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吃了嗎？”

葉：在隊里，我交了幾個老鄉朋友，都是老實巴交的“老漢”。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漢特別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裡的一個家。老漢有胃病，臉色發烏，他有一家子人要養活，最小的孩子還在炕上爬。老漢的妻子——當地的稱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晉南，雖然嫁到上河西20來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話她說話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漢家在村里又窮又沒地位。遇上節日我到他們家去“吃請”，比如中秋節，別人家還能吃頓羊肉蘿卜餡餃子，他們家頂多就是素餡餃子，但因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歡天喜地了。

馬：你在村里幾年，農民的日子是越過越好呢，還是越來越不行？

葉：從收入來講，絕對沒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當做生活水平的一個指標，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們剛去的那年，我們7隊每人分20斤麥子；5年後我走的時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麥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幾頓白面。別的隊也大同小異。吃頓白面是件大事，能樂上好些天。老鄉在地里經常說的一個話題就是吃。離中秋節還有好幾個月，老鄉就開始聊過節那天吃什麼了，幾乎天天說，一直說到過節那天吃上一頓。老鄉見面打招呼說“吃了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沒有什麼比吃更重要了。我們隊有個婦女去過北京。當時她兒子在北京當兵，她去探親。她最愛跟人講的北京見聞是去頤和園和吃油條，油條比頤和園還讓她津津樂道，我就不止聽她講過10次8次。

你講到在雲南看到的貧窮對你的震撼，我對貧窮也有幾個永遠忘不了的鏡頭。有一年秋天我們隊分山藥（土豆），我們先把山藥從地里收回來，堆放在村里當街一棵大樹下，留一個人守着，別人先回家吃晚飯，飯後各人拿着麻袋籮筐什麼的去領自家那份兒。除了糧食，我們從地里收下的東西都這麼分。那天晚飯後我拿個籮筐去領我那份兒，這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秋風蕭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樹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爛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風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藥。我突然受到強烈的震撼：這不是一群乞丐嗎！天天在一起幹活，我視而不見，沒有特別留意，但那一刻站在遠處，我一下子“看見”了。我覺得心裡作痛，這都是我朝夕相處的鄉親。在他們中間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陳舊，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頭上裹着老太太戴的？頭巾。但我又清楚其實我並不在裡面。

還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趕到地頭，已經看不見人了。玉茭子長得又高又密，人們在裡面鋤田，地頭散落着鞋。老鄉們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腳鋤田。我頭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針一線做的“老農民鞋”，一雙雙不是前頭開了口，就是後面穿了幫，要是在城裡，早都該扔了。後來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畫，畫的是一隻破舊不堪的皮靴，讓我想起我們地頭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幾年，我學會了從一個人穿的鞋來判斷他（她）的家境。

還有一個鏡頭髮生在另外一個村子裡。1971年的冬天，我到臨近朔縣的一個公社參加了幾個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經濟賬目，整頓村里領導班子。那時候知青們已經不愛干這種事了。我呢，別人愛干的時候我不干，到人們都不干的時候，我倒想幹了。我覺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幾年卻並不了解農村，這次是個機會。我去的村子不大，我們每家吃派飯，沒過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記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們的工作最後不了了之，“運動”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結局。

有一次我在一個老鄉家坑頭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個3歲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會兒就到窗邊去一下，我們說話的工夫，她去了幾次。我納悶她在做什麼，就扭頭去看。原來窗台上放着一塊水果糖，最廉價的那種，連糖紙都沒有，大概是從村里代銷點買的。她走過去，舔一舔那塊糖，放回窗台，過一會兒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紀，就有這麼大的自制力，知道這糖寶貴，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這個女孩輕輕舔糖的動作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這些貧窮的細節不斷加深我負疚的感覺，讓我覺得我應該做些什麼來幫助老鄉，可是我什麼都沒做。離開村子回北京的時候，我就是懷着這種深深的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