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7,紐約空降紅小兵

我十二歲那年，北京外語附校的期中考試提前了，考得好的學生被拉到離學校挺遠的醫院去體檢。大概過了兩個月，學校才宣布有十幾個被外交部選中做小留學生，將被派到國外去學外語。我真的不記得我當時是不是特別興奮來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興得要跳樓，在當時情況下也要壓着點情緒。這跟舊社會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歡這男人越要哭得傷心，真流露出願意嫁出去，說不定這門親事就黃了。人定下來之後，外交部好像給我們開過一個學習班，講了什麼我真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時告訴我們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傳播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這使我們二十八個孩子立刻感到我們像二戰時空投到敵區的先遣部隊，任務非常艱巨，但絕對光榮。臨走之前，外交部發給每人700塊人民幣服裝費，在1973年，這簡直是一筆財富。我們一起來到只給高幹做衣服的紅都服裝店。二十八個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料子，全是藍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樣的衣服。我們協商要穿一樣的衣服，為的是將來我們分手到了美洲、歐洲資本主義大本營，也會想到在另外一個遙遠的戰壕里，有一個小戰友，穿着一樣的衣服，代表中國兒童正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奮鬥，心裡一定非常溫暖。

　　就這麼着，我和三個去美國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過巴黎去紐約。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歡迎我們，我們克制住強烈的好奇和興奮，板着一副嚴肅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們住在大使館，所以什麼都沒看着，到了紐約我們被接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三天沒出門，講外事紀律。第四天學校開學了，我們早早地起來，穿好筆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漿，坐着代表團的一輛黑色林肯去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小紅房子學校就讀。

　　一進學校我們就呆了，這美國人怎麼這樣！所有學生都穿破破爛爛的藍色勞動布褲子(後來才知道這叫牛仔褲)，在膝蓋那兒還有兩個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襯衫，都印着英文字(後來才知道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師比學生還糟糕，一點沒有中國老師的尊嚴，老跟學生嘻嘻哈哈，成何體統！開學典禮在一個大禮堂里，所有學生都席地而坐，一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說話、打鬧、嘴裡還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謂典禮上，就只有一個披頭散髮的男人，拿着個破吉他，破口琴，沒音沒調，既不說話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聲哼唧了十分鐘，台下的美國孩子跟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麼激動，後來才知道這人叫鮑勃·迪倫，他女兒是我同班同學。

　　在學校里的頭三個月一晃就過去了，我們四個孩子的英文一點長進都沒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們送到學校，老師開始講課，我們就開始打呼嚕，小紅房子學校屬於那種進步學校，很隨便，學生上課可以爬在地上，把腳放在桌子上，還可以吃糖，所以睡覺根本算不了什麼。何況老師知道我們聽不懂，怪可憐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團的領導們不幹了，每個學期中國政府為我們交二千多美金的學費，真是學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烏紗帽要搬家。那時候主管我們的是張希生，唐聞生的母親，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靈，她想出個鬼點子，讓四個孩子全住到美國人家裡去。我是第一個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親是美國一家醫藥公司的職員，母親是自由職業者，專給雜誌和圖書畫插畫。家中有三個孩子，呂貝卡、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兩個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個男孩才五歲。大女兒呂貝卡是我的同班同學。選家庭時，代表團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這家被選中是因為加恩先生的父親老早老早當過美國共產黨，在美國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點“紅”就可以了。

　我住進美國人家的第一個感覺是美國人真他媽不把外賓當回事兒！試想這要是在中國，70年代誰家住進來個黃毛丫頭，那還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國人在中國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進了美國佬的家門，剛剛安頓下來，頭一件事就是學着幹家務。這家人喜歡動物，養了一條狗，兩隻貓，一隻鴿子。我在那兒住了三年，每年動物人口都有遞增，一直到三條狗、兩隻貓、一窩子老鼠、一條蛇和一隻二尺多長的南美蠍子。孩子們負責管理這些動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學前一次，放學後一次，睡覺前一次。換貓糞箱，每日一次。換鴿子籠子，每周一次。還有其他與動物無關的家務：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學雷鋒的精神，積極搶干比較髒、累的活兒，比如上學前遛狗和換貓糞箱。呂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說沒想到家裡來了個大傻瓜，專乾沒人願意干的活。過了很久，當我早就把雷鋒是誰都忘得一乾二淨的時候，呂貝卡告訴我，剛開始她們覺得我傻，挺好欺負，後來看見我“不怕髒、不怕臭”換貓糞箱時那種先進工作者的嘴臉，他們覺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為都有點假惺惺的感覺，後來我不幹了，天天跟她們下棋，誰輸了誰干髒活，她們反倒覺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個跡象是開始表達自己。這是美國人給我上的第二課，加恩一家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華盛頓廣場村。公寓面積不小，但是只有兩個臥室，所以我們四個孩子都擠在大臥房裡。呂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鋪，我有一個摺疊床，每天晚上拉出來睡覺，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兒的床下面，睡覺的地方有了，但是東西沒法兒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滿了，基本上一開櫃門就跟雪崩一樣：衣服、玩具、書劈頭蓋臉地倒出來。

　　怎麼辦？加恩家不是有錢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國代表團要錢，所以就為我買了一個簡易、用硬紙殼做的小柜子，是深藍色的，我最喜歡的顏色，有六個小抽屜，還配了一個小藍檯燈。柜子搭起來之後我心裡非常高興，但是想到使館曾教育過我們，收外國人禮物的時候要不卑不亢，千萬不得過分感激，好像中國什麼都沒有，有失我大中華的威嚴。因此，當加恩先生將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藍柜子放在我面前時，我以一個中國部長視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說了一句“不錯”之類的不陰不陽的話，然後接着看書。據說這一舉動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氣歪了，他們背着我開了個全家會議，差點兒把我送回代表團去，後來還是加恩先生心軟，說算了，送回去還不知道代表團里怎麼整這個不爭氣的小丫頭。他後來告訴我，他看了好多講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書，特別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為做錯了事情，被送到中國的西伯利亞去。至於我什麼時候開始坦率地表達自己，我實在說不清楚。人的意識的轉變永遠是悄悄地，潛移默化地。直至後來我回國以後，我的團委書記說我說話不走大腦，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變了。

　　在美國我還學到兩樣東西，其一會給我的後代帶來幸福，其二毀了我一輩子的財運。第一件事是因為我和呂貝卡的一次爭吵。孩子們在吵架的時候是可以說出惡毒的話的，特別是敏感、聰明的孩子。呂貝卡就是這樣一個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記得她惡狠狠地對我說：“就是因為你不可愛，你爸爸、媽媽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國來，我們真倒霉，還得收養你。”

　　我也不依不饒地說：“你懂個屁，只有中國的人尖子才能出國，別的父母想送還送不成呢，我將來是當外交部長的料，你八成是紐約街上的垃圾工人。”

　　呂貝卡反駁道：“我父母絕對不捨得讓我離開他們，我再沒出息他們也愛我，我是他們的女兒，你要是再沒出息就更沒人要了。”我啞口無言，像吃了個蒼蠅。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聽到呂貝卡的伶牙俐齒。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讓他十七歲漂洋渡海求個學業，我一定把他摟在懷裡，緊緊不放。我頭腦很清楚，我母親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裡擺脫不了一種被拋棄的恐懼，因為呂貝卡的話我會在夢裡聽到。

　　其二是我們幾個孩子在美國的經濟狀況，當時我們雖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裡沒有一分錢。代表團從來沒有發過零花錢。我們學校外面有個賣意大利冰的小攤，天熱了，孩子們午閒時都去排隊買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別人要請我吃，我還要面子，說不喜歡。有一次學校組織春遊，去中央公園，大家都在街上買吃的，我實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邊掉眼淚。我的班主任是個中年婦女，她過來問我怎麼回事，我在她懷裡痛訴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園裡的動物園去了，在那兒我能親手餵羊、餵馬。等我們回來同學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時候班主任又過來問我玩得開心嗎？我說開心，她笑着說：“明白了吧，開心跟錢沒關係，得自己找樂子。”

　　1995年我去美國最有名的高盛投資銀行應聘考試，有一個比我小七八歲的資深副產品交割員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沒有“飢餓感”，就是說我對錢的欲望不夠旺盛，使我立刻意識到我十二歲時班主任把我帶壞了，十五分鐘動物園就讓我一生沒有了飢餓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沒要我，就是因為我不餓。

　　現在想想當年小時候洋插隊，一半是童話，一半是噩夢。可惜的是我們去了四個孩子，只有一個現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國家錢白花了。

8,上一代交給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東西

我29歲生日那一天一個人在紐約，早上起來有了個突發奇想，我要和我已經離異多年的父母在一個房間裡吃一頓飯。算一算，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在一個空間看見他們兩個人了。他們分開的時候我太小，我幾乎記不得任何只有我們三個人的場景。那天，我有點預感我和陳凱歌的婚姻不可能維持下去，我特別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樣，安慰他們的女兒，告訴我，我這輩子還是會找到我愛，也愛我的人。我請他們兩個一周后到我這裡吃晚飯，但是沒有說明任何理由，裝着是鬧着玩的事，結果是陰錯陽差，他們兩個都覺得這樣不好玩，我也沒有辦法再找回去說，我又要離婚了，來陪我說說話吧，所以這頓飯就沒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為什麼不能跟我父母直說：“我又要離婚了，來陪我說說話吧。”

　　離開紐約之前我決定去看一個心理學大夫，這不是有病的行為，在紐約幾乎每個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學家。我那時候在德國金屬公司工作，人事部經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調回中國之前跟我說：“你有一千多塊錢的心理學治療從來沒有報過。”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個心理學大夫。

　　我是被這個心理醫生“擠”進來的一個正常人，他實在太忙。紐約正常人太多。我坐在他辦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說我自己的45分鐘。在我之前，一個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醫生的辦公室，渾身充滿了只有投資銀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覺。半個鐘頭以後，這個人擦着眼淚、縮着背從裡面走出來，變了個人。我想：“WOW，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該我嘍。”

　　我很失望這個大夫沒有我電影裡老看見的可以讓病人躺着說話的那種長沙發。我被安置在一個單人沙發裡面，雖然很舒服，但是還是沒有達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為什麼在這個辦公室嗎？”大夫問。

　　“我又要離婚，有點不知道我為什麼維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

　　“29歲。”

　　“這是你第幾次婚姻？”

　　“第二次。”

　　“嗯。”大夫好像感覺到我的困惑了，“我們先說說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媽媽是……”

　　“我爸爸媽媽也離婚了。”

　　“啊，”大夫記了個筆記，“那他們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父有三個老婆，第一個是個知識分子，他們過不到一起，所以就分開了，有三個孩子，一個自殺了，一個瘋了，還有一個也是半瘋，他認為希特勒還活着，而且藏在中國。”

　　大夫看了我一眼：“是同時有三個老婆？”

　　“是”。

　　“在那兒？”

　　“在中國。”我心裡說，你做夢吧你，你沒戲，在紐約娶三個媳婦。

　　他好像看出來我想什麼了。“我覺得一個就夠受的，你的外公真不是凡人。第二個老婆吶？”他問。

　　“第二個老婆是我的外婆，帶我長大，但是好像原來是青樓里的，我媽媽是抱來的，因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

　　我看了大夫一眼，他開始瘋狂地記筆記。“第三個老婆原來是一個上海黑手黨青紅幫的頭頭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黨的律師，他們在重慶的時候互相換了情人。我到十二歲才第一次見到他。”

　　大夫還在寫，頭也沒抬道：“接着說。”

　　“我爸爸的爸爸有兩個老婆，但是我才三歲的時候他們就過世了，我爸爸有七個兄弟姐妹是同父同母，還有四個是同父異母。”我看了大夫一眼，他還在狂記“我爸爸和我媽媽在我九歲那年分開了，我媽媽後來的丈夫是中國前外交部長，我爸爸後來的老婆是個美女演員，有金花的稱號”。

　　“你媽媽的親生母親你見過嗎？”大夫問。

　　“噢，對了，”我在他的提醒下想起來，“我媽媽的親生母親是原來上海的交際花，外號叫‘康克林西施’，我媽媽是私生女，所以讓別人領走了。後來這個漂亮女人又嫁了人，而且有四五個孩子。”

　　大夫摸了一下頭上的汗珠，我頭一次看見寫字也能讓人出汗。“你怎麼知道這些的？”他問。“有一年大地震，地震第二天瓢潑大雨，我媽讓我去火車站接‘外婆’，可是那年我外婆已經死了六年了，還說我有一個表哥叫平平，一個表妹叫罐罐，他們會在火車站的大鐘下面等我。我以為我媽給震糊塗了，家裡瓶瓶罐罐碎多了，就說胡話了。我說我不去，下這麼大雨，接個死了六年的外婆，還要在大鐘底下找瓶瓶罐罐，這純屬於瞎胡鬧。我媽說，你別鬧，快去吧，別讓你外婆等。”

“後來呢？”

　　“後來我就去了，大鐘下面瓶瓶罐罐舉着傘，見了我就喊我小名，看樣子認識我。”

　　“那後來呢？”

　　“後來我們進了火車站，接到了一個有嚴重風濕關節炎的老太太。”

　　“然後哪？”

　　“然後就回家了。”

　　“她漂亮嗎？”大夫已經不記筆記了，我心裡很不是滋味，這明明是我給他說故事來了，為什麼還得付他兩百美金？！

　　“不漂亮。”

　　“一點都不漂亮？”

　　“可能年輕時候還行吧，看得出來有點妖氣。”我不在乎地說。“你不喜歡她？”他試探道。

　　“談不上。我不認識她。”我說。

　　“我聽出來你不喜歡她。”他堅持道。

　　“那就不喜歡吧，她也不喜歡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麼時候離婚的？”他改了話題。

　　“我十二歲的時候。”

　　“你怎麼想這件事情？”

　　“大概是應該的吧，我的記憶中沒有他們在一起高高興興的時候，都是在吵架。”我開始有點難受，頭一次意識到，我父母離婚是我不喜歡談論的一個事情。

　　“你父母后來又結婚了嗎？”大夫問。

　　“我媽嫁了外交部長，我爸娶了一個大美妞電影演員。”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說：“你不是在編故事吧？”

　　我笑了，有點覺得這個大夫怪可憐的，像我這麼亂七八糟的人連紐約都是少見的。我搖搖頭，繼續給他講：“我12歲就被送到美國來了，16歲被送回去，因為我媽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辦了學習班。”

　　“什麼叫學習班？”大夫問。

　　“就是被軟禁了。”我解釋。

　　大夫又吃了一驚。“中國下台的部長都被軟禁嗎？那你怎麼辦？”

　　“現在不，但是那時候軟禁就算是照顧了，有好多都在監獄裡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釋當時中國的政治鬥爭和其株連九族的可怕特徵，這故事太複雜了。“就這麼說吧，”我把事情簡單化了一下，“我兩年沒見到我媽。”

　　“那你父親哪？”

　　“我爸找了個新老婆，跟我不對付。”我嘆了口氣，這些都是我最頭疼講的事情，但是既然來了，還付了錢，就說吧。“我那時候挺慘的，我的老師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學，因為在中國上大學需要有比較乾淨的政治背景，我的一個親戚告訴我，我後媽已經發話，就是我考進大學，她也不願意讓我爸出這份錢。我就一氣之下沒在中國上大學，去工作了。”

　　“你最難受的時候是什麼？”

　　“我最難受的時候是我16歲剛從紐約回到北京的時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節，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邊，只有一些在我們家看着我繼父的人，大年三十讓我去給他們買菜，把我關在外面，差點沒凍死。”

　　“那時候你最想誰？”

　　“最想我外婆。”我覺得嗓子眼有點堵，難受。

　　“你想你外婆時想什麼？”

　　“想她死的時候頭髮有些亂，是我給她梳整齊的。”我終於哭了，像小時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邊一樣，哭得特別傷心，我覺得我身邊就站着一個拿着紫砂茶壺的老太太，她在輕輕地撫摸我的頭，說：“噓……乖妞……不哭。阿婆給你講故事……”

　　我是會撒嬌的孩子，為了讓她多摸我一會，使勁地哭，沒完沒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長時間，大夫遞給我一盒紙巾，說：“時間到了，我覺得效果很好，下次我們再談談你最近要離婚的事。”

　　我把臉擦乾淨，說了謝謝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縮着背。

　　我出了辦公大樓才發現，天已經黑了，可是感覺舒服多了。

　　儘管如此，我再也沒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還是別再去想了。這種自憐偶爾一次就夠了，多了不知道會出什麼事。

朱偉

現在回頭看，洪晃歷史烙印中還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與我們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沒有足夠的玩具、足夠的母愛與父愛、足夠的遊戲環境不同，洪晃則在幼年太早又經歷了“情感缺失”。12歲，她剛剛懂得父母對自己存在不同意義的時候，就經歷了父母離異。她說：“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着，聽我爸我媽往死里那樣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其實從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媽和我一起去過公園、划過船，但在記憶中這些一點沒有。”她記憶中最清晰的是父母離異的那一天。“那是一個最不好的五一節，我爸把我帶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談話，這之前他們其實已經分開了，但我爸還裝裝樣子，有時候還在史家胡同住。這次我爸就對我明說，以後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從北大坐332到動物園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燈市口，然後我就在馬路邊，看着我爸過馬路到馬路北邊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覺得我爸特慘。而我媽當時處理問題的方式是迴避，她不知道這時候應該怎樣處理一個小孩的感情。當天晚上，她帶我看馬戲去了，那時候馬戲的票多難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賓的票，就在主席台後邊。我記得黑燈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場。回家我一個人一間屋，躺在那兒還在哭。”

　　三個月後，洪晃帶着情感與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國，當時她是28個被精選出來的小留學生之一，之所以能成為28個“小布爾什維克”，自然多少因為章含之喬冠華的背景。從大紅門“脫胎換骨”後，一下子又給戴上了高乾子弟的光環。“先是我媽的大紅大紫，我在學校，每天大操場廣播裡毛主席接見外賓都有我媽，老師也就開始對我劇好，我也就覺得我媽特牛。那時我媽能出國，我就讓她給帶點撲克牌賄賂賄賂老師，那時候國內沒有撲克呀。”1974年到美國時候是人上人——喬冠華章含之每年到聯合國參加聯大，所有人都圍着他們轉，他們的孩子自然成為28個中最被寵愛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長迅速成為被審查對象，她從“高乾子弟”又一下子變成“可教育好子女”，28個孩子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回國時，她的行李被檢查，在美國買的《福爾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書被抄沒。在機場，別的孩子都被家長接走，卻沒有人來接她，最後被喬冠華專案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國還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審查，喬冠華在後院隔離，父親又不知去了哪裡，洪晃一人在前院門房，也讓她交代檢舉父母的問題。從美國回來時候正是春節前，洪晃這樣描述過她的慘狀：“大年三十傍晚，專案組讓我上街買東西做飯，說讓我到東風市場買點憑本供應的蝦。我到那裡蝦已經賣完，只買到一些蝦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經沒多少人，我只有一個人在街上溜達。最後還是街坊鄰居接納了我，讓我到他們家過了個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給洪晃童年帶來太多幼小心靈的磨難，才養成了她外表什麼都渾不憐，內在又特別渴求親情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