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洪晃

9,我的爸爸媽媽

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十六歲之前有個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是最值得驕傲的事，而十六歲以後，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就成了最大的挑戰。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想，我媽會說什麼，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向我媽媽證明我沒有給她丟臉，也花了二十年時間向我自己證明我能夠走自己的路。

　　我小時候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學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


來。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們家總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記憶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媽玩的時間多。文革的時候北大的紅衛兵來抄家，我媽媽一把把我抱到最裡面的房間，她緊緊地摟着我坐在角落裡的一個凳子上。一會我爸爸溜進來，他已經被剃了陰陽頭，他是來跟我們打招呼，但是話沒說完就被紅衛兵又揪出去了。

　　再後來，我爸爸媽媽就都去幹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時候九歲，經常在家裝病賴學。就是在我賴學的一個早上，我媽媽的兩個同事來到我們家，說：“起來吧，胖妞，你媽給你安排去住校學校學英文啦。”當時我媽還在湖北的五七幹校，我覺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來就把我的學校給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後才知道，我媽媽是走後門把我塞進去的。那年招生沒有東城區，也不招我這種知識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後一個驚喜是我插錯班了，比別人都小一歲，跳了一年級。這樣一來學校里沒有一個不知道我是走後門進來的。我在附校的時候，我媽媽被調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場的大喇叭裡面聽見我媽媽的名字，總是在毛主席接見外賓的在場的人名單裡有她。這種廣播越來越多，我的老師們開始對我越來越好，他們開始喜歡和我聊天，總免不了問一句：“你媽怎麼樣啦？”我為我媽感到無比的驕傲，自己也覺得不再是臭知識分子的孩子，而有點高乾子弟的感覺。

　　就在我還沉醉在當高乾子弟的喜悅時候，我媽媽又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國。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媽媽已經被隔離審查，關在外交部了。那時候我十六歲。說實話，我當時非常怨恨我媽媽，每次我剛開始熟悉一個環境，好日子剛開始，她就把我扔到一個新的環境裡，我就要從頭來起。

　　而今天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媽媽那麼狠心教育我，我絕對不會有今天，也不可能度過後來的風風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當然是我，而我媽媽最倒霉，她給我一個機會去培養獨立的性格，後來就獨立得不回家了。

　　我媽媽至今還是能夠永遠給我驚喜。正當我認為她太懷舊，寫的東西太多別人，太少自己，不夠自我，她就在和陳魯豫一個多鐘頭的採訪里說：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來。緊接着又寫了一本《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40歲了，看了我媽媽給我寫的文章我特別感動，我又一次為我媽媽驕傲。

　媽媽說

　大家都說妞妞(洪晃)和我不大像一對母女，因為我們倆都有點“沒大沒小”。我出書，洪晃對我的責任編輯說：“我媽的書，最好先交給我加點工。我給她加點糖、醋、胡椒麵，就好看了。”她打電話來求我辦事，我說：“你也有求我的時候，談個條件吧！起碼請我吃意大利餐，麻煩的事就請我乘一次地中海遊船吧！”當然，結果是我的書從未讓她“加工”，我幫了忙也沒能乘地中海遊船，意大利餐倒是有過幾次。

　　這一次，她要我為她的書寫一篇文章，我得意地問她：“你就不怕我發泄積怨，在文章里罵你？”她說：“不怕！反正你不敢罵我‘王八蛋’，也不敢罵我娘。”她又贏了，我當然不敢！

　　我和妞妞也許更像一對母女朋友。平時我很少見到她，她永遠在忙！我不願意讓一個“老媽”成為她的羈絆。但是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的牽掛，當然是我對她的牽掛更多一些。但是我們都知道在需要的時候，我們會在彼此的身邊。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礎大概是“求同存異”吧。應當說，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有共同點。譬如說，她辦的那兩本刊物我就很喜歡，這反映了我們對生活情趣、時尚愛好的共同點。她的《世界都市》雖然面對的是年輕女性白領階層，但是對於生活格調的欣賞和追求，我想是不受年齡限制的。有時候，我把《世界都市》送給我的同齡人朋友，她們往往會說：“這是給年輕人看的，回去給我女兒。”我感嘆中國的老年人(其實很多人在西方世界只認為是中年)，包括眾多知識界人士，大概直至今日都過早地把自己與社會時尚隔離，遠離五光十色的時髦，進入一個色彩黯淡、情趣單調的世界，所以與《世界都市》這一類的時尚刊物就絕緣了。而我卻感覺這類讀物使我這個年齡層的女性更加貼近了現代生活，從心理上消除了年齡的距離。我有時在機場候機忘了帶閱讀的東西，就會隨手從機場書攤上買一本雜誌，而旅途中最適合的是這一類休閒時尚刊物。因為《世界都市》是洪晃辦的，所以我就常常“愛屋及烏”，在眾多類似的刊物中買一本《世界都市》。我很喜歡它的簡潔、典雅及艷麗。

　　後來，洪晃又出了一本小小的刊物《樂》。我特別喜歡。聽她說《樂》受到了廣泛的好評。每當我邀朋友共餐，我常常會從《樂》上尋找適當的飯店。

　　不知不覺中，我成了妞妞所辦刊物的經常讀者。不過想當初，她初辦刊物時，我卻是持極為疑慮態度的。對於她十多年來不斷變換工作和職業，我一直很為她擔心，也不理解她的“隨心所欲”。看看周圍一些熟人的子女或是洪晃的與她有相同經歷的朋友，他(她)們都“事業有成”，不是跨國公司的中國總裁就是亞洲CEO，或是著名跨國律師行的律師。可是洪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是一家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德國大公司的中國總裁，拿着不菲的年薪，享受着優越的生活福利和工作環境，那時她還不到三十歲，真是“前途無量”！誰知她突然厭倦了這種高級打工仔的生活，毅然決然辭去職務，另闢自己的小徑。她做過獵頭人公司，又同朋友參股投資諮詢公司至今。後來她又開始搞刊物，但是當“.com”公司興起時，她又同在美國的投資合伙人一起辦起了一家頗具規模的網絡公司。那時我好奇地去看看她的公司，着實把我嚇了一跳。員工大約有三百多人，有一間大房間裡隔成了八十多個小格子，一人一個電腦。我弄不懂他們都在幹什麼。在我看來，每個人都面無表情地對着一個電腦屏幕發愣。洪晃招募了一批網絡精英，她談起網絡來，頭頭是道，好像她原來學的專業就是IT。這一點，我真的挺服她的，洪晃學什麼會什麼，還很快。作為一個外行，她居然能領導一批網絡精英，這不僅僅靠資金，她能很快進入並且適應一個嶄新的領域。

　　好景不長！“.com”的泡沫到來時，洪晃當機立斷，開始縮小規模，大批裁員。那些“精英”們又被她一個個辭退了。對於我這個終身服從組織分配，一生為黨和國家服務的老幹部看來，這實在幾近殘酷。我問她怎麼好這樣天天裁員，他(她)們找不到新的工作怎麼辦？她說我的觀念太陳舊了，市場的競爭就是殘酷的。網絡公司收縮之後，洪晃專心致志辦她的刊物。我又不滿意，告誡她這刊物的事很難辦。尤其在中國，這種事業涉及思想意識領域，弄不好要犯錯誤，惹麻煩。可是洪晃還是按着她的性子去做，眼看着她把《世界都市》做得越來越精彩。我開始下意識地幫她“查攤”。每到一處書攤，總要問問有沒有《世界都市》，每到一個飯店，看看有沒有《樂》。

　　當然，正如我所料，辦刊物的艱辛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兩年洪晃開始出現眼袋，也常顯疲憊。畢竟我是當媽的，真的很心疼她，但又幫不上忙，只能弄點上等西洋參給她。她肯定沒有把她辦刊物吃的全部苦頭告訴我。但有一次，她原來約定同我吃飯，卻匆匆去了上海。後來知道她在上海的發行部被什麼文化工商部門莫名其妙地抄了，刊物被沒收了，理由都是虛構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行業中的爭鬥。我替她捏了一把汗，與此類似的事，大大小小，僅我聽說就有過幾次。洪晃居然都過來了。還有是她的廣告。現在看她的刊物，頗為她的廣告設計所吸引，而且那樣多的世界著名品牌，都上了她的《世界都市》。我並不了解洪晃的全部辛苦，但從她的行蹤，今日上海，明日廣州，下一周香港……就可知她為這些廣告所花費的精力與心血。

　　洪晃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意料。今年初，我在上海與幾位上海一家最大的知名刊物的社長、主編一起吃飯。其間，他們說“洪晃現在在出版界挺有名氣的”，我很吃驚，問道：“你認識洪晃？她辦的不過是一個時尚刊物，哪能同你們這樣的相比，她怎麼會出名？”主編認真地對我說：“真的，洪晃在我們這行業里挺有名的。她自己還寫文章。刊物不在大小，看它的成功是很多方面的。洪晃現在是出版人，她把刊物辦成現在這樣，真的挺不容易的。”我回到北京，趕緊查《世界都市》，果然洪晃的名字是在“出版人”名下。平時，她總對我說：“別聽別人瞎說。你女兒沒多大出息，不過是個廣告推銷員，整天去求爺爺，告奶奶拉廣告。”我當然不相信，但在當前鋪天蓋地、五花八門的刊物中，我也沒有想到洪晃居然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裡已經躋身於出版行業之中，並占有一席之地了。

　　　我之所以不太了解她的成就，其原因之一是她輕易不大願意把她的事業與我和她的關係相連。這大概是她從十二歲開始接受的美國教育的成果。早在她為德國公司工作時，她就向我抱怨說她在與中國同行談判時，第一天一切正常，第二天中國同行不知從何得知她是“章含之的女兒”，於是一部分注意力就轉而問她的媽現在如何。堂堂德國公司的中國CEO，老要回答關於她媽的問題，這使洪晃有點煩。我說好多人都覺得爹媽是名人，對自己有好處，你怎麼這樣？她說她不希望這種關係介入到她的工作中去。所以多年來，她的事業是完全獨立


的，我很少有機會見到她的工作同行、合作夥伴，因而也很少知道她的成就。

　　後來，我辦公室的同事告訴我說網上關於洪晃的條款有一百多條之多。我又吃一驚，我說她有什麼好值得上網的？據說有別人寫她的，也有她自己寫的文章。在別人寫她的文章中，我讀到過一篇，題目中給她冠的頭銜是“名門痞女”。初看時，我很惱火。但看完全文，我又無法辯駁。洪晃出身名門不假，而她的“離經叛道”，非傳統的生活道路也是確確實實的。至於她自己寫的文章，我最欣賞的是她早期所寫的美國經歷“紐約空降紅小兵”。那篇文章真的是很絕的。它以輕鬆調侃的語調描述了70年代初一批9—12歲的孩子們從一個清教徒式的文化大革命環境一夜之間被移植到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心態和經歷。但是，後來洪晃寫的一些文章雖然我不得不承認都有她的獨特風格和靈氣，但它們對我的傳統觀念衝擊太大，什麼“上一半、下一半”的，聽上去就彆扭，接受就很難了。但聽說她的文章自有她的讀者群。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洪晃從十二歲就在國外受教育，從來沒有機會系統學過漢語，我想她看過的中國作品也不會太多，而她竟敢用漢語寫文章，近來又要出書，似有進軍作家行列之嫌。她的這種勇氣大有向我這輩人挑戰的意思。也許我們這一輩人也真的不能太低估了她這一代人的這種挑戰！

　　我同洪晃之間的“存異”其實是很實質的。這些“異”涵蓋了我們的許多觀念上的區別。儘管我們有共同的生活愛好和相投情趣，但從觀念上大概是很難融合的。我從未問過洪晃，但我相信她從沒有耐心看完過我的文章。儘管我的《十年風雨情》曾經打動過許許多多的讀者，但對於洪晃來說，這種“簡·愛”式的自我犧牲的愛情觀以及那種把自己一生都繫於一種刻骨銘心的情感是她所無法接受的。她生活在一個現實得多的感情世界中，不會像我這樣為一種逝去的情感、一種虛幻的不復存在的精神傷感一生。我曾經為此煩惱，但現在我想這種差異是兩個時代、兩代人的差異，難以溝通，更不必去試圖融合。

　　自然，我們的人生觀也頗為不同。她對我所經歷的時代沒有多少興趣。對於我心中的恩恩怨怨，我所經歷的坎坷和不公，她認為都應當拋之腦後，不值得去回顧。照她的話說，她們這一代人，誰還會在乎我們當年經歷的那些政治陰謀與鬥爭。人的價值靠自己來體現，誰願說三道四，由他們自己去說。生活總是向前的，完全沒有必要生活在過去。說實話，我很羨慕洪晃的這種我行我素的行為準則，只是我辦不到。所以我寫的文章，與她寫的文章截然不同。我的文章里有太多讓人透不過氣的凝重的歷史，有太深的剪不斷、理還亂的纏綿情感。它們總是帶着一種悽美與傷感。而洪晃的文章卻是超凡脫俗、嬉笑怒罵、調侃揶揄。我並不完全苟同她的原則，因為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也不應當完全摒棄那種刻骨銘心終身不忘的情感，即使這種情感會折磨一個人的一生。但同時，我也終於認識到我必須接納洪晃和她這一代人。這使我感到一些輕鬆。畢竟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再像我們一樣背着那麼沉重的十字架去生活。我也從洪晃看到我們這個家庭三代人的變遷。所以我與洪晃之間的“異”就讓它存在下去吧。它的產生是時代進步的必然，我希望它的包容也是兩個時代交匯的結合點。

　　我在為我自己最近即將出版的集子《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寫的代序中有這樣一段結束語。我願抄錄於此，也將它用作這篇為洪晃寫的文章的結尾：

　　我寫的四合院總是停留在我們兩代人——我的父親和我與冠華。我從來不曾想過這院中還有個第三代，女兒妞妞。我一直覺得她不屬於這個四合院歷史的一部分，因為她少年時代就離開了這院子，她無法理解這四合院凝重的歷史感。妞妞不贊成我把自己埋葬在這院子裡，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卻覺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歷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壽園為父親的銅像揭幕，學者們都認真地論述父親的一生，妞妞最後講話，卻說“我覺得我爺爺特別‘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別人對他說些什麼”，還說“我不喜歡老講繼承，我喜歡多講創新”。聽眾里老一輩的搖頭，中青年的卻大為讚賞。回到北京，這件事總在我的腦中盤旋，我漸漸地悟出了一個道理，這個四合院實實在在地存在着一個第三代。我們家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濃縮了中國社會的進程。一百年前，父親是反清戰士，參與辛亥革命。五十年後我造了父親的反，成為共產黨員。今天，又是一個五十年過去了，妞妞是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試圖把我從過去拉進現在。她降生在這個大紅門內，十二歲時從這個大紅門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紅門的情結，十多年後又從大洋彼岸重新跨進了大紅門。只是她帶進這大紅門的已是嶄新而陌生的氣息。她經營的新概念媒體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無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離經叛道”在我看來已不屬於這個院子。但這些天，我卻不能不問自己這難道不正是四合院變遷的一個新的里程嗎？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樹，它的年齡和妞妞相仿，我們搬進51號時，它剛剛栽上，如今已是枝茂葉盛，給了我們半院子蔭涼。四十年來，海棠的老枝已經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乾新枝交叉在一起，構成了這棵充滿滄桑感的老樹。歷史和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還想到這大紅門中的第一代人我父親，他的結局是完好的，因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獨立人格和信念，決定着自己的命運。而第二代人的我卻是個最大的悲劇。也許那正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我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也無法實現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夢。現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在挑戰這四合院的過去。她不會再讓任何這院中的悲劇重演。我終於心情開朗起來，似乎在陳舊的院牆中看到了新的生機和未來。但願這大紅門內的四合院會隨着妞妞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復始，永不停息！

我爸爸的魅力

我沒有讓我爸爸寫任何東西是因為他的眼睛不好，要開刀了。我很疼我爸爸，他像個長不大的大男孩。他和我媽媽離婚的時候，我有一種特別怪的恐懼，我怕我爸爸會死。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爸爸如果沒有呼聲，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還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親情是在自行車上培養的。我那時候每個星期日的傍晚都要從史家胡同趕回外語附校，我爸爸總是陪我走，我坐車，他騎車，每當我坐的公共汽車趕上他的時候，他都要狂蹬一陣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時候坐111路，到動物園倒車，再坐332在魏公村下


車，下車以後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車帶我進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覺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1977年我從美國回來，我們又開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開始教我騎車。其實我已經會騎車，但是我爸爸說我的技術不過關，他不放心，我回家就叫我蹬上車和他去練。現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為了找一個機會和我單獨在一起，他知道我和朱一景和不來，也難為他了。

　　我們練車都是去圓明園的舊址，那時候那裡沒有旅遊點，真是一片廢墟，我們騎累了就坐在被八國聯軍推倒的漢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歡問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然後他會嘆口氣說，我研究了20年美國經濟，還不知道信用卡長的什麼樣。

　　我去美國自費留學是我爸爸給我聯繫的，對於我沒有上大學他不僅不高興，而且還有些內疚。那時候北京大學經濟系有個叫歐文·巴尼特的訪問學者，他是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的，我爸爸通過他給我弄了一個獎學金，我就第二次自費留學去了美國。

　　我在New Paltz上了大一，學期末我爸爸也到美國來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作富布賴特獎學金學者。我沒有跟我爸爸抱怨任何學校的事，但是我爸爸卻看出來我不喜歡New Paltz,他問我為什麼。我告訴他宿舍里的人都吸毒，而且經常三四對男女在一個宿舍過夜，沒人好好念書。我爸爸沒說什麼，沒過兩個月，幫我在瓦瑟大學找到一個獎學金，我就轉學了。

　　去年我爸爸回國換腎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東西，大概最能說明我爸爸的性格和我們的關係。他那時候在我身邊，所以寫出來的文字比我這種半夜三更的回憶更加能夠把他寫活，因為我爸爸是那種需要你體驗才能知道他的魅力的人。

我爸爸的邏輯

我媽媽說，我身上的壞毛病都是從我爸爸身上繼承的。

　　也的確是，我爸聰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煙，不注意身體，我也那樣；我爸結過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還在比他小得多的情況下，就把這三次都結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學教經濟的，據他的學生說，他能把經濟講得生龍活虎，據


他的同事說，他就是學術文章不好好寫，所以別人都當頭版頭條的經濟學家了而他老人家卻退休了。

　　文革時期，我爸和我媽離婚以後交過一個女朋友，兩個人吹了之後她去領導那裡告我爸，那時候想整人就提“作風問題”，一整一個準兒，再加上我們家老爺子又是離過婚的人。

　　領導找我爸爸談話說：“老洪啊，你怎麼犯這種錯誤呢？本來都要讓你複課教學生啦。”

　　我爸悶頭不說話。

　　領導又說：“老洪啊，幹校的苦你還沒受夠嗎？你要是再受一次處分那可就又得回幹校了。”

　　我爸聽了有點動心了，大概幹校挺不是人待的地方，於是笑眯眯地對領導說：“那我怎麼辦呢？”

　　領導看我爸有點悔改的意思，就比較高興，建議說：“老洪啊，這麼着吧，我和黨委再說一說，你就跟這個女的結婚吧，以前的事兒，就一筆勾銷啦。”

　　我爸一聽，連想都沒想，就說：“那就算了吧，我還是回幹校吧。”

　　領導沒有見過如此不知好歹的，氣憤地問他怎麼能做出這種不顧全大局的決定，我爸理直氣壯地解釋說：“你想想，她沒結婚就這麼整我，那要是結婚了，還得了！”

　　就這麼着，我爸又回幹校放了幾年鴨子。

　　前一陣子，我爸爸住進了朝陽醫院換腎，他樂呵呵的，開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後媽一起下館子吃飯，然後又去看老朋友，氣得我罵他們兩個人怎麼都這麼不懂事，然後把他們趕回了醫院。

　　開刀的當天我們都坐在醫院裡等候他的體格檢查結果，手術大夫來了，身後跟着心臟科主任，他們說我爸的心臟不好，做手術有一定的風險，要他再考慮一下，然後又把我和我後媽叫到走廊里，仔細地解釋了一遍。我後媽立刻眼淚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間問我父親是否堅持做手術，我爸斬釘截鐵地說：“做，做，做，要不然什麼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訴護士我爸爸堅持換腎的原因，她們都笑了，說：“這是什麼邏輯。”

　　我爸爸的邏輯就是這樣的，他算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活得比較自在的一個人。我曾經向他抱怨，認為父母離婚讓我這輩子不能愉快，他開導我說：“其實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幹嘛老想父母的事兒。”那時候我才15歲。別人都說這句話好不負責任，我倒是覺得，這句話救了我，以後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所以我還是挺高興繼承我爸的邏輯，雖然毛病多了點，但是總而言之還是活得挺自在的。

10,我的隱私

　我結過三次婚，哪次都不成功，所以在家庭問題上我是失敗者。這事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我。第一次結婚是和一個美國律師，叫安德魯，我那時候才21歲，糊裡糊塗就結婚了。我不是個安分的女人，沒幾年就離婚了。我和陳凱歌前前後後好了四五年，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大多是在紐約度過的。因為誰都不安分，所以註定婚姻要失敗。我和瓊好了十年，他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男人，我欠他的最多，我的文化修養和自信是他送給我的，沒有他我不會有今天，可以說瓊是我崇拜的人。但是我不能和偶像一起生活，我們在一起居住就有無數的小


糾紛，所以還是分開了，我們還是好朋友，這至少是個安慰。我沒有解除我和瓊的婚姻，幾乎沒有必要，我們倆都不是太在乎。

　　我和小平是情人，已經好多年了，我們幾次企圖中斷這種關係，但是始終沒有成功。我們的事業沒有任何共同點，他也不是我的正式家庭成員，但是他是我的微笑，我需要他就像需要血液一樣。我的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和小平在一起，我從來不用在他們面前掩飾任何東西。在我們的關係很尬的時候，她們給了我理解和友情。他們這種寬容讓我覺得我的生活是美好的。

　　我在感情上非常簡單，合得來就在一起，合不來就散。這方面我從來不勉強自己，也不勉強別人。但是分手真是最不好受的事，我認識的一個人為了離婚手舞足蹈地高興，居然還開派對慶祝一番。我是百分之百不理解。對於離婚之後互相的怪罪和攻擊，我也極其反感，我和安德魯離婚之後，有不少人說我利用他得到美國綠卡，我和陳凱歌離婚之後又有人說陳凱歌是利用我得到美國綠卡，都很荒唐，任何男女關係都不可能這麼簡單。每次分手我都非常刻意地去記住我們在一起高興的時候，其他的都可以捨去，人都不要了，為什麼要留壞的記憶？我不是一個怕傷心的人，在我眼裡，能夠感覺到愛和悲傷比沒有感覺好幾千倍，幾萬倍。有首Lenard Cohen的歌詞是這麼寫的：

　　夜晚突然寒冷

　　愛神準備離去

　　艾麗姍塔在他的肩膀上

　　悄悄穿過你心靈的哨兵

　　這不是戲法，感情的幻想

　　這不是清晨能夠驅使的夢幻

　　所以

　　去和將離開的艾麗姍塔告別吧

　　然後再和失去的艾麗姍塔說再見

　　她曾經躺在你的綢緞上

　　她的吻曾經喚醒你的早晨

　　不要說這一切都只是幻想

　　不要用這種低級手段

　　當這一切即將發生

　　堅定地走到窗口前，感受一下

　　明亮的音樂是艾麗姍塔的笑聲

　　你最初的承諾又會出現

　　和她一起度過的夜晚是你的幸運

　　而你的幸運使你嶄新

　　不要選擇懦夫的藉口

　　躲藏在原因和結果後面

　　去和將離開的艾麗姍塔告別吧

　　然後再和失去的艾麗姍塔說再見

　　我相信有過感情挫折的人都能夠理解歌詞的意思，我們在失敗的時候總是去找原因，去否定過去的一切，不然分手好像特別難。但是所有這些只會使離別更加痛苦，不如“去和將離開的艾麗姍塔告別吧，然後再和失去的艾麗姍塔說再見”。

　　我其實挺想寫隱私的，因為我有很多感受。我想把婚姻、戀愛、性生活的故事和感覺總結一下，寫點像Anais Nin類的性情小說，有點小小的色情感覺，但是挺好玩的，一點不髒，虛構的情景，真實的感受。Anais Nin是二三十年代在巴黎的一個小美女，她和那時候在巴黎文化人一起混，和亨利·米勒有過一段轟轟烈烈佳傳。有個電影叫亨利和瓊，就是講這段故事的。Anais Nin自己也寫東西，她把她的性歷險變成各種形式的短篇小說，讓所有閨房裡的乖乖們都飽享眼福。Anais Nin沒有寫過自傳，她到底當過多少個文豪、藝術家的情人是沒人搞得清楚的事情，後人只能從他們的通信中猜測。我覺得這樣挺大手筆的。

　　美女作家出來以後我有點傻眼，這些作品都是作家自己標榜為半自傳性質的，最逗人的是我聽說有兩個美女作家還互相譴責，說另一個是抄襲自己。偷金子、銀子的事我知道，但是偷別人的隱私可真是一大發明。我當時想，Anais Nin沒戲了，惟一可以叫板的是全自傳的性情書了。果然，完全隱私的女作家蜂擁而來。自傳可以一本到六本地寫，一代的COSMO GIRL終於在中國崛起。

　　儘管我知道我還沒有寫的、虛構情節的性情小說根本沒希望，我還是想試一把。寫這些東西的本身會很快樂、好玩。我就是不死心，我還是想練一把ANAIS NIN。所以這裡，關於我自己的隱私我就先寫到這裡，細節留給我將來的小說，或者就留給我自己。

　　我是一個喜歡男人的女人，我喜歡調情的神秘感，喜歡愛情帶來的心跳，也喜歡做愛。我只是希望和我在一起的男人給我愉快、幸福，如果這個包裹里還有愛情那當然再好不過。我還喜歡研究一下男人，寫點小文章，拿他們開心。沒想到那篇《男人分兩截》居然還挺受歡迎。這是一篇被《時尚》先生斃了的稿子，原因是沒有具體的、男人下半截的升華之道，不實用。文章的成功當然讓我小為得意，看樣子COSMO GIRL不是惟一流行的生活方式。我還寫過兩篇別的關於男人的文章，都放在這裡，說不定能夠彌補一下我拒絕談隱私得罪的讀者。

男人分兩截，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是修養，下半截是本質。

　　女人嫁給一個男人大部分是因為他的上半截，喜歡那種修養好的當丈夫。了解一個男人的上半截很容易，有時候一張名片就能把故事講得清清楚楚的，或者一個存摺。細心的女人還會注意一些細節，比如西裝什麼牌子的，文憑是哪個學校的，房子有多少平方米等等。

　　男人的下半截是本質，所謂本質是指一個人的本色和他的素質。本色就是他內在的東西，藏在裡面不容易看見，男人一般也不願意暴露他的本色，特別是在女人面前，總是先要把體面的上半截擺出來，把他的本色藏起來。而本色卻是決定一個男人是善良、平和、公道、浪漫、溫柔，還是兇惡、扭曲、自私、吝嗇、暴力的。這跟植物一樣，柴木和黃花梨就是沒法比，但是"文革"的時候，不知道燒了多少黃花梨的老家具，而柴木的現在也能當古董賣。能辨別出黃花梨和柴木的人不多，能看出男人本色的女人也不是天天可以碰到的。

　　如果本色是內在的，那素質是通過一個人對其他人的行為所決定的。他的言談舉止、處事為人都被一個人的素質所確定，包括做愛。社會教育女人不結婚就不要和男人做愛真是害了女人。做愛是“性本初”的那種東西，最能表明一個男人的素質。我有一個朋友，我們都叫他“徐大哥”，他談戀愛的時候經常要求女友跟他上床，他對她們說：“怎麼能等到結婚呢，你不跟我做愛，你怎麼能了解我呢？你不了解我就跟我結婚不是也太草率了嗎！”結果是他經常挨人家一嘴巴子。而我覺得徐大哥是男人中少有的比較真誠的男人。

　　女人真的愛上一個男人是被他的下半截打動了，不是上半截。但是大部分女人對男人的下半截有一種恐懼感，她們對男人下半截的暴露不感興趣，而只是求上半截體面就可以了。男人的上半截和下半截往往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上半截體面，並不能說明他的本質是好的。一根柴木也能精雕細刻，但還是柴木做的。我的一個朋友，男的，80年代初去美國留學，到了那兒的頭一年過分曝光，凡是國內沒幹過的，他都要嘗試一下。他跟我講，有一次他和一幫美國同學一起吃了“藥蘑菇”，這是一種美國印第安人在作儀式時吃的幻覺藥，他吃了以後就開始幻想他的上半截和下半截分開了，上半截跟着紅軍上了井岡山，下半截跟着一個美國大妞跑了。這就是說明他的外表是革命的，而他的本質還是小資情調的東西多一點。

　　讓我說，我們女人還是應該多多注意一下男人的下半截，這是最根本的東西。如果下半截沒戲，上半截也肯定好不到哪兒去。

　　(發表於《三聯生活周刊》1998年第11期)

B、Q和X先生老在一塊兒聚，我認識B和Q就是有一次跟在X的屁股後面去湊熱鬧。一進B先生的家門就好像到了幼兒園，大概至少有五個孩子在一個三居室的公寓裡大鬧天宮，基本上是花果山的感覺。

　　B的老婆是一名有點名氣的民樂家，那天晚上在錄音棚里，不知道幾點才能到家。Q和X的太太都是法國人，在公司里加班。這花果山的五隻活蹦亂跳的小猴子裡有他們每家的孩子


，還有B的親戚的兩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剃了個禿瓢，還撲了好多痱子粉。說老實話，看見這麼多孩子我頭皮直發麻，心裡有點後悔，怕這三個老爺們把我一個人撂一邊兒，給他們看孩子。

　　進了門就開始準備晚飯，B先生在廚房裡揮汗如雨地炒菜，Q跑到樓下(B住在六樓！)抱了一箱燕京啤酒上來，累得氣喘吁吁的。X馬上進入了孩子王的角色，把五個孩子叫到一邊，挨着個兒地在他腿上翻跟頭，這些孩子好像已經很熟悉這個遊戲，玩兒得很開心。我一個人在客廳里看電視。

　　飯做好了，B、Q和X就招呼五個孩子吃飯，一人一個小碗兒，三個當爹的來回給幾個孩子加菜，還囑咐着要多吃什麼，少吃什麼。孩子們吃完飯被X哄到另一個屋子裡去玩遊戲，大概飯前折騰得可以，這五個小祖宗吃完飯倒是安靜下來了。

　　這時候B又從廚房裡端出幾盤下酒的菜，Q和X各持一瓶啤酒，B不喝酒，開了一瓶可樂。我和他們聊天才知道這三個男人都不用坐班，B也是民樂隊的，但是好像不是拉貝斯，就是拉大提琴的。民樂隊裡拉西洋樂器，大概想忙也忙不起來，所以B平常在家裡還帶幾個學生。Q原來是學板胡的，現在和一個巴黎的朋友一起做家具生意，在家裡辦公。X有一支裝修隊，天天跑工地。這三個老爺們的時間比普通人都充足，安排上也比任何人自由。而他們的老婆卻都是天天忙得團團轉，不是在樂隊就是在公司。

　　很顯然，老婆忙得腳朝天，這三個男人就開始管家，管孩子。不知道他們本來就是有這個天賦，還是給鍛煉出來了，我這一晚上看着他們很自然地安排好了孩子的娛樂、吃飯和休息，不慌不忙，有條有理。從他們的表情中我似乎覺得他們很高興，特別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小孩叫一聲“爸爸”，他們眼裡就發光。三個人搶着跟孩子玩兒。

　　可是跟他們聊天才發現他們是挺痛苦的。最大的苦衷是社會壓力，怕人家笑話他們沒出息，還不如自己的女人在外面掙錢多，特別是Q和X，洋老婆在洋公司掙錢當然要比任何中國白領都多出好幾倍，更不要說她們這兩個自由職業者的丈夫。

　　現如今能找到這麼愛家的男人真是太不容易了。看着他們帶孩子，我才意識到男人愛孩子的樣子是非常誘人的，似乎是金不換的那種感覺。比一個男人疼女人要神聖得多。

　　(發表於《三聯生活周刊》1998年第21期)

英文裡面有一句話說：“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就是說女人如果想討好男人，必須給他做好吃的。事實的確是這樣。我所知道的，相對美滿的婚姻都是夫妻雙雙，津津有味地到處找好吃的東西。吃不到一起就肯定住不到一起。

　　男人的胃對女人很重要，而女人有時候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口味來迎合男人。我認識很多嫁給老外的中國女人，原來肯定是根本不沾奶酪之類的洋食品，而現在卻非常重視發掘有


好的奶酪的商店，朋友一起吃飯，她們也能夫唱婦隨地跟着啃奶酪，而且有時候還讚不絕口，對自己丈夫的“洋胃口”有鑽研精神的女人還學會了給奶酪配酒，讓所有人都認為她的“胃”已經真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

　　相反來講，有不少女人沒有搞明白男人的“胃”對她們夫妻關係的重要性。我認識一對志同道合的阿姨和叔叔，兩個人都是老革命，南征北戰都過來了，就是沒辦法在一起過日子。原因是叔叔是山東人，阿姨是江蘇人，在延安的時候沒什麼好吃的，填飽肚子就不錯，可是一解放就完了，物質生活豐富了，什麼吃的都有，兩個人反而合不來了。叔叔要吃麵，還要吃生蔥、生蒜，阿姨跟他這麼多年都沒發現她根本受不了蔥、蒜的味道。阿姨愛吃米，做菜還撒把糖，和所有江南女人一樣，她還愛吃零嘴，叔叔認為這些都太“小資”。由於他們是同時參加革命，所以級別是一樣的，阿姨根本沒有讓自己的“胃”服從叔叔的“胃”的概念——兩個都是“局長胃”，憑什麼我的吃法要服從於你？阿姨認為世俗的生活習慣是大男子主義，總是要把自己喜歡的食品強加於別人，如果不服從，還給人戴政治高帽。久而久之，阿姨和叔叔就不在一起吃飯了。叔叔和自己的山東戰友在外面的面館裡吃一晚上大蔥蘸醬，阿姨在家裡給自己做點甜兮兮的小灶。後來因為每天晚上我叔叔都是一嘴大蔥味道，阿姨也不跟他睡一個床了。好在兩個都是幹部，家裡有四居室，就乾脆一人一間了。

　　由此看來，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不如吃能夠把夫妻捆綁在一起。

　　對男女關係有決定因素的男人的器官，除了胃，還有一件，那就是胳膊。男人的胳膊對女人很重要，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除了臉以外，男人的胳膊是女人可以注意的裸露的男人身體的惟一部分。男人可以露腿，但是男的可以盯着女人的大腿看個沒夠，女的可不能盯着男人的腿沒完沒了地看。但是看胳膊沒事兒，女人對男人的愛情和欲望有時候就是看胳膊看出來的。比如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中，查泰萊夫人就是看一個長工的淌着汗的、很有肌肉感的胳膊看出來的情人。好胳膊能夠給女人帶來無窮的聯想，是浪漫的開始。

　　現如今的白領男人似乎也領會了這個道理，都知道二三十年代招女人喜歡的、細皮嫩肉的小白臉已經徹底過時了。要想得到女人的注意必須有好的肌肉，而由於胳膊是惟一展示肌肉的好地方(滿臉肌肉是要不得的)，所以大家都擁擠在健身房來回練習。連男人的服裝都是為了顯示好胳膊設計的。我在香港碰到一幫很牛的白領，都是什麼投資公司做事的，一人一件緊身T恤，袖子緊緊地裹着練了又練的兩隻胳膊。這就充分能夠證明胳膊的重要地位。

　　注意男人腿的女人很少，但是我認識一個，她還寫了一篇關於男人腿的論文，得了獎，在什麼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這個女人是羅馬尼亞人，她的丈夫到中國來工作後把她扔在巴黎，不理她了。她天天去盧浮宮，看米開朗基羅雕塑的大衛，居然看出了一篇男人大腿的論文。雖然這也是成就，但是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效仿價值。反而總讓人覺得，這麼注意男人大腿的女人肯定有點毛病。

　　還有很多所謂關鍵部位沒有談到，比如“心”。大家似乎有共識——“心”是本質，有什麼“良心”、“噁心”、“虛心”等很多說法。但是我卻不以為然，除了學醫的，誰真的看過心長得什麼樣？實際上心除了蹦，沒有什麼其他重要功能。

　　另外，就是男人的腦子和男性生殖器官，這些方面我都沒有研究過。想琢磨別人腦子裡的事是很難的，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再有，聽說有的男人這兩個器官是可以置換使用的，這種男人就更加深不可測，還是等着高人來解剖吧。

　　(發表於《三聯生活周刊》2001年第26期)

朱偉說

洪晃的審美趣味，是那種一層被一層壓着的感覺。

　　她最早受到的文化影響，應該說就是美國文化。那麼一批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小布爾什維克”被空降到美國，剛剛遇上他們清晰地睜開眼睛要看望世界的時候，最後全部的美國文化蜂擁而入那些在國內被清理得一片空洞的頭腦。在紐約那樣一個花花世界，她的同學中有鮑伯·迪倫、有紐約最前衛的詩人與劇作家的孩子。那時整個紐約還在對60年代革命的懷


戀之中：朗誦金斯伯格、穿自己寬鬆的衣服、在高速公路飈車，把搖滾樂的音量放到最大、在派對時與父母一起吸大麻。她雖然不可能進入美國孩子的世界，但他們隨時都在影響與“演化”她。那時候，《麥田裡的守望者》、《了不起的蓋茨比》、《老人與海》都是他們規定的課外讀物。

　　這一層文化影響可能形成了一種底色。然後80年代她與剛剛拍完《一個與八個》、《黃土地》與《孩子王》的陳凱歌結婚，陳凱歌對中國文化的沉迷對她審美產生的影響在某種程度遮蔽過紐約那種60年代文化的影響。再之後，與陳凱歌離婚，與法國駐上海領事館的文化參贊結婚，法國文化又從根本上使她否定美國文化，使她這樣看待美國文化：“我一年去法國幾次，雖然沒有長住過，但對法國的那一套有本能的喜歡。法國人對衣服顏色的感覺永遠與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喜歡黑配紅、白配黑、藍配白，永遠強調對比，在這裡跳來跳去。歐洲人要嫩一點可能會桃紅配粉，清爽一點可能會淡綠淡藍，奢華一點可能會紫配黑，把顏色分得很細，使你看見的顏色更多、更豐富。哪像美國人，什麼狗屁的都要對比。”

　　這幾重文化在洪晃身上交匯，使她的趣味經常在各種文化之間自由地舞蹈，但從骨子裡，她永遠是一種反抗者與叛逆者——這種反抗可能是一種骨子裡的喜新厭舊，對一種新鮮文化有本能的熱情擁抱，在進入這種文化之後，又會很快因易於接受而厭煩，於是又會重新去追求一種新鮮。

　　洪晃在北郊曾辛辛苦苦營造了一個充滿自己審美想像的窩——那裡原來是一大片柿子樹林，她用大石頭築起圍牆，用完全本色的原木蓋起一排東西相通的北房，柿子樹與北房之間，是用大石頭砌的壇，坐在壇上，葡萄架上就是柿子樹。而北房內，除高高的原木的房梁，地上是青石，中間還擺着大石頭。我們稱這裡是一個氣派的地主莊園。可惜這房子蓋成洪晃新鮮住了一陣，後來還是空的時候比住的時候多。然後有一陣洪晃就鼓動我們一起到長城腳下去蓋房子，我們一起到慕田峪水關長城，她看中在一個烽火台下的一片農民房子——在烽火台下，長城觸手而及，真是比圍牆中那個莊園要有力量多了。但想法是想法，過一段洪晃不再提及，興趣又轉到了對舊廠房改造。她在酒仙橋租下一個大廠房，變成她在城裡的家。大廠房空蕩蕩，家具幾乎全是鐵焊的，笨拙中顯着與原木和石頭一樣的力。按她的想法，大房子的正中是用鐵條焊出的盤根錯節的樹，這樹上吊着燈，洪晃說要把這棵樹越焊越大，讓它的枝椏伸展得特別巨大。在家的裝飾上，洪晃只要一進去，那種瘋狂的勁頭就會顯出來——它給她的審美想像與創造提供了一個相對不會受制約的空間。

11,我寫的一些小東西

　我的理想生活是這樣的一天：

　　早上不用聽鬧鐘，而是被陽光叫醒。走進廚房煮一杯濃濃奶咖啡，拿起報紙，在陽光下一邊喝，一邊隨意地翻閱，抽第一支煙。洗個澡，穿上非常隨意的衣服，放一盤Leaard Cohen的音樂，開始寫東西。中午自己在廚房裡做個沙拉吃，打幾個電話，睡個午覺。下午帶着狗出去轉一圈，買點菜回來，再過一遍早上寫的東西，有感覺就再寫點。大約6點開始給朋


友做飯，備幾瓶好酒。晚上和幾個好朋友吃飯、喝酒、聽音樂、聊天。大約12點到1點之間，和小平回臥室，做愛，然後抱着睡覺。

　　到現在，我還沒連續地過過這種日子,但是幾乎每次寫點什麼東西都要過一會，很幸福。我和我媽都有一個毛病，要寫點東西就需要一系列的行頭，我媽至今手寫書稿，所以免不了需要好的筆，好的檯燈。兩年前，我媽媽跟我說：“妞，我準備在青島買個房子，可以在那兒寫作。”我嚇了一跳，這行頭鬧大發了。

　　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這些小文章倒是一種日記，有時翻出來倒讓我想起了一些事情，都一一回憶了。

　　科學幻想

　　(發表於《三聯生活周刊》1998年第10期)

　　克里斯汀說：“我看過的中國電影都是講以前的事，I mean，我們美國就喜歡拍科學幻想片，就像《黑超特警組》(Men In Black)和《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什麼的，中國就沒有，You know，科學幻想類的東西。”

　　“有吧？”我雖然覺得這個黃毛丫頭說得挺對的，雖然她從來沒去過中國珠江以北的任何地方，但我還是要“扛”一下：“我看過一部香港電影，好像有點像未來的事，有機器人什麼的。”

　　“那不算，”克里斯汀反駁道，“你說的那種電影就像《ET》那類，只是幻想，不是科學幻想。”

　　“那什麼才算科學幻想？”我問。

　　“科學幻想必須把未來世界想出來，包括未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都必須和今天不一樣。如果只是一個未來的東西到今天的社會來了，就不算。《ET》就不算，《星球大戰》就算。”

　　我有個毛病，每當說不過人家的時候就換個話題。“你說，也怪了，就算我們沒幻想能力吧，可我們做的事比幻想還幻想，比如中國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快得出乎任何人的幻想能力，我小時候從來想不到中國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再說，你想一想三峽工程，如果沒有想像力怎麼可能有這種工程？”

　　“三峽是什麼？”

　　她真無知。我很得意地花了喝三碗牛奶咖啡的工夫向她介紹了三峽歷史之悠久，工程之悠久，工程之龐大，未來之光明。

　　“你們這麼缺電啊？”這是她對我一番辛苦口舌的惟一評論。“But，”我最怕她說But，“三峽工程是從實際出發的，不能算幻想。”克里斯汀說，“我教你什麼叫科學幻想。這麼說吧，如果叫你拍一個三峽的電影，你拍什麼？”

　　“故事片？”我問。

　　“故事片。”她肯定地說。我腦子裡只有什麼大禹、都江堰的故事來回晃悠。這些都不能說，都是歷史，說了正中她下懷。“你先說吧。”我反問她。

　　“那太多了，都是科學幻想。三峽里可以出個妖怪，就像蘇格蘭的尼斯湖怪獸，這是一個題材；三峽移民這麼多，可以拍一個中國版的《開路先鋒》(Mad Max)，或者《水上世界》，這又是一個題材；但是最精彩的是拍一個像《華氏450度》那樣的片子。”“你是說杜魯福(Truffaut)拍的未來世界裡消防隊燒書的片子？”“沒錯兒，”克里斯汀開始進入角色了。“試想三峽工程成功了，但有一個問題，供電過多，如果不消耗80%，電站就有爆炸的危險，所以在消防隊的監督下，家家戶戶必須晝夜點燈，永遠生活在光明中，這是什麼感覺？多棒的一部科學幻想片！”

　　“異想天開。”我用漢語說。

　　我是在馬賽寫的，克里斯汀是個美國朋友，寫得的那天我們去看了個科幻片，她也的確問了一句：“中國有科幻片嗎？”其他的對話都是虛構的。只不過那天的法國報紙里又有關於三峽工程的報道。我每次去馬賽的第一個星期都覺得到了天堂，不想走了。第二個星期就覺得天堂有點寂寞，第三個星期就覺得我一定是真的死了，才到天堂；第四個星期就火急火燎地訂回北京的機票。

2.

　陳娘子是我原來用過的一個秘書小姐，長得秀麗，長長的黑髮直垂柳腰，一說外語就細聲細氣。

　　兩年前，我一個外國朋友的丈夫在47歲時棄商從藝，來北京體驗生活，借住我家。由於公事繁忙，我只得每天付250元人民幣的導遊費給陳娘子，求她犧牲自己的周末，伴同畫家遊覽。

　　頭一個周末他們上了長城。畫家興致勃勃，說長城不錯，陳娘子更是太友善了，隨他爬上爬下，累得小臉通紅，一句怨言沒有。為了減輕小娘子的疲勞，畫家拉着她的手，娘子還表示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天在辦公室，我立刻把陳娘子的導遊費增加50元，並婉轉地暗示，如果畫家有任何出軌行為，她可以隨時停止導遊，並嚴詞拒絕。娘子笑了笑，說了一聲“沒事兒”。

　　第二個周末他們去了北京郊區的十渡，回來得很晚。顯然在這天當中，畫家的詩意、畫意都受到了最大的刺激，回到家來立即匆匆把自己關在房裡，瘋狂地寫啊、畫啊……第二天在辦公室，陳娘子問我，如果她一周有三個小時在白天給畫家當模特兒，我會不會介意。據說因為畫家對娘子的頭髮情有獨鍾。我一點沒多心，很輕率地同意了——我沒有意識到我要好的女友會為此半年不理睬我。

　　到了第五個周末，畫家要求和我單獨談談。他已大功告成，完成了他計劃在中國要做的事，並首次提出請我看他在中國期間所創作的幾幅精品。酒足飯飽之後，畫家推出了兩張用紅絲綢蒙蓋的油畫，他大臂一揮，用了一個很誇張的動作將兩塊紅綢拉下，顯示出兩張人體畫：一張是陳娘子的乳房，另一張是陳娘子的屁股。我沒有看見預料中的很多毛髮，就是有，大概也不是長在腦袋上的。

　　畫家說他已經愛上娘子，並將立刻回家與我的朋友離婚，再回北京娶陳娘子為妻。第二天，一到辦公室就發現桌上放着陳娘子的辭職信，信中說她永遠不會忘記我給她的機會，並將導遊費一分不少地退給我，說：“這錢我收下不合適。”

　　這件事情當時的確使我很惱火。一來我又要開始找秘書，二來我如何向我的好友、畫家夫人交代？！

　　陳娘子的所作所為使我大大不快，但冷靜下來，倒是想到：其一，像陳娘子這樣出身平凡而又不甘平凡，死活要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女子，尋找的是一種社會出路。她的尋找方式沒有採用暴力，而是用通婚手段，這並沒有什麼過分。其二，引申看，這也可以說是讓第三世界分享發達國家財富的一種方式。如果第一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找一個第三世界的配偶，那也許就不需要世界銀行這樣的官僚機構來平衡地球上的南北關係了。

　　這個故事基本上是真的，陳娘子是我媽媽原來的秘書，外國人是彭塞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現在已經有個孩子，高高興興地住在澳大利亞，陳娘子是每個老外心目中的標準中國情人。瓊認為我寫這篇文章是詆毀偉大的愛情，而且我太驕傲，看不起比我出身低的人，我覺得他不能再錯了，我不覺得這裡面有偉大的愛情，但是充滿了幽默的小資情調，我看不起陳娘子的是她的那種COSMO GIRL的實用女權主義，並不是她的出身。

　　3.

　　我原來堅信一條真理，就是如果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說我好，那我肯定是個壞人，至少是個變色龍。理由是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如果我能討所有人的喜歡，一定是我對人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不然的話不會有這麼多人說我好。可是近日來我開始深深地懷疑我的座右銘，至少可以說我已經意識到其相反是不成立的：就是如果認識我的人都說我壞，這並不意味


着我好，而恰恰相反，如果大家都罵我，那我肯定是壞人了。而更可怕的是罵我的人可以是與我絲毫無關的人，甚至是不認識我的人，他們罵我的原因也是由於我的私事。

　　具體地說故事再簡單不過。我的母親看不慣我的生活方式，我們一對話就吵得天翻地覆，因此，她擅自向我的朋友們宣布要和我斷絕母女關係，並且把我最難為情的事情都拿出去說，以便證明她是對的，我是錯的。這些都讓我惱羞成怒，一咬牙，一跺腳，兩個月不理她，恨不得給她嘴上貼膠布。誰知道我的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制止她在外面亂講，反而引起了公憤。

　　其中當首的很像美國演員理查德·蓋爾。這人曾經是個奶油小生，年輕時在電影節有點名氣，這個“蓋爾”不喜歡我是因為我得罪過他的恩師。另一個領頭罵我的人長得像Harrywu。這個人有政治野心，已經僑居美國。我認識他，並且得罪過他。敲邊鼓的人中有一個女的，很像布蘭卡·賈格爾，她曾經嫁過一個名歌手，離婚之後成了一個社交專家。還有一個來路不明的人，當過軍官，倒過軍火，很像奧利弗·諾思。這個人自己的名聲也不太好，但是他一罵我反而得到了一種同情，他總認為正義是他們家發明的。

　　罵我的人里最讓我傷心又受不了的是一個外交官的夫人，她像貝蒂堡·洛德。她看我長大，應該很清楚我混到今天也是經過一番艱苦奮鬥，可是她不但罵我，罵完之後還要共進晚餐，真是矛盾極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經過幾個晚上的失眠，我意識到罵我的人之所以這麼輕而易舉地把社會輿論說服到他們那一邊，是因為我幫了他們的忙。我總是強調這些屬於私事，實際上已經成了公開的話題，不如實話實說，把家底亮出來算了。我也別天天抱着我的座右銘，還是先把我的錯誤澄清，向不該得罪而得罪了的人道歉。這樣也許社會輿論就會理解我了。

　　這篇文章沒人看明白過，我現在自己也有點模糊我到底想說什麼來着。我記得我其實是想說國際輿論對中國的種種偏見和中國對這種輿論的對策。這裡面的人都是罵過中國的人，他們罵得沒道理，而我們又太把他們當回事，真是抬舉這幫人了。由於沒人知道這說的是什麼，發表以後造成了一些朋友之間的誤會，有好幾個人給我打電話抱歉，說我其實沒說什麼。我到是覺得挺好玩的，居然歪打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