別從社會史和社會人類學的角度證明,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與“傳統的蛻變”沒有太大關係,而與不同權力網絡和文化意識形態的交織不可分割。
與此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因素在近現代經濟變遷和建設的適應性的探討,不僅對傳統-現代兩元對立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而且揭示了“傳統障礙論”的意識形態背景。這些探討已經分別指出,在中國傳統民間文化和社會形式中,存在“企業家理念”(entrepreneureship)[8] 、“工業主義精神” (industrialism)[9]、以及商業化潛力。對儒家文化與現代資本主義倫理的比較,也說明韋伯對中國宗教與清教的差異只不過是一種“遙遠的想象”。[10]進一步地,懷特 (Martin Whyte) 最近對中國家庭在改革以來經濟轉型中的推動作用的研究,證明在特定的情況下,傳統社會形式可以起經濟動力的作用,而不一定是與“經濟人”理念相對抗的東西。[11]
隨着這種理論反醒的出現,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學者與研究其它社會的學者一樣,面臨一系列有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傳統與現代是否可以兩分?它們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傳統文化是否真的不利於現代化?現代化是否真的已在現實中打破了傳統文化?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需要大量的理論探討,更重要的是需要對急劇變遷中的社會進行實證研究,而應列於這些變遷社會之榜首的是改革以來的中國農村。(未完)

轉自“中國學術城”,全文請至原網閱讀

本貼由麻子於2002年1月27日10:17:46在樂趣園〖人類學·民族學 論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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