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張欣
(原名:一意孤行)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九日，大概是寒潮剛過，廣州的天氣潮濕且陰冷。那時的火車站尚未遷移，仍守在白雲路的街角，每天艱難地承受着十分擁擠的客運量。
十六次列車駛進站台，但遠沒有停穩，乘客們便爭先恐後地拿着行李，在過道兒排起了人龍，還有的人探出頭去，和站台上的親友打招呼。
此時，剛剛過完十八歲生日的於抗美，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下鋪，毯子蓋着下半身。她的臉頰是消瘦的，五官端正，並不艷麗，梳一個整潔的童花頭，眉宇間卻有着成年人的凝重。急於下車的旅客都沒忘記奇怪地看她一眼，抗美的媽媽孟梅，則守着車窗向站台觀望、尋找，程天牧是答應來接她們的。
抗美既不願意接受陌生人的目光，也不願意看到母親的焦急。她低下頭去，重新打開手中的《紅旗》雜誌第二期，那篇《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一文，她還沒有看完，前面的一些重要章節，她劃了紅線。由於她是一個知青，所以她在列車上考慮最多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和知識青年在農村中的作用。對面中鋪的阿姨對母親說，現在的年輕人真不得了，文化大革命把他們鍛煉得這麼成熟。
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孟梅才發現站台上的程天牧。他一身軍裝，領章帽徽殷紅奪目，雖是疾步趕來，舉止和目光照樣沉着穩重。孟梅大聲叫道：“天牧，天牧——”
程天牧跳上列車，身後還跟着兩個戰士模樣的人。抗美叫了一聲程叔叔，孟梅沒有說話，眼圈卻紅了，程天牧忙安慰她道：“首長說，先治病……”孟梅點了點頭。程天牧這才俯下身去，背起抗美。
兩個戰士都爭着說，還是他們來吧，程天牧道，“你們趕緊拿行李。”他們就真的去搶行李，讓孟梅空着手。
爬在程叔叔的背上，抗美的心裡感到很溫暖。原先在五十七軍時，程叔叔曾是父親的下屬，可他現在畢竟是軍區司令員楊三虎的秘書，如果擺擺架子，別人也覺得很應該。可他是一個念舊的人，這在他剛才安慰母親的神情中，抗美已經感覺到了。
他們坐上一輛伏爾加轎車，程叔叔說就是因為伏爾加車體寬，能放下抗美的病腿，他才要的這輛車，程叔叔是個非常細緻的人。
轎車向陸軍總醫院駛去。
一路上，程叔叔一直在問母親，父親的情況，母親便一一作答。
抗美的父親於敬田，安徽人，小進候讀過五年私塾，因腦瓜子靈，年輕時人稱“小諸葛”。參軍之後，他隨部隊轉戰南北，直到一九五一年隨五十七軍開赴朝鮮戰場，便一直是楊三虎的部下。楊三虎當時是五十七軍軍長，非常能打。於敬田和孟梅都在文工團，孟梅唱歌，於敬田是團政委。一九五二年底，朝鮮戰場停火，當美軍司令坐到板門店去的時候，於敬田被調到搬屍小組，負責交戰雙方的屍體交換。也就是在這兩年，孟梅生下了兩個女兒，分別叫抗美、援朝。
後來，於敬田跟隨楊三虎駐軍唐山、進藏平叛，升至軍秘書處處長，程天牧便是處里的幹事。
一九六一年，於敬田被派到北京政治學院學習，孟梅和兩個孩子也隨他搬到北京，那時孟梅已轉業，在三機部做一般的文員，抗美和援朝是由蘭州轉學到北京。因那時進藏平叛的部隊家屬在蘭州留守。
一九年，抗美已經是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一的學生了。這一年，楊三虎調入新疆建設兵團任副司令，於敬田和孟梅自然又跟到新疆，次年，於敬田響應軍委的號召，就地轉業脫軍裝，曾任農七師副政委，工二師政委，勞資科長、勞資處長等。而這期間，楊三虎又經過幾次調動，最終到廣州軍區當司令員。
抗美在北京讀書，沒有隨父母去新疆。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爆發，她便投入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一九六八年底，她瞞着父母，報名到延安插隊落戶，她到派出所消掉戶口，收拾好下鄉的行李，才往家裡撥了個長途電話。
這次抗美雙腿粉碎性骨折就是在延安修路運沙時，空架子車和拖拉機相撞，把她掀到橋下面去了。
伏爾加轎車很快駛進了陸軍總醫院，醫生顯然是程天牧事先聯繫好的，是外二科的科主任，人很清瘦，但兩鬢斑白，他檢查了抗美的雙腿，不禁皺起眉頭。
程天牧也愣住了，因為抗美的雙腿不僅黑如枯柴，僅有手腕般粗細，而且左腿的外踝大得出奇，腳掌向里扭着，幾乎有九十度，兩條腿均接歪了，嚴重畸型，且根本不能打彎。
“這是在哪兒接的？”外科主任問道，孟梅忙道，“是在延安醫院，她同學給我寫信我才知道出了事，趕到那裡，已經手術後第四十八天了，是我給她拆開的石膏，就變成了這個樣子……”外科主任道，“去複診了沒有？他們知不知道這個情況？”孟梅道，“去了，我帶着她找到延安醫院，他們說她雙腿粉碎性骨折，摔得那麼重，沒鋸掉，沒感染骨髓炎，就算她命大了。我說這以後還能走路嗎？他們說不敢打保票，我這才着了急。”
是的，孟梅當即決定帶抗美離開延安，回新疆治病。
母女倆幾經周折，總算坐上安二飛機飛回新疆。
然而仍沒有醫院願意動這個手術，因為風險大，萬一動壞了，不好向病人交待。何況於敬田畢竟是一個兵團幹部，醫院的條件有限，也只能選擇慎重。
於敬田雖是師級幹部，但長年艱苦的革命鬥爭歲月，使他變得老實、木訥，不善言辭，生活相當簡樸，沒有什麼關係網，更沒有呼風喚雨的本事。他悶着頭考慮了三天，終於決定寫封信求助老首長楊三虎，只有這樣，女兒才有希望站起來。
那時的楊三虎，在外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位尊權重，就是在於敬田的眼裡也是今非昔比，像他這樣的部下又何止成百上千。再說，老首長工作這麼忙，即便是有心，恐怕也難顧上，抗美的事再大也是私事……這樣猶豫再三，他字跡工整地寫了封信，於敬田的楷書是相當漂亮的。
不久，他們就接到了程天牧的電話。
外科主任叫護士來把抗美送去病房，之後他才對孟梅說道：“這孩子的腿得鋸斷，重接。”
孟梅的腦袋嗡地一聲，仍咬着牙點點頭。
住進部隊醫院的病房，躺在乾淨的床上，潔白的被單還散發着陽光沐浴後的氣息。抗美的內心無法平靜，她想起延安醫院的病床上爬滿了臭蟲，而當時她的雙腿打着沉重的石膏，裡面長了虱子，不能動，又抓不着，她就像一具活的屍體那樣，任臭蟲和虱子肆虐地咬她，吸她的血。
那是深冬的一天，大雪封山了。隊裡要派六個勞力去楊家灣修路。這活兒從來沒有女孩子幹過，抗美是個思想進步的知識青年，一心要好好鍛煉自己，便纏着隊長死說話說，隊長沒辦法，只好派了她，又叫村裡的女子三兒陪着。
三百多斤重的沙車用一根麻繩勒進抗美的右肩，三兒在後面推，抗美在前面拉，頭都快拱到地上去了，抗美覺得還是使不上勁，腿肚子抖得直轉筋，汗珠一滴一滴掉在臘月陝北冰冷的凍土上。一路全是上坡，兩個女子脫剩了單衣，才把沙車拉到地方。
抗美揉着通紅、瘀血的右肩，迎着北風，眺望延河以及兩岸山兒心中充滿了激情，她想，經過艱苦的磨鍊，陝北的面貌將在我們手中徹底變個個這太讓人振聲了，她恨不得把全身的勁兒都使出來。
中午沒有吃飯，抗美和三兒一共拉了六趟，一般的壯勞力一天也只拉兩趟。也就是最後一趟回來時，出了事。
抗美被抬上架子車，周圍已經圍了不少人，有鄉親認出她來，“是康家溝的……”“早起在粉場，還唱山丹丹呢，是個好女子，害不得摔成這樣……”
十五里路，兩位大叔棉襖都跑濕了，才把抗美拉到甘谷驛。這時村黨支部書記高志貴大叔氣喘吁吁地跑來，指揮幾個壯勞力把抗美抬上公共汽車，看見她的雙腿血肉模糊，腓骨小頭露在外邊，一搬動還稀里嘩啦直響，高大叔的眼淚流了出來。
公共汽車上，抗美躺在高大叔懷裡，心裡一直默念着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為了不讓三個大叔難受，她強忍着顛簸帶來的劇疼，做出沒事的樣子。汽車走了一百多里路，才算進了城。
在延安醫院的手術台上，沒有人看得出抗美是知青，她穿着開花棉襖，腰間繫着麻繩，尤其她的傷口，血都噴到了牆上和醫生的白大褂上，她都不吭一聲，分明是個村裡的女子。
手術是在X光下進行的，兩條大腿從中部以下打上了石膏，抬回病房不久，麻藥的時限過去了，抗美覺得兩條腿的傷痛順着骨髓，鑽進她的心窩，她死死地抓住床欄，咬緊牙關，想打滾，不能動，想喊，可偏偏那個意識十分清醒：要挺住，要熬過去，不能叫，要像董存瑞、黃繼光那樣對待肉體遭受的巨大痛苦。
她的頭不停地甩來甩去，手不停地敲打床板，三位大叔都嚇壞了，高大叔去找醫生，楊世春大叔顫聲勸慰抗美，一邊按住她的手，被她一把抓住，張口就咬，這一口咬在他胳膊上，隔着棉襖，居然都咬爛了，回到村里化了膿。
抗美的思路正一發不可收拾地想下去，卻看見母親和科主任一塊進了病房，主任和靄地告訴她手術的日期，並叫她放心，是主任親自主刀。同時，他對鄰床的兩個病人，也做了詢問和探視，還親自看了她們的傷口。
這使抗美不由地想起在延安醫院時，主治大夫來查房，也只是斜着眼看看她露在石膏外的腳趾，如果變成深紫，就是需要截肢的標誌和依據。他一句話也不說，神情十分傲慢。有一次，抗美在換藥時聽見有錯骨的響聲，第二天查房，請求主治大夫再透視一下，大夫連眼皮子都沒抬，更別提理睬她了。這使抗美第一次想到下賤這個詞，並且是用在自己身上。
延安醫院的病區，每天沉浸在悽慘可怕的哀號聲中，骨折的病人很多，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修路壓斷了腿，由於石膏打得太緊，導致小腿壞死，必須截肢。那天何冀中從馬家溝趕來看抗美，正好聽到那個男人截肢後的慘叫聲，恐怖地坐不住，又不知說什麼好，腦袋一個勁兒地短路，“抗美，我要是在這兒住幾天，非神經錯亂了不可。”
一個十九歲的婆姨摔斷了腿，八個棒勞力走了六十多里路把人抬來，醫生給她打上石膏四天后就讓她出院，說是床位周轉不過來。“三個月後回來拆石膏吧。”醫生冷冷地說。抗美真想站起來質問他們：貧下中農在你們心目中到底是什麼位置？
然而她站不起來，並且那時她已經知道，如果她不是知青，不是延安上山下鄉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代會的代表，她也早被趕出院，回康家溝躺着去了。
第二十六天，抗美的傷口拆了線。她也覺得自己的雙腿接得不對勁兒，不等她有什麼疑問，醫生就叫她辦手續出院。“你可是多住了二十天。”護士的口氣，像是她占盡了風光和便宜，就因為她是新出爐的積代會代表。
沒什麼可說的，抗美又像一截木頭那樣被抬上了板車，拉到公共汽車站，汽車上，是一直在醫院照料她的陪人朵松霖摟着她，松霖也是北京知青，在師大女附中時就跟抗美最要好。當二十多天的陪床，一點不比做農活兒輕鬆，端茶倒水，端屎端尿不說，就是夜裡沒床，只能搬個小木凳趴在抗美的床邊睡覺，就讓人夠受。松霖在家是獨生女，可是到了農村，多麼艱苦的生活都得扛住，她的兩眼布滿了血絲。
這二十多天她們沒吃過醫院的飯，吃不起，幸虧村裡的社員不斷有人背着褡褳來送點白饃和紅棗，每頓飯，抗美和松霖就二分錢買碗小米粥，就着啃干饃。
一天松霖從外面回來，遞給抗美一個手絹包，抗美打開，竟是兩個粉皮雞蛋，抗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兩個雞蛋像兩顆珍珠那樣閃起光來。她問松霖是哪兒來的？松霖說反正不是偷的，你就安心吃吧，你看你瘦的。抗美說你不說我就不吃。這樣磨來磨去，朵松霖煩了，說：“我用毛背心換的。”抗美說：“你穿空心棉襖會生病的。”松霖說：“還有毛衣呢，沒那麼邪乎。”
松霖的毛背心，是她媽媽給她織的，煙黃色，上面有很規則的菠蘿花。
歷盡艱辛地回到甘谷驛，抗美看見關五叔和溫生高來接她，可能是她的臉色過份蒼白，關五叔轉過頭去，用破襖袖揉了揉眼睛。又是十五里山路，抗美覺得自己都快給顛散架了。
剛來康家溝的時候，抗美和松霖就住進康萬年大爺的閒窯里，這回受傷回來，直接把她抬到了大娘的炕頭。大娘已經煮好了紅薯稀飯，剛喝了半碗，全村的鄉親幾乎都來了，還拿了好些吃的，有的婆姨摸着抗美腿上硬邦邦的石膏直掉眼淚。
就這樣，抗美每天睡在炕上，除了學學毛選，就是幫大娘納鞋底、襪墊。
一天晚上，康家溝的鄰村岳口要放電影，說是鄰村，來回也有十五里，可這算不了什麼，隊長提前收了工，村裡的男女老少相約着去岳口。這情況，是松霖回來告訴抗美的。抗美說，放什麼片子嘛，松霖告訴她是《鋼琴伴唱紅燈記》。抗美因腿一點好轉也沒有，不願一個人呆着，她問松霖你去嗎？松霖遲疑了一會才說：“想去，多久沒聽見過鋼琴聲了。”抗美馬上說：“你去吧，我沒事！”
全村的人都走了，抗美就着小油燈想寫日記，可不知為什麼她心裡沒着沒落的，寫不下去，她呆呆地望着小油燈，這燈是村裡的後生吉小用墨水瓶做的，每天晚上，圍坐在炕上，大娘納鞋底、補衣服，抗美讀紅旗雜誌，寫日記，松霖寫信，有時還和抗美一塊捉虱子。吉小根本就不相信城裡人身上沒虱子，“人哪能沒虱？”這是天大的理呢。抗美也不是一開始就能接受虱子，她和松霖一發現，兩個人就一塊手腳冰涼，汗毛直豎，立即燒一大鍋開水，把衣服煮了個透，但沒多久，這東西就越長越多，你想，不洗澡，睡熱炕，怎麼可能把虱子消滅掉。後來知青在一起開會，認為這是革命蟲，它標誌着知青和社員一樣嘍。
抗美對小油燈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到延安開積代會，在楊家嶺的窯洞裡，她看見毛方席用過的一盞小油燈，就是在這盞燈下，毛主席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等偉大著作，她的心裡是多麼激動啊！她也將在這塊土地上大有作為。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她對着油燈，心裡空落落的，油燈黯淡無光，火苗搖曳不定。她吹滅了油燈，在漆黑的窯洞裡躺着。這時，這也是她第一次哭了，因為沒有人，她輕輕地哭出聲來。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比堅強的，對於傷痛，也持樂觀態度。可是這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這兩條腿還會不會好？還能不能走路？如果她一生從此這麼躺着，那麼她滿腔的抱負豈不成了空有壯志？
插隊以來，抗美第一次哭了。
送走了程天牧，孟梅回到病房，看見女兒抗美好像是迷迷糊糊睡着了，便沒有作聲，輕輕吁了口氣。
這麼多天來，自從接到朵松霖從陝北的來信，告訴她抗美摔傷了腿，怕他們着急便瞞着家裡。孟梅的心就開始懸了起來，她趕去延安，又返回新疆，再跑到廣州，拖着一個病人，不管多苦多累，她始終靠這顆懸着的心提着一口氣，她不能看着女兒從此不會走路啊。
她現在可以吁一口氣，等到女兒的手術成功，她才能真正放下心來。
孟梅出身於小知識分子，劃成份時被劃作城市貧民，家裡過得的確不富裕，但也不至於吃不上飯。她參加革命的動機簡直叫人想不到，那就是趕時髦，解放前夕，共產黨已大勢所趨，青年學生要求進步穿軍裝，已成為一種時尚。孟梅分到文工團，唱歌也是後學的。
有一個男同學，跟盂梅一塊參了軍，還提着一把小提琴，烏黑的自來卷在額前打了個旋兒，他和孟梅心照不宣，彼此是相愛的。他也分到文工團，是樂隊的首席小提琴。隨着接受部隊的教育，孟梅漸漸明白了階級成份的重要，她自己的父親雖然是小學教員，但是她爺爺有個煤球店，家庭成份有可能劃成小業主，就是城市貧民，也沒有工人、農民那麼響亮、保險。如果她和出身資本家的男同學結合，那她的前程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孟梅也沒有糊塗到去找個大老粗結婚，那時經常有首長看上哪個文工團員，領導一談話，就嫁人了。團里有個女孩，長得十分甜美，唱歌的嗓音像銀鈴一樣，不是獨唱，就是領唱，她被一位戰鬥英雄看上了，經過領導做工作，兩人結了婚，新婚之夜，戰鬥英雄卸下假肢，女孩子躲進廁所里哭了大半夜，戰鬥英雄不願意看她那一臉委屈相，還發了脾氣。
也有幾個領導幹部看上了孟梅，雖然她不是特別出眾、顯眼，業務上也很一般，但這使她的外表溫和，氣質嫻淑，讓人覺得找她當老婆很踏實、放心。
團政委於敬田來給孟梅做思想工作。我們人都是黨的，婚姻更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革命，服從黨。他說了很多道理，孟梅就是一言不發。別的女同志，或者少不更事，一味地羞澀，或者原來有心上人，只好哭哭啼啼。而孟梅神情鎮定，你又摸不清她在想什麼。
孟梅對於敬田說：“你成全了那麼多對夫妻，怎麼就沒想想自己。”這話倒讓於敬田鬧了個大紅臉。孟梅又說：“論出身，論文化程度，論思想革命、要求進步，我哪點也不輸給你……”於敬田說：“行了，行了，你別說了，讓我好好想一想。”自那次談話之後，於敬田想來想去，對孟梅，雖沒有萬丈的激情，但也的確挑不出她有什麼實在說不過去的毛病，再說，看上孟梅的首長，哪個官都比於敬田大，人家不攀高反而就低，這可靠的程度又加了一層。
事實證明，這麼多年來，孟梅跟着於敬田走南闖北，也沒過過什麼安定、舒心的日子，可她嫻淑的另一面是堅忍，從未對當初的抉擇後悔。
事實也同樣證明，孟梅初戀的男同學，果然就是因為出身不好，先是打成右派，然後次次運動都逃不掉，在生活的道路上吃盡了苦頭。她不敢見他，就向同學打聽，他們說離開部隊後，他去了工廠，手指給軋掉一截，再也不拉提琴了，頭髮白的很早，人沒有一點點銳氣，老婆是個鄉下人。
望着沉睡中的女兒，孟梅的內心很難平靜。本來，她的體力和精力已經耗到極限，理應睡上三天三夜，好好休整一下。可是抗美太讓她不放心了，孟梅的兩個女兒，根本不像同胞姐妹，援朝從小就不吃虧，自然災害那兩年，她跑到食堂刮別人鍋底的糊糊，有一勺，吃一勺，蒸籠縫縫裡夾的饅頭印兒，她用手摳出來吃。如果敬田從西藏帶回馬肉，她總是吃得最多。現在上山下鄉了，抗美去了最艱苦的陝北，援朝卻回了新疆，在建設兵團的宣傳隊，不用幹活兒，還能在家吃住。
抗美小的時候就謙讓妹妹，又沒有什麼鬼點子，餓的使勁喝水，要不就舔舔固體醬油。後來在北京上學，就知道死讀書，成績非常好。文化大革命爆發，她又左的驚人，是紅衛兵委員會的委員，堅決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抗美斷腿後回新疆的第一天，援朝嫌她身上有虱子，決定搬回兵團宣傳隊住，孟梅氣得動手打她，可她還是搬走了。抗美安慰母親，她還小呢，不懂事。孟梅心裡非常難過，她為抗美的懂事難過，為她成為那麼堅定的左派難過。——她去了陝北，那麼艱苦的環境，她都覺得有點吃不消，可是抗美卻以極大的熱忱生活和戰鬥着。
在康家溝，孟梅先見到了松霖，松霖叫她阿姨，她半天沒認出她來，在北京時，抗美帶松霖到家裡來玩，她梳兩條長辮子，白嫩白嫩的瓜子臉，穿一條白顏色的布拉吉，漂亮得跟布娃娃似的。可是眼前，她跟陝北的女子一樣，舊棉襖不套罩衣，腰間束一根繩，頭上裹一條白毛巾。松霖帶她去窯洞看抗美，一路上孟梅都不知說什麼好。躺在炕上的抗美，也跟從土裡刨出來的似的，灰頭灰腦，比松霖還不如，臉黑瘦黑瘦的，兩手都是硬繭。
最讓孟梅難受的是，抗美剛到陝北時，她給她寄過一個包裹，都是些日用品。孟梅看到她寄來的中華牙膏只用了很少一點點，她問抗美你都用什麼刷牙啊？鹽？抗美說不刷牙，我們到這來，就是磨鍊自己，找差距，全村沒有一個鄉親刷牙，我早不刷了。
抗美給家裡寫信，從來不叫苦，也從來不要東西。唯一的一次，是為了阻止隊上幾戶最窮的人家外出尋吃（要飯），她在信中說：連黨支部書記白志孝的婆姨都出去要飯了，這樣下去怎麼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幫助貧下中農，這也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把自己的口糧分了，分給村里最窮的幾戶社員。媽媽，請你務必寄一些全國糧票來，只有這樣，才能幫助貧下中農渡過難關。
孟梅給抗美寄了幾十斤糧票。抗美回信說，她用半年分到的工錢七塊五毛，全部買成了糧食，送給了洪明家，一個身體有病的莊稼漢，平時糧食就不夠吃，青黃不接的時候就更揭不開鍋了。
抗美在信中說，她們幾個知青把三頓飯變成了兩頓，再摻一些榆錢苦菜什麼的，頓頓都是喝稀米湯，有一晚抗美跑了十幾趟茅廁，米湯實在是太稀了。但是她們內心裡都非常愉快，因為為貧下中農辦了事，盡了力。
淡淡的乙醚味道是清新和醒腦的，一旦濃度密稠起來，卻格外嗆鼻，令人急促地呼吸，漸漸地迅速睡去。
抗美的手術在全身麻醉下進行，兩條腿都要重新鋸斷，接對，時間較長，主任伯抗美受不了，決定全麻。
抗美躺在手術台上，全身蓋滿了白色的消毒巾，無影燈照着她的下肢，燈面上倒映着忙碌的醫生護士，還有手術刀、鉗稀里嘩啦的撞擊聲。抗美並沒有特別害怕，她的臉上顯示出一種與年齡不符的平靜。
麻醉劑很快就令她昏昏欲睡，開始，酒精消毒的雙腿還讓她感到陣陣涼意，但後來她感到四肢逐漸麻木，甚至離她而去。重要的是，她的意念，她的靈魂正一點一點地從她傷殘、苦難的病體上抽離出來，那個叫作精神的東西卻是健全的，完美而崇高的。麻醉中的睡眠越是深切，她越是感覺到這種清醒的剝離。
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個短髮女孩，身穿洗白了的舊軍裝，拿着師大女附中的介紹信，去北京西城區分局派出所轉戶口——從這裡再出來的時候，女孩將變成陝西人了。
派出所里還有幾個學生在轉戶口，手續費是兩分錢，排到女孩的時候，她交出介紹信的手遲疑了一下，戶籍警在找戶口卡，很快就找到了女孩的，寫了幾個字，蓋了一個章，直到這時，女孩還在發愣……
當晚，女孩整理了行裝，直到想不出還有什麼可準備時，她才掛通了新疆家裡的長途電話，是父親接的電話，她說了自己的情況和作法，出乎她意料是電話的那一頭是良久的沉默。
她又叫了一聲爸，她想父親可能生氣了，因他們已交待過她，叫她回到父母身邊去，並給師大女附中的校革命委員會寫了信，指導員說，四個面向，有面向邊疆，（另三個是農村、工礦、基層）所以你回去也附合分配原則。但女孩希望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加上妹妹援朝已經在父母親身邊了，自己又跑回家去，這不是逃避艱苦，逃避革命嗎？
父親終於說話了，他說：“如果你下了決心，我們支持你。”女孩曾想了一肚子的話說服父親，結果沒派上用場，父親更沒有對她的自作主張、先斬後奏橫加責難。女孩突然有些難過，輪到她沉默了，其實是埂住了不知說什麼好。
睡夢中的抗美，完全聽不到手術器械操作時嘁喳聲響，她只是清醒地看到那個短髮女孩與她的好友，一個叫松霖的女孩，在臨行前的一晚，兩人結伴去天安門廣場的主席像前宣誓。
天安門廣場是她們非常熟悉的地方，朱紅的城樓、高聳的華表，在蒼松下的剪影，已成為她們記憶中莊嚴而經典的一幕。從牽着媽媽的衣襟走過金水橋，到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這裡曾經留下多少她們的歡笑和淚水。在她們即將遠離這裡的時刻，不可能不激動，不盟誓，不以一種近乎於宗教信仰的心情舉起手臂。
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我們，您身邊的紅衛兵戰士，向您老人家宣誓：一輩子紮根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決不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緊跟您干一輩子革命。
兩個女孩熱淚盈眶，此時此刻，她們在毛主席感動之前，已搶先一步將自己深深地感動了。
這個晚上，抗美是無論如何無法忘記的：兩個年輕的紅衛兵戰士漫步在長安街上，她們即將踏上征途，滿腹的理想和抱負；她們又十分留戀北京，因為這裡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祖國的心臟，是世界人民嚮往的地方。她們總是最先聽到毛主席的聲音，在她們出發之際，與其說是來宣誓的，不如說是來向主席告別的，叫他老人家放心，年輕一代一定會去經風雨，見世面，在社會的熔爐里把自己鍛煉成棟梁之材。
第二天，列車終於從北京站徐徐開動了。
火車開至銅川，再往北就要坐汽車了。大卡車行駛在冬季的黃土高原上。抗美知道，女孩還是第一次面對這鋪天蓋地的灰黃顏色，人也被吹成了土猴兒。
可他們終於看到了寶塔山，這一行的知識青年有四百多人呢，在這之前，他們也只是從歌曲里，從電影上知道延安是一個多麼神聖的地方，現在他們來到寶塔山下，激動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有人高興地又叫又跳，有人把從中南海折來的松枝放在山上，而女孩，她捧回了一把寶塔山的土，包在自己的花手絹里。
在中央黨校睡了一晚，第二天又是坐汽車，一路上，處處彩門矗立，鑼鼓喧天，頭裹白羊肚手巾的陝北老鄉，以最隆重的形式歡迎毛主席派來的知識青年。
中午在延長縣黑家堡公社的小學校里，公布了分配名單。有九個女生分配在康家溝，抗美聽到了女孩和松霖的名字。康家溝來了一位大叔來接“京城的學生女子”，趕來幾隻小毛驢馱着大夥的行李，一路踩着硬邦邦的凍冰往村里走，足足走了二十多里才見到一些枯樹和男女老少許多人，村里沒有房子，只有黑漆漆的窯洞。村裡的鄉親熱情極了，把九個學生女娃接進一個乾淨的院落，院裡有個窯洞，洞裡有條兩丈長的大炕，人們湧進來，炕上地下擠滿了人，也不知說什麼好，就善意地鬨笑着。一個年輕後生端來了一簸箕的紅棗、花生，撒了一炕，叫學生女娃吃，晚飯是陝北人待客的“上食”——白面餄餎、糜子窩窩。
抗美深知女孩抱着怎樣的吃苦之心，可她還是無法咽下黑色的糜子窩窩，其它的女孩看見她這個校紅衛兵委員會的委員都吞不下去的東西，也就別難為自己了，紛紛只喝了些麵湯。
天黑盡了，鄉親們才離開。大夥累了一天，也準備睡覺。這時女孩湊到煤油燈前，打開了一張延長縣的地圖。其它幾個知青馬上圍了過來，她們在地圖上找到了康家溝。女孩說，全大隊有四十戶人家，分為棗花溝隊和康家溝隊。村裡有一千五百畝地，絕大部分是山地、源地，溝地全是自留地。主要農作物有穀子、麥子、蕎麥、玉米、高粱、糜子，各種豆類什麼的，大米一粒也沒有，多數社員見都沒見過。隊裡有十幾頭驢，十頭牛，兩群羊，大約一百多隻，機械化跟大米一樣，一點也沒有，噢，對了，還有兩把鍘刀和價值六十元一幅軲轆的拉拉車。
大夥奇怪，同來同到的，你怎麼就知道這麼多情況？女孩笑了笑，地圖是在公社時跟文書要的，村裡的情況是路上跟大叔聊出來的。大夥說：“也難怪，我們忙着瞧雪，跟其他驢隊的同學打招呼呢。”
女孩的神情變得凝重了，她說：“同學們，我們身上的擔子很重啊，改天換地練紅心，我們不僅要改造自己，還要把這裡變成社會主義新農村，想想吧，為什麼毛主席要派我們來？鍛煉我們的目的是要我們挑重擔啊。”
女知青們互相傳遞着眼神，忘記了一天的疲勞和困頓，大夥想到責任，內心裡都沉甸甸的。
陝北的知青都知道什麼叫“闖關”，那就是在農村先要過生活關和勞動關。如果不能吃苦，那還談什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女孩就學會了各種農活，像擔糞、打壩、砍柴、耕地……。耕地嚴格地說是夜耕，天還黑的像鍋底，抗美就看見了耕地組年輕人的身影，除了女孩和松霖，還有村裡的二驢、三兒、蘭強子，他們趕着紅劍和黑子（牛名），扛着犁頭，一行人上了塬，這時也就凌晨兩點多鐘吧。耕地不僅是男人，而且還是強勞力的活兒。女孩和松霖是賴進去的。
幸虧月亮滑出雲層，像剛剛洗淨的盤子，塬上仿佛點了天燈。女孩套好紅劍，從塬畔犁起，不時地甩一聲響鞭，松霖笑她，跟真有那麼回事似的。二驢說，女的學不會耕地，女孩和松霖非叫兩個小後生點籽，倆女孩駕着大牛耕地，鏵頭翻開泥土，在月光下閃閃發亮。
天邊漸漸淡白，早霞出來的時候，帶着羞澀的紅暈，這紅暈一圈一圈地抹開，捧出了太陽的臉。晨霧從莊裡升起，統統聚在山溝溝，像絲絲絮絮的棉紗，纏繞着丘壑。雲團在腳下翻滾，女孩手執牛鞭，如同騰雲駕霧一般，她遙望東方，霞光萬丈里升起了天安門城樓，這時她的內心，有一種樸素的感情在升華，那就是一個滿懷理想豪情的青年，正在自覺地成為平凡的勞動者。
當然，農村的生活不會有太多的浪漫，重要的是你覺得吃苦很值，是一種必須，這就是那個時代青年的共性。
貧窮蒼涼的農村，更現實的是艱苦。而在抗美看來，開荒是最苦的活兒之一。陝北就是這樣，年年開荒，地種幾年瘦了就再換一塊，反正荒地有的是，力氣又不值錢。一開春，隊長決定把向陽的—塊窪地開出來。
陝北的春天，大風卷着黃土席捲而來，仿佛從巨大的脫粒機的風箱裡狂奔出去，打着呼哨。女知青們跟社員一樣，頭裹花毛巾，腰裡再勒一根繩，排成一字，呼哧呼哧掄着老钁頭，非常原始地掏着土。掏荒要使很大的勁兒，要不盤根錯節的硬土根本就紋絲不動。然而時節正是青黃不接，早上的兩個窩頭，掄兩钁頭就消化的無影無蹤。
餓，是最難忍的，但除了忍，又能有什麼辦法呢？村裡的大叔大爺勸着，好娃咧，熬不過就歇個一兩天，你們不比我們受苦人，莫把身子骨作壞了。
女知青們從這話里看到了與貧下中農的差距，她們一天也不誤工，咬牙頂着。
開完窪地開溝地，後溝的荒地是陡直的坡地，離溝底足有幾丈深。大夥還是悶頭掄钁頭，搶着搶着，女孩只覺得腳底打晃，眼前金星亂竄，光環一圈一圈的縮小，中間沒有升出天安門，倒升出一顆大火球，她直挺挺地向前栽下去……
抗美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從手術室回到了病房。其實她昏睡了很長時間，從全麻中甦醒是很難受的。
最先看到一個白晃晃的輸液瓶，瓶中是透明的藥水，流進一條橡皮管，開始一滴一滴地走。媽媽俯下身子對她說：“手術做得非常成功。”她臉上的笑容證明這是真話，因為抗美斷腿以來，媽媽從來沒有笑過。
麻醉失效之後的痛，並沒有因為手術成功而減弱，而且痛是沒有免疫力的，每一次都帶給你全新的感受。抗美要忍受鑽心的疼痛，還要忍受全麻帶給她的揮之不去的昏沉，每天輸幾大瓶藥水，胳膊都僵直了。
抗美只能橫下一條心來忍耐，她想起延安醫院的種種苦難和惡劣的環境，心理就會好受很多，眼下的困難也暫時顯得微不足道。
有一天她從昏睡中醒來，聽見母親在跟一個人說話，這個人的聲音渾厚、響亮，比母親這個曾經當過歌唱演員的人底氣要足得多。見她醒來，母親忙說，這就是鄒阿姨。母親誠惶誠恐的樣子，使遲鈍的抗美迅速地反應過來，這是楊三虎司令員的愛人鄒星華阿姨。因為鄒阿姨是個利練、能幹的人，所以母親對她佩服至致，常常要提起她來。抗美急忙叫了一聲鄒阿姨，又想支起身子，親自感謝自己的救星。鄒阿姨急忙過來按住了她，叫她好好休息，又帶來了一大堆營養品和水果。
鄒阿姨穿着一身藏藍色的制服，頭髮盤在腦後，由於養尊處優，她的氣色很好。孟梅跟她比起來，簡直像個老太太。當她走近抗美的時候，抗美聞到一股令她難忘的幽香，那麼地淡雅、誘人。這是她作為一個女孩子，第一次接觸革命之外的東西，她當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時，着眼點也放在文物、舊書、錢財和變天賬上，似乎沒人留神過女人專用的小東西，而她媽媽，她身邊的紅衛兵戰友，她熱愛的陝北老鄉，有誰會與這種東西有關係呢？
可是，香水的味道竟是這麼好聞，讓她有些眩暈了，讓她覺得鄒阿姨，一個五十多歲的穿制服的女人是那麼美麗和充滿魅力。
鄒阿姨走後，母親一直興奮着，對抗美說道，“你要知道，鄒阿姨是很忙的，她是南島賓館的負責人，真的是日理萬機，誰想見她一面難着呢。你知道她要去探望誰嗎？到北京，提着螃蟹到林副主席家，看林彪和葉群她都是長驅直入啊！可是她聽說你手術做了，還專門趕來看你，咱們又沒有什麼能答謝人家的……”
抗美不喜歡媽媽受寵若驚的樣子，儘管她內心裡也十分感激楊叔叔和鄒阿姨。她皺着眉頭埋怨母親道，“你怎麼知道我這輩子就報答不了他們？”孟梅笑道，“你這叫年輕氣盛，你爸都沒能報答過首長，何況是你？我們有的，人家都有，我們沒有的，人家也有，什麼時候輪到你報答呢？”抗美淡淡回道，“我想我會有機會的。”她說這話，無非是要母樣平靜下來，不要那麼精神巴結嘛。
由於抗美的病期較長，加上兩條病腿的靜脈不能用，就剩下兩隻胳膊可以穿刺輸液，業已是被扎得針眼密密麻麻，更要命的是她的血管已很脆弱，稍一碰就破，針管見了紅可針頭並不在血管里，或者剛輸幾分鐘，血管壁破裂，液體開始往外滲。所以給她輸液，外科護士都怵。
可是不輸液是不行的，手術大量失血，身體需要營養；傷口害怕感染，靜脈給消炎藥效果比較好。每天四大瓶液體在床頭柜上排着隊，等待着進入抗美的肌體。
一天上午，連着兩個護士扎不到血管，護士長來扎，也把血管扎漏了。抗美越是一聲不吭，護士的手就越抖的厲害，從不自信到不忍心。
護士長小聲地對一個護士說，去叫孫雁來。
孫雁是一個面色蒼白又有點浮腫的女孩，頭髮稀少，穿一件寬寬大大的病號服。後來抗美才知道她是本院小兒科的護士，因為得慢性病，只好長期住院。
孫雁也住在外科，她在隔壁的女病房，她的臉上缺乏表情，只是默默地拉着抗美的手臂看了老半天。後來她對護士長說，只有打手背上的血管了。
手背上的血管非常細小，孫雁用止血鉗夾住兒科用的頭皮靜脈針頭，輕輕一挑，一股鮮血快速地回流到輸液管里，通了，在場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從此，每天的治療時間，都是孫雁來給抗美輸液，她默默地來，默默地走，很少說話。
護理員章小毛打飯的時候告訴抗美，孫雁得的是多囊腎，就是兩個腎上長滿了囊腫，要治癒就只有換腎，可是誰有腎換給她呢？這不是等於判了死刑嗎？
抗美的心一下子縮緊了，對孫雁從心底產生出無比的崇敬，她這個絕症病人是可以不再理會治療之外的事的，她那麼病弱和絕望，卻還在盡力地幫助她。直到抗美上了護訓隊，她才知道孫雁當時的浮腫是服用激素引起的，頭髮掉的能看見頭皮，是輸一種名叫“氮芥”的劇毒藥品，希望能治療腎病，那是有很大副作用的。
一天上午，孫雁像往常一樣來給抗美打靜脈針，她一言不發，臉色比平時更蒼白，眼圈紅紅的，顯然是哭過。抗美不敢問孫雁，章小毛來打掃衛生的時候，抗美小聲問道：“孫護士怎麼了？”小毛道，“她看黃書受批評了。”抗美急道，“什麼黃書啊？”小毛想了想，慢吞吞道，“書名我不記得了，是個外國女人的名字。”“哪國的女人呢？”“蘇聯的，……娜塔莎？哎呀不記得了。”抗美道，“是安娜卡列尼娜吧？！”小毛直點頭，懷疑地看着抗美，“你也看過？”抗美搖搖頭，道，“破四舊的時候，我燒過這類書。”
小毛一邊擦床頭櫃一邊說道，“雖然她看黃書不對，但可不是我打的小報告，我早知道她枕頭底下有書。不過其他人就難說了，現在大夥都要求進步，都想入黨，覺悟和警惕性也就高唄。”抗美不平道，“可她是個病人啊，又判了不治之症，一定是心情太悶了才會看這樣的書。”小毛道，“我也是這樣想，可有人說，她怎麼就不能在毛主席著作中尋找力量呢？”
抗美無言以對。
到底是大城市的部隊醫院，醫術，醫療條件都是內地沒法比的，抗美手術之後，恢復得很快。孟梅這才真正的放心。
孟梅跟抗美商量，她要回去了，不能無限期地請假，還要上班，只是時間定不下來。這期間，鄒星華阿姨又來了一次，這回她對孟梅說，抗美病好了以後，就留在總院當兵吧。
對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孟梅激動地語無倫次，抗美反而表現得比她冷靜得多。鄒星華阿姨走後，抗美對母親說：“腿好了以後，我還是想回延安去。”
孟梅一聽就急了，斷然道，“不行，你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下鄉前不跟我們商量，戶口都銷了才打電話回家，害得我哭了一夜，現在腿又搞成這樣，我東奔西走，頭髮都跑白了……”她說不下去了，眼淚在眼圈裡打轉。抗美低聲道，“媽，我不是成心要惹你生氣……紮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我們是在天安門宣過誓的……紅衛兵戰友會認為我借着斷腿當逃兵……”盂梅急道，“現在管不了那麼多了，當兵是你們這一代人最好的出路，多少人提着大包小包地找鄒阿姨想讓子女當兵，她這樣關照我們，還不是楊叔叔念舊，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呢？”
孟梅又道，“再說，農村是廣闊天地，部隊也是大熔爐啊，你以為在部隊干就不需要吃苦啦？同樣也是一種磨鍊啊。”見抗美不再吭氣，她才不作聲了。
當天晚上，因為知道再不能回陝北了，抗美的內心十分失落和悵然，對人生也開始有了一點朦朧的意識：不能說難以捉摸，至少也絕不簡單，當她穿着背帶裙在師大女附中的校園裡憧憬未來的時候，她是決沒有想過要下鄉或當兵的，理想是像居里夫人那樣當一名科學家。
下鄉，她也是真心實意地要獻出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熱血。她從枕頭底下拿出日記本，難忘的日子又潮水般地涌到她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