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主動撤離的蔣介石與被選中的毛澤東(3)
2005-06-07 08:35:43 瀏覽次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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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8月27日：全面調整國內政策 主動撤離武漢的蔣介石

　　8月“謠言風波”下的蔣介石

　　8月27日與蔣介石外交策略相關的兩個事件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回國、蔣介石向路透社記者否認意大利調停說。從1937年起，陶德曼一直是中日之間秘密接觸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的回國，在某種意義上顯示着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的和談並不順利。當天，蔣介石在接見了路透社記者，答外國記者問，否認意大利調停說時，強調中國“抗戰力量增強，抗戰決心堅定”。

　　其時，一場關於中日間未來前途的風波8月間攪亂了武漢的平靜，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蔣介石被輿論壓力拋向決定戰爭命運的漩渦中。月初，美聯社發布消息稱:“羅斯福擬在武漢失守後調停中日戰爭。”一時間在華盛頓颳起一股“和平”旋風，引起美英諸國的關注。但同一天晚些時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則美聯社電，稱:漢口官方及香港《大公報》同時否認外傳意大利與汪精衛就中日戰爭進行調解，並拉中國加入反共集團事。《大公報》謂抗戰策略不變，蔣汪合作無間，欲中國加入反共集團也不可。美聯社的兩條消息似兩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水中，一時漣漪四起。而對戰、和問題最為敏感的香港，反應也最強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滬抵港，更使香港瀰漫在“和平”的花霧中。英文版的《每日新聞》甚至宣稱，從中國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擬向中國提出和平條件五項。當眾人都在猜測消息的可信度時，《刺西報》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對華“和平”五項條款。下午，各晚報競相轉載，日方五項條件一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99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如此確切的消息一經刊出，沒人再懷疑它的真實性。國內、蘇聯、西方諸國心情不一地把目光投向武漢，集中在蔣介石身上。此刻，他能決定這場戰爭的命運。

　　蔣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時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衛派出要員至香港與日本總領事豐村商洽，做和談先期準備。只是日本人要價太高，他一時沒給答覆。如今這一夜間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於極尷尬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項條款中，除第五條他能接受，第一條在得到確切保證後也可考慮外，其他幾條顯然是賣國，是根本不能接受的。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蘇聯，失去這個軍援的外來大戶和遠東的重要盟友。

　　8月21日，深得蔣介石倚重的軍事外交家蔣方震(蔣百里)將軍在香港接受了倫敦《每日捷報》記者採訪，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號行侵略野心的伎倆。他開門見山地直點主題:“日本人自稱其作戰系根絕中國之共產主義，此事完全不確，不過藉以欺騙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對共產主義作戰，則蘇俄系共產主義巨頭，自應與蘇俄作戰。”說着引例道，“最近滿洲邊境事件，日人竟向蘇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歲南京之戰，日軍殺戮無辜至令人髮指之地步。須知，南京並無共產分子。諸事證明日本對華戰爭，並非對付共產主義，而純粹為侵略中國領土也。”

　　8月24日，中國外交部針對近一個時期倫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謠言，指示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公開闢謠，並宣稱:“除非日本放棄侵略，否則決無和平可言。”8月25日，針對外界對蔣汪間的猜疑，外交部部長郭泰祺在倫敦接見哈瓦斯社記者，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一口否定“中日和平”及意大利正與汪精衛簽訂協議。蔣介石這時通過外交部、宣傳部，頻頻向外界作出姿態，國民政府堅如磐石，蔣、汪之間志同道合、親密無隙。但他內心裡不相信空穴無風，他早已意識到汪精衛率他的“主和派”借議和之機，借日本人的壓力，又在向他逼宮了。

　　8月28日，上海某報社論宣稱:“日方策動的‘和平’運動，儘管華方當局否認，但外傳仍有已失政治信仰的分子，在偷偷進行‘和平’運動，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來源開始於蔣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難時，這些分子在柏林、羅馬所訂的‘聯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國’之路線。”不管來源於何處，蔣介石相信他的國民黨在一敗再敗的嚴峻時刻，確有不少意志不堅的人，四下里在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觸角伸向日本人。

　　外圍消耗戰保衛大武漢

　　就在同一天，1938年8月27日，由日軍進攻安慶開始的武漢會戰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蔣介石在當天收到三個戰役消息:我軍克皖北之太湖、敵艦炮襲武穴碼頭、豫北敵陷濟源。

　　此時“保衛大武漢”的軍事形勢無法使蔣介石樂觀。蔣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過河到漢口的政府辦公室。一次對他本人住處的空襲炸死了他的十名警衛，迫使蔣放棄了原來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沒有燈光，身邊有沒有警衛。那次空襲時，蔣正在召開一個不尋常的外國記者招待會，可能是某記者把該情況透露給了日本人，這使得蔣介石几個月裡都不願接待任何外國記者。

　　當時的軍事格局，日軍占領九江後，即以之作為進攻武漢的推進基地，並在九江、合肥大規模集結作戰部隊，積極做進攻武漢準備。8月22日這一天，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了進攻武漢的第188號“大陸命”、135號“大海令”。華中派遣軍於接到大本營命令的當天即作出了進攻武漢的具體部署:令第11軍在海軍配合下，沿長江兩岸進攻武漢。主力置於長江以南，從咸寧、賀勝橋地區切斷粵漢鐵路，由南面向武漢迂迴;以一部向德安、永修進攻，相機攻占南昌;令第2軍主力從大別山北麓經六安、固始、潢川、羅山進攻信陽，然後沿平漢路及其以西地區南下，從北面、西面迂迴，包圍武漢;令航空兵團以主力支援第11軍，以一部支援第2軍。

　　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不斷壯大的游擊隊獲得了奪回濟源的勝利。就在3天前(1938年8月24日)，張聞天、劉少奇致電朱瑞，朱德、彭德懷等，指出擺在晉冀豫全區面前的中心任務，是以最快速度創建晉冀豫邊區，使其成為堅持抗戰的鞏固根據地。電文規定晉魯豫邊區黨與軍隊的八項具體任務，並決定朱德在晉魯豫邊區負總責。

　　1938年8月，根據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去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他在昆明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對學員進行嚴格的訓練，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南京陷落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高級將領都認識到:第一，對日作戰是持久戰;第二，不能只依靠陣地戰等，要發展游擊戰等其他戰爭形式。第三，要發動人民。蔣介石在南京失守後的《告全國人民書》明確提到，要動員全國人民群眾，依靠廣大鄉村，但是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分析說，戰爭教訓已經讓國民黨的國內政策開始調整，而國共合作保衛大武漢的時期，正是蔣介石政府全面調整國內政策的時期。

　　蔣介石政府戰略方針的調整來自淞滬與南京兩次會戰的慘痛壓力，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布賴恩·克羅澤的《蔣介石傳》則認為，“蔣介石對1812年沙皇俄國勝利地粉碎拿破崙入侵一事印象頗深”，促使他制定了被稱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而實際上，兩次會戰的反思，蔣下級將領們對他壓力極大，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於這一年5月至6月發表，中共代表葉劍英也在《目前戰局與保衛武漢》中，依據當時形勢表達了持久戰的觀點，“經過半年來的艱苦抗戰，證明敵軍在各方面的進攻，不論在戰略上或在戰術上，都很機動地採用包圍或迂迴。武漢處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勢看來，隱然亦儼然的為中華民族精神所寄託。首先要把津浦、隴海、平漢、同浦各線上的抗戰軍，在政治上重新動員起來;其次把河南全省的民眾動員起來，為保衛自己的家鄉——河南而參加作戰，按照戰區長官作戰方針，進行徹底的堅壁清野，不給敵人以口糧，不給敵人一隻牲口，徹底破壞可為敵人利用進攻我們的大小道路，消滅各鄉各村的大小漢奸，封鎖我們的軍事消息，組織我們的游擊隊殺到敵人後方去，破壞敵人的遠近後方，襲擊或消滅敵人的後方聯絡部隊，破壞敵人的無線電台及其一切通訊工具。”蔣在這樣基礎上將戰略決策調整為:而當敵人進攻時，中央軍就向後撤退，實行焦土政策，把既沒有食物也無棲身之處的地方丟給侵略者，不求迅速決戰。這樣日本將深深地陷入中國廣闊的內地，到一定時期日軍的戰線就會過度延伸，它的交通線將達到並超過其後勤補給的最大限度。中國軍隊的目的是將日軍拖得精疲力竭、精神崩潰。

　　武漢會戰成了蔣介石消耗戰略的一次徹底的演練。蔣介石稱，“全國軍隊之後退，絕不能謂為日本之勝利”。“我們採取的是持久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時間達到消耗敵人的目的，從長期的消耗戰中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蔣介石啟用的衛戍總司令陳誠

　　1938年8月27日這一天，蔣介石召集了武漢守區軍師長以上幹部會議。由於敵機空襲頻繁，三鎮的戰爭氣息日趨濃厚。面對日軍已經掌握了我方各種防務措施，因而攻勢勢如破竹，眼看武漢岌岌可危。在這樣情況下，國民政府勉強接受了蘇聯總顧問崔可夫中將的建議:徹底改變原來的全面防務措施，特別是沿江一帶從安慶上游直到鄂州城黃州這樣千里防線的防務，在大江南北兩岸修築起幾百座蘇式鋼骨水泥小炮台——托契卡。此項國防攻勢由蔣介石派副委員長馮玉祥會同蘇聯顧問監造。同時開始第二次遷都，從武漢再遷重慶。“保衛大武漢”的宣傳和準備工作全面開展，動員疏散三鎮居民，構築防空洞和地道，撤退外僑，將大批木船滿載石塊、黃沙、廢鐵等物準備沉下封江等等。

　　1938年7月7日的《武漢日報》刊載，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分析當時局勢，“敵人雖然表面上侵占了許多重要的據點，但是他們的矛盾與困難，卻與日俱增，鐵的事實證明敵人愈戰愈弱的破綻，已經一一暴露出來”。陳誠提到的“破綻”是，“敵人兵力犧牲巨大，軍火巨量耗損，軍費巨額增加;敵人戰鬥力削弱;敵人越深入則兵力愈不敷分配”。

　　在國民黨軍隊中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1937年“七七”盧溝橋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參與制定對日作戰計劃。在太原失守後，鑑於武器裝備敵強我弱，以正規戰與敵硬拼難以持久，提出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指導思想，為蔣介石所採納，1938年7月，白崇禧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參與指揮武漢保衛戰。

　　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最終選擇的得力軍事將領是主戰最力的陳誠。陳誠在武漢就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後，一躍而為政治風雲人物了。據陳誠的隨從秘書郭大風回憶錄《在陳誠身邊的日子裡》記，陳誠當時說:“蔣委員長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領導大家打倒他。”郭大風認為，“這正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線，陳誠對於抗日是積極的，反共也是積極的”。

　　蔣的“分寸”:與日秘密會談

　　1938年10月7日，毛澤東急電長江局，對宣傳鼓動工作做出指示。“現在不應強調保衛武漢，因過分強調，武漢一旦失守，則會產生悲觀失望及一切不正確的觀念”，應該“說明中日戰爭之持久性，中國抗戰是最艱苦的持久戰”。周恩來立即撰寫長篇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連載於《新華日報》。

　　《斯諾眼中的中國》描述了斯諾當時在武漢經歷的情景，“我在漢口呆了近七個星期。日本飛機的定期轟炸使炎熱的天氣顯得更加沉悶了。空襲造成的軍事損失不大，但是正與廣州一樣，數以百計的平民喪失了生命。當時除了中國士兵難以想象的勇氣和他們在戰爭的每一天表現出的無可比擬的英雄行為外，情況是很不妙的。人民的情緒很激昂，他們的頑強、堅毅和鎮靜是一種鼓舞。人民蘊藏着無窮無盡的力量，他們願意作出貢獻和犧牲，可是沒有被動員起來。想去動員人民的人卻受到重重阻撓。如果武漢、長沙的城市居民和它們周圍的兩千萬居民都被組織起來，加以訓練、武裝，我認為毫無疑問日本人是無法占領武漢的。有了適當的防衛，武漢是守得住的。”

　　日本對中國一直是“戰”與“和”兩手同時進行，日本人在攻打武漢之前，對蔣介石是以“戰”為主、“和”為輔。南京淪陷後，日本一直找機會與國民政府談判，主要表現在日本與孔祥熙之間，但是蔣介石在1938年至1942年間也一直沒有中止同日本人的談判。這些談判的策劃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軍方或政府人員，但也有以“民間人士”身份出現的，例如萱野長知、小川平吉、頭山滿等。他們都曾是孫中山的友人，有過支持中國革命的歷史，同時又和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聯繫，自稱雖非代表，卻是“代表以上之人”。

　　長年研究蔣介石秘檔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分析說，“蔣介石愛惜‘民族人格’，準備與倭寇決一死戰，並預留遺囑，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但又是虛弱無力的”。這一時期，蔣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第二次中日戰爭的頭五個月出現的不僅是包括中國首都陷落在內的災難性軍事失利，而且還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早年的蔣介石即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愛國運動。“九一八”時期，痛憤於日本侵略者，有北上抗日的打算，這是他後來之所以能夠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長時期內，蔣介石又怯於和日本作戰。“九一八事變”後，10月7日日記雲:“國民固有之勇氣、之決心，早已喪失，徒憑一時之興奮，不惟於國無益，而且徒速其亡，故無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與主義而已。”

　　國民黨內部，孔祥熙對戰爭也比較悲觀失望，有文字記載，孔給蔣寫過很多信勸和。武漢會戰前後，孔寫信給蔣，說國際援助絕對沒有什麼希望，經濟上也支持不下去，有“和”的機會一定要抓住。蔣常常因此批評孔，但是孔祥熙不是一個自作主張的人，他的議和活動顯然得到蔣介石的默認和支持，孔的議和活動應該看作蔣介石全盤對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蔣介石的內心矛盾和兩手策略。孔祥熙曾說:“蔣先生向來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進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聽二派的意見，從中採取一點。”(《馮玉祥日記》)

　　蔣和談的目的，一是刺探情報、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態度，再就是看日本的誠意如何，和談的條件怎樣。他對談判的基本態度: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之前的狀態。蔣介石認為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第二，東北問題以後再伺機解決。蔣介石到重慶之後說過，“抗戰到底，這個底就是恢復盧溝橋以前的狀態”。1942年以後，抗戰形勢好轉，蔣與英美結成聯盟，對形勢比較樂觀的蔣的說法改為，這個“底”就是要恢復全中國，包括中國台灣和朝鮮。

　　1938年武漢會戰接近尾聲時，在香港的談判，幾乎使談判雙方在福州準備最後衝刺了，但是廣州的失陷無論是心理上，還是象徵意義上都給了蔣介石巨大的打擊，蔣介石認為日方沒有誠意，下令立即停止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