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難以承受的初戀苦果

劉會遠

2、我成長的社區

自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映後，“大院文化”這個詞時興起來。不過在我看來，那部片子反映的“大院文化”實際上是“大院無文化”。在廣場上內部放映外國片，出現了男女接吻的鏡頭，首長們大喊“閉眼”，這叫有文化嗎？特別是那些部隊大院，都是非常封閉的，而且部隊司令的兒子也常常是孩子們的小司令。

而我們家所居住的百萬莊完全與那些部隊大院不同，那是蘇聯專家設計的一個開放的社區，根本沒有圍牆，而且有不同部委的幹部在這里居住（比如我家所在的申區，就有二機部部長劉傑、八機部部長劉星、以及國家計委、經委的幾位副主任薛暮橋、顧卓新、劉岱峰、葉林、安志文等）。孩子們要想出頭，不能靠爹，而要看你有沒有思想，有沒有本事。

還有一個因素，百萬莊出了一個傑出的詩人郭路生，他與我同歲，可能是因為偏科吧，未能考上高中。而我的近鄰李平分（後來成為八一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主任，是三大戰役影片的主要編劇之一）也與我們同級，他因為肺病休學一年，但他在景山少年宮話劇團的活動卻沒有停。他經常拉着郭路生到處蹭戲、蹭電影看。著名作家曲波住在郭路生家樓上，他的兩個兒子淼淼和磊磊雖然比我們略小，也都是文藝愛好者，常與我們一起交流讀書心得。磊磊後來半路出家痴迷美術，還通過在醫科大學工作的母親插在學醫的工農兵學員中學習解剖，後來在美術方面很有成就。百萬莊的孩子出名的不僅僅是文藝愛好者，劉京、翁永熙、劉克崮、劉鶴等先後在政界顯露了頭角。不過與我來往密切的還是文藝發燒友們。郭路生讀函授時又認識了牟敦白（我們一般都叫他牟小白），這又引出了我們這個圈子與郭世英、張郎朗等的牽連。

是的，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發展得越來越左，中蘇論戰的“九評”達到了一個左的高峰。現在看來其實赫魯曉夫是有道理的，他提倡全民國家全民黨，被我們批判為放棄階級鬥爭搞修正主義（九評中除了二評是批南斯拉夫的鐵托，其它都是針對蘇共）。由於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殺了黨內許多人才，所以與中共論戰時捉襟見肘，難以表達他們的與時俱進。而曾經不斷與國民黨論戰的中國共產黨有大量寫作和辯論人才，氣勢上壓倒了對方。但其實當時我們堅持的是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我們因蘇共的人才缺乏而“大獲全勝”。當時，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都是積極參加這場國際反修鬥爭的。也難怪，1960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性勝利才十一年，階級鬥爭的理論依然被視為法寶。而蘇聯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已過了四十多年了，就連衛國戰爭也只是反侵略戰爭。中共領導人不能理解蘇聯的情況，也是一種必然。

但是，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一部分幹部子弟、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因為沒有歷史的包袱，而本能的覺得赫魯曉夫是正確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為首的“X社”，他們被視為共產主義事業的第一批叛逆，受到了嚴厲處罰。當時郭世英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其母校是一零一中，因而也常與一零一學弟聯系，北大和一零一有不少人受到了“X社”的牽連。關於“X社”，雖然沒有得到官方的平反，但網上已見不少同情文章，本文就不再贅言了。

牟小白在一零一讀初中時就得到過郭世英的賞識和關心，而他與郭路生六四年讀函授期間，又成了幹部子弟另一個“修正主義文藝團伙”的成員。這批人以張郎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汀之子）、周七月（文化部領導周巍峙與歌劇白毛女的第一個演員王昆的兒子）為首。關於這個圈子，也沒有必要在這個文章里多介紹，其中經常來百萬莊的有一個甘灰里，其父是民革中央的一位領導。

文革前，黨內的領導幹部可以買到很多（內部組織翻譯的）內參書，其中政治類的是灰皮書，文藝類的是黃皮書。這些書我父親是每本必買的，我雖然不是郭世英、及後來張郎朗圈子的成員，但我能夠理解他們看這些書而“變修”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