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小說的舊事

王一敏

時間後退四十九年。

1975年秋，麗娃河畔熱鬧非凡。不知道是誰的指示，好象全上海的人都涌到了華東師大，人們伸長脖子，忙着看大字報抄大字報，把校園擠得水泄不通，天天如此。

這個時候，我也快活地忙着，每天捧着當月的《紅旗》雜志，坐在圖書館閱覽室的一個角落裡。黨刊大開面，白色的封面上，大紅的毛澤東手書提字，格外醒目，它曾給心虛的我，帶來了某種安全感。那時，我正痴迷外國小說，不能自拔。然而，歐美經典小說屬於毒草，不能外借，只是文科生有優待，憑學生證可以在外國文學閱覽室內部瀏覽。儘管合法，但大局當前，不參加運動埋在毒草中，實屬不務正業。

借古喻今、諷今、批今，也不知是誰發明的鬥爭方式。批林批孔還要批水滸，這讓我所在的歷史系師生必須首當其衝。校方不僅給予歷史系最大面積的大字報版面，還要求系裡每天都要貼出新的戰斗檄文，急得政治指導員天天盯着大家催任務。我自然也逃脫不了必須胡說八道的命運，裝着心潮澎湃的樣子，天天往圖書館跑，美其名曰查資料。不過，此時的我，已經活過了二十個年頭，心裡清楚自己真正的厭惡與喜好。

十三歲的時候，父母被革命，我逍遙在家，整天無所事事。一時熱心地跟着同學王英，向她的媽媽學習納鞋底，這種山東老區的千層鞋底，針法靈活，組合自由，不但美觀，而且還能表現女人們的各種心意。但是小貓抓蝴蝶，沒多久，我的心思就散了。

那時家裡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正巧阿陽哥從馬蘭基地到上海出差，看見我們幾個沒頭蒼蠅，無法無天，便決定從滄州飯店搬回家裡住。這個北大核物理專業出身的軍人，不知是否是籠絡我們，一到晚上就給我們講故事，從徐文長（徐謂）的民間傳說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令我們五體投地。記得他講基督山恩仇記的時候，家庭氛圍空前和諧，姐妹三人分擔的家務，一改往日你少我多的口仗，大家爭先恐後完成，只為恭候阿陽哥開口。他卻常常賣關子，一講到關鍵時刻就下指示，要我們保證這保證那。

阿陽哥出差結束離開上海不久，寶烽舅舅從山東工學院調回上海，這個年紀不輕的王老五，在上海灘有許多老朋友，其中不少是有點家世的人。他外出回來，皮包總是脹鼓鼓，我們以為他買了好吃的一個人獨享，心裡很痒痒。偷偷鑽到他的房間，發現桌上堆着很多書，封面都用牛皮紙包着，其中有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貝姨》，還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狄更斯的《雙城記》，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悲慘世界》等等，我和姐姐覺得新鮮，囫圇吞棗地亂翻，也許正值青春期，我當時專撿描寫愛情的細節看。而當時家中的書櫃裡，除了字典，只剩下馬恩列斯和毛選。

寶烽舅舅把我們當小孩，指東道西，居高臨下，我不服，倔頭倔腦，有一次，他真生氣了，當着眾人面，說我顴骨那麼高，長得象慈禧，還找來一塊厚厚的“磚頭”，翻出裡面慈禧的照片，叫大家來看。這塊“磚頭”是傅義的《我的前半生》，讓我一直記恨在心。

不久逢下鄉，先插隊上海近郊，有空常上葉涵那裡串門，葉涵是兒時玩伴，也是知青，一個人住在鄉間的一個大祠堂里，她的床頭放着《資本論》，每晚挑着油燈，靠它打發時間，我拿過來翻了翻，卻一個字也進不了腦子。後來葉涵離開農村，成為滬上大律師我一點兒也不奇怪。

1969年，黑龍江邊境接連發生珍寶島事件、吳八老島事件，中蘇關係劍拔弩張，黑河地區到上海招收知青，我和王英等同學報名奔赴北國漠河邊境。我們落戶的屯子北緯52度，緊貼黑龍江右岸。百餘名上海知青和十幾位上海下放幹部的人數，早已超過了屯子裡的原住民。而屯子的對面，黑龍江左岸有一個蘇聯小鎮清晰可見。那裡雖然有一個高高的崗樓和荷槍實彈的綠呢軍衣士兵，但更多的是穿着花衣衫的婦女和孩童，以及彩色門窗的木刻楞小屋。

一個春日，望着對岸的生活景象，上海下放老幹部趙介綱捧着茶缸子情不自禁地講起了《戰爭與和平》中西伯利亞的風景，特別提到了安德烈和娜塔莎的故事，涉及久違的文學禁區，讓我喜出望外。老趙原是上海青年報的主編，滿肚子墨水，當他發現眼前的小黃毛丫頭，居然知道這部書，還能湊上一些情節，也非常興奮，我們拉開話匣子，一發不肯收，有一種在荒漠遇知音的喜悅。後來，他回滬擔任了上海市文化局長，而我們的友誼也因托爾斯泰而長久保持。

再回到我在華東師大外國文學閱覽室埋頭看毒草的日子，雖然小說愉悅滋潤了乾渴的我，但人還是提心弔膽的。就是閱讀到最興頭的時候，也絕不會忘了自己在哪裡。如果有人走近過來，我的心會突突地狂跳，不得不用紅旗雜志擋住，裝樣在研讀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