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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Modern Theme(加賽德：《現代論衡》），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James Cleugh. London: The.W. Daniel Co. 1931.
　　中國似乎還沒有人談過加賽德教授的（除了本刊編者曾經提及外），生存着的道地的西班牙哲學家中，他是數一數二的人了。說“道地的西班牙哲學家”山潭野衲(Santayana)先生是撇開不算的。
　　這幾年來，在英在美，出版了許多許多討論現代“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書。偏是弄文學的人，最喜歡談這一套——我們中國不是就有人文主義者麼？——克勒支(Krutch)先生的《現代脾胃》(Moden Temper)尤其是雅俗共賞的著作。雖然書的觀點和論調各各不同，按照我個人淺狡的經驗，有兩點是各書差不多一致的：（一）現代的人（恐怕不是指的你和我）不講理性，不抱理想；（二）現代是有史以來最奇特，最好或最壞、最吃緊(Critical)的時代。這許多書，在方法上，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要談“時代精神”，不得不講“史觀”(Historicism)；講到史觀，就不容忽視史跡的演化；講到演化，那麼，形成現代的因子，早潛伏在過去的時代中，現代之所以為現代，有來源，有造因，並不是偶然或忽然的事，有什麼可奇可怪呢？好，不是現代的光榮；壞，不是現代的恥辱；因為，照史觀看起來，現代不過是收穫着前代所撒布下的種子，同時也就是撒布下種子給後代收穫，在本身是說不上是非好壞的——當然，獨立的是非好壞的標準是否宜於史觀，也成為問題了。講史觀的人對於史跡，只求了解，不能判斷。只可接受，不能改革。因為，從演化的立場上講，每一個存在着的時代都是應當存在。每一個過去的時代都是應當過去，每一個現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理由(Whatever is, is right and the existence of a thing is its justification)。所以柯亨（Cohen）教授在《理性與自然》(Reason and Nature)一書中要說馬克思唯物史觀是不革命的。不過，柯亨教授似乎沒有把“不革命”和“保守”分開；講史觀的人當然不革命，但是他也不反革命，因為他知道革命也是事實，也有它的來源和造因，他得接受；進一步講，他也不反反革命，因為既有這種事實，一定是符合着演化上的需要，他同樣得接受。所以我們聽到崇奉創化論的人，大罵理智，不由自主地替他們慚愧；理智當然也是“創化”出來的；我們不談創化論自然不會罵理智，談到創化似乎不宜罵理智罷？真講史觀的人總是胸襟最寬大的人，最有容量，最有亞歷山大教授《空時與神性》一書中所謂“安琪兒態度”的人。話又說回來了：我個人所看見的許多談現代“時代精神”的文學批評家，沒有一個是有史觀的，尤其是那般唾罵現代，而醉心於古希臘、羅馬的學者——當然，從一個有史觀的人看來，他們的“虐今榮古”本身就是現代“時代精神”的一種徵象。
　　加賽德教授這本書內容並不怎樣充實；連書面在內不過一百五十二面的小冊子，重複的話卻說了不知多少。但是，他有一個特點，他是懂得史觀的。本書是講現代思想的狀態，加賽德教授名之曰Physiognomy，要旨可以一句話了之；現代思想是古代思想的反動，古代思想是理性化的（書中名詞不一，有時是Rational,有時是 Spiritual，有時是 Cultural），理性化過度，激成現代思想，變而為生命化（書中名詞亦不一，有時是Vita，有時是 Biological ）。加賽德教授以為這種反動是應當的，不過最好能“允執厥中”，調和理性與生命，以生命為主，理性為輔，“以至於至善”（Summum Bonum ）。這種折衷兩元論，在我們中國人聽來，也覺得古色古香得可驚。真的，加賽德教授對於近代的思想家，似乎尼采以後只知道有安斯坦。此外一切學術界的趨向，他似乎完全隔膜。名為講現代思想，而絕無具體的例證。在全世界懷抱着無名恐怖的時候，加賽德教授在《革命的日落》（The Sunset of Revolution）一篇中坦然地說道：“在歐洲，革命是過去的事了，以後不會再有革命了”——雖然加賽德先生所謂革命，是含有一種Pickwickian的意義，我們聽了也只有驚佩，一方面想象世外桃源的西班牙，一方面也羨慕加賽德教授坐井觀天的寫意。
　　在譯本里，我們看得出作者文筆的濃膩。每說一句話，老是擺足了架子，加賽德教授是“當吉訶德”的同鄉，難怪他有“紗帽氣”(grandiose)。這種“堂哉皇哉”的文章裡面，時時閃爍着詼諧，倒也別是一種風味。
　　書中最中意的文章有三篇，恰巧是開頭兩篇結尾一篇（做書評的人大有嫌疑）。最後一篇是《安斯坦學說在歷史上的意義》(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f Einstein)，尤其精彩的地方是加賽德教授說明“相對論”並不是唯心的，不可與舊日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相混，講得非常簡捷了當，記得舊的《心》雜誌里有土訥(Tuner)博士駁卡爾(Carr)教授談“相對論”的文章，也是這個意思，但是說話遠不如加賽德教授痛快了。加賽德教授又講，安斯坦著作未行世之前，他自己在El Espectator一書裡就說過相同的理論（參觀第九十二頁又第一百四十一頁），不過，假使我沒有記錯，似乎尼采就談過Perspektivismus這個東西，即加賽德教授所謂 Doctrine of the Point of View 是也。
第一篇《代的觀念》 (The Concept of the Generation)，第二篇《預知將來》(The Forecasting of the Future)，尤其是研究歷史哲學的人不可不讀的東西。加賽德教授以為一個時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狀態 (Ideology)，政治狀況和社會狀況不過是這種心理狀態的表現。這一點我認為不無理由。一般把政治狀況和社會狀況認為思想或文學的造因的人，尤其要知道這個道理。這樣看來，與其把政治制度、社會形式來解釋文學和思想，不如把思想和文學來解釋實際生活，似乎近情一些。政治、社會、文學哲學至多不過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種心理狀態（參觀Rivers: Psychology and Ethnology），尤其是講《社會學與心理學》那一篇，至於心理狀態之所以變易，是依照着它本身的辯證韻節(Dialectical rhythm)，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會、文學、哲學跟隨這種韻節而改變方式。從前講“時代精神”，總把時代來決定精神，若照以上所說的觀點看來，其實是精神決定時代——Spirit taking its time, 結果未必不同，重心點是換了位置了。這雖是我的偏見，而與加賽德教授 的議論並無牴 牾 的地方。加賽德教授又說可以預決將來，我以為史學的難關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因為，說句離奇的話，過去也時時刻刻在變換的。我們不僅把將來理想化了來滿足現在的需要，我們也把過去理想化了來滿足現在的需要。同一件過去的事實，因為現在的不同，發生了兩種意義。舉個例罷：在福祿特爾的時候，中世紀從文化史上看來是黑暗得像白紙一樣，而碰到現代理想制度崩潰，“物質文明”膨脹的時候，思想家又覺得中世紀是文化史上最整齊嚴肅、最清高的時代了。在我們中國，明朝也正在經歷這種歷程。申府先生不是在一篇講事理的文章中引着朴蔭開雷（此用Poincaré之常譯，若求與原音近合，宜照本刊編者作邦嘉雷）的事實分類麼？朴蔭開雷分事實為兩種：（一）野蠻的事實，（二）科學的事實。據上面的說法，我以為歷史上的事實也可分為兩類：（一）野蠻的事實，（二）史家的事實。一切歷史上的事實，拆開了單獨看，都是野蠻的。到了史家手裡，把這件事實和旁的事實聯繫起來，於是這件事實，有頭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實了。所以叫做史家的事實(Historians' fact)而不叫做史的事實(Historical fact)，也有緣故：因為歷史現象比不得自然現象，既不能復演，又不能隔離，要斷定彼此間關係的性質，非常困難；往往同一事實，兩個史家給它以兩種關係，而且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們為謹慎起見只能喚作史家的事實。
　　因為加賽德教授主張要有Metahistory（第十八頁），所以說了上面一大套。Metahistory是極有趣的玩藝兒，雖然像知識論和美學一樣，對於實際工作的人，未必有大幫助，不過至少教我們知道歷史的抽象意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免得有權威的學者動不動便抬出“史學方法”來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