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難以承受的初戀苦果:雙重性格的我在文革初期的內心掙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11月19日05:46:25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
文革中我們難以承受的初戀苦果 劉會遠 雙重性格的我在文革初期的內心掙扎 我的雙重性格應該是在小學四年級第二學期轉入八一學校後形成的。那是困難時期,母親全身浮腫,被醫生勒令停止工作入院治療。醫生還把我父親批評了一頓。父親很內疚,但他也確實沒有時間管我們這些調皮搗蛋的孩子。便緊急向老領導、老戰友求援,請求幫助解決孩子們的住校問題。於是我進入了八一學校,不久四弟劉憲遠入學也跟着我到八一,而三弟劉歷遠則跟着鄰居葉林叔叔的兒子葉翔宇到有住宿條件的冶金部子弟小學。 我初到八一學校非常不適應,與原來就讀(坐落在百萬莊的)展覽路第一小學相比,家長們的文化水平要低不少,甚至有倒着拿孩子的作業本“檢查作業”的笑話。而同學則比較尚武。 不適應歸不適應,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也明白:這些同學的父輩都是打江山的功臣。雖內心還保留着自己的秉性,但基本做到了與同學打成一片。困難時期的八一學校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長在大會上講的一段話:不要以為我們是北京軍區的子弟學校,就能被劃撥軍糧。軍區給我們的支持僅僅是送了我們一些自己生產的蔬菜。 正是靠着天天喝菜粥,我們度過了困難時期。1962年能吃飽後恢復了體育課,63年恢復了田徑運動會,我居然表現出了運動才能。 64年考入北航附中後,我的第一個社會職務是學生會體育部副部長(部長是高三同學肖繼民,一個田徑場上投擲類運動的高手),1965年7月放暑假前改選團支部,我當選為642班的團支部書記。我身上的正統性使我能完成校黨支部和團總支交代的各項任務,但同時也和校內的一些幹部子弟保持着鬆散的“紮根串聯”關係。這兩方面也一直沒有發生重要的衝突。其實當時大家的思想普遍比較左,我們隔壁教室643班團支部的活動比我們更活躍,也常受到團總支的表揚。他們高一時的團支部書記是孫武民(著名作家孫犁之子),他着力培養了王雙雙(她父親也是老幹部,曾被打為黨內右派),改選時,王雙雙成了支部書記。 他們常搞憶苦思甜,這不算新鮮,比較出奇的是,他們班的班長不叫班長,而叫排長(表示這個班就是一個民兵排),由馬小岡擔任。有趣的是,校方對這種班長稱謂的改變也未制止,可能是怕給這種“革命化”潑冷水後招引麻煩。但不稱馬小岡班長後,他的角色實際被弱化了。後來文革中孫武民、王雙雙是北航附中紅旗戰斗隊(與北航紅旗有密切聯系)的負責人,在全市中學基本掌握“革命委員會”大權的“四四派”中,也有較大影響。而馬小岡則是紅衛兵的鐵杆,特別是在北航附中紅衛兵整體參加聯動反中央文革小組(因而一度幾乎被解散)之後仍保持旺盛的鬥志,經常與孫武民等辯論。 官方的歷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五•一六通知”開始。但對於我們中學生來說,真正“停課鬧革命”是從半個月後人民日報頭版刊出北大聶元梓等《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之後。北京各大、中學的學生都放下了手中的課本,開始關注和思考自己學校的校領導有沒有問題。 我前面交待過北航附中集合了一批立志獻身航空事業的青年人,全校的學習風氣比較濃。所以轉向比較遲鈍。我記得第一張大字報是低年級同學(似乎是初中的同學,作者本來就不被大家所認識的)貼出來的,水平較低。接着呼應的幾篇水平也不高,而且有的顯得動機可疑。我主觀上想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是由於校長安豐均、黨支部書記孫炳來都是兢兢業業的老幹部,一時也難以找出他們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我父親在談起土改等政治運動時曾常跟我們說:最初的積極分子很可能是流氓無產者,如果給予重用,反而會失去大多數群眾的信任。我就是以這樣一種心態看這些大字報。有一次正好遇到了孫武民,兩人看法比較一致。我和孫武民調動了642班、643班兩個團支部的力量,組織抄寫了一些可疑的大字報。這應該算作一件標志性的事情。也就是說作為早期紅衛兵領導的我和後來成為四四派的重要領導人的孫武民都不是運動初期造反大字報的作者。其實如果後來有人追究,我們兩個班的團支部組織抄寫可疑的大字報,可被劃入保皇行為。據我所知後來我們都沒有利用這些大字報抄件向工作組匯報(起碼我這一邊沒有),從而傷害同學。隨着運動的發展,大家很快分道揚鑣了。 6月8日,我校高三的岳小東,接到了鐵道部大院鄰居張小濱——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求援信,立刻組織了平時保持着“紮根串聯”關係的一批幹部子弟趕到清華附中去聲援。張小濱、卜大華等因為給校領導貼了大字報,隨之遭受了校領導組織的同學們的圍攻。很快保持着“紮根串連”關係的各校的幹部子弟紛紛趕來聲援被圍攻的張小濱、卜大華等。除了海淀區離得近的學校外,遠在西城的男四中等也來了不少人,其中有我認識的薄熙勇、薄熙來。而清華附中校領導組織的校衛隊則想盡辦法阻擋援軍•••••• 我想,清華附中“六•八事件”所展示的全市幹部子弟“紮根串連”因而可以“緊急動員”的力量,一定讓各級領導特別是很快派到各校的工作組的領導感到震驚和困惑。 形勢發展很快,工作組進北航附中了。這是由團中央派的工作組,成員都是從在農村的四清工作隊抽調回來的。他們進校一開始沒有輕易表態,同一些老師和同學有接觸,接着宣布6月14號這天舉行全校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工作組組長和教化學的任家生老師一唱一和,說咱們學校有一個裴多菲俱樂部,經常開秘密會議••••••他們的眼睛是紅的,他們要殺人,現在要把他們一個一個揪出來•••••• 真沒想到工作組就這麼個水平,有些平時對幹部子弟有意見的同學有所響應,但誰也沒敢揪人。雖然工作組的權威性造成了一定的恐懼,但他們在拙劣的煽動中所描繪的形象畢竟太離譜了,大會陷入了一種尷尬的沉寂。 任家生老師是何許人?為何工作組偏偏相信他?後一個問題我到現在也找不到答案。可能是因為跟那些教數學和物理的右派老師很難比才氣,所以化學老師任家生在政治上比較積極。而且客觀地說,他在文革前的表現還是比較優秀的,曾經在化學實驗室為保護同學英勇滅火,因而被評為優秀青年教師。他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工作,兼職做足球隊的教練,與足球隊長老A有比較大的矛盾。 這里老A是一個化名,他就是我要敘述的初戀三角關係中的另一位男主角,是高三的同學,也是幹部子弟“紮根串連”圈子裡的骨幹。 也許任老師這種跳梁小丑式的表演,是因為自己滿腔熱情做足球隊教練時受了隊長老A的不少氣。但此時出來應戰的並不是老A,卻是高三的另一個同學岳曉東。 他從容地走上台,並準確地抓住了工作隊及任老師的丟分之處:“同學們,我就是被他們監視的經常聚會的同學之一。我們這個鬆散的圈子今天被安上了裴多菲俱樂部的罪名,但其實我們碰頭只是探討該如何在學校里開展文化大革命而已。” 岳曉東是個學習成績不錯的好學生,又是運動會中的200米冠軍,有較高知名度,人緣也不錯,他人往那一站任何謊言立刻顯得蒼白無力。他接着說:“別怕,跟我有過交流的同學們都站出來,讓大家看一看,我們像是要殺人嗎?!” 第二個走上台的是劉平東、第三個是張志平。我也跟着向台上走去。劉平東的爸爸劉白濤是我父親的老戰友,抗戰時期我父親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濱海二地委任地委書記時,劉白濤是專員。而張志平的父親則是我父親當主任的國家建委屬下建築研究院的黨委書記。我必須跟他們站在一起•••••• 走上台的同學越來越多,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國際歌„„最後的結局可想而知,當天晚上這個工作組就倉皇撤走了(不久由國防科工委派駐北航的工作組又向附中派了分工作組)。 我曾經很長時間想不通,我們學校出身好的這些同學其實是按四清工作隊“紮根串連”的經驗聯絡起來的,為何由原四清工作隊成員組成的工作組進校,會把我們當敵人呢?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紮根串連”必須是黨領導下的“紮根串連”。 清華附中“六•八”事件時,去聲援的同學曾經聲稱我們是北航附中紅衛兵,但這個旗號一直沒有在校內打出過。究其原因“裴多菲俱樂部”成員擔任團幹部和學生會幹部的太多了,這些精英不挑頭,其他人也不便於出面。 然而人家整到了我們頭上,而且在這場拙劣的鬥爭中逼得我們紛紛站出來(實際上是按家庭出身劃線)之後,正式成立組織就提上了日程。但本來威信就比較高,也有較強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團幹部和學生會幹部們仍然激進不起來。後來這批人被稱為紅衛兵內部的鴿派。時勢造英雄,和平鴿色彩的人不挺身而出,自然有別的人站出來。在籌備會上不少發言者對鴿派的保守提出了批評,而最慷慨激昂的就是老A。他說:“過去我們出身好的同學常被指責有自來紅思想,我們有不少同學也因此而特別注意加強改造。而現在我們落後於其他學校(成立紅衛兵),恰恰證明了我們被這些批評束縛住了。現在要甩掉這些包袱,我們就是自來紅••••••老A的發言迎來了熱烈的掌聲。 結果高三的老A以高票當選北航附中紅衛兵總指揮,我和同屬高二的王青、張小亮,還有一位高一的同學當選為副總指揮。以我團支部書記的身份,以及我文革初期並沒有什麼動作,我本來應該被視為鴿派的。之所以當選跟我來自八一學校有關係,我校八一的同學比較多,軍人子弟一般要激進一些,大家把我和張小亮一樣,都當成了來自八一的同學的代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裴多菲俱樂部”的同學們長期以來把我在642班團支部的“奪權”當成了一個經典戰例。這就造成了同一個班有我和王青同時當選的特例(醞釀候選人時,本來大家強調過應考慮廣泛的代表性)。 但其實以第二高票當選的我很想哭,我感到以老A當時演講的風格來領導這個組織,很難做出理性的決定。 紅衛兵剛成立,北航的賴瑞瑞就來找我了。他父親賴際發當時是建築材料工業部部長,也屬於我父親任職的國家建委領導。他說希望加入我們附中紅衛兵。我說老大哥別開玩笑了。他強調這是真的,說他和孫茜琳(孫大光部長之女)等因為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現在正在遭受批判和圍攻,希望能得到我們的保護和支援。我建議他成立北航紅衛兵,並拿出附中紅衛兵成立時的文件及清華附中紅衛兵駱小海起草的《三論造反精神萬歲》等供他參考,還幫他做了一些案頭工作。北航紅衛兵的旗子一打起來,他們很快擺脫了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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