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來往於東京和上海的男人

杜海玲

今天（9月27日）早上，我的朋友郭允發微信給我說：“昨天又出席了朋友的葬禮，朋友是畫家周豪。有興趣可念念他的自傳。”並發來自傳中寫到郭允的內容。讀後，就覺想翻譯出來。經同意，翻譯並發出來。

以下內容翻譯自旅日畫家周豪的自傳《想當畫家的少年》（原文是日語）。

幾十年後，我在東京與一個叫郭允的男人成了朋友，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的母親就是我曾經兩年一堂課不缺地聽講的日語講座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郭允，是在2010年，在我的個展第一天。介紹我們認識的人，是銀座的畫廊“巷房”的女主人——東崎女士。巷房是我在東京兩年一度發表新作的畫廊。

在一星期前，東崎在電話里告訴我，郭允是朝日新聞的攝影記者，和我同是上海出身，郭太太在電通工作，郭允的爺爺叫郭沫若。

郭沫若，在中國是無人不知的名字，是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才華橫溢的名人。在日本的中國通估計也都知道他。

個展當天傍晚，郭允夫婦出現在會場，我們中國式寒暄握手，一邊微笑，一邊眼裡射出劍術家那樣的犀利目光，仿佛要一眼洞察對方。這事我至今記得。

說是同鄉同胞，其實有些人是我不想打交道的。就算身在國外，人的喜好也不會改變。有討厭的中國人，也有喜歡的日本人。雖說要感謝介紹人好意，但僅僅因為同是海外國人就要介紹我們認識，也許是我狂妄，我並未為此欣喜。

那之後我們就去了后街的飯店過門香。這次聚餐，竟然東崎沒來參加。原來，可能因為郭允興起了銀座大風，巷房的看板被強風吹得要掉落，為了等修理工，東崎臨時來不了。

沒有介紹人的飯局，但充滿了關於繪畫、關於彼此在日本的生活話題，聊得熱鬧極了。這傢伙不錯！他夫人奈奈是北京人，兩個人的日語都非常流利，郭允現在也經常說：“在日本中國人日語好的只有三個人，周豪和奈奈，還有我。”——且不管可信度，卻是席間歡樂的笑談。

郭允拍攝過國內外的藝術家、作家、演員，每幅照片都拍到了大人物柔和自然的表情，我喜歡這點。小澤征爾、多明戈、卡雷拉斯……

身體和相機和咔嚓咔嚓的快門聲，這幾樣連在一起，是郭允這個人給我的印象，比我個子小點，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對於我這樣周圍只有畫家的人，他是珍貴的圈外人。

我和郭允的對話使用上海話、普通話、日語三種混雜。根據要表達的內容而使用最過癮的一種語言或詞彙，這讓人有種淋漓盡致的酣暢感。

我和郭允國籍都是中國，其實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是日本人，所以我有時惡作劇地說他身體裡中國人的血不多。

我和郭允老家都在上海，又在東京工作，兩邊來回走動，出國都是在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胎動期——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在感性和價值觀上也相當一致。還有一點共鳴的，回國目睹日新月異的發展，總有種山間方數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東崎女士之前告訴我，郭允對古典音樂造詣很深，而得知他讀着指揮者用的總譜而聽音樂，還是讓我吃了一驚。對於海內外的作曲家和演奏家都如數家珍，每當他談起音樂，我都有種“這樣的內容可以免費聽到，這可以嗎”之感。

有着溫厚待人的細心，有着博聞強記的知識，還直爽犀利，這些迥異的個性在他身上體現，讓人十分愉悅。懂得很多，卻不誇耀，這性格讓人欣賞。

還要加上一點讓我倆交情深厚的，是威士忌，我倆都是威士忌族。他真是個時不時讓我想起來要一起喝酒的哥們。

第二年元旦，我在南青山的個展，第一對觀眾是郭允夫婦。郭允問我，不在上海展覽嗎？那時我在上海還無緣相逢心儀的畫廊。我告訴他，我最近蠻喜歡的，是韓國人經營的“泉水邊畫廊”，都是我喜歡的抽象畫。聽到我的話，郭允夫婦面面相覷。原來，那個畫廊的人租的是郭允家上海的房子，也就是說，郭允是房東。

我每年春天在上海度過，得知“泉水邊畫廊”也是在那之後，也許只展抽象畫的畫廊對上海於時過早，在郭允為我牽線而我造訪該畫廊那天，正是他們要撤離中國的日子。啊，可真是無緣啊，我心中嘆息。我還帶了畫去，面對畫廊撤離，不禁泄氣。然而峰迴路轉，一個白人客人對我打開的畫饒有興致。後來我受邀去了意大利辦展覽。

預想之外的結果，是郭允帶給我的緣分。

又過了一陣，我們終於在上海相見了。我們兩家其實只需要騎自行車15分鍾。

我們在上海外灘吃飯。二次會理所當然去了郭允家。臨走，他送給我一本《上海光影郭博攝影作品精選》，是他父親的攝影集。他父親是建築家，也是攝影師。

第二天早上我興致勃勃翻開攝影集，裡面的照片都是改革開放之前上海的街道和弄堂，如今已都是高樓大廈。每幅照片都既是作品，又是資料。我從履歷讀到郭允的父親也是和我父親差不多時候（1950年）從日本乘船回國的，就隨口問我母親，曉得郭博嗎？

“當然曉得，郭沫若的兒子，太太是日本人，剛來上海的時候，到鄰居銀行家屋裡廂學中文的，聽不懂的時候，經常喊我去做翻譯。”

竟有這樣巧事！我不禁濕了眼眶。我和郭允在異國成為朋友，卻不知在父母那代就已有瓜葛。

在得知兩家大人相識時，不巧郭允的母親剛仙逝。如果早些知道，一定會為得知兒子們的交往而高興。想象着兩位老人在電話里敘舊的身影，我只覺非常遺憾。當然，這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曾經熱心聽講的日本語講座的老師，就是郭允的母親。

為寫這一章節，我和郭允夫婦確認，得知郭允的母親那之後擔任復旦大學教授，在日語教育和日本文化介紹中盡力，得到兩國政府的表彰，還編撰了《新日中擬聲擬態語辭典》。

再後來，我的父母也去世了。我家父母的墓地，和郭允父母的墓地，只相隔走路三四分鍾的距離。這里也被安排了一個寧靜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