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21
　　
　　
　　小說與電影，是完全不同形式的兩種藝術，以小說作為創作藍本的電影完全有理由借其名打亂重來，解構出如《東邪西毒》、《東方不敗》式的全新藝術品。然而，要看透《達.芬奇密碼》卻離不開對小說的理解。觀完影片，不免嘆息一聲：對於小說故事內容的過於忠誠，令影片在思想性方面成為小說的“寄生蟲”，僅僅滿足人們繁忙工作之餘追求輕鬆娛樂消遣的需要。
　　
　　小說作者丹.布朗作為執行製片人，使得影片保持了小說的原汁原味，講述一個懸疑推理的故事。在法國講學的哈佛大學符號學家羅伯特.蘭登被捲入一樁命案，巴黎盧浮宮博物館館長雅克.索尼埃在館內被殺，死前將自己擺作為一個複雜奇特的密碼。蘭登與索尼埃的孫女索菲.奈芙在對這些密碼進行破譯的過程中，發現在達.芬奇的藝術作品中隱藏着着一連串的線索，這背後是一個足以重改宗教歷史的驚天秘密－－基督教傳說中是聖杯的真相。如果聖杯在世間真正出現，那麼耶穌作為神的面紗將被揭開，將他從萬能的神壇拉回到凡間，從而徹底動搖基督教的教旨教義。
　　
　　影片基本完成了對一部小說的影視化再現，朗.霍華德延續着《美麗心靈》、《鐵拳男人》中的鏡頭掌控能力，部分段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突出表現在數字技術的恰到好處的運用上。對達.芬奇名作“最後的晚餐”進行移動、重組，使抹大拉瑪莉亞偎依在耶穌身邊的畫面讓我露出觀影的笑容。蘭登和索菲在去騎士教堂的路上，數字技術以模糊的形式讓曾經的朝聖者出現在現代化的大街上，營造出一個怪異的鬼域，令觀眾仿佛回到《指環王：國王歸來》的亡魂谷。
　　
　　然而，影片局部的精彩掩蓋不了總體的乏善可陳（人個覺得，這不是一部值得花大錢進影院觀看的影片）。尋“聖杯”式的偵探故事，在《國家寶藏》、《奪寶奇兵》中多次出現，而斯皮爾伯格的《印第安那.瓊斯（系列）》體現的娛樂性至今也沒有超越。一個全套的奧斯卡級的班底與一流演員的陣容，並沒有留下可以言說的亮點。湯姆.漢克斯、奧黛麗.塔圖、讓.雷諾、伊恩、麥凱倫等一線明星的聯袂出演充其量只為提升影片的好萊塢的娛樂精神而已，縈繞在腦海里的依舊是阿甘、萊昂、艾迷麗和甘道夫這些屬於記憶的不朽形象。唯一的亮點是飾演賽拉斯的保羅.貝塔尼，這個在《溫布爾登》與科斯汀.鄧斯特談情說愛的小伙，從花前月下的浪漫中搖身一變為信徒與撒旦的合體，將那種自我摧殘與救贖的竭斯底里表現得入木三分，在我心中預定下一張奧斯卡最佳配角的選票。
　　
　　小說的全球暢銷不僅在於環環相扣、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情節，也在於作者豐富且詳細至瑣碎的宗教“歷史”文化，構成了一個宏厚的宗教“歷史”背景。對於這一部分的表現，影片基本上採用簡要講述性的閃回鏡頭，以數字技術進行黑白色彩的處理，這在減少影片的投入降低拍攝難度的同時，無形中消弱了小說具有的“歷史”厚重感。最要命的是，對於不了解歐洲藝術與基督教歷史、沒有讀過原著的觀眾來說，這種討巧、偷懶的處理極可能產生一種茫然感，畢竟峋山隱修會、天主事工會、聖殿騎士團、十字軍東征、菲波那契數列這些包含宗教派別衝突、政治歷史、科學理論的事件與術語都是無法用片言隻語所能交待清楚的，這也是為什麼部分觀眾在走出影院後疑惑重重的原因。（我在想，為什麼影片不在開始時做一些簡要的交待歷史背景的文字說明呢？這樣的處理是否會更有助於普通觀眾的理解呢？）
　　
　　當然，這裡所說“歷史”的真實與否是小說與電影引得全球爭論的最大原因。作者丹.布朗面對宗教信徒的抗議與反對，堅持自己小說關於宗教“歷史”的描述是建立在可靠的歷史資料基礎上的。但是，丹.布朗畢竟是教書出身的小說家，並不是宗教界的專家，他所謂的“可靠的歷史資料”來源於被史學界定論為偽作的《聖血，聖杯》。梁燕城博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Dan Brown抄襲1982年Michael Baigent的著作《聖血，聖杯》（Holy Blood, Holy Grail）一書的觀點，將之改頭換面，用小說傳揚。我在十多年前已買來讀一讀，發覺此書表面像做學術研究，實質卻是隨意假設和隨意推論。此書對不懂文化學術的人有影響，但卻過不了內行人的學術檢證，故已公認為學術劣作。”。由此可見，丹.布朗僅僅是從野史中斷章取義，真正的目的不在於還歷史以真相，更多的是一種出於獵奇與取寵的心態，這與2002年馬立誠之於“中日關係新思維”、2005年劉心武“紅學之秦學研究”的論調有幾份相似，賺足了世人的眼球，也遭遇了業界專家嗤之以鼻的對待。
　　
　　這種失實的“歷史”事件並不違背小說與電影作為藝術的創作原則，它們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允許各色各樣的虛構。拋開對於歷史真實性的爭論，作為純粹的小說與電影，丹.布朗虛構的這個密碼故事並不僅僅是將一個受人仰拜的宗教的“神”還原為一個凡間的“人”，如果僅僅是揭開耶穌的這個“面紗”，那麼小說與電影也就難免落入俗套與淺薄。在《達.芬奇密碼》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衝突與交融，可以看到現代人對宗教信仰的懷疑與堅持，這才是小說的思想價值與電影的拍攝價值所在。
　　
　　社會的發展以及與之相伴的人類價值觀念的顫變，令當代社會越來越與傳統決裂，拜金主義、拜權主義、雞鴨滿街走的亂性濫交、影視歌舞明星淹沒精神偶像等等現象，都已突破原有道德觀念的範疇。感官刺激和生活享受成了人們最大的快感，對於宗教的籓籬越來越感到不適。這種信仰的迷失與危機感讓人類有種衝破宗教的欲望，企求人類徹底走出宗教宣揚“神”的指導時代，進入個人理性自主的生存階段。由此產生這樣一種種需要，將支撐宗教存在的不可褻瀆的“神”拉到“人”間，進而實現對宗教的顛覆。因此，小說中蘭登教授所說：“世界上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捏造出來的謊言上，這就是信仰的定義。接受那些我們想像中是真實的、卻無法證明的事情。每種宗教都得透過隱喻、寓言還有誇張的故事描述神，從早期的埃及到現在的主日學，隱喻能幫助我們的心靈去處理那些我們無法處理的事情，當我們開始完全相信我們自己的隱喻時，麻煩就出現了。”“我是個歷史學家，我反對毀掉文獻，我會樂見宗教學者有更多資料去思考耶穌基督的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就是丹.布朗筆下耶穌取妻生子繁衍後代的生活，是一種要把“神”還原為“人”的生活。
　　
　　同時，《達芬奇密碼》也體現了宗教的力量，從中透射着傳統文化對於現代文明的包容性。雖然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的能力極大提升，“神”的光環在人們的信仰中極大弱化，但遠遠沒有到消失的那一天。今天的人類害怕信仰徹底喪失，懷疑心靈沒有皈依後，生命是否真的會如想像中的自由與完美？所以，丹.布朗與朗.霍華德們反映出一種小心翼翼的矛盾心態，一方面企圖顛覆，一方面又不敢打破。在小說中，蘭登教授無法銷毀基督信仰的文獻，他認為：“《聖經》代表着這個星球上千百萬人的基本指標...如果你發現你能否認基督信仰中那些神聖故事的文獻，我們應該這麼做嗎？”“至於那些真正了解信仰的人，都曉得這些故事是隱喻。”當電影中“真相”大白後，面對索菲對於是否再信如“凡人”般的耶穌的疑惑，蘭登教授講述了自已童年掉進水井裡的舊事：在那一晚的水井中，唯一所做也能做的事就是祈求上帝的保佑，保佑他平安無事！這等於蘭登替創創作者做了回答：在今天，信仰所依附的是“神”還是“人”已經不再重要，信仰只是代表人類的一種心理希望與寄託。
　　
　　《達芬奇密碼》追隨了20世紀西方對於信仰問題方面對上帝乃至基督教作“現代化”改造潮流。但是不論是丹.布朗，還是阿基瓦.古斯曼和朗.霍華德，他們都沒有勇氣對宗教進行徹底的顛覆。事實上，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也沒有實現這種徹底的背離。面對一個頹敗而又分崩離析的所處時代，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這一呼聲意味着曾經支撐人們行走的冰面已經消融，意味着基督道德信仰的失效。但是，尼采也反對“認為一切價值的虛構都是無意義”的虛無主義，強調“寧可讓人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說：”一個人如果不想成為奴隸，那就必須要有信仰。”信仰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從中可見一斑。信仰可以讓人類獲得解放，縫合陰暗靈魂的裂痕，從自我毀滅的狀態中重生；然而，信仰也是把雙忍劍，既能讓人自由，也能讓人成為奴隸，摧毀人的靈魂，令“朝聖者”成為新的奴隸。作為世界三大宗教的伊斯蘭教，“伊斯蘭”是阿拉伯語譯音，原意就是“順服”，意指順服唯一的神安拉。宗教的這種奴隸性在影片中有明顯的體現，不論是阿林加洛沙還是賽拉斯，在他們身上都體現着“朝聖者”和“奴隸”雙重特點。主教為了保護基督信仰不被破壞而不擇手段，陷入道德背叛的泥潭。更能體現信仰內在衝突的是賽拉斯，他是一個最為悲情有人物，影片只用一個小小橋段再現了他苦難的兒時，阿林加洛沙救贖了他的靈魂，讓他皈依基督信仰。影片中的他充當着殺人的工具，卻時時刻刻不忘記佩帶苦修帶，殺人前後鞭笞肉體以求靈魂救贖，始終相信殺人也是清除靈魂罪惡、進入上帝的聖所的苦修。
　　
　　影片和小說最後的處理，歸根結底是西方人對宗教根深蒂固的依賴。這裡面有着現實的需要，也有着理論的支撐。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是與新教倫理分不開的，新教倫理認定，上帝所要救贖的並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選民’。誰將要成為‘選民’而得到救贖或誰將被棄絕，都是上帝預先確定了的，個人的行為對於解救自己無能為力。於是教徒們將勤奮工作、創造財富當作一種天職，其並不是為了創造可供於享受和揮霍的財富，而是為了證實上帝對自己的恩寵，並以此證明上帝的存在。正是這種把勤奮工作當作天職的新教精神，催化了資本主義的誕生。”影片的最後，蘭登最終領悟到索尼埃館長密碼最終的答案，在繁星閃爍的天底下，虔誠地跪倒在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前，那是對得到了“安息”的聖杯的膜拜，是人類在宇宙面前的謙卑，表現出一種難得的人倫尊敬。至此，小說與電影才告終，表達了不論耶穌是神還是人，今天的人類還無法擺脫對於他所代表信仰的徹底離棄的思想取向。
　　
　　所以說，面對宗教面對信仰，不論是哲學家的尼采，還是小說家的布朗，抑或是名導霍華德，他們縱使都有揭開耶穌神秘“面紗”的願望，但在實際言論與行動中，總顯得欲揭還休，帶着“面紗”的基督耶穌依然是西方人不願放棄的靈魂的歸宿。正如《坦旦尼克號》的一幕，當豪華輪船撞冰山下沉時，無法搭上救生艇的人們都顯得驚惶失措，唯獨教士萬般從容鎮靜，唱着聖詩等待着災難的降臨：願與我主相親，與主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