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徹底壞了事，我媽一下子竄了起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直視着她的眼睛，儘量平靜和緩地說：“你看，你現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氣嘛。”我媽幾十年集聚在心中對李銳無從發泄的怒火就在這一剎那迸發了。她一個箭步衝過來，提起我的衣領：

“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我知道是到“滾”的時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趕緊叫孩子：“忙忙，快去拿書包，大衣，我們走！”可是已經來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發作了。她扯着我往門廳拽，門廳那邊是廚房，我的直覺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說，她對我爸拿過菜刀）。我拼盡全力掙脫着，催促孩子：“忙忙打開門，快跑！”我來以前，總聽哥哥說媽媽身體如何不好，有心臟病。所以以為她是個衰老的病人，對於眼前這突發的千鈞之力，完全沒有準備。老太太瘋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兩隻拳頭向我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我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十幾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媽媽騎在身上，揪住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當時感覺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媽媽用了對我爸的那句話：“說呀！你說呀！”哥哥在一邊急得叫：“你看你把媽媽氣成什麼樣子了，你就說一句話呀！”我這時才體會到爸爸當年吵架時為什麼永遠不開口。因為她是那麼地豈有此理。你實實在在不知道她在罵什麼，不知道自己哪兒錯了，為什麼要挨罵，應該說什麼。我咬緊牙，一聲不吭。滿心的屈辱和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實在是受夠了！

我叫着：“忙忙快幫幫我！”

這時我媽已將我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我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來。她的兩隻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裡射出一種餓狼撲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象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撲抓過來。 女兒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燒，回過頭來用拳頭向女兒頭上敲去。我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摟在懷裡：

“你怎麼可以打孩子呀？！”“媽媽，你怎麼一輩子就不能平等地對待我們呀？”我哭了，因為兩個手護着孩子，沒法保護自己，任憑媽媽在我的臉上亂抓，在頭上亂打。心裡湧起一種深深的悲哀，不是為自己，是為媽媽。為她生活成這個樣子；為她的恨，對女兒的恨，對外孫女的恨，對周圍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種徹底的，絕望的悲傷：人活成這樣，是太慘了！人畢竟老了，突發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漸衰退。我終於抓住了她的兩隻手：“忙忙快拿好東西，快跑。”我在媽媽的拖扯下，艱難地向大門移去。看清女兒已跑出大門，我突然地鬆開了雙手，向門外跳去。我拉着女兒從樓梯向下跑，媽媽追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壞了。只聽樓道里乒乒乓乓地門響，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張望，驚訝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女兒那叫狼狽，倆個人都哭成淚人似的。到了一樓，聽見老太太上了涼台，從那兒傳來了狂叫：“李南央！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畜生！”

女兒在門洞裡一把拉住我：“媽媽，咱們靠邊出去，她會扔東西下來把我們砸死的。”我真沒想到不到十四歲的女兒在這種危急之下，還保持着這麼一份清醒的頭腦，沒想到女兒能把外婆想成會殺人的壞蛋。我們離開了那個宿舍大院，很遠了，還能聽到媽媽歇斯底里的叫聲。遠了，遠了，聽不見了來到大街口，女兒看着我的臉，哭着說：“媽媽，你的臉上都是血，我給你擦擦吧。”我這才覺得疼。臉疼，嘴疼得張不開。頭上腫得不能碰。女兒摟着我：“媽媽，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麼過來的呀？媽媽，外公怎麼娶了這麼個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兒問我：“媽媽，外婆憑什麼讓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應該自己管自己，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大舅生活有困難，咱們幫他吧。”我心裡的苦味兒散了，有這麼個好女兒，有她的懂事，我不後悔來了這一趟。第二天早上洗臉，毛巾不敢碰臉。去辦公事，打開圖紙，圖紙上作的記號是什麼意思，自己要說什麼，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腦子是被打壞了。心裡明白，這輩子是不會再去看媽媽了。這母女情算是再也無法維繫了。我後來問過哥哥，我媽打了我一頓後第二天有沒有後悔的意思。我哥說，第二天只聽我媽抱怨手疼，說作了好幾天的臘療剛好一些，這下又搞糟了。我媽有嚴重的關節炎，那年寫信說要一種可以撐住胳臂的手杖，我趕緊照辦。美國醫藥用品商店的態度是絕對的好，告訴我，那種手杖對老人不好，建議我買一種輕鋁合金帶四個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郵寄手杖的同時，還特意買了一種廣告上介紹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說不粘鍋也在用。這就是典型的我媽，“美國狗”要罵，“美國狗”的東西還是得要。我媽對自己的鐘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是最革命的。

這到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其實說我媽沒愛過人，是冤枉她的。在媽媽那次罵我跟別人亂搞時，我就隱隱地有個想法，莫非媽媽自己有過什麼事？否則怎麼能對自己的女兒想出那種事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認為媽媽會有什麼作風問題。因為離婚後，媽媽從來再沒有想過結婚，家裡也沒有來過什麼獨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說，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但分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 “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 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 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

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

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確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麼人。但是對鄧力群確實是信服的。文革後，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誌。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八三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與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八九年馬列學院五十周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聲。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覺得共產黨多管閒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霉的復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於幹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壞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適幸福，別人管得着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麼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黨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復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復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

當年，為了他們的問題，一個月內組織開了五次批判會。田家英在會上說：“你們算什麼愛情，是打游擊嘛！”我媽曾說主席的秘書中只有喬木是正人君子。這恐怕和當年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三人對她的態度和評價有直接的關係。她對田家英最恨。廬山出事後，田家英給爸爸打電話，我媽媽立即告訴了組織，家裡的電話因此被撤去。我媽受批判後，名聲很壞，沒有人理她。是她主動表示願意和我爸復婚的。復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

這份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我媽媽那時因我爸的問題受牽連，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論”，受到組織審查。鄧力群是代表黨組織審查我媽媽，幫助我媽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兒女。卻將被審查人招至自己的窯洞，談話至深夜，及至同居，實在是太虛偽，太惡劣了。

楊尚昆的結論里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第一，思想上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結果已是公然與黨對抗。這個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一個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有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動。沒有經過群眾的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是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風過程中領導人家整風，自己的反省很不夠。反而以為能夠幫助人家整風，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為自己不錯。因為思想里有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來，可以不管一切輿論，背着錯誤走。象這樣下去，一定會向黨鬧獨立性。還講一講能力的問題他究竟有沒有能力？什麼性質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於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談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這些話，時隔半個世紀，聽起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

說的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不過這個人發展的已經不止是教條的問題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麼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我媽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人是一貫以革命的名義，行一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就連我媽最好的朋友都說，你媽要是跟鄧力群結了婚，兩個人對黨的損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七九年解放後，我媽其實是高興的。她曾悄悄地對我小舅說：“聽說李銳要放出來了。”小舅說他感到我媽的興奮和萌生出的復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確曾認真地考慮過跟媽媽復婚的事，問我的意見，我說：“ 你要是想多活幾年，想有個幸福的晚年，就堅決不能復婚。媽媽是永不會改變的，那種惡夢似的生活不能再過了。”

這話後來證明確確實實是不錯的。看到我爸不但沒有復婚，連看都沒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後實際一直被掛起來，沒有正式工作。可老頭子已到退休年齡，又在陳雲的提名下進了中組部，並升格至中央委員，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媽更是切齒痛恨，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她到處揚言不把李銳弄下來誓不罷休。她的突破口選了大鬧生活費。

當年離婚判決時，我爸爸為了安心，每月給我們每個孩子每人二十元的生活費（當時的社會標準，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費是十五元。我媽的工資是一百九十七元，我爸只發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費，給孩子的錢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我媽受到機關很大的壓力，就讓我們孩子寫信，告訴水電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費了。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發給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後，一貧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錯案，按政策不補工資。水電部為了幫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當時停發給孩子的生活費的數額補給我爸一筆七千元左右的安家費。我媽就以此為藉口，大鬧不休，到處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費。

後來水電部又按同樣數額補給她一筆錢，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錢，而是要讓人知道李銳其人的“品性惡劣”。足見把我爸發配北大荒，大別山，及至秦城八年都沒能解她心頭之恨。一定要讓他分文不獲，不能過一天好日子方才為快。這種狠，這種毒，讓人膽戰心驚。可見人們說我媽要是江青，會比江青還江青是沒有冤枉她。

我媽的鬧是有效果的。那時的水電部長，經年的不倒翁，就因為我爸在三峽和水利方針上一貫與她意見相左，我媽的告狀信，自然是個打擊我爸的有力武器。她還寫信給鄧潁超，宋任窮，于若木。鄧力群也正對我爸仇恨之極，向陳雲告我爸爸的狀。這次我媽和鄧力群不知是不謀而合還是事前達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據說陳雲在我媽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反對，看來李銳不適於再呆在組織部。”不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我爸這人並不是一個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夠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無興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經提出年齡過線，要求退下來。老頭子下來後，勤奮著書，成為在國內和世界上極具權威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對三峽的論著也成為權威性的參考資料。他的《廬山會議實錄》等著作，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社會影響極廣。在年輕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六七年文革中那次來京後，和我媽就再未謀面。只是八幾年有一次，養蜂夾道辦服裝展銷，我爸和玉珍媽媽去了，我媽媽也去了。我爸爸遙遙地看到了我媽，認出了她，回來感嘆她是足夠地老了。我問：“ 我媽看見你了嗎？”“"她肯定是認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經過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對之時，兩位老人會是一種什麼感覺。可以肯定的是，我媽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複雜多了。歷盡文革十年浩劫，幾乎所有受過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媽比過去活的更壞。怨誰呢？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絕不會怨自己自作孽。九四年聖誕節我挨的那頓揍，我爸說是替他受過。如果那一頓打能化解一些我媽心裡的痛苦，能時時回味覺得利用了那次機會，把恨的信息傳遞了給李銳，而有一種“成就”感，我覺得那頓打我受得過。她畢竟是我的母親，我希望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有些快樂。即或這個快樂是建立在我肉體的痛苦上，也無甚妨礙。都說我媽很有才幹。我讀過我媽公開發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五八年全國優秀文學作品選集中的“ 一個搪瓷茶缸”。我九十年去蘇聯，見到五十年代水電部的老蘇聯專家。他的夫人不斷說，“你媽媽真漂亮，非常漂亮。”蘆溝橋辦了一個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展覽，有人看到有我媽媽的照片，我媽媽特意要了車，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輕時出盡風頭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頭會掠過如何的感觸。她曾經年輕過，漂亮過，出過大風頭，有過名，可惜曇花一現般短暫。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將一切積怨於父親，化作永遠刻骨銘心的恨。

我想我媽現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兒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銳先死。”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認識到其實是自己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許能夠從黑暗中走出來。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嬌慣，養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氣。當年我姥爺家有車夫，有廚子，有不止一個老媽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個活下來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時，我媽曾當着我爸的面，在她媽媽面前打滾。聽阿姨說，我姥姥當年聽到大小姐回來了，會嚇得渾身發抖。在革命最風頭的時候，一半是因了年輕的熱血，一半是逃避已開始沒落家庭的窘迫和尷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賞識，周恩來的喜愛。沒有打過仗，沒有下過鄉，沒有參加過土改，沒有受過艱苦生活的鍛煉。“老革命” 的資本反而更助長了她的驕橫。

五九年代從航空學院畢業後，三十幾歲的青年當上新生共和國可數的大型保密廠的總工程師，個人事業如日中天。但是隨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從此一蹶不振，一輩子再也沒有爬起來。范元甄畢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銳，在逆境中寫不出《龍膽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簽蘸紫藥水在《資本論》空邊處寫下了百餘首言情、寄志的詩詞，後以《龍膽紫》成書一版再版）。她貌似蠻橫，實際懦弱。她沒有勇氣和命運抗爭。我想跟她談，告訴她振作起來，什麼時候都不晚。她可以寫回憶錄，寫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見她才開口，她就把我頂了回去： “我不跟你談。我有話跟黨談、跟組織上談。”要知那已是八九年，老天爺，哪還有黨、有組織會理你一個沒人待見的老太婆。腦子被洗成這個樣子！媽媽的悲劇，公允地說也是吃了共產黨的不少虧。黨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黨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劇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為女兒，我恨我媽傷害了很多人，甚至毀了她自己親人的一生，但有時也深切地同情她，記得她對我的一切好處。我少兒時期，媽媽曾付昂貴的學費讓我學習鋼琴；在我進廠的第一天她告訴我：“即使作一個工人，也要有大學的知識才能當個好工人。”那正是“知識無用論”最盛行的年代。這話我一直記着，終於學了出來。儘管我們沒有拿那塊懷錶，但是我記得媽媽曾要送外孫女一塊毛主席頭像的懷錶作紀念，這些記憶是不能磨滅的。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麼希望她能夠回首平生，公允地認識自己給他人帶來的傷害，認識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後悔自己曾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論好壞。

就《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答讀者問回題頭

李南央

寫母親是積壓在我心頭許多年的一種衝動，但是這種衝動從未強烈到一定要提筆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時候了，再不寫會因此而遺憾終生。就這麼着動筆了，一氣呵成，看來要寫的一切在心頭的沉澱已經背得出了。寫的過程中，常常因為追憶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淚滴落在紙上，最後謄寫時，居然不能認出自己的字跡。寫成後，先讓女兒和先生看，他們說好，而且說“真是好”。我才懷着惶惶的心情寄給了香港的《開放》雜誌，很怕編輯看不上，不予採用。沒想到《開放》雜誌破例一次刊出，不過把我文章的題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改為香港味兒的《六十年恩怨情仇》。我又沒想到會有以後那麼大的反響，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網上，加拿大的中文報紙也轉載了。自己卻一直蒙在鼓裡，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從韓國發來的一封“伊妹”，讓我查看某一網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兒討論得熱火朝天了。更加實實在在沒想到的是，趙無眠兄竟然通過互聯網找到我，告之內地《書屋》雜誌的周實先生欲將稿件在他們刊物上發表。《書屋》發表後，居然又被國內多家報刊競相轉載。過千禧年回國患了感冒去醫務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曆本上的名字，即說：“我看過你寫的那篇文章。”着實嚇了我一大跳。方知真是“出了名”了。後來問起國內的熟人，才進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爭論還不小。有意思的是，父親的老、少輩兒的朋友們和父親朋友的孩子們，甚至老朋友的孫子輩兒都對文章叫好，而我自己過去工作單位的同事和中學的同學們卻多不認同。甚至他們的父母也加入爭論，一致譴責，以致質疑我的動機：“投機乎？”“不擇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憤憤然開罵。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讓我不要聽那些過激的話。我說哪能呢！你想一個與“作家”、“文人”都沾不上邊的機械工程師的處女作能有這麼多的讀者，只會受寵若驚。高興還來不及呢。至於別人怎麼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讀了，還讀得很動感情，很有想法，這就夠了。你不可能讓人人都與你有共同的感知，你也無法評說誰對誰不對。因為每個人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經歷、閱歷和所在社會文化層次分不開的。每個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謂“眾口難調”嘛。就跟春節晚會年年辦，年年挨罵一個道理。再說不好，哪家哪戶離得了這台晚會。我們這些在國外的給家裡打電話，講完問候節日的話，不都得趕緊加一句“別忘了錄春節晚會”。總之，有人願看，這就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前不久，我原來所在單位的一對老工程師夫婦來美國探望兒子，路過我家。吃飯間，談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們不能理解的問題。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說：“今天你談的這些，有些我都沒聽你說過，很有新意和啟發，你為什麼不寫出來呢？”那對夫婦也說應該寫。後來又有別的朋友聽了我對一些提問的答覆後，也說我應該寫出來。其實一年多前，我已應“楓華園”網站的邀請，參加過他們以“母愛”為題的討論。後來就一直再沒有過想說說的“激動”。不寫，腦子其實是一直在轉的，轉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邊，不吐不快了。我在這裡把讀者提得最多的問題歸納起來，一一作答，權叫“答讀者問”吧。

　　讀者：你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動機是什麼？

　　答：我真地想不起當初有什麼非常明確的目的。只是由於母親年事已高，於是有很多話不想再憋在心裡，想寫出來，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就寫了。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目的的話，我是想讓人們知道我的故事，讓那些沒有經歷過我這樣家庭的人，特別是想讓我的女兒這一代，也能知道一個出生在政治旋渦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讓人們知道過去中國的政治是多麼地違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麼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組成單位，一個社會的幸福、安定，也同每一個家庭的美滿分不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根本無視家庭的價值的。夫妻可以為政治離異、子女與父母可以為政治反目，維繫家庭的親情可如糞土般隨便拋棄，階級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唯一“健康”的紐帶。那種日子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們不要再過了。那樣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們應該有權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愛。

　　讀者：范元甄已經風燭殘年，不管是什麼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她婚姻不幸，事業不幸，除了年輕時的才華風貌，她已是一無所有。你這麼寫文章是不是太過分了？對這樣一位來日無多的母親，一位或多或少盡過母愛的母親，你有必要在她的有生之年來這樣一篇文章嗎？我要是你，會在母親百年之後再抒發心頭的想法和人生的遺憾。

　　答：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該不該寫；一個是如果該寫，什麼時候寫。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那篇文章該不該寫呢？其實在回答上邊寫文章的動機問題時，已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的意見的，因為他們最貼近我父母的經歷和坎坷，他們的看法會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別是我母親碩果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顧及的。我認識的這些老一輩革命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對我的文章持肯定態度。他們對我說，“寫得太好了，你媽媽是我們黨內的一個走到極端的典型，太應該寫出來讓世人知道了。”有位少年起就認識我媽媽的伯伯對我說：“看了你的文章，解除了我心中的很多疑問。我很長時間不理解小范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怎麼會走到這樣一個眾叛親離、無法與任何人共處的地步。你的文章理清了她的發展脈絡。這遠遠不是她個人的悲劇，但是她個人的因素是致命的。”而跟我同代，與我有類似經歷的朋友則對我說，佩服我的勇氣。她們對自己母親的看法是至死也不敢講的。可是作為子女的我們確確實實應該“Speakout”（講出心裡話）。或者應該說，這些老革命和他們的後代，更多地是從“道義”而不是“道德”的角度評判我的文章。同時，我也很感謝那些對我的文章有尖銳不同意見的人，他們讀出了我的母親確實給過她對我的愛。我想既然能夠讀出這種愛，就不應該否認我的文章確實自始至終都感謝她所給予我的一切愛，而這些愛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撇開我們這代人割捨不掉的使命情結，從我媽媽那一方面講，我想我最後提筆的衝動，也包括忘不了她對我的愛，忘不了她畢竟是我的母親。總覺得她這輩子活得太慘、太冤，真心實意希望她在生命最後的時刻能有再一次的閃光。我媽媽的才華，青少年起就參加革命的經歷，都不應該就這麼只被人們或憎惡或嘆息，只是一朵那麼早就凋謝了的不結果的花。我知道使她醒悟的希望是太微乎其微了，但是我必須試一試。這就自然轉到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在媽媽活着時寫。我可以確切地說，她已經看到這篇文章了。能讓她在有生之年，聽到我這個她已是恨之入骨的女兒的心裡話，對她這樣一位極為倔強、在臨終前絕不會要求任何人原諒的女性，是我這個女兒所能盡的最後孝道了。這個“理”似乎“歪”了些，就一般而言難以理解，但是我知道會有人理解，這就足夠了。萬一她哪怕僅僅為辯而拿起筆呢？我的目的就達到了。為什麼一定要在母親健在時寫，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尊重老人們的人格。我要麼不寫，要寫真的只能在母親和某某某都還活在世間時寫，他們的思想觀點可能還是很一致的。若等老人們故去再寫，會是對他們的極大不公。那樣做等於剝奪了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我知道某某某也看到我的文章了。現在我可以坦然地面對他們。還有，文章的許多情節太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範圍，我若在他們百年之後再寫，不知情的讀者大概根本不會有人相信它們的真實性。人們會說，這些都是李南央編造出來的，否則她幹嘛不敢在她母親在世時寫呢？好也罷，壞也罷，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至少現在還沒有讀者對文章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文章的品質因此也就大不一樣了。附帶說一句，有些讀者還擔心我父親會怎麼看，認為我寫這樣一篇文章既是對我母親的污辱，也是對父親的不恭。父親也是我的讀者，他說寫得好，真實即好。

　　讀者：你在很大程度上把你母親的作為歸罪於社會，這是不對的。在許許多多共產黨的幹部甚至高級幹部家中也是充滿了母愛親情的。而共產黨宣傳的犧牲親情，像孔繁森這樣先人後己，放棄暫時的家庭溫馨兒女親情，冒着危險到艱苦的崗位上去工作的事跡，是很崇高的，西方輿論也是給予正面肯定的。一個明證就是根據史實改編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為了不使已失去四個兒子的母親失去最後一個兒子，下令不惜代價，要把已空降到敵後的瑞恩找到並活着帶回美國。難道在這次行動中犧牲的八個美國軍人沒有母親？難道他們之中沒有獨子？難道我們說好萊塢扭曲人愛本性，禍害無窮？總之你的母親只是一種孤立的個性表現，與社會無關。

　　答：母愛確實有她不受任何時代、社會影響的共性，只取決於人的本性和母親本人的個性。但是也有確實無法迴避的因人文環境不同而相異的一面。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媽媽會讓孩子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活動，而中國媽媽則更多地強迫孩子學習媽媽認為他們該學的東西。勞作人家的母親常常會隨孩子的自然成長而安，而知識型的母親則往往要孩子們有遠大的理想。我們這一代人的母親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中國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為人之母的，她們的母愛打着特殊的時代烙印。而我的家庭又不幸捲入了殘酷政治鬥爭的旋渦，又那麼地接近旋渦的中心。我母親的悲劇不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中去寫，是不真實的，也是不公平的。至於有高乾子女說她們的媽媽很母愛，這我相信。可我接觸到的更多的革命的母親是沒有柔情的，因為那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令人作嘔的病態情調。我的母親是極致的一例。不過江青、葉群似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革命隊伍” 中，我的母親絕不是個案……我們聽到太多的關於老革命家如何嚴律子女的故事。寫這些故事的人總是帶着崇敬的口吻告訴我們，那些高幹父母對自己子女的管教是多麼的嚴格，他們甚至不允許孩子們跟他們同桌吃飯，而一定要讓他們拿着飯盒去公共大食堂吃飯。因為他們的炊事員是公家因他們對革命有功而配備的，子女不應沾光。我常想這是一種多麼虛偽的作法。為什麼夫人們不能親自下廚做飯，或者自己出錢請保姆做飯，讓孩子們享受到普通人家的親情呢？這些大官家的孩子有多可憐……至於說到那些因為救獲瑞恩而犧牲的人中，我敢肯定是不會有獨子的，否則救獲瑞恩的行動就僅只是政客的虛偽了。美國人的憨實、質樸是很可愛的。肯尼迪的小兒子從白宮橢圓辦公室的大書桌下伸出小腦袋的照片成為傳世之作。克林頓與妻子一同送女兒上大學，和普通家長一樣為女兒整理宿舍。他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總統地位而犧牲了孩子的童年快樂和讓女兒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樣在大學門口對父母說一聲：“I love you.Bye,bye!”自豪地向父母顯示我從此長大了，真正獨立了，不要再把我當成小孩兒！儘管橢圓辦公室是總統的工作間而不是總統兒子寫作業的地方；儘管克林頓夫婦的送女之行浩浩蕩蕩，耗費了納稅人的大量金錢，但是沒有人說他們讓孩子沾了不該沾的光。美國人因而更愛他們。因為他們看到他們的總統是那樣珍愛自己的孩子，他們相信這樣的總統一定會善待自己的子民。如果美國選民知道某位“高幹”不讓孩子同桌吃飯，更不要說像我母親那樣對侍孩子了，那位“高幹”大概只能面臨下台的命運了。如果當初我母親對待我的態度會危及到她的地位，我想她是不會那樣隨意宣泄的。

　　讀者：我覺得你母親根本就是一種病態。作為女兒，你要做的不是寫這樣一篇文章來罵她，而是應該送她去醫院看病。

　　答：在所有讀者提出的問題中，這是最令我傷感的一個問題。並不是對問題本身，而是對所有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沒有一人再問一句：“當年黨怎麼能聽信這樣一個精神有病的人的告發，而讓她的丈夫受了二十年的牢獄之災？”是啊，如果說我的母親有病，病得更厲害的難道不是那個時代，難道不是習慣於“瘋子”整人的芸芸眾生？到了今天，人們似乎更容易同情“病人”，而忘了被“病人”害過的那些，甚至死於獄中的更多、更大的受害者。這到底是怎麼了？病態的社會，有病是正常的，沒病反而是“有毛病”，不是嗎？至於說到我母親是不是病，我不是學醫的，不知病態和變態，生理和心理有病的區別。即便是醫生，我想有些症狀也是很難判斷、區分、下結論的。要讓我說，我認為我的母親是極度的人格變態。有醫生也作過這樣的診斷。剛解放時，我媽在協和醫院做甲狀腺切除手術。那時共產黨剛剛掌握政權，黨的幹部是很注意群眾影響的。特別是又住在原來由美國人管理的醫院，按道理就更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使那些舊社會過來的醫護人員對共產黨產生認同感。更何況周恩來總理還到病房看過她，醫院把她看成共產黨的大官。我媽媽則全然不顧及這些，想怎樣就怎樣。當年她對醫生、護士極為蠻橫，有時會把護士送來的飯菜一下子掀掉。我二姑姑在醫院陪她，經常不好意思，常在背後請求護士們原諒。說她是有病，請不要與她計較。主治大夫卻決斷地對我姑姑說：“我們是醫生，我們知道什麼是病狀，什麼不是病症。她根本就是大小姐脾氣，這樣的人我們見過，你不要替她掩飾。真沒想到共產黨里也會有這樣的人。”退一萬步講，她是有病。“送醫院看病”，說起來容易，可怎麼送？看醫生，首先要承認自己有病。對一個不承認有精神病，性格又極為暴戾的人，讓她走出家門上車就做不到。即使上了車，我往哪裡送她？在國內我到哪裡去找看她這種病的醫生？要在美國一切就很好辦。當她動手打人時，我可以打“911”報警。警察會先強行制服她，把她關起來。如果她是正常人，被害人或檢察方又都不提出起訴，法官會先關她幾天，然後罰作若干小時的社會公益服務，再規定出獄後的遵守規則。再犯，加重處罰。如果她自己，或者她的律師說她有病，打人是病態而不是本意，法庭就會給她指定醫生做檢查。她的律師或她自己也可再找醫生，兩方面對證。這樣有病強行治病，沒病該怎判就怎麼判。而在當時我母親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心理疾病不能有效醫治，無病可像瘋子一樣害人。我既無從送我的媽媽去治療她的心理、人格疾病，就只能選擇力所能及的方式：“寫出來”。不光為我的媽媽，也為我捨棄不掉的“使命情結”。發生在我家的事是有悖人性的，是永遠不該再在中國發生了。

　　讀者：打是疼，罵是愛。你媽媽那樣對待你，是為你好。在那個特定的環境，她只能用極端的方式約束你，教育你。即使再不對，她是你的媽媽，希望你有一天能原諒她。

　　答：二十年前有人這樣說，我還能聽。今天這樣說，太陳舊了，太沉痛了。前些時舊金山的當地報紙有條新聞，有對中國夫婦因孩子丟失了耳環，打了孩子的耳光，並帶着孩子回到可能的現場尋找。不料被巡邏路過的警察看到孩子的淚眼和紅腫的臉頰。問明原因，即將父母雙雙以虐子罪監押，還差點遞解回大陸。美國的法律可不以中國父母“打是疼，罵是愛”為尺度來判斷父母的行為有無觸犯法律。簡單得很，打就不是愛，就是虐待。真夠中國父母好好檢討自己的愛子方式了。很多中國人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用狠、恨的方式表達的究竟是不是愛？如果是愛，為什麼非要不用孩子們最易理解和接受的撫愛和呵護的方式表達呢？至於原諒不原諒的問題，這裡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方需要不需要你的原諒。如果對方根本不認為需要得到你的什麼原諒，你的原諒對對方只是一種虛偽的矯情。我敢說我媽媽是會在這一點上百分之百同意我的。二是對方能否讓人原諒。有一部美國電影《Died Poets Society》，說的是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的父親把兒子送到一個男子寄宿中學讀書，一心想讓兒子光宗耀祖。可沒想到兒子卻迷上了戲劇。父親盛怒之下，勒令兒子退學，轉入軍校而後入哈佛學醫。面對意志鐵一般堅強的父親，兒子對自己無法與之抗爭的命運絕望了，飲彈自盡。沒有人懷疑悲痛欲絕地抱着兒子“我的兒啊！我的兒啊！”嚎啕大哭的父親對兒子刻骨銘心的愛，但是父親並沒有認識到正是自己無視兒子所至“愛”的 “愛”，殺死了兒子。相反，他竟把一腔怨恨拋向兒子生前的良師摯友，使他們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處罰。這樣的父親不但無法原諒，而且只能讓人憎惡了。

　　讀者：你在文章中公開寫你母親和某某某的關係，是觸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答：首先他們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在延安當年是公開處理的，已無隱私可言。其次，對公眾利益有直接關係的人物的個人品德問題，不是隱私。向公眾披露那些與他們命運息息相關的人的不道德行為，讓公眾判斷是否仍支持這樣的人物居於高位，乃至領導國家，應當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當某一個人選擇了以從政為生涯的時候，他就已付出了犧牲自己隱私的代價。美國總統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婚外亂情，甚至如何亂交的具體細節都被檢察官調查出來，不但公開印刷發行，還登在網上，讓選民查閱。而克林頓方寸不亂，出入於國際、國內、大會、小會，各樣慶典，仍是一副美國領袖、國際首腦的風範。你得服美國總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美國國民的素質。沒有任何人質疑斯塔爾檢察官的調查報告觸犯了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隱私。相比之下，在中國國民不知道自己有權利知道自己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品德。試想，如果國家領導人的道德品質問題可隨時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和檢察機構調查的對象，我們的領導人能不嚴於律己嗎？我之所以寫出那件真實地發生過的事，不過是我又一次沒能解開自己的“使命情結”。我的文章本來是對某某某直呼其名的，而在國內只能同意用某某某代替。說實話，這麼做，我覺得很不舒服。也許我們現在仍然習慣於：只要領導地位高的人，不能對他實施公開監督也是自然的。

　　讀者：你的母親是一個極端，但是你這樣寫你母親不能不說你也是作女兒中的一個極端。又因為你是女兒，所以你比范元甄還范元甄。

　　答：我理解讀者的意思是說，我的文章把自己的媽媽用一種“大批判”的方法去剖析實在是太過分了。我的母親是有很不對的一面，但我這麼寫，跟我媽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太不講親情。又因為我是女兒，媽再不好也是媽。這麼公諸於天下，真是太“混蛋”了。

　　這篇文章第一次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時，編輯打電話來說，佩服我的勇氣，佩服我敢於衝破中國的傳統觀念，冒天下之大不韙寫自己的母親。我還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需要什麼勇氣，想寫就寫了，有什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後來聽到那麼多人“罵”，才知自己反了“傳統”。所以我實在是不應該得到那樣的誇獎的，因為我根本就沒意識到我那麼做會得罪國人。我跟我的美國朋友談到我的文章，他們都認為該不該寫自己的媽媽是一個很可笑的問題。想寫就寫，有什麼該不該的。在他們心中，只有違法的事是不該做的。其實中國的現狀已變了很多。回國我看到幾乎所有親戚、朋友的孩子在家都是太上皇。對爹媽說話常常是“橫”着出來，爹媽一點脾氣也沒有。可就這樣，我想，如果孩子膽敢把對爹媽的真實看法公開說出來，寫出來，大概就要被轟出家門了。中國如今的爹媽的脾氣還是有個Bottom line（底線）的。有位朋友告訴我，他所在大學的一位文學教授向他們推薦我的那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是“劃時代的”，它開創了中國文學寫母親的新紀元。我當時很震驚。我知道我那篇文章的文學價值不值一提，文筆太幼稚，寫得也太拉雜。但是有人，而且是文學教授從這樣的角度看我的文章，才確確實實感到負面地寫母親是一件多麼大的事情！其實豈止是母親？中國今天還有多少文學的“禁區”呀！我沒有很好地學過中國歷史，不敢妄言中國封建歷史如何。從我自己活到現在的經歷，我確實覺得中國人活得太累了……這還不夠，國民自己也不“饒人”。文革中叫“群眾專政”，現在是“群眾輿論”。“得罪了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善察顏而論者、觀色而行者多受推崇，而我行我素者多不為所容。我常感慨美國人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