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5,出版人

走出自己的路

　到了2001年底，我基本上不管I Look和《樂》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我成了讀者。我最喜歡看小雪的編者按，還喜歡裡面的服飾搭配，有時候忍不住也出出主意，但是每次說完了，我都覺得有點多餘。《樂》在伊偉手裡也做得很好，到哪兒都有人跟我要，我想這是對一本刊物最大的認可。

　　編輯方面沒我什麼事兒了，我就開始真的當出版人了。我沒上過什麼MBA，所以只有通過實際操作才能摸索出來一些管理方法。國內的期刊市場這幾年發展很快，收入模式也都比較成熟。一般發行量大的刊物，像《知音》、《讀者》等都是以發行收入為主，廣告比較少。這種刊物的價格比較低，誰都買得起。我們作的生活信息類刊物基本上是為中產階級消費水準的讀者群，定價比較高，收入來源主要靠廣告。作為這種刊物的出版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廣告收入，我就成了一名廣告銷售員。

　　精裝本刊物的大部分廣告來源還是在中國的外國品牌，或者合資企業。而這些公司的廣告計劃都是由國外名牌廣告公司(所謂4A公司)來代理，我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讓他們認可一本本土的女性刊物。女性刊物競爭特別激烈，大的國際品牌永遠告訴我們，他們的廣告投放只給有國際版權合作的女性刊物——《時尚COSMO》，《世界時裝之苑ELLE》。有一次客戶竟然更願意投放一本還沒有在國內出版的外國刊物，卻不願意投放本土刊物。我和小雪都啞口無言，不知道說什麼好。這種問題是惡性循環，國外的大品牌很注意他的“左鄰右舍”，如果它的競爭對手不在上面，它也不投，是個一窩蜂的概念。做本土刊物的出版人真是比較辛苦，除了受排擠，我和小雪都吃過無數的閉門羹。有一次我老老實實在一個樓梯口坐了里一個多鐘頭，等客戶召見，弄得旁人都以我是來應聘工作的，或者就是有毛病。

　　從某種意義上我理解客戶的問題。外國公司的媒體計劃是層層審批下來的，有的公司要報到海外總部做決定。對於任何市場經理，推薦外國名牌刊物沒有任何風險，也不用費解釋。而推廣中國本土刊物就要費很多口舌，寫無數的MEMO，萬一有任何閃失，責任重大。而對銷售人員的態度我也能理解，在中國大部分廣告銷售是靠關係，生拉硬拽，多少有點肉麻。所以難怪管理人員看見銷售躲都來不及，要我也會這樣。

　　對於廣告商來講，國內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第三者公正過的發行數字。所有廣告公司都認為刊物和電視相比，成本太高，所以投放也比較小心。他們對所有刊物的發行數量都打折扣，當然又是外國刊物打的折扣比國內刊物少，國內刊物多。

　　我們在討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做過很多嘗試，有人說我們必須雇一個SUPERSALES，有各種各樣的關係，我這麼做了，沒什麼結果。有人說要在戶外做廣告，讓廣告商到處都看見，我們也做了，也沒結果。在此其間我一直跟銷售人員一起拜訪客戶，我真的體會了他們的辛苦，在我們公司里，跟我最鐵的都是銷售員，我們有戰友的感受。做了這麼多銷售以後我悟出來兩點：一、我必須賣我的刊物，不是賣我的銷售；二、惟一能夠吸引客戶做嘗試的就是價值服務，多提供服務項目。關係當然重要，但不是根本。在國內，我的這種思路顯得有點傻，美國人教育的根又暴露出來，太理想化，不會找捷徑。但是我想做好必須要有一個信仰和原則，不然只能有暫時的利益，不能維持。

　　我按照我的理想去做了，為客戶提供了很多多方位的服務計劃，對銷售人員做職業的培訓。實施結果是銷售翻了幾倍，我頭一次有非常突出的成就感，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辛苦的一份工。但是更主要的是我的信仰被證明是對的，沒有停留在關係經濟上面，我們專業化了。對銷售人員的培訓沒有浪費他們的時間，我堅信我們的銷售隊伍非常出色。

　　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做市場推廣。有人給我出了個難題，讓我先炒作一把我自己，這樣我做的雜誌就會好賣得多。名人效應嘛。道理我全明白，但是我徹底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和“出名”這兩個字有非常不正常的關係。一方面我特別希望出名，對我來說，不出名簡直是丟臉，因為我們家已經有兩代名人，我外公章士釗和我媽章含之，我和陳凱歌結婚的時候有家泰國華人報紙刊登了一條消息：“著名文人章士釗的外孫女、著名外交家章含之的女兒嫁給了著名導演陳凱歌。”從頭到尾就沒提洪晃這兩個字，多受刺激，我能沒壓力嗎？就拿這本書來說吧，如果要想暢銷，書名大概應該是“章含之的女兒，陳凱歌的前妻”之類的，比較好賣，書賣好了對我的雜誌肯定有好處，我也能搖身一變自己成了名人，名人就是好賣東西。

　　然而，我這一輩子的信念就是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不靠家庭背景吃飯。到現在為止，我沒有什麼驚人的成功和事跡，如果真的炒作我自己，恐怕惟一的賣點就是“章士釗的外孫女，章含之的女兒，喬冠華的繼女，陳凱歌的前妻”，這些最好賣。其不可忽視的諷刺意義是如果這把炒作成功，我以後說不定就可以被稱為“出版人洪晃”等，違背我信念的手段可能是我達到我信念的捷徑，我怎麼辦？現在，我就是緋徊在這種手段和信念之間。

　　自從古希臘開始，人們就在討論目的和手段的問題。為了和平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發動戰爭？在不擇手段的情況下達到目的，這種成功的含金量高嗎？我在中學的時候就選擇了我不能不擇手段，我害怕那種能夠讓人作出非人性的與高尚信念相違背的舉動。我意識到我的事業在一個十字路口，我知道捷徑，但是我沒有決心去做這件事。這就是我的教育給我的最深的信仰和絆腳石。

　　在Penocchio裡面，小木頭人有個螞蚱做他的“良知”，每次他要幹壞事，小螞蚱就跳到他的肩膀上提醒他。在公司里，我的良知是點點。每當我不知道一件是該作不該作，點點是我的試金石。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我怕自己失魂落魄。

　　還好我不是天天都有道德危機，所以點點有時間寫了一部電視劇，叫《永不放棄》，不僅拍了，還有很好的收視率。誰知道點點一發不可收拾，寫上癮了。我請點點為這麼本書寫點什麼時候，她問：“形式上有限制嗎？”

　　“沒有。”我說。說完我就想，糟了，我要成電視劇了。

　　果然不出所料，下面是電視劇大綱的一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作為我的“良知”，她把我寫成道德邊緣人物了，我要是真的這麼本事，早發大財了。

　老典的二十集電視紀實劇

　　《洪晃出刊》

　　注意：

一、本劇純屬紀實創作，如有雷同，定為假冒。

　　二、除洪晃外，其他人物均用化名。

　　三、為防盜版，這裡只發表全部二十集中的部分場景。

　　四、有意投拍電視劇者，請與yuping.luo@cimgchina.com聯繫。

　　第一集：時間：十年前。地點：離北京不遠的一個北方港口城市。大海藍天，繁忙的港口。港口不遠處顯眼地停着一艘外輪。

　　在外國金屬公司工作的年輕女人洪晃，頂着烈日，來到一家當地最豪華的飯店裡和港務局的某科級領導吃飯、喝酒。

　　酒店的窗戶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那條輪船。

　　兩人都有點喝高了。

　　洪晃：“我們公司一老外，還不明白這個黃段子的意思，傻兮兮地問我，洪小姐，隔壁老張是誰啊？”

　　科長大笑，不用勸，端起酒杯自己就幹了。

　　科長：“我就喜歡洪小姐這樣給外國人辦事，可又敢說外國人壞話的人。”

　　洪晃：“那是，咱們都是中國人嘛。雖然給洋人打工掙得不算少，可咱們中國人哪裡是錢能買動的呢。”

　　科長：“洪小姐這麼能幹，這麼會講故事。大家又都是中國人，我當然要網開一面了。不過，我也是一個芝麻官……”

　　洪晃：“科長，這個你放心，你只要把這一船金屬件放行，讓我在外國老闆面前有個交代，以後咱們就是最好的朋友……”

　　科長：“以後？我還以為咱們現在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呢。”

　　洪晃定定神兒：“對，對，你說得對，現在就是朋友，現在就是朋友。友情深，一口悶……”洪晃說到這裡，不得不端起酒杯，自己也呲牙咧嘴地喝了一杯。

　　可科長的面孔還是一下子就冷下來了。

　　洪晃晃晃腦袋，想想，忽然明白了：“科長，科長，好朋友了，怎麼還說撂臉就撂臉啊，弄得我這點意思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科長一驚，隨即面上有了喜色：“什麼意思？不用不好意思，我跟你說，洪小姐，大家都是朋友，還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

　　洪晃把一個信封遞過去：“這我就放心了，雖然咱們中國人是不能用錢買的，可外國人的錢，幹嘛不要？”

　　科長把信封里的錢掏出來看看，十分滿意。

　　科長：“好好，洪小姐真是爽快人，你這個爽快朋友，我還是交定了。”

　　鏡頭切，北京某寫字樓。

　　洪晃一身疲憊，臉曬得花花紅紅，鼻子上都曬掉了皮，走進某外國公司。

　　一女職員酸酸地：“洪小姐度假度得不錯吧。”

　　洪晃：“度假？”

　　女職員：“是啊，每回公司的難題，都是洪小姐出馬解決，老闆那麼賞識你，是不是給你去地中海度假了啊。你這樣子可是像從海邊回來啊。”

　　老闆在房間裡叫，洪晃來不及解釋走進去了。

　　外國紅脖子大鼻子老闆：“洪小姐，辛苦了。”

　　洪晃：“為公司做事，就不談辛苦吧。”

　　老闆忽然面色一變：“可這船進港時間還是晚了兩天。公司損失了上萬美金，我希望你對我作出解釋。”

　　洪晃愣住了。趁老闆轉身的時候沖老闆惡狠狠地揮拳頭。

　　老闆忽然又轉回頭來接着說：“……並取消你今年的休假。”

　第五集：

　　時間：八年前。地點：北京某星巴克咖啡店。

　　洪晃與一正襟危坐的某雜誌女總編在談話。

女總編：“洪小姐在外國公司里已經到了那麼高的位置，報酬和福利又那麼好，你怎麼捨得離開呢？”

　　洪晃：“哎，你可不知道，在外國公司里做事時間長了，不死也得脫層皮，我都脫了好幾層皮了。”

　　總編：“那你沒聽說，現在辦雜誌，也是不死也得脫層皮。我在雜誌社這麼多年，也脫了好幾層皮了。”

　　洪晃：“要是反正是個死，幹嘛不做自己喜歡的事？”

　　總編：“做刊物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現在是市場經濟，刊物要走市場經濟的路，怎麼走？光市場經濟也好，問題是許多問題還不能市場說了算。我們這些老編輯們成天都暈頭脹腦，像洪小姐這樣的外行，光憑喜歡，恐怕不行。”

　　洪晃：“對，對，我是外行，可我學習能力強啊。”

　　總編：“這我有所耳聞。說你文革中年紀還很小就被送到美國，後來因為父母有問題讓你提前回國。可你學了一口美國英語，改也改不了，說得比中文還地道，到現在，你的中文也不算好。”

　　洪晃：“大姐，大姐，咱就別提那一段了。你說吧，辦刊物，先得學什麼。”

　　女總編來勁了，掏出個小本本，跟洪晃說：“你要是真要學呢，就從發行開始，知道什麼是送攤兒嗎？”

　　鏡頭切，北京街道。

　　一個報攤兒，一個慈眉善目的報攤老頭兒正客氣得不能再客氣地招呼着過往行人。報攤兒主人：“來看看，今天消息多……不買沒關係，沒關係……謝謝，您走好。……您放心，放心，我一定給您留着。”

　　洪晃從一輛出租車裡下來，興興沖沖地來到報攤兒老頭面前。

　　洪晃：“大爺，大爺，刊物我給您拉來了，您幫我拿拿？都在後備廂里呢。”

　　報攤老頭兒斜眼看看洪晃：“新來的吧，不懂規矩。新刊來了，要上我的攤兒，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懂不懂？”

　　洪晃：“懂懂。”

　　老頭兒：“那是你幫我的忙還是我幫你的忙啊。”

　　洪晃：“我幫您，我幫您。”

　　洪晃從出租車上給老頭搬雜誌，幫老頭放好，又給老頭兒買水。

　　老頭兒連正眼都不看她。

　　洪晃：“大爺，您喝水，您喝水。謝謝您教我，麻煩您把我們的雜誌放顯眼一點的地方。”

　　洪晃走了。老頭兒把洪晃放在顯眼地方的刊物一把擼到攤子下面。

　　老頭兒：“不懂規矩，還想放這兒？”

　　洪晃一個攤，一個攤給人家送雜誌，買水，說好話。

　　沒有什麼人給她太好的臉。

　　最後出租車司機都有點看不過去了，要幫幫洪晃。

　　洪晃：“別別，謝謝您了，您幫我搬，他們看見了不還得說我不懂規矩？”

　　某小旅館。二渠道發行會。來來去去的人都像江湖上的老大。洪晃拿着雜誌，一個房子一個房子敲門，裡面的人都面目可憎，歪歪斜斜地或躺或臥，煙霧瀰漫。洪晃硬着頭皮跟人家打着交道，把刊物給人家留下。

　　幾周后，星巴克咖啡，還是洪晃和女總編坐在那裡。

　　女總編衣着講究，姿勢優越。

　　而洪晃穿着運動鞋，大T恤。

　　洪晃：“大姐，喝什麼？”

　　女總編：“幹嘛今天又請我喝咖啡啊，是不是受不了了，要打退堂鼓了？”

　　洪晃：“打退堂鼓還請你喝什麼咖啡，我是要告訴你，發行的事我都摸清楚了。”

　　女總編愣住了：“洪晃，洪晃，你還認真了？對不起，對不起，我上次沒跟你說完，在中國辦雜誌，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洪晃：“什麼條件？”

　　女總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洪晃：“這個我懂。改革開放，三個代表，都是為了大傢伙好。”

　　女總編：“沒有那麼簡單。政治的、經濟的，其實都是一個說法，有時候政治的會變成經濟的，經濟的也會變成政治的。這要看需要。”

　　洪晃：“可真理都是簡單的嘛，加上我也比較簡單。辦雜誌雖然複雜，沒準碰上我這兩個簡單，就真行了。”

　　女總編：“我可沒聽說過這種事。”

　　洪晃：“現在你不是聽說了？”

　第十集：時間：五年以前，洪晃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公司，當上了某時尚雜誌的出版人。地點：出版人辦公室。

　　洪晃被埋在堆積如山的讀者來信、財務報表、版式設計、廣告刊例、版權合作項目建議書中。還有十分顯眼的許多國外同類雜誌。

忽然有人敲門，走進一個戴眼鏡的男人。

　　洪晃：“朱老闆怎麼今日大駕光臨？”

　　朱老闆：“我來催稿。”

　　洪晃：“稿期又到了？”

　　朱老闆：“不是又到了，是又過了。”

　　洪晃：“對不起，對不起，你看看，我忙成這樣，就忘了。”

　　朱老闆：“洪晃，我告訴你，你的稿子在我們刊物上發，讀者反應很好，你的文章很有風格，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感覺很獨特，連着寫下去，你能自成一家，你要重視這種成就。”

　　洪晃：“你說融合太文藝，我說混(第三聲)——東西方文化在我這兒混得特別好。不過說到成就嘛，我現在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要讓我的雜誌賺錢。對了，對了，朱老闆，你的雜誌聽說賺錢了，還聽說，你對消費娛樂類雜誌做了不少調查和研究，來，跟我說說。”

　　朱老闆：“說什麼說？要說就是一心不可二用，依我的經驗，你更應該成為一個好的作者，而不是一個出版人。你要是一直寫下去，很快會出名。”

　　洪晃：“我就是想一心二用，不太想出名。現在好作者哪哪兒都是，好出版人不多。等我做完好出版人了，哪哪兒都是好出版人了，我再去做一個好作者你看怎麼樣？”

　　朱老闆：“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古今中外，這種歷史時期，從來是出好作者容易，出好出版人難，你可想好了。”

　　洪晃：“你要不願意跟我說就算了，別拿難和容易嚇唬我。”

　　朱老闆：“你說我嚇唬你？”

　　洪晃：“當然了，嚇唬我的人你也不是第一個，不過，你問我爸我媽去，我從小不怕嚇唬，誰一嚇唬我，我就更來勁。”

　　朱老闆：“我是有點不忍心埋沒一個好作者，經我的手，出了不少好作家啊。”

　　洪晃：“那你就忍心埋沒一個好出版人？跟你說，你說也好，不說也好，我的雜誌將來一定比你的雜誌做得好。”

　　朱老闆：“商業社會裡的娛樂消費雜誌是完全為了商業活動，也就是完全為了廣告而生存的，這條定律，在我們這裡還不完全成立。”

　　洪晃：“謝謝，太好了，謝謝你告訴我，我也是怎麼想的。”

　　朱老闆：“謝謝？我告訴你什麼了？你也是怎麼想的？”

　　洪晃：“出版消費娛樂雜誌的全部關鍵詞都在你的這句話里了嘛。看，看(她幾乎把辦公桌上的東西都拋上了天)，我這幾天看了多少東西，我好不容易總結了一句話，怎麼就讓你說出來了？”

　　朱老闆摸摸自己的額頭：“什麼？這句話是你的？我調查研究費了多少力氣，這句話怎麼就成了你的？”

　　洪晃：“咳咳，朱老闆，別後悔，我請你吃飯還不行？你碰到我這樣的知音，恐怕不容易。”

　　朱老闆：“這話我說過好多次，沒人聽得懂。”

　　洪晃：“看？是不是？你來參加我們的策劃會吧，把你這些話，好好跟我們的編輯、發行和廣告人員說說。我們保險都聽得懂懂的。”朱老闆：“我來找你要東西，怎麼成了給你送東西？”

　　洪晃：“不是跟你說我會混(第三聲)嗎？東西方文化都能混得那麼好，何況你這要東西送東西，混到一起，小菜一碟。”

　第十五集：時間：兩年前。洪晃的媽媽章老師重病轉好。地點：北京醫院，章老師的床前。

　　洪晃身穿白色醫用大衣，把一幫會診的專家送出病房。來到媽媽身邊。

　　洪晃：“媽，看，醫生說你好多了，遺囑不用寫了。”

章老師：“不寫就不寫吧，你那頓意大利飯可得請我吃。”

　　洪晃：“意大利飯？”

　　章老師：“忘了？我幫了你刊物的忙，你說請吃意大利飯的？”

　　洪晃：“我說呢，前幾天你嚇人得不行，可醫生老說你求生欲望特別強，所以不能放棄希望，原來是因為想我這頓意大利飯啊。”

　　章老師(忽然動了感情)：“妞妞，過來，抱抱我。”

　　洪晃(也動了感情)抱住章老師：“媽媽，你把我嚇壞了，我真怕留不住你了。”

　　章老師：“你才把我嚇壞了呢，要不我會生這麼重的病？辦刊物是鬧着玩兒的嗎？看看你自己，這幾年有一天安生的沒有？偏偏要走這條最不容易走的路。”

　　洪晃：“好了，老媽，要不是這麼不容易，我怎麼會這麼需要你？謝謝，真的很謝謝你這回沒有撒手就走，而是肯留下來陪我。”有人敲門，上海出版界強人老肖走進來。

　　老肖：“章老師，你的書出版了，我給你送來了。”

　　洪晃：“我媽的書，最好先交給我加點工。我給她加點糖、醋、胡椒麵，就好看了。”

　　章老師：“看樣子我這個遺囑還得寫。”

　　洪晃：“怎麼又要寫遺囑？”

　　章老師：“我還有好幾本書要出呢，我得在遺囑里寫清楚，書全交給老肖出，絕不能落在你手裡。”

　　老肖：“章老師，你不知道，洪晃現在在出版界也小有名氣了呢，她手上的幾本雜誌，都做得不錯了。”

　　章老師：“是嗎？這我可第一次聽說。”

　　洪晃：“關於我的好消息，你總是最後一個聽說。老媽，你好多了，我就走了啊，刊物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辦呢。”

　　章老師：“又走？去哪兒？”

　　洪晃一邊說，一邊人已經出去了：“上海、廣州、深圳……你不知道有多少廣告客戶要伺候呢。”

　第二十集：時間：今年。地點：現代城，某世界著名品牌贊助的刊物推廣會。

　　冠蓋雲集，名人薈萃。媒體追星，閃光燈亂閃。台上台下，人聲鼎沸。三本刊物《世界都市》《樂》《青春一族》，擺在顯眼的地方，來賓們感興趣地翻看、議論。大家熱烈地跟洪晃握手，祝賀她的成功。

台上，一位著名的音樂家開始表演了，是中國民間情歌的搖滾式演唱。人們的注意力都轉到台上。

　　此刻，洪晃手拿一杯什么喝的東西，多少有點落寞地望向窗外北京城的滿城燈火。

　　洪晃的好友，現代城女老闆張欣，注意到洪晃的神情，走上來與她搭訕。

　　張欣：“洪晃，怎麼了？”

　　洪晃：“沒怎麼，有點累。”

　　張欣：“才幾年，出了三本雜誌，這些品牌都成了你的客戶，不累才怪呢。”

　　洪晃：“我這人不累是對的，累了才怪呢。”

　　張欣笑：“說吧，你又動什麼心思了吧。”

　　洪晃：“沒有，沒有，雜誌剛剛辦得有模有樣，誰動別的心思誰小狗。”

　　張欣：“我還不知道你，你想幹什麼，還不是說走就走。”

　　洪晃：“你知道嗎？前幾年，有人說我回家寫東西，一定能自成一派，成為大家。我有時候真想把雜誌脫了手，去做這個作家夢。”這時候，一個人走上來跟洪晃握手：“正好，我是貝塔斯曼的代表，我們一直想約你寫點東西。”

　　洪晃：“寫什麼？”

　　代表：“就寫寫你怎麼走上了出版刊物這一行。”

　　洪晃：“行行，我寫我寫。”

　　代表有點吃驚地：“這麼快就答應了？”

　　洪晃：“怎麼？有問題嗎？”

　　代表：“當然沒問題，只是我沒想到你這麼快就答應了。”

　　洪晃：“我幹嘛不答應？出了書，能擴大我這三本雜誌的影響。”代表：“那好，我們就一言為定。”

　　張欣：“你又要一心二用？你不把雜誌脫手，就不會有時間寫書!”

　　洪晃：“小聲點，小聲點，我可沒說雜誌現在就脫手，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這幾本雜誌呢。”

　　張欣：“那你一定拖期。”

　　代表：“沒關係，答應我們的作者，要跟我們簽定合同，一旦拖期，要賠償我們損失。”

　　張欣：“洪晃，你可得考慮好。”

　　洪晃：“你別管行不行？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屏幕上出現一行字幕

　　結束語：洪晃的所謂辦法，就是讀者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的樣子——洪晃求遍了她的朋友，包括她媽媽，一人給她寫五千到一萬字，她一個字沒寫，只當了一下編輯，關於洪晃出刊的書就出版了。

　　老典

　　2002年6月12日

6,童年時我身邊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據說出身不是特別體面，是吃青春飯的。曾經有外號叫“鐵面觀音”，因為她從來不笑，的確，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她的笑容。據我媽說，我外婆年輕時候的風格是她永遠在旗袍的扣眼裡放一球新鮮的茉莉花，每天都換。解放後，我外公從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帶着我媽從上海搬到北京。開始，他們住在東四八條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時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現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記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時候她老了，也不記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記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別的一個老太太。首先，她留非常短的頭髮，每一根都整齊地背到腦後面，沒有一絲亂發。她穿的衣服永遠是素的，沒有花的，顏色永遠是各種調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對料子非常講究，夏天當然是各種絲綢褲子和中式襯衫，冬天是呢子的褲子和中式外套，有時候外面還穿一件緞子的棉背心。外婆人很瘦，個子不高，年輕的時候她剃過眉毛，老的時候也天天自己拿鑷子整理一番。我至今還有一套我外婆梳妝用的銀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細刻。一共有五件，有一個鏡子，一個胭脂盒，其他的幾件是幹什麼用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從小有個感覺，外婆是個很講究的人，她喝茶永遠用一個小的紫砂茶壺，涼白開永遠是放在一個小銅壺裡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壺來對嘴喝水總是要被外婆訓一頓，她永遠把我的錯誤歸結為保姆和北方人。

　　我小時候的衣服都是我的乾媽做的。如果當時有時尚刊物我乾媽可以當服裝編輯。她天天研究什麼百褶裙、背帶裙、連衣裙、卡腰、下擺、袖子的收口等問題。每個周末她的到來都是十足的一場時裝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樣，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乾媽特別喜歡高跟鞋，手提包的顏色和鞋的顏色永遠是搭配的。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是我的乾媽，可能她家裡和我外公有關係，她就像我的形象設計師，每周都帶新衣服來，都不一樣，都是她的設計，也是她自己縫的。衣服帶來我就得換上然後還要擺姿勢，拍照。有時候外婆高興了就請所有人去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僑吃西餐。

　除了外婆、乾媽，還有黎姑姑和夏姑媽。黎姑姑叫黎明輝，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據說她由於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走紅。解放後就當了幼兒園阿姨。我四歲的時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邊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兒園。外婆先是不同意，後來妥協了，條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當阿姨的幼兒園待半天，這樣不會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壞毛病。

夏姑媽是一個瘋瘋癲癲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巴黎回來的，所以也非常講究穿，在我的記憶中她比外婆要洋氣，頭髮燙成大波浪，也是一絲不苟地捋到耳朵後面。她有很多特別好看的皮包，都是發亮的。我小時候很想跟她要一個她的皮包，可是每次鼓足了勇氣走到她房門口，她都會拿着酒瓶子衝出來，“咚”的一聲把我嚇得半死，然後她自己大笑着，抱着酒瓶子回屋了。每當這些乾媽、姑婆們給我新衣服，我都要穿出來，然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評論，還必須讓我照相，照相的時候還要擺各種各樣的姿勢。從某種意義上我是這些摩登女郎的時尚發泄點，60年代已經不能隨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們的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然後把自己像一碟精美的小菜一樣貢獻給她們的男人。解放後，她們已經不能在大街小巷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時髦亮相給廣大革命群眾，我這個關在大四合院裡的女孩，正好是她們的一個時尚發泄和揮發的小玩具。

　　我發現我媽媽是個大美人是她調到外交部，從湖北幹校回來那一天。那天我去火車站接她，在她從月台到車站的隧道中走出來那一刻，我有一種由衷的自豪，因為我發現我母親身邊似乎有一個光環，她比別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環猶在，當她走進一個房間，她就是中心。我媽媽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當然更喜歡我媽媽這種風格。我媽媽那時候都是穿很嚴肅的制服，而且顏色很深，但是我記得她總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顏色鮮艷一點的襯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裡面，露出一點點鮮艷的領子。其實我媽媽是很簡單的一個人，我小時候從來不記得媽媽塗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來，她樸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媽媽已經是外交部長夫人的時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過只有檀香肥皂、友誼牌擦臉油和美加淨牙膏。我記得媽媽出國帶回來吃的、小人書，從來不記得她買什麼口紅之類的東西。

　　小的時候我身邊的男人也都不遜色，我外公永遠是中山裝或中式的馬褂。和我外婆一樣，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輕時候真是一個帥哥，他對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覺，就是經濟再不景氣，也是非常非常體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體，從來不穿T恤衫，只穿襯衫，而且是燙得筆挺的襯衫，褲子永遠有褲縫，皮鞋賊亮賊亮的。

　　總而言之，小時候我身邊都是漂亮人。

1966年，文革開始了，我身邊的摩登女郎一個一個開始失蹤了。

　　乾媽是第一個，也是印象最深的。我記得那是一個瓢潑大雨的夜晚，我已經睡了，但是聽見外面客廳有很多慌張的聲音，就起來偷看。從門縫裡我看見乾媽抱着外公哭，哭得特別傷心，她的頭髮亂成一團，臉上什麼化妝都沒有，我幾乎都認不出來是她了。過了一會兒，大人們好像給她拿了一些東西，然後她就走了。第二天，我問外婆乾媽怎麼啦，她只是說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問。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見到乾媽。後來才知道，她就是在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離開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文革以後夏姑媽的酒喝得越來越凶，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還經常來家裡，但是她們已經沒有打扮我的雅興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媽居然開始在家自己琢磨怎麼做衣服。她學會了如何量體、剪裁和縫紉。我們家為此還添了一台蝴蝶牌縫紉機，我把縫紉機當玩具，學會穿針引線，還把說明書當小人書看，看丟了挨了一頓罵，我媽揚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後躲起來，外公還吼了我媽幾句，說你小時候我沒打過你，你現在也不許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媽證明我從小被嬌生慣養的重要依據。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講究穿的。媽媽總是想辦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還記得的確涼料子出來的時候我媽在百貨大樓搶購到一塊特別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給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襯衫。但是她怎麼也配不着好看的扣子，最後終於托人買到了透明有機玻璃扣子，如獲無價之寶，全部釘在她的襯衫上了，不給我釘的原因是怕我丟，為這事我也至今耿耿於懷。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這是我童年的一個句號。同一年，我媽媽走後門把我塞進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念英文，當然是為了我的前程考慮才這麼做，可是我那時候九歲，不太理解這一切，只是覺得我的好日子沒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須是紅到根上的工農兵子弟，我純屬於混進去的。我和別人的不一樣把我自己也嚇一跳，那時候我連公共廁所都沒有太用過，在史家胡同小學的時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髒，憋半天，回家再撒。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我根本不會用蹲坑廁所，只會用抽水馬桶。這真是很晦氣的事情，每次撒尿都會走偏，撒到褲腿上，被同學們笑死，真沒見過九歲還不會撒尿的小孩。

　　我小時候幾個摩登女郎精心培養的服飾美容意識大概在半年內就被徹底革命化了。在我學會用蹲坑後的不久就開始改變我所有的服裝。要穿軍裝，要白襯衫藍褲子，要穿解放鞋和軍鞋，裙子、皮鞋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無產階級時尚意識剛剛穩定，我媽媽再一次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紐約。就這樣，在短短十二年裡，我的“時尚觀念”從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到了70年代紐約嬉皮。

　　從此以後我徹底亂了，也就不想了。

朱偉說

　因為創辦《華夏記憶》，我進入了洪晃的家庭環境。當時創辦《華夏記憶》的想法是要挖掘記憶的財富——中國歷史的各種各樣個人記憶其實都是一種財富，但好像大家都越來越不珍惜記憶而只看重實際。為表達這種思想，我要了點點紅色回憶錄中1966年回憶她父親羅瑞卿的首發權，約張承志寫了《飢餓的記憶像一根金屬線》、莫言寫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余華寫了《醫院裡的童年》、李歐梵寫了《美國六十年代》。而洪晃幫我拉她媽媽寫了《史家胡同51號》，她自己則寫了《紐約空降紅小兵》。

洪晃家——史家胡同51號是個特別漂亮的四合院，從前院走進中院，敞亮，而其氣派實在是這院子因為住過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種不平凡的生氣。我沒有看到過洪晃姥爺在這個院子裡的照片，但我能想見這所房子裡曾經擁有過的藏書，洪晃媽媽說，那些書老爺子去世後都捐給國家了。我看到過現在這房裡放着的喬冠華在葡萄架下與洪晃媽媽開懷大笑的照片，據推測，那應該是“喬老爺”春風得意的年代。那時候他們都那麼年輕，他們的笑又帶來那樣的一種美麗，美麗得讓你的腳步走在這院子裡都生怕驚動了什麼。

　　一個太古老又承載過太多內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這院子的歷史才會更清晰地呈現出來。有客人時候，正房門口的兩個大紅燈籠被點亮，月光和風在樹葉上滑過的聲音給這院子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洪晃媽媽的家宴這時候設在東偏房，家宴上總有她拿手的“賽螃蟹”與“八寶鴨”。那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精緻，這精緻與這院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這家庭無論遭遇什麼周折都值得驕傲的東西——有許多東西被改變了，有許多東西不能改變，歷史不過是它周圍盤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為從小跟着姥姥、姥爺長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紅門裡被八十多歲的老人章士釗慣壞了的“小公主“、“小霸王”。這個大紅門內的童年曾經完全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姥姥從來不許她吃外邊的東西，所以她說她二十多歲才吃到北京的滷煮火燒。跟着姥爺出門吃飯，她與姥爺一起坐當時象徵特權的老式伏爾加，而上幼兒園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銅車接送。上小學時候姥姥不讓在外邊上廁所，說是外邊的廁所髒，撒尿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麼樣。大院外有小雜院，小雜院的孩子都哄着她玩。而姥爺章士釗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撲克哄她贏。這是一個沉浸在過於溫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關的兩個細節，一是因為家裡愛吃肉鬆，洪晃記得就有個福建師傅每個月會來炒一次肉鬆，“十斤二十斤肉，就在我們家揮汗如雨地炒一天，滿院子都是炒出來的香味”。二是洪晃媽媽回憶，說洪晃小時候曾經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錢，自己買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錢的冰棍，坐在大門口門洞裡。向過往的小孩免費發放冰棍。

　　這樣的童年，當一下子被推出大紅門的時候，真是“一下子被嚇着了”。

　　每個人都會珍惜自己的歷史烙印。就歷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歸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帶給她的反叛精神，儘管這種反叛精神生成於一段畸形的歷史之中。

　　對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識誕生於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紅門之後，從九歲開始。九歲姥姥去世，父親在牛棚，母親在幹校，她一下子給送到外語學院附小寄宿。這所學校當時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農兵子弟，而阿姨給她準備的卻是薄絲綿與厚緞面的兩床被子、一條印着英文字母的聖誕節床單、三個盆三條毛巾——一個洗臉一個洗腳一個洗屁股，還有無數小吃。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農孩子們的敵人。早飯是從肉鬆小饅頭一下子變成了窩頭鹹菜棒子麵粥；工農孩子們自覺地都與她劃清界線，沒人理她沒人與她說話；晚上躺在床上，周圍小夥伴一個個都會旁敲側擊對她進行批判。在這過程中，一個孩子開始憎惡大院裡曾經給過她的那種生活，因為它們帶給她太多的災難。洪晃說，那時候挖防空洞，要求用書包背土，大家為顯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書包。家裡人見她回來肩膀是腫的，心疼她，覺得小孩怎麼能受這樣的罪，於是專給她準備了一個底下有許多小洞的書包。這樣每次背土都感覺越背越輕，那書包里的土邊走邊漏，結果對她又成了極大的災難。這樣的環境裡能從孤獨中走出來的方式只有與大院生活劃清界線——她開始儘量拒絕一切小時候喜歡的東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沒有補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沒有口子。在不知道什麼是價值觀的時候，這個社會迫使她“脫胎換骨”地反叛，使她變成了一個極端的孩子——吃飯就是熬白菜好吃，撿馬糞她會挑新鮮的往書包里裝。洪晃說：“1973年我第一次坐飛機，與媽媽陪姥爺去香港。我那時候真是特別混蛋，親戚送的歐米茄手錶，接過來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給撕了。這種改變的結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時候，我知道傷心，姥姥躺在那兒，我坐在旁邊給她梳頭，因為我看到姥姥頭髮亂了，而平時她的頭髮都特整齊。而姥爺死的時候，真是什麼傷心的感覺都沒有了。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和姥爺之間沒什麼太多關係，而是我學會了不敢流露真實的感情，姥姥死的時候我給她梳頭的那種東西，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去做了。”

　　洪晃在談到父母對她的影響時說，她媽媽在她生活中的地位比她爸爸要重要得多。“因為我一直在她身邊，所以我跟她最親，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她更有共同語言。”洪晃說，“我媽給我最大的影響是一個女孩子要好強、要自立。其實在我媽對我的教育中，沒有強調要成名這種東西，但她會強調獨立精神。我媽屬於一個既漂亮又聰明的女人，她好強，對自己特別較勁，要求自己凡事不能鬆懈。我媽媽帶給我的是一個人要有不斷的上進心，這上進心是有強有力的責任心，就是說你不能對自己不負責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個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經給《三聯生活周刊》的《生活圓桌》寫過一篇文章，在談到她父親對她的影響時戲謔說：“我的壞毛病都是從我爸那兒來的。我爸聰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煙，不注意身體，我也那樣；我爸結過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還在比他小得多的情況下，把三次都結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經濟的，他能在課堂上把經濟講得生龍活虎，就是學術文章不好好寫，所以人家當頭版頭條的經濟學家了，他卻退休了。”洪晃說他父親是“一個天生的樂天派”。“特好吃”，她回憶，“文革時候一件特別樂的事就是，我爸從幹校回來，曬得劇黑，骨瘦如柴。他滿街找賣螃蟹的，後來找到一個專供外交人員的供應站，門口有解放軍站崗。他那時還是黑幫，就全然不顧地混進去買螃蟹，因為他實在曬得太黑人家以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後就跟他說英文，他也就跟人講英文，在特別不可想像的情況下提了兩大串大閘蟹就回家了。然後就特高興，雖然他第二天要回幹校，但他那天就樂呵呵的。”洪晃記得小時候她爸爸從來不帶他去大公園，不去那些擠、鬧的地方，比如去圓明園廢墟，在那兒撿石頭、刻磚，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媽呢，就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繡花。你不可想像，問我媽買多寬尺面的布料，要什麼樣的袖子、什麼樣的領子，她就能給你做出來。她被隔離審查時一幫女的看着她，她把這幫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們都教會了做衣服。我媽也喜歡吃，但她更得意於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賽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飯店吃過的都沒我媽做得好。”

　　洪晃說她父親留給她的是一種自然、追求自由、無拘無束、什麼也不顧的生活態度。而出於平衡，覺得自己過舒服了，她媽媽的影響就會出來，又會覺得做人不能這麼舒服，不能對自己、對人家都不負責任，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罵的。所以，她的放鬆與她的沉重責任感經常反反覆覆地形成對立，當然，從本質上說，灑脫的力量可能遠不敵責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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