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無形的牆

葉：在地里幹活的時候，十六七歲的小後生經常問我們：“你們在城裡看電影吧？溜馬路嗎？”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們永不疲倦的話題。他們想象城裡人吃飽飯了沒事幹，穿得乾乾淨淨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來走去。這就是農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體面”，有閒。年紀大一些的老鄉只是聽，什麼也不說，他們似乎已經不嚮往什麼。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回答的，可是小後生們想象的城市生活畫面留在了我的記憶里。每天頂着太陽彎着腰、鋤着葉子已經開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離我也很遙遠了。

馬：城鄉差別大概是我們每一個插隊的人最強烈和最直接的感觸。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農村會這樣窮？

葉：我有好多疑惑：為什麼老鄉不熱愛集體，反倒老想辦法占集體的便宜，幹活的時候能偷懶就偷懶；為什麼越干越窮？“受”了一年，還是吃不飽穿不好？為什麼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那麼大？我已經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但是對這些問題，我沒有去深想。當時聽說有些愛思考問題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湊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況，討論這些問題，他們還看些理論方面的書籍，形成了自發的“地下沙龍”，這些都成為後來中國農村改革的種子。我很敬佩他們，但是我們村知青中沒有這樣的人。

馬：聽你講起來，你們和老鄉的關係還不錯啊。

葉：個人都還可以，每個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戶”，逢年過節老鄉到知青院叫我們去“吃請”的喊聲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學會了講當地話，我說得最不好。剛去的時候我大概只能聽懂60％左右的話，還得連猜帶蒙。後來大家都學，成了風氣，我們全縣都是這樣。前些年，我跟幾個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個村裡的人，他問我們是什麼人，一個女生脫口用雁北話說：“忘球啦？”（把我們忘了？）我聽了又想笑又想哭，當年的感覺一下子就回來了。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和老鄉之間存在着一道無形的牆。去山陰縣插隊的學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當年北京兩所最好的中學。我們村的知青里不但幹部子弟集中，而且高乾子弟集中。有人開玩笑說在我們同學的家長中，能找到中共從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員，就是沒有九大的。老鄉們知道我們的家庭情況後說：“淨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歡這樣一個組合，我那時已經十分不認同幹部子弟那一套了。

馬：那你怎麼跟着這些人去了？

葉：是學校分的，除了一個“老初三”的，我和別人都不認識。下鄉的高乾子弟都是家裡有問題的，沒問題的很多都去當兵了。我們村一開始去了20多個知青，後來陸續又有來投親靠友的，最多的時候有30幾個人，其中好幾個是“弟弟”。那時候一個家庭分散在幾處太平常了，有的家長就儘可能讓孩子們到同一個地方去插隊，好互相照應。我弟弟的學校是去晉南，我爸爸媽媽讓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陣我們家5口人在3個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濟的新華社“五七幹校”，我媽媽和我妹妹在北京。當時中國城市幾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媽媽因為腿殘廢，沒去幹校，在北京給我們保住了個“窩”。我們村裡有些同學在北京就沒家了，還有的同學家長被關起來，多年沒有音訊，生死不知。我們插隊那幾年，有個男生的父親在幹校突然死亡，至今鬧不清是自殺還是他殺。我爸爸在幹校打井，幾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這就是當年中國城市家庭的寫照。由於我們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為儘是些落難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壓抑和不滿的，從一開始就沒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沒別的出路，只能插隊，就來了。第一年年底我們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當兵，這是當時家裡問題解決了的幹部子弟通常的出路。這麼一來，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農村插隊無非是權宜之計。冬天地凍得硬梆梆，營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幾個月，春耕了再回來，像候鳥一樣。

村里幹部不“左”，從來不找我們的麻煩，和我們的私人關係也不錯。我內心很希望我們村的知青是一夥做事的人，能夠參與村裡的事務，為老鄉們做點兒事。我在黑龍江插隊的同學和老鄉相處得那麼融洽，參與屯子裡的公共事務，她們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樣。在我們縣別的一些村子裡，知青有的當了隊幹部，有的當了會計、教師和赤腳醫生。有個村的知青在村里幾乎“奪了權”，大隊小隊的幹部都有他們，在老鄉中威信很高。而在我們村，除了個別男生，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融進村裡的生活，也無意進去。有一度我認真地想要轉到“幹事兒”的村子去，但最終也沒走。一想起在黑龍江的同學，我就慚愧不已。我恨自己無力衝破那堵無形的牆，有時恨？渾身燥熱，但就是沖不破。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牆”的存在。有一次兩個知青要結婚，他們年齡都比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關係。聽說他們兩人要在村里結婚，老鄉們都很興奮，覺得可以熱鬧紅火一下了。結果沒一個老鄉被邀請，連村幹部都沒請，完全把門關上了，知青們自己開了一個party(聚會)。我想老鄉們一定很失望，他們還准備“聽房”呢。那兩個知青結婚的時候我們已經到村里一年多了，認識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誰決定不請老鄉的。

馬：有人提出異議嗎？

葉：沒有，我心裡很不舒服，可什麼話也沒說。我們這些人里還有人號稱要“解放全人類”呢。“解放全人類”是四中老紅衛兵組織，男生中有幾個人曾經和這個組織有關係。他們在自己的鋤頭上刻着“解放全人類”，每天上工扛着這麼個鋤頭，我覺得特可笑。

到村里後不久，知青就分為兩派。這種派系之爭特別無聊，而有人卻把它叫做“兩條路線鬥爭”。兩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兩派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分歧。我想是有個別男生權力意識特別強，習慣了“文革”中的派性鬥爭，就把它帶到農村來了。兩派都以男生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沒參加。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外人”的感覺非常強，既不是老鄉中的一員，也不滿意某些知青的拉幫結派，成了“兩個世界”之外的人，一個人很孤單。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從北京帶來的掛麵香腸之類湊在一起，再從老鄉家買些豆腐、雞蛋，做一頓好吃的解饞。我們平時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窩窩，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時放山藥蛋。雁北地區蔬菜種得少，老鄉很少吃鮮菜，一年到頭吃用洋白菜絲和胡蘿卜絲醃的酸菜，叫“爛醃菜”，我們也跟着那麼吃。剛吃的時候很不習慣，總覺得有一股酸臭味。剛去的那年吃不飽，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門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後來能吃飽了，但是沒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過年，伙房吃羊肉餃子，有的人先吃一輪，然後到外面去走路“幫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輪、第三輪，沒人把腸胃撐破了真是萬幸。不知為什麼，小米“養”女生，第二年以後女生都紅潤了一些，男生還是又黑又瘦。但就是這樣，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體一點一點往上躥，撐破了一雙又一雙從家裡帶來的襪子，補他的破襪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飯的時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開始“精神會餐”，聊吃過的美味，還互相打賭一次能吃多少雞蛋什麼的，我記得一個男生說他能吃20個。我當時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燒餅夾油條。其實在家時早飯也不吃這個，可能這種最普通的北京早點代表着一種已經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隊讓我們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義”教育，比任何說教都有力。咱們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頤指氣使，不知天高地厚。農村的生活，不管是在雲南還是山西，讓咱們實實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後來中國經濟改革最初的動力，大概和我們每個人肚皮的感覺有關。

兩派“打平伙”的時候，我沒地方去。在村里過第一個中秋節的時候，和我同住在一個老鄉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個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輪滿月，想起李白的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感到特別孤獨。你提起在火車上過18歲的生日，我記得在村里過20歲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來，我沒有去大夥房吃飯。那時候我們知青還分散住在老鄉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裡有個連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幾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風箱把水燒開，下了一把掛麵打上兩個雞蛋，姐弟倆每人吃了碗雞蛋掛麵，算是給我過生日了。那天就是想藉機吃頓好的，心裡沒有什麼感觸，不傷感，也不想抒什麼情，下午照常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