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當農民不用政審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12月16日05:18:51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
“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當農民不用政審 葉: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媽媽都沒去送。那天火車站的氣氛有點兒淒悽慘慘戚戚。1968年夏天剛開始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班大隊人馬去北大荒,她們走時還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後來我再去火車站送人,就感到人們的情緒越來越低落。我們走的時候,“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剛剛發表,車站上敲鑼打鼓很紅火,實際上很多人內心是無奈的,大勢所趨,去不去農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像你走時還有很多人是自願報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經想走了。因為沒學可上,在北京待得無聊,朋友們陸陸續續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團,寧可插隊。 馬:為什麼你不願意去兵團? 葉:插隊自由一些,我這個人不愛受紀律約束。1968年11月我因為失眠睡不好覺,去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散心。我表姐是1950年代的支邊青年,她們一家人都在那兒。我看到剛剛從天津來的知青,穿着黃不黃、綠不綠的假軍裝,俗話叫“狗屎黃”,幹什麼事都得排隊,給我的印象實在不好。離開興凱湖我去看望在黑龍江寧安縣插隊的兩個中學同學,那幾天我每天跟着她們去山裡扛木頭,累是累,但認識了不少老鄉。幹活休息的時候跟老鄉們聊天,一個中年男人問人是從哪兒來的,又自問自答說是用泥土做的,要不為什麼出汗時帶出那麼多的泥?我覺得這個說法挺有意思,雖說他的答案不“科學”,但是從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來的。 這讓我意識到,對“形而上”問題的關心,不是書齋里知識分子的專利。我的同學去的時間不長,卻已經和屯子裡的人相處得十分融洽,也參與一些當地的事務,我很羨慕她們這種腳踏實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來招人去插隊。我知道去兵團掙工資經濟上有保障,但當時這些考慮對我不那麼重要,我立刻就報了名。當農民不用政審,報了名就走人。 我們學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陰縣,在雁北地區,離內蒙不遠,是個窮地方。火車開到張家口,風一下子就變硬了。從大同到山陰改乘北同蒲線,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後來知道是鹽鹼灘。視野里幾乎看不見一棵樹,給人荒涼貧瘠的感覺。房屋是用土坯蓋的,老鄉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歷史上就窮,“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兒的人去內蒙古謀生。你說到雲南的青山綠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條件相對好的村子。我們村叫“上河西”,在當地是個大村,有300多戶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們村曾經很富,當年有個說法,叫“騎騾養馬上河西”,我們去的時候村裡的情況也比周圍其他村子要強點兒。從縣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間要經過一條河,就是丁玲寫的那個桑乾河,冬天結着厚厚的冰。我們有幾個人從北京託運了自行車來,我是騎着自行車去的村里,一路上顛得厲害。我們的車子不適合農村的土路,沒過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見當時我們對農村情況的無知。 剛去時我們分散住在老鄉家,後來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國家給每個知青200多塊錢安家費,安家落戶蓋房子,一年多後我們在村南蓋起了一排10間屋子,是請老鄉蓋的,男生幫工。房子蓋好後,我們決定不盤炕,從北京運來床板。老鄉看我們睡床板,總問冷不冷。我們那兒產煤,冬天屋裡生爐子,倒也不冷。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張當年的床板,幾次搬家都沒捨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館,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鄉爭有限的資源,不受歡迎。我們那兒地廣人稀,廣種薄收,我沒感覺老鄉不歡迎我們,當然也說不上多歡迎。我想他們是有點兒新鮮,也感到奇怪:這些城裡娃幹嘛來了?沒有什麼人把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當真,說老實話,沒有幾個老鄉聽說過什麼“再教育”。 我們村子算一個大隊,下面有9個生產隊,知青分散到9個隊里,每隊三四個人,我在7隊。雖然是大隊編制,可是小隊核算,7隊算中等收入的隊,我是隊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唯一的女勞力。我們那兒已婚婦女不下地勞動,偶爾有幾個小姑娘去地里也是連幹活帶耍。我和男人干一樣的活,他們鋤多少地我也鋤多少地,我掙7分半工分,一個整男勞力掙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掙這麼多,不管你幹得有多好。我們當時沒覺得有什麼問題,可能也因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裡的“後援”,不指望這點兒工分活。我一年干下來,年底分紅的時候,除去糧食錢、菜錢,也就能分到30來塊錢現金。在經濟上我們不能算真正獨立,這點比不上你們。 但是我們比你們自由。到村里後我很快就發現,這兒的政治氣氛比在北京寬松多了。後來我不斷在心裡想,選擇插隊是做對了。村里前幾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搞的我不清楚,但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運動的氣氛了。當時的報紙上老說農村要“抓生產促革命”,怕革命沖擊了農業生產。農民不幹活和工人停產不一樣,農民要是不種地,大家都別吃飯了。 我們村“呂”是大姓,老鄉們說他們的祖上是明代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那兒集合來的山陰,還說他們的祖先是八仙裡面的呂洞賓。村里曾經有個“呂祖廟”,我們去的時候這座小廟只剩下個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壞。一些老習俗仍然很有勢力,比如說輩分,輩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輩的人名字中間的一個字相同,一聽名字就知道誰是哪一輩的,在稱呼上嚴格遵照輩分來,年齡倒在其次。村長是個輩分很高的人,沒多少文化,開大會的時候打着官腔,連口音都變成他自認為的普通話,還愛搬弄報紙上的名詞,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們聽着暗暗發笑。開會常在晚上下工後,在小學校的操場上搭個臨時講台,掛盞汽燈,村長一個人在上面講,底下沒幾個人聽,男人打瞌睡,女人說閒話,孩子們到處竄。城裡的政治到了農村,就變了味兒。 村子裡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時,老鄉們的反應特別有意思。他們說,林彪和葉群兩個人都是雙職工,他們怎麼還反毛主席? 馬:他們是什麼意思? 葉: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個人上班掙工資,吃皇糧,別人家就羨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兩個“雙職工”,那過的是什麼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還鬧什麼事?老鄉們關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怎麼能吃飽過好,他們看不出上層鬥爭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如果不是那時候已經在農村生活了幾年,我會覺得他們的說法愚昧無知、荒唐可笑。可幾年下來,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如果一家有兩個雙職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城鄉生活的距離之大,使一些農民完全沒法想象“雙職工們”也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農村的,又有多少農民覺得和他們有關係呢? 有的老鄉說話非常隨便,對很多事情不滿,說起來罵罵咧咧,要在城裡肯定能打成反動言論,一抓能抓一把“現行反革命”。他們卻不怕,說:“我們已經蹲底了(在社會底層),把我送進監獄我還能不幹活白吃飯呢。”老鄉知道他們作為農民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此他們比城裡人有更多的“言論自由”。 當然不是人人說話都口無遮攔。我們隊有個大後生——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男青年叫後生——名叫貴山。他心靈手巧,樣樣活計都拿得起來,跟着他幹活他處處照顧你。貴山是富農的兒子,快30了還沒娶上媳婦。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長得很端正,他沒結婚顯然和“成分高”有關係。那幾年我沒聽說村里開過批判“四類分子”的會,但對貴山這樣的人壓力顯然是有的。貴山說話很謹慎,從來不“胡說八道”。我們那裡並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體的氣氛確實比在城裡要寬松許多。 作為城裡人,咱們在內心深處往往有優越感。在農村生活一段時間後你就會發現,村裡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而你自己並不高明,往往還很笨。有一次我和幾個後生一起澆灌菜園,水很快很猛地沖進園子,我還傻傻地站着不動。一個後生看我沒眼力價,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別把鞋給弄濕了。他接着又說,其實幹什麼都是一樣,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顧及別的。後來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況,會問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這就是從生活中學來的哲理吧?我們隊有個熬鹽的老漢,讀過一點四書五經,有時願意跟我討論什麼叫“仁”之類的問題。我知道多少孔孟?這種時候真讓我汗顏。 同時,我們在書本上、從各種宣傳中得來的政治概念,也不斷地在現實中受到檢驗。比如說關於“貧下中農”,總是說他們政治覺悟最高、品質最優秀。我們到村里不久,大隊派了個老漢給我們做飯。他的形象朴實忠良,照一個女生的說法,“一看就是個貧下中農”。過了一陣,有個男生發現,我們的黃米還沒怎麼吃,米口袋已經下去了一大截。黃米是細糧,很金貴。再一“偵察”,知道都是老漢一次拿一點,慢慢偷走的。這下知青們炸了窩,對老漢不依不饒,數那個說“一看就是貧下中農”的女生反應最強烈,最後老漢只好走人了事。其實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飯。糧食下來後堆在場上,不時聽說少了。每個隊都有專門“看青”的人,他們不下地幹活,到各處地里轉來轉去防止人偷莊稼。其實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塊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來燒把火烤了吃。剛去村里時,老鄉們對待“集體”的態度讓我很氣憤。不但偷集體是常事,在地里幹活時,好心的小後生還教我如何偷懶取巧。時間一長我明白了,老鄉們並不“熱愛集體”。 我們那兒管下地幹活叫“受苦”,管好勞力叫“好受苦人”,我們知青干起活來都還比較實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學會了用扁擔擔水。有一次擔水澆隊里在遠處的一塊地,我一口氣擔了15趟,真把我累壞了。還有一次我們7隊和6隊在一起幹活。6隊有個老漢是個大能人,不但幹活是把好手,逢年過節還會耍獅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幹活時他暗中在看。收工時他說了一句,“你會受苦了”,意思是我會幹地里的活了。為他這個話,我心裡得意了好多天,到現在仍然覺得它是對我5年插隊生活的最高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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