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放假沒出門，也沒有看電影，倒是追着看完了一部韓劇《夏娃的誘惑》。電視機成了我們新的上帝，不管有沒有想看的節目，一家人非得打開電視機，對着它把頻道換來換去，朝拜上幾個鐘頭。在這種心不在焉的朝拜過程中，我看到了《夏娃的誘惑》。

先看了兩集的觀感是，這個劇不好，人物太類型化。兩個“夏娃”，一個善到極點，連名字都要叫做“甄善美”，讓我覺得這部劇“欲顯夏娃之善美而似偽”；另一個叫做徐迎美，自私到極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所有的人只是她的手段。然而說不好歸說，假期里沒有早起床的壓力（鳳凰台播這個劇，每晚10點半才開始），我就連着看了下來。也許是快到大結局，所有的情節線都交匯到一起，矛盾交織，有點驚心動魄的味道，越看越迷起來。

惡夏娃徐迎美出身底層，因為這個，她祟尚惡的哲學，在名利與愛情兩者之間，毅然選擇前者，而後者亦淪為工具。而到最後這幾集，情勢急轉，痴情情人為救徐迎美壯烈犧牲。惡夏娃惡如故，甚至變本加厲，更加言辭惡毒地攻擊別人。但接着我們就明白，她已經改變，因為仇恨自己而瘋狂自虐。別人指責她卑鄙無恥時，她感到的其實是沉痛的快感。

這種人物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經常出現，他們是社會的弱者，遭遇不幸，從此墜入人性的深淵。但他們不會像卡夫卡那樣變成甲殼蟲默默地承受不幸然後屈辱地死去，他們要求他們本來應該得到的那一部分，而卻得採取非道德或非法的手段，於是成為罪人。在這種時候批判社會當然是最恰當的，但仇恨有何助益？我之敬愛陀氏，則是因為他不僅局限於簡單的社會批判，更延伸到自我救贖的領域進行痛苦的挖掘。作為被不公平的社會環境犧牲的個人，怎樣符合道德地生活？對於柔軟如蠕蟲的個體來說，是多麼難堪和痛苦的問題。陀氏最終似乎無力回答這個問題，他在《白痴》裡讓聖徒般地主人公梅詩金虛弱地說：“悄悄地從我們身邊走開，是一種道德的死法。”

徐迎美在自虐地痛苦中無意中看到了情人留下來的錄像帶，情人像聖徒一樣預先原諒她的一切過失。於是對自己的仇恨忽然釋解了，她終於開始痛哭，終於與別人握手言和，終於向失去兒子的母親下跪。然後，自殺。

又想起了張君，這個無惡不作的人甚至在法庭上也是趾高氣揚，也許他有意激起周圍人群的仇恨，其實是在自虐。瘋狂地犯罪不是因為愛自己恰恰是因為恨自己。基督教強調臨終懺悔，我想懺悔其實是與自己和世界的一種和解，只有有過這種和解，仇恨才可以真正的化解而不至於遺留人間。張君在死刑前，心裡有沒有產生某種真正的悔意？他是否仍在仇恨？他有太多仇恨的理由，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忍受過不公正，忍受過沉痛的打擊。

惡夏娃終於可以痛哭，而臨死前的張君哭了嗎？世界怎麼了，它居然剝奪了一個人的淚水？《南方周末》在張君案後刊出的《張君案檢討》是我看到有關此案最好的深度報道。我尤其注意到兩個陳述：類似的暴力犯罪多數集中在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邊緣部落；另一句是：暴力越來越成為生活在底層的人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手段。

韓劇里，惡夏娃哭泣着走向水深處的時候，自問道：“我可以原諒我自己了嗎？”我重新想到《白痴》的那句話，現在，她悄悄地從我們身邊走開了。電視劇接着演下去，有人結婚，有人享受愛情，有人準備去英國留學……生活如常，當那個人悄悄走了，與這個世界完成了和解，我們終究可以看到如往常一樣幸福的圖景。而沒有淚水的張君死了，我覺得這個世界的幸福還是沒有來臨。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