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的《時間簡史》，可能是目前我們了解和學習宇宙知識的地最佳讀本，它為我們描繪出一系列讓人心馳神往的宇宙事實，並且不可爭辯地告訴我們，那讓我們日常感受到的世界，實際上是宇宙中很小的一個角落，幾乎可以忽略為零。人類如果不能理解宇宙中更廣大更深層的宇宙規則，就只能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井底之蛙了。發生在地球上的領土之爭和文化之爭，常常顯示人類的心靈是多麼狹窄。在宏大的宇宙面前，人們總是感嘆自己的孤獨，然而，宇宙在創造出人類之時，就已將人與宇宙的各種聯繫，隱含於人性之中。只要我們靜心的觀察，就會發現，人類的歷史以及個體生命的成長，正是一種不停的發現人與世界的各種關聯的過程。換句話說，人類的進化和進步，也就是通過人的實踐與智慧，將人性與世界的關聯，從表層發展到更深層的聯繫的歷史，也就是人類相對於宇宙，從被動、孤獨、對立再到融合的過程。人類豐富多彩的各種文明，無不是相應地處於這一過程特定階段上的智慧，就如力學從牛頓到相對論又到量子力學的發展。所以，物理學中所揭示的宇宙規則，也同是人性內在的規則。人類是宇宙的產兒，當人去讀世界的時候，也正是在讀自己。所以，科學的理性思維，才是踏向“天人合一”的真正道路。 早在公元前340年，亞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論天》中對地球是圓的，做了另人信服的邏輯性論證，在此基礎上又作出了太陽和月亮等圍繞地球作圓周運動的設想，因為他認為圓周運動是最完美的，可能是由於“圓”充分體現了人們對宇宙規則的最初感覺，就是“平衡”。“平衡”，也是人們對邏輯最初的認識，也就是說“平衡”是世界得以存在的依據。如果違背了這種平衡關係（人們在邏輯思維中，首先發現的是世界的數學關係，也就是簡單空間關係與時間的關係。並以此關係，來研究存在的真偽），就是不合理的，其存在就是值得懷疑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合理與不合理判別依據，在理性思維的方式中，是來自於對現實的觀測的，而不是存在人們心中的“應該”。 所以理性或邏輯思維，第一次真正讓人類的質疑，指向了一種客觀性的規則方向。可道德性的質疑，常常是缺少客觀基礎的猜疑。這就是理性文化和道德文化為何走向不同方向的原因，理性的思維將人的情趣，從當下的生存，擴展到對整個世界的探索。所以，理性思維，是人類智慧的又一次飛躍。西方人，就是為糾正世界中的“邏輯錯誤”，而不斷地擴大對世界的觀察中，不斷地豐富自己的“邏輯”知識，並在不覺中創立了讓人類走進新紀元的自然科學。所以，在歐洲人們很快就推翻或修正了由亞里士多德和神學所創立的宇宙模型。 而以道德思維為核心的中國人，卻在“天圓地方”的世界裡，毫無質疑地生存了幾千年。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進入，我們還會安然的生存下去，也決不可能有我們今天的“嫦娥奔月”。自然科學，只能產生於理性思維，從幾何學到牛頓力學直道現代的一切科學，無不是對世界的客觀邏輯性的一種表達。中國文化，無力給予我們這種對世界的表達能力，中國的現代科學家，無不是從“洋人大學”里走出的學生，直到今天我們所運用的一切科學定律，也沒有一項是靠中國文化所能創造出來的。就連那讓我們立國的“兩彈一星”，也不是我們老祖宗的東西。假如不是為了實際的生存和享受，中國人的虛榮會讓我們毫不遲疑地拒絕西方人的電燈、汽車等等的東西。中國的傳統文化究竟給現代中國帶來了什麼好處？如果我們將西方文化的一切成果移出中國的話，可能那些最熱情的“愛國者”會首先走向街頭抗議。實際上什麼是先進的，什麼是落後的我們心中早已做出了選擇，只是為了虛榮和其他的一些原因，表面上拒不承認罷了，從而讓我們繼續玩弄那些模糊的、卻又讓我們舒服的並對一些人非常有利的所謂民族“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一方面拼命地享受着西方的物質文明，一方面又拼命地抗拒着更有價值的西方理性思維。 科學的發展，在西方也是一種將人的“神聖”與倫理性情節，逐漸消退的過程。天文學的發現，將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擠到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帝和道德被更廣大的宇宙秩序所取代。這種由知識帶來的觀念地變化，使一些當時的歐洲人感到異常的空虛，就像今天中華文明的衰落，給國人帶來的空虛一樣。然而，人類很快又發現了一個同宇宙相通人性世界，生命的意義不在藉助聖靈的光芒，而變得更加璀璨奪目。終有一天，中國人也會明確地認識到，我們生命，不再只是為了折射“老祖宗”的價值，它本身就具有更精彩的意義。 由此可見，人類的現實，是不停的被人類的智慧和實踐追索出來的。而最能讓人類踏上這種追索之路的，就是理性思維。理性思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凡事都要找出一個客觀的現實依據。這種“依據”又漸漸的表現為一種邏輯規則。所以，理性思維簡單的說就是一種根基於一種邏輯的思維。幾何學，只是為西方宇宙邏輯思維奠定了一種方法上的基礎。雖然西方人是通過幾何學，開始了對宇宙的探索。實際上西方人的科學理性的思維，還有其更深厚的社會根源。動態的（加上沒有一個強大的單一性的文化，可以束縛和屏蔽他們的心智）西方社會，帶給他們的就是對現實的更加豐富多彩的視野，因而他們對世界更容易用趨向於一種抽象的思維，以便對雜亂的世界進行概括性地思索，因此邏輯思維，成了他們最有用的思索工具。正因為如此，從埃及傳到古希臘德幾何學，就立刻走出了建築學的狹窄領域，成為他們探索宇宙的最初依據。同時幾何學，又進一步的發展了他們的邏輯思維。相反，幾何學，在一個專制的古埃及社會裡，卻只能停留於一種實用的建築和測量土地的方法之上，因為他們的視野，不可能讓他們領略出幾何學中其他意義。古希臘人第一次理解到，幾何反映的是這個世界的空間規則，可以用它辨別存在的真偽。直到今天東方人對科學的認識，其總是實用性大於它存在性意義。那種東方式的只停留在“效法自然”而缺乏真正思索的“天人合一”思想，並沒有將我們同自然真正的融為一體，相反，科學上的任何發現，總讓我們認為那是一種與我們生存意義毫無關聯的世界，因此探索宇宙的基礎科學，無法激發我們的激情。已具備很好條件的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可以產生一百個“索尼”，但卻很難誕生一個“霍金”。可見一個東方民族，要“全盤西化”，是多麼艱難，就連日本這個如此崇尚西方文化的國家都未能做得到，我們卻天天為此擔心，真是有些可笑。可在美國，霍金研究宇宙“黑洞”的書，竟比色情雜誌還要暢銷。可見，“真實”對一個理性思維的民族具有多麼強大的吸引力。 在崇尚真實的思維中，什麼是好的理論就會變得非常簡單，霍金在《時間簡史》中引述卡爾•波普的話寫道：“一個好的理論的特徵是，它能給出許多原則上可以被觀測所否定或證偽的預言。每回觀察到與這預言相符的新的實驗，則這理論就倖存，並且增加了我們對它的可信度；然而若有一個新的觀測與之不符，則我們只得拋棄或修正這理論。” 文明的發展同樣如此。只是在科學中，固執的保守，將被明顯的視為愚蠢。可笑的是，這種愚蠢，在文化的發展中，卻可能被當成“忠貞”的勇士。可見，人類在充滿利益的社會衝突中，至少總有一部分人，根本不希望有一種忠實於客觀真實的智慧。所以，縱貫人類歷史，會讓人驚訝的發現，總有許多年代，成了拼命壓抑人類自身智慧的時期。中國社會對消滅人的智慧，表現得更加堅定不移和持久。所以，假如沒有西方科學的傳入，直到今天，我們也絕不會去想，在我們腳下的是一個星球，還只是一片“皇土”。 但西方人，卻要拼命地去理解整個宇宙。西方文化對整體性和一般性真理，總有有強烈而明確的欲求之望。因為他們的整個歷史，面對地都是一個更加變化的世界，進而更有機會去感覺一個雜亂世界的何以趨向“同一”的過程，進而在他們心底養成了這種追求“一般性”的理性求知方向。可在中國靜態到一種幾乎是單一時空的世界，是我們能難區別出何世界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甚至我們的社會與我們所能觀察到的一切現實，都未能為我們的心智提供這種區別的衝動。所以由此產生的邏輯思維，對我們的心智直到今天，都不可能發揮出像對西方人那樣有力的影響。中國人用東方性的眼睛，由於對西方文化中“同一性”（反映世界深層的貫穿一致的理性邏輯）缺少應有的感知，因而看到的西方世界只是表面上的一片混亂，因而更加眷戀於自己文化的那種表層的和諧。這種和諧不管蘊含着多少危機，或者表現出的只是一種貧血性的蒼白，但它畢竟是我們的心智所能感受到的一種“和諧”，因為對我們來說，“蒼白”比之死亡，已經是最健康的生命跡象了。對那些更加活蹦亂跳的生命，在我們看來只是為生存添亂而已。所以，儘管我們的有些孱弱，但依然可以“自豪”的藐視和抵制已被歷史證明非常有力的西方文化。好像直道今天，我們依然不明白，西方歷史何以能從一片混亂中，發展出一個比我們還有力的社會，因為我們始終無法看到在他們的混亂背後，那種強有力的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同一”，當然也看不到我們那些“盛世”後的一種背離真實世界的“無序”。現代物理學告訴我們，越是一種穩定的存在，也就越具有動態的特徵。而以理性思維為核心的文化，直到目前為止，都被證明是駕馭一個動態社會最好的文明。而中國的道德文化所包含的，只是人類對人性與人類社會的初期而粗糙的預言，就如亞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是需要徹底修正的東西。 理性思維以“真”為本的特徵，保證了西方社會和科學不停向前的發展，不管其間有多麼曲折的經歷，這種趨勢卻始終無法阻擋。因此西方的社會和科學的發展，都在不停地加深着人們對世界規則的意思。只有符合世界變化規則的才能生存，成了西方人思考一切問題的基礎。他們就是以此來變革他們的社會，科學家也以此修改他們的“宇宙模型”，如果他們像我們那樣對待孔子一樣對待亞里士多德，就很難從一個靜態的宇宙觀，就不可能認識到“時空扭曲”，進而發展到對“宇宙大爆炸”的探索。我們的文化卻不讓我們的智慧去探討這個世界的規則，它在我們心靈中注入的只是一種強烈遵循“聖賢”的情趣。所以，中國文化，幾乎是一種全面阻擋智慧發展的文化。生存就是一種在世界規則中的生存，而世界的規則本質上有是一種變化中的規則，在這個世界中，實際上沒有任何可以靜止的東西，現代宇宙學證明，連我們認為不可能變化的元素，包括最簡單的氫元素，都是從時間中演化而來的，並且還會在未來的時間裡消失無蹤（我們沒有必要為之擔心，因為這是一種遙遠到可能連星系都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因此生命進化和繁衍，完全取決於一個物種對這種規則的“適應”能力。生命從對環境的單純的條件反射，到對環境的一種直覺能力，然後再到對環境的一種超越時空的認知，其意義就是對變化中的世界規則越來越精確的反映與運用。因此，西方的理性思維對世界規則的精確把握，比東方的悟性思維（是對環境規則的一種被動的粗略反映），更體現出了生命智慧的進化方向，所以它們的影響才能席捲全球。而我們的文化，卻只能在一種特定的環境裡，藉助於一種“特色”才能繼續生存。然而由於這些“特色”在更大的世界面前，已不具有現實意義和現實力量，因此，我們必須採取任何有助於封閉性的手段，以阻斷同西方文化的正面交流，比如在大眾面前禁止有關的討論，在出版言論上給與限制。總之，一種文化如果不能坦然地面對另一種文化，就足以說明它自己的存在狀態了。就像一個物種，只有用圍牆攔起來才能生存一樣，也足以讓我們判定未來它在世界中的命運。理性思維自身的發展，也體現了自然中優勝劣汰的進化過程，所以理性思維的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歷史。而中國文化的道德思維的壟斷特徵，一開始就讓自己喪失了進步的可能，這種思維偏離了智慧進步的客觀方向，也就是說它對世界的真實規則採取了迴避和漠視的態度，因而我們的智慧也就失去與客觀信息的交流，變得畸形自閉，仿佛脫落了一雙觀察世界的眼睛，對外在世界的規則可以視而不見。因此，在我們這種智慧的血液里，充斥着的只是一種盲從祖宗感情，由此可以判定，當我們用這種智慧去鑑別一種真理的時候，會是一種怎樣的結果。中國人在瞭望星空的時候，能看到一種與我們生命息息相關的自然演化嗎？西方人的自然科學與他們的人文科學，只是一種偶然的產物嗎？霍金德宇宙學裡，包含了許多中國文化難以理解的信息，我們的一些科學家，從中看到的也只是一種純物理功能的世界，很難發現其中蘊含的宇宙、生命與人性的更遼闊的意義。在西方，那多人醉心於科學與哲學的研究，正說明在人類理性思維里，深藏着的恰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巨大張力。而我們的“天人合一”則是一種無自我無思索的混沌，所以在我們的情感里，對“天事”無所激情，對“人事”也無所激情，在我們思維的觸角里，已經沒有了對客觀世界的反應機制，有的只是清一色的對“天”的盲從，因此我們與“天”的“合一”，比西方人要方便和輕鬆的多。對世界的解釋，老子的“道”已讓我們感到非常滿足了，何必去探尋宇宙中的引力和那與我們毫不關聯的“黑洞”。中國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這樣被我們的歷史碾壓的支離破碎，因此我們判別一件事是否有意義，就是看它與“吃”、“穿”有多大的聯繫，我們的情趣所包含的只是一些迷信和不能體驗思想樂趣的生物性衝動。因此，就可以理解原始人何以不能“好奇”地仰望天空。 理性思維真正的活力，不只是它的邏輯機構。亞里斯多德對理性思維的方法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對思維邏輯的定義是那樣的“完美”，以至他以為可以用純粹的思維，就可以找出制約宇宙的定律，而不需要任何實際的檢驗，讓理性思維丟失了它最核心的向現實求真的趨向，使得他對宇宙所進行的一些推論，成了科學發展的阻力，因為想象的思維，看上去不管多麼合理，都可能是一個虛假的結論。因此理性思維的發展也並非一開始就是成熟地東西。然而理性思維，畢竟是以一種獨立的規則為前提的，人自身的好惡也就不能成為它長久的束縛，所以伽利略對對亞里士多德的質疑，是西方文化必然發生的結果。也是理性思維走向成熟的標誌，他要用實驗去證實那些看上去“無法爭辯的事實”。理性思維在伽利略身上，再次回歸到“求真”的趨向之中，也就是說伽利略著名的落體運動的實驗，不僅標誌着推翻了亞里斯多德的“不同重量的物體，將以不同速度下落”的錯誤結論，也標誌着一種更加健康的理性思維，在西方社會中的一種回歸，此後歐洲社會也就漸漸進入了他的一個嶄新時代，從而進入一個全面超越東方社會的高速發展之中。這也是自然科學在西方歷史中必然誕生的原因。然而伽利略式的質疑，在中國文化中卻很難發生，我們既沒有熱衷於次序的邏輯思維，也沒有去“證實”事物的衝動，而這兩點恰是理性思維的特徵。我們總是以一種先在的理由，才會懷疑，而我們的理由又大都是一些道德性的問題。因此，中國文化中懷疑精神，也大都是一種猜疑，也就不可能推動一種自然科學的產生。懷疑由於總是引發猜疑，所以“懷疑”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比“堅信”缺少更好的名聲。然而理性思維，本質上是表現的是對世界究竟“是”什麼的一種熱情，所以即使理性思維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對真實的世界有所偏離，但它終究還是要擺脫虛假的東西，因為“是”什麼的思維，畢竟是一種要傾聽一個真實世界的思維，虛假的東西不可能將它矇騙的太久。可中國那種世界“應當是”什麼的道德思維，其面前很難浮現一個客觀世界應有的尺度，所以，虛幻的東西，可以在我們的腦中，幾千年都受不到絲毫的衝擊。懷疑和推翻先人思想的伽利略，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可能就根本沒有出生的機會。西方自然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極其生動地展示出了理性思維的特徵。理性思維，讓西方人總是站在“祖宗”的肩上，而不是生存在“祖宗”的陰影之中，不像我們總天真地認為，只要將“祖宗”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完美的發揮出來，就可以屹立於世界之林。可惜，這個在不停演化中的世界，絕不可能滿足我們的這種天真的願望。 理性就是靠打破習慣，甚至包括那些“科學性”的習慣，而發展出的一種思維。然而人類的思維具有的保守傾向，似乎有着跨越文化的特徵，比如，愛因斯坦錯失了許多明確的科學發現，幾乎每一次都不是因為他的智力，而是由於對舊有觀念的堅信。就如霍金說描述的：“靜態宇宙的信念是如此之強，以至於一直維持到了20世紀的早期。甚至愛因斯坦於1915 年發表其廣義相對論時，還是如此之肯定宇宙必須是靜態的，以使得他在其方程中不得不引進一個所謂的宇宙常數來修正自己的理論，使靜態的宇宙成為可能。”實際上愛因斯坦對黑洞的“發現”，一開始也持否定態度。可想而知，一個以“堅信”為基礎的文化，會屏蔽掉一個民族的多少智慧，即使這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如愛因斯坦一樣的聰明，也會因為它不會糾正而只會誇大愛因斯坦的錯誤，從而讓他對世界不會有任何發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實際上並不愚笨的民族，何以幾千年來做着同樣的蠢事，而一個理性的社會卻總能糾正個體的或那怕是一個偉人的錯誤的原因。可見，理性思維是一種最能掙脫人的主觀意願的思維，它將人的心智引向探索客觀規則的方向。所以，對真實規則的崇尚，成了西方文化的靈魂，霍金在《時間簡史》中，幾乎非常慶幸地感嘆到，即使上帝創造了宇宙，上帝也同時為宇宙創造了他不再干涉的宇宙規則。因此，理性思維，在對世界的認知過程中，可以擺脫一切非認知傾向的干涉，包括保守性的習慣性思維和一切神聖之物的束縛。西方人於是可以彬彬有禮的將上帝送到“另一個世界”，不許他干涉他們的生存與歷史，即使他們感到生存極度空茫的時候（近代），也不再請回上帝，而是在宇宙的規則中去尋求生存意義的依託。客觀的規則，成了西方文化最強有力的情趣方向。所以，科學的理性思維具有極強的自我糾正和接納新事物的能力。當對宇宙的觀察，讓西方人發現了“時空的扭曲”，在量子力學中又面臨“測不準原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將驚訝變成了一種興奮，對這些看起來與以往科學如此不同的現象，又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可見，理性思維對“真實與規則”具有不顧一切的迷戀。 而我們的文化所具有的倫理思維，總在本能地保護就有得一切。為此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創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邏輯，比如有人說，中國社會和文化強調“特色”，是指對西方現實與文化不要“盲目”的照搬。這種說法，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盲目”可又“明目”於何處呢？是不是依然要以我們“已有”的為依據？假如，我們在學習一種新東西之前，用我們的“特色”去分辨出什麼東西可以學，什麼東西不可以學，且不說這已違背了學習的根本邏輯，又讓我們如何鑑別自己的“特色”正確與否。我們之所以有這種奇怪的學習理論，就是因為我們還未走出自己的文化視野，以為世界上一切文化的核心，包含的不是一種“科學”精神，而是一堆可以任意取捨的“倫理道德”。使我們無法用科學的合乎理性的態度對待文化對待世界，以致我們從沒有勇氣去觸碰自己文化中那些“神聖”的“神經”，也就沒有勇氣去接受人類的現代文明。所以，以“特色”為前提，將自己框在自我天地里的學習，是沒有意義的，只不過“特色”里有我們“神聖”的感情，才使得這種提法，顯得那麼順理成章天經地義。因此，學習意義，本質上就是對已有“特色”打破。我們應當明白，這個世界本質上是一個由客觀規則構成的科學世界，而不是一種需要“神聖”來支撐的倫理世界。不知何時，我們才能擺脫那種“戀祖”的情結，去全面感受一個更宏大更現實的科學世界。 【筆者注】這是十年前我在新浪博客拜讀李先生的文章，十多年的世界變化，令人感慨，尤其中國大陸雖然經濟發展了，人文思想卻大大倒退了，人性更加無堪，這種兩極懸殊的實在讓世界感到不解和困惑，是什麼原因今天中國大陸如此作妖的人文社會，除了文化與制度，我們都處可尋。如今不但中國大陸社會的更加瘋狂和不堪，而且令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以西方這麼發達的美國也走上墮落和更加不堪，這又讓我們這個星球世界更加迷茫和困惑了。 如果有人說李先生的觀點（崇尚“理性思維”，反對迷戀“倫理思維”）與中國特色理論相牴牾也許並不過分，但李先生的本意乃在棒喝國人不要太戀祖，行文中李先生的赤子之情是不難覓見的。然有多少人海內外的華人會懂得這其中“愛之深，恨之切”呢 ？非常非常欽佩李先生的汪洋恣肆的文筆、淵博的知識、深刻的識見！全文誦讀，佩服得六體投地！ 遺憾的是，自從新浪博客在封殺中衰落，十多年前的許多有思想有見地的博客再也找不到了，從此，再也沒有機會拜讀學習李先生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