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林達

我們的老朋友弗蘭西斯，是天主教最嚴格的西多派修道院的修士。一天，我們突然收到修道院儀典的邀請信，弗蘭西斯要當修道院院長了。

天主教修道院嚴格要求紀律和服從，以前弗蘭西斯出來和我們吃頓飯，都要預先得到許可，這是現代社會罕見的古風。可是，修道院長的職位，卻又是按照民主的方式，由修士們定期投票選出，同一程序，在修道院裡已經實行了上千年。修道院是穩定的，他們曾經是中世紀漫漫長夜裡，保存制度文明火種的人。

最近一次改選，弗蘭西斯正式被選為院長。那既是是修道院也是我們朋友圈裡的一件大事。星期天舉行隆重的就職儀式，由天主教亞特蘭大教區的主教親自主持。弗蘭西斯還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們，他的親友都會從各地趕來。想到將和一些老友們見面，我們難掩興奮之情。

修道院一反往常的冷清，汽車停上了大草坪。修道院的大教堂，全部坐滿。修士們穿起全套行裝。儀式莊重肅穆，拉丁語的聖歌，在教堂穹頂下久久迴蕩。儀式結束，弗蘭西斯手執神杖、一襲長袍，帶着特製的帽子，隨隊退場，我們不禁和大家一起熱烈鼓起掌來。

中午有七百人就餐，修道院開放了平時緊閉的修士餐廳和內花園。弗蘭西斯來了，又恢復了往常黑白兩色的修士裝。這一刻他最忙，卻很自然地照料着不同方向來的親友，甚至惦記着最近不太順的山德爾，一圈圈地在找他。

山德爾和弗蘭西斯年齡相仿，都經歷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思潮。現在，一個是天主教修士，一個卻是激進的自由派，並且是個有強烈的民族宗教意識的猶太人。天主教和猶太人有過一些沉重的歷史恩怨，他們對這樣的話題也從不避諱。

山德爾姍姍來遲，加上弗蘭西斯，我們終於一起在樹蔭下吃喝聊天，我問他，你去哪兒了，怎麼儀式上沒看到你？

他說：“我來了，卻又溜出去，獨自坐在湖邊。說實話，身處一大群虔誠基督徒之中，我無法不想起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殺害的慘劇，那是我的同胞，而當年在歐洲，是同樣虔誠的基督徒，輕鬆地把猶太男女老少交給了納粹，送進了毒氣室。為什麼在文明世界，會發生對一個民族大規模的滅絕屠殺，為什麼看上去和平善良的人，一邊在星期天的教堂里讚頌上帝對人類的普遍之愛，一邊卻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歷史。我說，並非所有人都是納粹幫凶，在以色列浩劫博物館，記載着很多救助猶太人的義士。山德爾說，那時唯一對猶太人打開大門，提供庇護的城市，是上海。有幾萬猶太人，因上海開放而虎口得生。上海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基督徒城市都慷慨大度。而歐洲歷史上的反猶排猶，卻和宗教狂熱難以分解。這是山德爾的特點，容易過激。熟讀歷史的他，竟沒注意到，當時的上海是日軍統治下的淪陷區，日本占領軍沒有及時徹底履行德國要求的排猶政策，有着東西方文化隔閡的複雜因素。另外，在美國，由於二戰中期和後期對猶太人的大批接納，以致美國的猶太人比以色列的還多。

山德爾問道，在奧斯維辛以後，這些虔誠的信徒們，怎麼還能輕鬆地聚集在一起，談論無階級差別的普遍的愛？我發現，儘管在怎樣看待猶太人浩劫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大的差別，可是談論的時候，卻似乎是在互相說服。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山德爾是猶太人。每個猶太人，都有家人親友被殺死在毒氣室的故事。浩劫雖是全人類的悲劇，是否有切身體驗、切膚之痛，卻永遠是不一樣的。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我們的民族也經歷過浩劫，作為一個歷史教訓，我們可曾有過像山德爾一樣不舍的追問？另一方面，汲取歷史教訓的同時，我們又是否有能力卸下歷史重負，以更超越的眼光，來看待和建設今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