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國啃的一嘴泥

當主編真牛

這是我期待已久的時刻：臉上做出非常嚴肅認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圓，小嘴巴撅起，薄薄的嘴唇緊閉，身體不時搖擺以便顯示我在從各個角度觀察面前的選擇，像專業人士一樣。這是1998年11月，我頭一次為《I Look世界都市》挑選封面。

　　康明手裡有兩張封面：左手舉着的是金黃色調，一個純潔的女孩肩上扛着麥穗，白色的衣服幾乎是圍在身上的，有點像古羅馬的裝束，女孩的臉是個側面，有一個像蒙娜麗莎的


笑容掛在嘴角上，頭上有一個用柳樹枝編的花環。右手的決然不同，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個蓬頭散發的女孩，雙眼警惕地凝視前方，一種緊張的神態，身上黑色的衣服沒有任何細節，兩隻胳膊半張，也是一種神經質的姿勢。

　　“你覺得哪個好？”我問利豐雅高分色部的頭兒，潘先生。

　　“這個嗎，要看你嘍。”小潘是那種可以去外交部禮賓司當司長的商人，說話滴水不漏。

　　“你覺得哪個更好？”我追問道。

　　“這個金黃的嘛，和你原來I Look的風格比較近似；那個黑白的嘛，比較有個性。”在他的腦子裡話已經很清楚了，這句話的意思是：“這兩張都不能當封面，金黃的這個還湊合，和你雜誌勉強有點關係，那黑白的純屬於瞎胡鬧，想都別想。”可那個時候我還是屬於熱血沸騰的階段，不具備聽明白這種話中話的能力，我當時的理解是，這個看過無數封面的香港人覺得我兩個封面都不錯。

　　“你說呢？”我問康明。

　　康明是我們的美編，他是一個小個子，說話有一絲非常好聽的四川音。他還會眯眯笑，而他笑的時候你是絕對不可能拒絕他的。這時候他笑眯眯地說：“你說了算嘍，我都喜歡。”

　　我這時候才意識到，當主編真牛，能讓一張破照片掛滿全國成千上萬個街頭。

　　我剛接手I Look的時候，我們整個後期幾乎都是在印刷廠作的。現在想想，利豐真是很照顧我們。我們每次都是大隊人馬殺到蛇口，有美編、責編、主編，美編還經常是兩個兩個地派去。到了就去利豐的分色車間，霸占兩台上好的蘋果機，把還沒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這時候美編身後還坐着一個責編或主編什麼的，沒完沒了地下修改指令，“這個再往上點”，“那個再往左點”，“把這個模特的腿再修細點”……

　　已經是半夜兩點多了，我還是決定不了到底哪張照片當封面。潘先生和康明睏倦得直揉眼睛。我們當時坐在利豐為客戶準備的小會議室裡面，這個房間有一面玻璃牆，外面是像足球場那麼大的利豐辦公室，而現在已經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個看守的保安，哼着粵語流行歌曲在外面走來走去。我其實也應該是疲憊不堪了，但是興奮讓我根本沒有累的感覺。

　　“明天封面必須要出來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他走了之後我又把封面放到會議室的書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國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豐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顯眼一些？”我問康明。他打了個哈欠，“嗯”了一聲。

　　“那就是它吧，”我說，“咱們就得有點個性。”

　　書終於出來了，我的第一個封面。一個模糊的、神經質的女孩，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現在280克銅版紙，過UV，加膜的封面上。我驕傲地把刊物交給我的夥伴。

　　“啊，”他驚訝地看着封面，“誰選的封面？”

　　“我。”

　　“穀。”他想了想又說，“顯然，I Look馬上要起來了。”

　　“真的？！”聽了這話我高興得像被打了一針強心劑。

　　“肯定。”他笑着，堅定不移地說，“因為我沒見過這麼難看的封面，I Look已經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從國外回來的人

從國外回來的人剛開始都有點優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們總覺得比別人高一截。一般來說，這種優越感在兩年內會被撞得支離破碎，如果你還能保持你的自信，還能堅持下來，那你就說不定能混出來了，真的能出人頭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為有三條感覺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輕鬆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作內容策劃是沒有


問題的。二來我在紐約上的中學，每學期去三次當代藝術博物館，聽一次大都會的歌劇，我上的大學是羅斯福和肯尼迪兩任美國總統夫人的母校，還出過兩個女文豪，在這種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裡？就更不用說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了。最後，我有十幾年的商業經驗，知道什麼是現金流，而國內那個編輯又能夠如此精通商務？看樣子辦刊真是非我莫屬了。

　　而實際上我的辦刊能力是王府井街頭任何書報攤販能一語道穿的。我到現在後悔自己沒有能夠早點覺悟，辦刊交的學費遠遠超過了留洋的學費。

　　我的大學，瓦瑟大學，坐落在紐約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個工業小鎮上。這個學校和她的環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蕭條，除了快餐，連個像樣的餐館都沒有。而希臘船王的後代經常開着敞篷奔馳在鎮子附近飆車。全鎮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經失業，痛恨另類和移民的“紅脖子”，而我們學校40%的男生裡面有一半是同性戀，瓦瑟大學是美國惟一一個沒有橄欖球隊的大學。

　　馬修·瓦瑟先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啤酒商，發財以後於1861年建立了這個女校。原來應該是培養夫人完成學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給有錢人家的女孩再塗上一層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學84屆的畢業生，而我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和其創始時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遠了。

　　瓦瑟的改變在二戰以後，60年代的時候瓦瑟大學出了一個作家，瑪麗·麥卡錫。她寫了一本書叫《THE GROUP》，裡面描寫了四個瓦瑟大學畢業生在走出校園之後在社會裡混盪的故事。當然，書裡最尖銳的是麥卡錫冷酷地形容這四個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沒有得逞的性活動。由於這本書的轟動效應，瓦瑟大學女生從此得到了比較“開化”的名聲。學校的看家學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藝術史、英文是全美國都是叫得響的。

　　1981年我入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說過瑪麗·麥卡錫是誰，也不知道這藝術史到底教什麼東西，我去瓦瑟大學是因為學校給了我全額獎學金。

　　我是9月的一個下午扛着鋪蓋捲入校的。由於是轉校生，沒有來得及選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個拐角里的小屋子。後來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樓，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樓，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戀死黨才會選擇住女生宿舍樓。

　　這裡和我原來上的州立學校簡直天壤之別。每個宿舍樓都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裡面。學生們叫她們為“白衣天使”。據說這些人都是退休護士，這樣能照顧學生。她們幫我們這些沒錢在宿舍里裝電話的學生接電話，有任何生活問題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們還有一些“綠衣天使”，她們是打掃衛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濃厚的東歐口音。每個樓里有一個共用的客廳，客廳里有一台小三角鋼琴。學校的主樓里有一個很大的鋪着深紅色地毯的客廳，叫玫瑰廳，每天下午4點可以在那裡喝下午茶，吃黃瓜三明治。而我原來的學校，宿舍大堂裡面只有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板凳和滿牆的塗鴉之作。在瓦瑟大學這種環境中讀書，你一輩子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優越感。

最難忘的老師

我總覺得優越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兩者中讓我選一個，我想自信更實惠一點。家庭、相貌、文憑都可以予以優越感，但是這和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瓦瑟大學給我的優越感來自於她的三角鋼琴、紅地毯和黃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來自於瓦瑟大學給我的教育。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於他是一個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


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着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幾句，然後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去看書去了。他在黑板上寫的東西根本無法作筆記，如果這堂課時間再長一點，他在黑板上的塗鴉就和傑克遜·波拉克的畫有一拼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中如果任何一個參戰的國家改變其立場，會對近代史有什麼影響。我選了中國，因為我知道梁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講述德國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進行的培訓及由其產生的影響。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觀點總結得非常好，他的書我至少看了三遍，結果他給了我個F——不及格。

　　我幾乎瘋了，非要梁教授給出我個理由來，他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進了客廳，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介於實驗室和小孩玩具之間的裝置。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歐洲近代史。”梁老師笑着說，“你看，最上端這個球掉下來就是南斯拉夫的槍殺，稶！球順着滑道滾到這個坑裡就會彈起來一面沙俄宣戰的小旗，小旗起來的時候旗杆就會把裝紅色液體的瓶子打翻，這樣血就會流遍歐洲，液體流進這個坑的時候，這個不倒翁的列寧就會飄起來……俄國革命……我還沒作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悶的腦子上面開了個天窗。

　　“來，”梁教授說，“你來看看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像一個三維的小人書。梁教授把二戰前柏林的地圖非常形象地畫滿了衛生間的牆壁、房頂，連馬桶的抽水缸都沒有放過。他告訴我戰前的柏林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他地圖上的每一個小店，酒吧都是根據他小時候的記憶和歷史資料標畫的，名稱、門牌號碼、掛的招牌的圖案、老闆的形象都是有考證的。梁老師說這很不容易，因為柏林的很多資料已經在二戰中消失了。

　　這頓飯吃了什麼，後來又談了什麼，我都記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從梁老師家出來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明白，教育的價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夠問“為什麼”，能夠獨立地找到答案，能夠有自己的觀點。會背書的學生都是傻X。

　　我的自信來自於這頓飯之後我再也沒當過傻X。

丟了優越感

“為什麼？”我問。

　　“作啥，作啥，穀沒啥，哦不歡喜。”老於頭看也不看我，一邊擺弄着他攤頭的報紙，一邊很不耐煩地打發我。

　　他的攤位在上海美美百貨的拐角，所有高檔生活刊物都要朝拜這個攤點，因為就他這


里賣得好。我不知道我怎麼在不認識他的情況下把他得罪了，這個倔老頭把I Look先是拒之門外，後來是把I Look和過期的刊物放在一起，嚴重影響了銷售。

　　“是不是我們刊物不好看，我挺想聽聽您的意見。”我拍馬屁的語氣自己聽了都肉麻。

　　“哦才穀要看噥個雜誌。”他乾脆坐下來，屁股對着我。

　　“老於啊，我們老闆給你帶了點見面禮。”我的發行總監黃曉潔一邊幫我打圓場，一邊示意我把我們剛買的一條中華煙遞過去。

　　“是是是，”我趕緊接過來說，“我們交個朋友吧。”

　　老於把煙一把拿過去，瞪着眼睛跟我喊：“個作啥？！！個作啥？！！哦要吃噥個香煙咯？！”然後隨手把煙扔到淮海路中間。小潔和我都嚇壞了，我已經有點氣急敗壞地想動手揍這個不講理的老頭子，還是小潔使勁給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別這樣，老於，我們是來和你談工作的。”小潔勸他。

　　“個麼噥講事體題，做啥拿香煙來啦？！”老於頭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沒什麼，於先生，你不要誤會，我們頭次來。總是客氣一下，沒別的意思。”我緩了口氣，決定再試一把。“煙就算了。我媽媽剛剛寫了一本書，我讓她簽了字，給你帶來了。”也許，他買我媽的賬。

　　老於把書接過來，翻了一下，扔到一邊。“哦給噥講，嘸沒用咯，哦有事體，哦跑了噢。”然後轉身就消失在一個小弄堂裡面。

　　我和小潔傻呵呵地愣在那裡，攤位上的小報童捂着嘴笑話我們的無能。外面下着毛毛細雨，我在考慮要不要去搶救淮海路中間已經被車壓扁了的那條中華煙。

　　我跟我媽媽要她的書時候她問我：“這個於先生是誰啊？”

　　“是上海的一個攤販，我得求他好好幫我賣I Look。”

　　“我為什麼要給他書呢？”我媽還是不解地問，“這有用嗎？”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過兩三年之後，東航出版社的葉榮臻跟我媽說：“聽說你女兒曾經在上海被一個攤販轟出去了？你知道嗎？”

　　“怎麼回事？”我媽問他。

　　“這個老於頭大家都認識，他到處和別人講，章含之的女兒拿着她媽媽簽名的書來求他，也被他罵跑了。”

　　我媽媽隨後就給我打電話，問我這個故事是否屬實，我只好承認。

　　“那我的書就給扔那兒啦？”

　　“嗯。”我一直沒敢告訴我媽，怕她生氣。

　　“我跟你說什麼來着？沒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丟臉吧。”

　　我從鋼琴、紅地毯、黃瓜三明治里得到的優越感就這樣轉送給上海的老於頭了。

朱偉:洪晃是個隨心所欲的人

洪晃是個隨心所欲的人。1998年她慷慨地留給我一本青春期在紐約的影集，讓我給《紐約空降紅小兵》配圖，然後就好像整整消失了半年。再見面時突然一個電話過來，說是吃涮羊肉，涮羊肉時候說，她正在幫着做《I Look世界都市》的銷售，讓幫着在編輯方面出出主意。那時候她還沒當出版人，但她說她是一個一上飛機就狂買雜誌的人，做一本時尚雜誌，告訴別人穿什麼衣服是一件特好玩的事。我理解，她是要通過做雜誌來過一把癮，因為從骨子裡，寫文章也好，做雜誌也好，她都希望能證明點什麼。證明過了，好比一件穿過的衣服


，也就不會再當回事。

　　剛開始做發行，她說：“我打一個‘夏利’跑到地鐵說，我把書送來了，你們幫我搬一搬。這怎麼可能？誰求誰啊？我就老老實實把六箱書搬下去，搬得吭哧吭哧的，一點都不好玩。然後去了一個二渠道的發行會，把我給嚇死了。一個黑黑的樓道，每個發行商一個小屋子。我從來不知道中國的發行渠道如此分散，根本不可能像國外那樣為出版商提供系統的服務。惟一的可能就是郵局，但是這種單位只會壓書，不會發書，他們的專長是利用政府政策給予的壟斷，提供最少的服務，收取最高的費用。”洪晃顯然對中國發行市場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然後她去做廣告，她說她把一大幫廣告代理召集起來，扣在那裡就自己一個人說這雜誌怎麼怎麼好，容不得別人說話，“誰說這雜誌不好我跟他急”。

　　又過三個月，她和點點拉了一個《I Look世界都市》的編輯請我吃飯，讓我幫着介紹一些文章寫得好的寫手，這時她已經全面接管了這本雜誌。她後來告訴我：“我當時最蠢的是完全覺得自己是個特別合適的出版人。那時我施展自己身手的欲望特別強，我覺得中國的編輯沒一個懂經營的，而中國的經營者又沒一個懂文化的，所以最棒的出版人非我莫屬。”在當時的她眼裡，做雜誌是一件特容易的事。我問她打算怎麼辦，她天真地說：“我拉最牛逼的作家都給我寫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網在一起，這雜誌的質量肯定就會不一樣。”

　　再過一段，風風火火又一個電話打過來，說是成立了一個公司，雜誌、網站一起做，讓我到她公司看看。去了一看，感覺果然不錯：在寫字樓里搭起了紐約那種藝術SOHO里的鋼結構房梁，紅黑兩種顏色，寫字樓里雖顯得暗、壓抑，但充滿藝術氣息。也不知她從哪裡找來一堆文革時的革命版畫，都用鏡框給掛起來。我想，這可真是典型的洪晃審美趣味。我感興趣的是，她怎樣靠這樣的趣味做她的時尚雜誌呢？

2,我不時尚行嗎

編輯人選

“我想求您幫個忙。”1998年的時候我跟朱偉剛認識，打電話非常客氣。當時我很巴結他，因為我特別想在他的《三聯生活周刊》上發表我寫的小破文章。我寫東西和我說話一樣，非得有觀眾，如果沒有人登載，我絕對不寫，那不是跟面壁一樣嗎。

　　“嗯，說吧。”朱偉說。

　　“幫我找個編輯吧。”

　　“幹什麼的？”朱偉問。

　　“幹什麼的？編東西的，編輯還能幹什麼。”由於我當時對刊物不同編輯的不同分工比較不清楚，而下意識地又覺得朱偉這種文人看不起我和我辦的刊物，我的語氣里充滿了防守攻擊的腔調。

　　“你到底要什麼樣的？是編輯文字，還是要出題目的。”

　　我還是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就要那種兩個都行的吧。”

　　“編什麼欄目的？”朱偉問。

　　我還是覺得他的問題里充滿了對我的鄙視。“什麼欄目都能編，要有頭腦的，聰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給你想想。”朱偉乾巴巴地說，“就這樣，還有事嗎？”我總覺得該和大編輯寒暄幾句，拉拉近乎，假裝我也是同行，但是讓他憋得什麼都說不出來了，只好告辭：“那……我等你電話吧。謝謝啦。”

　　過了幾天，朱偉果然推薦了人，編輯部面試之後發現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時間工作，另外的時間要自己打坐、養神、拜佛。我氣瘋了，我覺得就是朱偉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薦好的編輯給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覺得他不夠朋友。我想他這樣戴眼鏡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別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電話就喊：“X他大爺的，你丫怎麼拿我開涮，那他媽編輯能他媽幹活嗎？！”

　　誰知道這個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沒丟乾淨的上海口音反擊道：“X你大爺，你他*媽不知道你要辦什麼樣的雜誌，我他*媽怎麼給你推薦？”

醜女人情結

在犯了很多錯誤之後——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終於一頭霧水地找朱偉和幾個朋友幫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記不得多少次集體培訓和談話之後，我慢慢悟出來我還是應該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費類雜誌(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觀點的講台。我才意識到我犯了不少錯誤，比如：I Look曾經做過一圈戶外廣告，口號是“給有頭腦的女人的雜誌”，是我的餿主意。這種口號真是打擊了一大片，把讀者都嚇跑了。實際上，愛美的女人永遠比有頭腦的要多，因為即使有些愛美的女人不愛動腦子，所有動腦子的女人還是要


美的。我沒算清楚。何況女人要看嚴肅的文章有《三聯》、《財經》，要看文學有《小說》、《收穫》、《萬象》，她們選擇時尚類刊物就是為了服飾美容，為了生活方式，為了輕鬆。再仔細想想，我自己也一樣。住在紐約的時候，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的咖啡桌上都擺的是New Yorker,而馬桶邊上全是《人物》。

　　必須承認，不修邊幅的女人是不可能當女性刊物主編的。我基本上不修邊幅，而這事全賴我媽，因為她沒把我生得漂亮點。我向來認為，我的性格和聰明是我最大的長處，而我的長相是我最大的短處。從我懂事以來，無數的人帶着遺憾的口氣對比我們母女的長相，以致使我堅信，我的長相是沒救的。

　　記得80年代的時候，我因為公事要趕回北京，買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飛機票，求我媽媽幫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個局長，曾經是周總理專機的飛行員。上飛機那天我穿着破破爛爛的牛仔褲和白T衫，在上海機場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偵探小說。突然，局長的秘書走到我跟前，叫我趕快站起來，局長來看我來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彈褲子上的灰塵的時候，局長已經離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兒啊？”局長問，好像很吃驚。

　　“啊，我就是，謝謝您……”

　　局長沒等我表達完殷勤的感謝，就打斷道：“怎麼一點不像你的母親啊……”他有點自說自話，一邊說一邊搖頭。“你母親好漂亮的哎，你怎麼……不像。”然後他很失望地揮揮手說：“好啦，好啦，你等飛機吧。”說罷，轉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歲出國之前是個大胖子，體重比現在還重。那時候老演北朝鮮的電影，有一個叫《摘蘋果的時候》的電影，劇情我已經忘光了，就記得當中有一個男的找對象，他的媽媽非要他娶一個胖媳婦，拿着照片勸他說：“她能掙六百工分吶。”我當時最怕學校放映這個電影，因為我的外號就是“六百工分”。我還非常害怕上體育課，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鐘，跳山羊我永遠跳不過去，騎在上面。我老撒謊請假，不上體育課，老師直納悶，說這個孩子怎麼一個月來四次月經。

　　等我從美國回來，媽媽被隔離審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後媽一起過。我後媽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經是電影《五朵金花》裡面的一朵。本來我就不漂亮，她就乾脆雪上加霜，經常提醒我說：“你長得真不好，現在出身又成問題，趕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戶口就行了，阿姨是為你好。”我不愛記仇，但是跟這個朱一景我是一輩子記仇。

　　謝天謝地這個女人後來離開了我父親，在紐約瞎混，還是想拍電影。記得有一次我和陳凱歌、吳天明去一個住在紐約的台灣導演家玩，人家談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戲，我大概一口氣罵了她半個鐘頭，嚇得這個導演沒敢用她。這可能是我和陳凱歌結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憤。

　　我的思想適合給醜女人情結的人辦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實在沒戲。現在想想都臉紅，知道自己錯了，知道我這個醜小鴨大概下意識里終於想露一手。

　　我認識了這個問題之後曾經企圖改變自己的意識，我找了很多書，都是講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兩個美國最成功的女主編的自傳，一個叫海倫·格利·布朗，還有一個叫黛安娜·弗里蘭。我當時的意圖是研究一下她們身上我能學到什麼，效仿點什麼。研究的結果是她們真是我比較討厭的那種女人。

兩個世界女性權威雜誌主編

海倫·格利·布朗是COSMOPOLITAN的終身總編。她的雜誌是全世界銷售量最高的女性刊物，在中國就是時尚伊人，全國最賺錢的女性刊物。海倫·格利女士成長在美國的50年代，她在公司當秘書的時候發現當時的道德觀只允許男人尋歡作樂，而好女孩卻要循規蹈矩，等着她的白馬王子的到來。布朗小姐的白馬王子是布朗先生，他們結婚之後，布朗就寫了一本當時非常震撼的書《單身女孩和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這本書是60年代性解放運動的先驅者，書裡公開提倡女孩要走出閨房，體驗生活，特別是性生活，不僅要體驗，還要


享受和利用。書出版之後，HEARST公司聘請她作COSMOPOLITAN的主編，徹底改版一本原來循規守舊的女性刊物。新版的該雜誌於1966年問世，其封面女郎的姿態一直保留到今天：暴露的胸乳和挑戰性的勾引目光。大標題是：全世界最棒的情人——被他寵愛是什麼感覺。從此，COSMOPOLITAN找到了一個永恆的女性話題：女人如何能夠得到男人。COSMOPOLITAN的成功歸功於它明確的定位，幾任主編都能夠根據每個年代將這個主題進行下去。凱特·懷特，COSMOPOLITAN今天的主編和刊物的創始人有非常類似的經歷。懷特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好女孩不能得到，主動的女孩能》(Good Girls don't get ahead, Pushy Girls do!)其中心思想和30多年前出版的《單身女孩和性》非常一致。COSMOPOLITAN裡面實用性的東西很強，特別是女孩子剛剛走入社會的種種入門經。如何找工作、如何換工作，如何不工作；如何找男人、如何守男人，如何搶男人，如何讓別人羨慕我，如何不嫉妒別人，如何抄老闆的魷魚，如何不被老闆抄魷魚，等等等等。這充分反映了布朗這個成功的灰姑娘的人生觀，用她自己的話說：如果說我的成功是建立在偉大的智慧的基礎上，不如說是建立在偉大的常識基礎上。這些如何如何都是海倫·格利·布朗自己的生活經驗——如何找着一個好丈夫，如何在事業上登峰造極。

　　說實話，我這輩子沒有買過一本COSMOPOLITAN，而且覺得這種人生觀很陌生，並且讓人作嘔。COSMOPOLITAN的精神是純美國的實用主義，讓女人把自己的相貌和性當作自己的工具去擺平老闆、男人等需要擺平的人，當然這比被別人利用好，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種最實用的女權主義吧，但是我要是男人的話，和這種女人睡覺我一定要穿着內褲，否則有些不放心。由於COSMOPOLITAN在美國的名聲，這類的女人已經被統一稱為COSMO GIRL。

　　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醜聞被揪到法庭後，《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非常恰當地稱萊溫斯基是當今的COSMO GIRL。海倫·格利·布朗把COSMO GIRL的精神總結為3F，即FUN、FEARLESS、FEMALE。我的對這三個字的理解如下：

　　FUN——就是有意思，好玩。好玩的女人大概都應該有點像《還珠格格》裡面小燕子的感覺，基本上是個二百五。

　　FEARLESS——就是無畏的。中國有句話：無知者無畏。無畏本身是非常可怕的一種品質，和愚蠢可以並列。說得好聽點是“渾不論”。

　　FEMALE——就是女性，或女性的。如果用COSMO的封面來找女性的感覺，那種暴露的胸乳和半手淫的姿勢，基本上就是一個字：騷。

　　所以COSMO GIRL要具備的條件不過為：二百五、“渾不論”、騷。這就是3F。

　　黛安娜·弗里蘭與海倫·格利·布朗，徹底相反，是個最不現實的總編輯。她是個典型的貴族醜小鴨，她的長相幾乎說得上是丑，但是她有好幾噸的Style(風格)，把她的丑壓沒了，讓她成為20世紀時尚的締造者。弗里蘭出身上層社會，她在法國巴黎長大，但是她是一個被父母遺忘的孩子，童年奢華但是不快樂。她在自己的自傳里號稱見過歐洲王室的廁所，與科科·夏娜爾共進過午餐等等。當然，有不少人認為她的自傳是她想出來的，有一次一個記者挑戰她說，你說的這些是事實還是虛構？(Is it fact or fiction?)她的回答是“faction”。

　　弗里蘭嫁人之後發現家裡缺錢花，有點像沒落貴族。她於1932年出任Harper's Bazzer的專欄作家，她的專欄叫“Why Don't You……”介為女人的生活提各種各樣的建議，而其中有些建議完全介乎於異想天開和胡說八道，比如她建議女人在家造一個旋轉樓梯，裝飾樓梯地毯的是最喜歡的莫扎特的樂譜，而一般情況下，反正沒有好幾代的家產作後盾，弗里蘭的建議是無法實現的。可是她的專欄非常受歡迎，這就證明女人除了愛看布朗式的“男人使用手冊”還非常渴望看到永遠不可能屬於自己的奢華美夢。弗里蘭的才華在於她永遠知道如何為女人製造夢境。

　　60年代中，弗里蘭離開芭莎，去當Vogue雜誌的總編輯。她在Vogue的時期是她的登峰造極年代，她利用Vogue的影響力，造就了一批時裝攝影師、模特和服裝設計師。

　　弗里蘭死後比活着的時候更受人歡迎，大概欣賞風格這麼強烈的人最好有一定的距離。她的自傳出來以後變成了話劇，票房非常好。

　　弗里蘭的Style很難形容，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看看她的幾句格言：

　　高雅是內在的。這與穿着沒有關係，高雅是拒絕。(Elegance is innat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well dressed. Elegance is refusal.)

　　享受就是所有。(Pleasure is everything.)

　　庸俗是生活中非常必要的作料。(Vulgar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life.)

　　吃白麵包的人沒有夢想。(People who eat white bread have no dreams.)

　　我對大眾的穿着打扮有什麼看法？大眾不屬於我要考慮的人。(What do I think about the way most people dress? Most people are not something one thinks about.)

　　我也不是非常喜歡弗里蘭，因為我不是一個勢利小人。我不喜歡任何擺架子，裝大瓣蒜的行為，也不認為一個人的外表能夠代替她的內心，或者比她的性格更重要。我喜歡的關於時裝的格言如下：

　　王爾德曾經說：“時裝就是丑的一種形式，其無法忍耐的程度迫使我們每六個月就得變一變。“(A fashion is merely a form of ugliness so unbearable that we are compelled to alter it every six months.)”

　　肖伯納說“實際上，時裝就是人為的傳染病。”(Fashions, after all, are only induced epidemics.)

　　相比之下，黛安娜·弗里蘭我還可以接受，她對風格的強化和認真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她有自己的審美，我在美國的時候買過Bazar，也買過Vogue，除了每次翻完刊物都有要減肥的緊迫感，還是能啟發一些對美的感覺。而COSMOPOLITAN只不過是教唆女人如何把世界上最老的職業——賣淫從貨幣交易變為易貨交易。

　　然而，這是全世界最權威的兩個女性刊物主編，顯然，我當主流女性刊物的主編純屬於一種誤會。

朱偉: 盲目的趕時尚雜誌的集市

朱偉:

　　1999年底洪晃接手做《I Look世界都市》的想法，是要辦一本給有頭腦的女人看的時尚雜誌，因為她認為現在市面上流行的時尚雜誌都是給沒頭腦、沒思想的女人看的。有思想的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呢？洪晃憑直覺感覺到，一是應該讓有思想的男人女人來教導那些沒思想的女人；二是要通過批判改變這些女人庸俗的時尚觀。她真正接手做這本刊物的第一期(2


000年第一期)選用了一個眼睛特別深沉的類似阿富汗少女的照片，穿特別暗的衣服，用白色為底，徹底與當時所有的時尚雜誌為敵。該期封面故事是傳媒大王默多克的婚姻，專題標題是《新理想主義》。第二期封面專題是《尋找刺激的女人》，洪晃嚮往的那種張揚、瘋狂的生活方式開始登場，這一期她專門自己動筆介紹她心中有文化的設計師斯塔克。第三期，王朔終於駁不了她的熱情約稿，登場說，“我早就想罵罵這些小狐狸精了”。洪晃發了一篇對他的採訪，王朔又寫一篇專文《女人是靠這樣練成的》。到第四期，思想家文學家紛紛登場，吳文光寫《我的朋友的生活事故》、皮力介紹繪畫，專題是《新集體主義》、洪晃約老詩人芒克，乾脆把詩發上了刊物。這一期的大片是崔宗利與另一個女模在史家胡同洪晃自己家的院子裡拍的黑白片，很有文化蘊涵。最有味道的一張是屋裡，背景是章士釗留下的那柜子二十四史，在視覺形象方面展現出洪晃非凡的感悟力。攝影界的一些朋友，比如曾璜就說，《I Look世界都市》當時在時尚雜誌的視覺表現方面顯示出一種革命性，在視覺表現力方面展示了革命的前衛性。

　　2000年《I Look世界都市》從雙月刊改為月刊。第一期的大片還是視覺的革命性，主角仍然是崔宗利與呂燕，場景從四合院轉到航空博物館。讓時裝與飛機發生關係，這也是洪晃審美趣味中那種飛揚的東西。但在文字表現方面，明顯難以與視覺形象配套——聰明女人當然應該是有文化素質的，那就是劉索拉與朱哲琴，但她們的文化優越性後面的時尚呢？然後，第三期是文化的張藝謀作主菜，張藝謀與時尚雜誌的關係，看來只能讓他談女人觀，而大導演一旦談女人，實際又消解了他的文化力量——辦給女人看的雜誌讓他來談女人，這不反而走向庸俗了嗎？第四期接着練——姜文談“明白飲食、糊塗男女”。這時候，洪晃感覺到問題了：聰明女人的偶像或者代表人物到底有多少呢？配合他們到底應該倡導什麼樣的時尚觀呢？

　　這一期，洪晃自己在刊物上發表了《時尚的包袱》一文。文章開頭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感到時尚是一個包袱。永遠的雞尾酒會和派對，無休止的穿着打扮，化了妝再卸妝，再化再卸。我們都是為了不落伍，別人不會在我們轉身的瞬間說，‘她不如誰誰誰’。

　　我們盲目地在趕時尚的集市，好像我們靠這個市場來確定我們的自我價值”。這篇文章全面地批判那種時尚——“我們經常騙自己，說我們打扮是為了自己，其實不太現實，因為幾乎所有好看的東西都不太舒服”。“我知道我的身體與面孔不理想，卻非要不擇手段地否認這個事實。我們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外表上的缺陷，這是不是很成問題”？她挖苦減肥膏，說是在腹部捂出了痱子，批判時尚的攀比，認為生活本身比時尚美得多。這是一篇寫得極好的文章，但它發表後，洪晃自己馬上陷入了迷惘：你不是要做一本時尚雜誌嗎？你要你的讀者都不要時尚，都去當思想家、藝術家、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