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庸人

北京市區也稱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門提督，早年間有個說法“富西城、貴東城，窮崇文、爛宣武”。西城富商多，東城王府多，那一帶的胡同多半都帶些貴氣，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後脊、餓獅把門的，解放後遷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些身份的。至於宣武、崇文則是明朝後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舊時貧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紅燈區是達官顯貴經常光顧的場所外，沒什麼好去處。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車的苦力、賣藝的把勢匠、以及小商小販，要是住在城牆外又不是當地的菜農的話基本上就屬於盲流了。而大雜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產，北城出現大雜院則是知青返後的事了。解放後市民的居住格局雖然有所改觀，但南北城收入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個鄉巴佬。我們家就在南城，而且在護城河外，如此算來就屬於四分之三個鄉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歷史造成的，但我們小時候還有一群傢夥同樣耷拉着眼角看人，他們算不得正經北京人，卻小母牛坐飛機，牛到天上去了。這些人是軍隊大院的子弟，動不動就揮着軍帽嚇唬人的傢伙，一般都是成群結夥的，打起架來成編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這麼個軍隊大院，大樓特氣派，據說用料是修大會堂剩下的。那裡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個兜的軍便服，把我們住的排子房叫鴿子窩，很少和我們交往，打群架應該是我們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規模相當大，方圓有幾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說也有幾千戶人家。住在排子房裡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廠的工人、建築公司的壯工，職業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幾家小學老師。老師家平時不太和我們走動，只有收水電費的時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師我已經記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張老師，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兒子是傻子，大鼻涕總在腮幫子上掛着，忒兒摟起來跟抻面似的特別噁心，我們都管他叫豆子。

其實傻人也有傻人的妙處，豆子人雖傻，可做起事來卻非常執着，有股不撞南牆不回頭的狠勁兒。有一次我上學時看見他蹲在家門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領子玩命地搓。可放學回來人家還沒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個衣領子已經搓出窟窿來了。小時候我們變着法地叫豆子為我們幹活兒，什麼洗襪子、跑腿兒、買東西、給二頭家的狗望風（那陣子流行打狗隊），這傻傢伙兢兢業業，比勞模自覺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滾到臭水溝里去了，我們便找豆子來摸，他脫鞋就下去摸，結果一口氣摸上來三個球，其實我們只丟了一個。

狼騷兒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鍋爐工，鼻子邊總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會用自行車往家裡馱煙煤塊兒，街坊們沒煤了就會到他們家去搬。單位的煙煤沒摻土，藍火苗半尺高，燒的時間還特別長。為這事我的父輩們沒少和煤廠工作的街坊們拌嘴，他們說摻土是國家規定，要不蜂窩煤做不出來。大人們可不管那一套，有幾個聰明便放出風來，五分錢收購一大塊煙煤，於是到煤場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們冬天的一項遊戲。本來我和狼騷兒並不是很熟，但上學後我們在一個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騷兒除了尿炕外也沒別的大毛病，這小子鬼點子挺多，放屁都帶調兒。

二頭家比較遠，與我們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說他們家根兒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點兒關係，幾乎每代人都會被判上一、兩個。二頭的父親倒是個老實人，見了人不笑不說話，可他弟弟大竿兒卻是我們這一帶最出名的痞子。據說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豐臺鐵路局宿舍的一夥子弟約架，大竿兒挨了三管兒叉還在浴血奮戰，對頭被他的聲勢嚇暈，當時就認栽了。那回大竿兒身上縫了三十多針，人家根本不稀罕到醫院去拆線，幾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線頭剪了。後來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們都以為這傢伙養了條蜈蚣呢。二頭是老二，家裡還有一兄一妹，爹親叔大，三個孩子的性格都隨了大竿兒，沒一個踏實的。他哥哥大頭四歲時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腦袋打漏了，妹妹衛寧雖然長得文靜，可說起話來像喝了鏹水，二頭本人就更別提了。.

二頭家是這一帶的刺頭，警察想起他們家來頭都疼，可他們和我家的關係不錯，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是親戚呢。其實這事多少有些無奈，壓縮定量那幾年我奶奶接濟給他家十斤白面，從此他們便認準了我家是好人，逢年過節肯定提着點心匣子來做客。到了我們這一輩兒，都成了發小兒，關係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時間，二頭的爸爸老出差，二頭就跟粘在我們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興就和我睡在一張床上。

還有個兒時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從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齒白唇紅，愛人肉長得滿臉都是。據說在托兒所里哪個阿姨都喜歡他，特別是懷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懷裡，就盼着生個跟他一樣的漂亮兒子。但他有一個地方不好看，嘴角邊有一個小肉洞，又黑有深，笑起來時像個酒窩。但山林笑的時候很少，平常從遠處看，這個小坑就跟臉上長了個痦子似的，特別是他生氣的時候，那肉洞就出奇的兇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們幾家裡最慘的，據說他們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時被鎮壓了。那時候四類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雞打鳴都難，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輪，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掛了兩個棕色的鐵球，喝起酒來就跟喝白開水似的。那時私人蹬三輪屬於投機倒把，他父親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兒干，小偷似的東溜西竄，惟恐碰上多管閒事的老太太。後來紅衛兵橫空出世，山林父親再精也沒這幫孩子精神頭大，他們家常常揭不開鍋，文革沒兩年山林他媽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餓死的，卻沒人敢說。我們一直沒弄清楚山林這傢伙為什麼那樣傲，他從不拿正眼看人，嘴裡最常說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談得來，前幾年他在和別人飆車時被撞死了，後事都是我打點的。如果狼騷兒還算是活人的話，他是我們哥兒幾個裡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學離家不遠，走着也不到十分鐘。很多人年紀大了都掩飾不住對母校的感情，可我畢業後就再沒回去過，其原因還是我們這些胡同里長大的孩子不招人帶見，上五年級時這種感覺就更明顯了。

我們這幾個人里最愛惹事的是二頭，他從小就有暴力傾向，而且大多數情況不是因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寫作業，二頭不聲不吭地溜了進來。他是家裡的常客，誰也沒拿他當回事，二頭坐在我後面的床上，屁股跟開水燙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條件在當時算是不錯的，三口人住一間十五平米的房子，還外加一個小廚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廚房裡做飯。“你看什麼？屁股上長蛆啦？”我實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勁頭，作業根本寫不下去了。

“你媽今天回來嗎？”二頭問。

“不知道。”那時我媽在通縣上班，經常不回來。

“我想住你們家。”二頭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來客人啦？”

“我把一個小子打開瓢了。”二頭生怕別人聽見，趴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誰呀？”當時我們在學校里也打過架，但那大多是同學間半玩鬧的事，頭天打完，第二天又湊在一起了。就連我和二頭都對捶過幾回，鼻青臉腫地回了家，發誓不再和對方來往，可沒三天又一塊兒下河游泳了。但把別人打開瓢的事還是頭一次碰上，我當時也有些慌了。

“就是東邊樓上住的，比咱大一屆，在初中部。他老在咱們教室門口晃悠，你應該認識？腦袋上有兩個旋的。”二頭惶恐不安地掰扯着自己的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沒印象。

“咳。”二頭嗔怪地搖搖頭：“反正是把他開了。”

“為什麼？”

“丫仗着自己個子大，欺負狼騷兒，我就給了他一磚頭。”二頭拼命搓自己的手，一條條黑泥都小蟲子似的給搓了下來，二頭執着地搓着，似乎手搓乾淨剛才的事便與他無關了。“我沒使勁，他腦袋也太不結實了，就一下！”他雙手比畫個圈兒：“磚頭就這麼一小點兒，他腦袋就漏了。你說丫不會找派出所吧？”

“聽說現在打架就送工讀學校，遠着呢，一個禮拜才回一次家。”我驚慌地把窗簾拉上了。“現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二頭倒在床上，眼睛望着房頂發呆。“沒準我哈巴（爸爸）正找我呢？”

“那小子死沒死？”我問。

二頭鼻子裡哼哼了幾聲：“死不了，丫一邊跑還一邊罵我呢。”

“要不你去少林寺吧？”當時電影《少林寺》特流行，社會上傳說犯了罪出家當和尚就可以免災。

“少林寺在哪兒？”二頭一直喜歡打打殺殺的東西，總拿着根棍子在學校操場上耍咕。“可當和尚不能吃肉。”

“聽說有帶髮修行的，還能娶媳婦呢。”

二頭聽到這兒，騰地坐了起來：“少林寺遠不遠？怎麼走？”

我仰頭想了想：“聽說是嵩山，要不我去問問我爸。”正說着，門口突然傳來紛亂的吵鬧聲，我和二頭立刻豎直了耳朵。

“就這兒嗎？你要敢說瞎話我就找你們老師去！”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氣哼哼地問。

我們突然聽見了狼騷兒的聲音：“就這兒，他保證在。”

女人突然悶聲吼起來：“李二頭，你給我出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們家我都去過了。打了人有種別跑哇，整個一個三青子……”

這時在廚房做飯的父親推門走進來：“你們倆惹事了吧？”

二頭趕緊說：“沒東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親無奈地看了二頭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槍藥長大的？這趟街就數你能折騰，三天兩頭地給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條路哇？”
二頭盯着自己的腳不說話。

中年女人在街口罵得更厲害了：“李二頭你個有人生沒人養的東西！老老實實出來，還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來，我罵你八輩兒祖宗……”

父親拽住二頭的脖領子：“走吧？真等人家來揪你呀？”

二頭看看我：“別忘了給小歡子餵食。”小歡子是他養的一條板凳狗，好幾次打狗隊來都倖免於難，大人們都說這條狗上輩子肯定是大官。

父親撲哧一聲笑了：“走吧，你當不了烈士。”

二頭像只被拔掉鉗子的螃蟹，他躲在父親後面，還時不時地看看我。不知怎麼，我當時竟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經微微有些顫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褲腿兒，使勁捻，手指都捻熱了，好象不這樣就得找個東西打幾下。

我們走出胡同口，就見狼騷兒正被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薅着脖領子，女人後面有個獐頭鼠目的孩子，腦袋上包了塊白布，似乎剛哭過，臉上是一道兒一道兒的黑印兒。狼騷兒灰頭土臉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裡哼哼唧唧地說：“我真不認識他們家是哪個門，這不是二頭的家。”那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又喊起來：“李二頭，你個小噶畚兒的，有種打人，沒種出來，是你媽養的你就給我出來！”

“行啦，大姐，歇會兒，歇會兒。”父親笑呵呵地走過去：“哪兒那麼大火氣，也不怕傷了身子。”

女人立時不說話了，她瞪圓眼睛，眼珠車軲轆似的打量起父親來，也許是父親還算長得氣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後來她看見了我和二頭，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頭，她指着二頭道：“這就是李二頭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個好東西。”她轉過臉問父親：“他跟您什麼關係？”

“他是我侄子。怎麼啦？兩個孩子掐起來啦？”父親拉過被打的孩子，掰着腦袋看了一陣兒：“還疼不疼？多大口子？”父親順手拍了幾下他的肩膀，回頭瞪着二頭道：“你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沒輕沒重，你看看，還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頭跟木樁子似的站在那兒，他眼睛惡狠狠地瞪着地面。

“瞧他一臉橫肉的，長大了也不是個好東西。”女人咬牙切齒地說：“我們家孩子多老實，你憑什麼欺負他？把我們孩子打成這樣，你還有點兒人心沒有？”她越說越激動，身子竟向二頭靠了過去。

父親趕緊過去用身體擋住了女人的去路：“不過是小孩兒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護犢子了嗎？”說着，他兇巴巴地對二頭髮起了狠：“怎麼回事？你怎麼動手打人哪？人家怎麼招你啦？”

二頭楞瞌瞌地一手指着狼騷兒，一手指着挨打的小子：“他欺負他。”

父親故作鄭重地問狼騷兒：“是嗎？二頭是不是說瞎話？”

狼騷兒回頭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廁所里撒尿，他說我跟他犯照（挑釁的對視）來着，要打我……”

“胡說！”中年婦女橫着蹦了起來，腰上的肉呼呼直顫，她誇張地掄着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們這麼說我們家孩子成流氓了，我們挨了打倒成活該啦……”

此時胡同口已經聚集了幾個看熱鬧的鄰居，大家說什麼的都有，有兩個起鬨駕秧子竟說二頭打得輕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潑了，父親趕緊上去勸住她：“大姐、大姐，別跟小孩子一般見識。”他回手給了二頭後腦勺一巴掌：“狼騷兒沒動手，你拔什麼橫？就你能葛兒。”然後他從口袋掏出十塊錢，塞給中年女人。“行了，您別跟孩子一般見識，這是醫藥費。您放心，呆會兒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這臭小子一頓不可！”

女人看見這張大團結，臉色立刻緩和下來。“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術員，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們特重視孩子的教育。現在的學校里什麼人都有……”
父親趕緊笑着說：“是、是，您的孩子以後能當工程師。”

女人聽了這話臉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擠眉弄眼地說：“今兒是沖您，要不我非給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里的孩子就沒好樣的！”

此言一出，還沒等父親說話，看熱鬧的鄰居先罵了起來。“嘿，你說什麼哪？找死啊？”“胡同里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別從這兒走。”“就她爺們兒，我認識，一身咸帶魚味兒，還技術員呢！”“弄個橛子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兒堵上！”“你們家不就住四樓上嗎？磚頭能砍上去……”後來幾個年輕人居然嚷嚷着要把女人的舌頭剌下來。

女人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她下意識地往父親身後躲。父親鐵青着面孔對女人說：“二頭的叔叔在青海背鹽呢，他要是聽見您這句話，非把您的寶貝兒子騸了不可。您的兒子比二頭大一屆都挨打了，以後他要是天天挨打我可管不了，您還想不想讓他上學了？”

女人被嚇得直喘粗氣，她幾乎是驚恐地抱住自己的兒子，此時她兒子腦袋上那塊白布已經向外殷血了。

小學生活沒給我們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如果不是那幫小學老師太過勢利眼的話，也許我成不了痞子。但時世難料，成不了痞子當了流氓也說不定。
我們的小學離家很近，那是一座普通的三層樓，50年代蓋的，據說那時的水泥質量好，水泥地板總是黑亮黑亮的，光線好的時候能當鏡子用。以當時的標準看，學校的設施、環境還是不錯的。只是小學的生源比較複雜，家長社會地位的懸殊巨大。物以類聚，獸以群分，學生們愛扎堆兒，學校里儼然存在着幾個小幫派。我們當時歲數都小，鬧不出什麼大事，頂多是課間休息時相互撞幾下，幾年中倒也相安無事。

生源主要分成三大塊兒，胡同排子房的、附近樓群的，還有一群學生是軍隊大院的。樓群孩子的生活條件相對好些，但他們終歸是地方雜牌軍，不在組織，平時也比較分散，對我們沒什麼威脅。後來樓群面積擴大到整片菜地，方路家搬來了，但十幾年後我們才認識，兩伙禍害總算是沒有會師。

軍隊大院可不一樣了，他們人多勢眾，裝備精良，這群孩子是我們的死對頭。大院門口有哨兵站崗，一副戒備森嚴的樣子，我二十歲之前就從沒進去過。軍隊大院的孩子最牛，他們穿的軍裝都是四個兜的。老媽攢一個月錢為我買了個軍挎包，他們硬說顏色不正是廢品，我回家跟老媽吵了一架，老媽氣得兩天沒吃下飯去。這群孩子是天生的群居動物，走起路來總怕掉隊，而且保證是一臂間隔。他們覺着自己高人一等，我們平時更是懶得跟他們來往。

我們四五年級時的班主任是個女的，姓劉，個子矮得不像樣子，四肢如縮在身體裡，伸不出來，狼騷兒便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小個劉。聽說小個劉是軍隊大院裡某個營級幹部的老婆，這女人平時的樣兒可大了，眼睛只看房頂，脖子上一道道的青筋總是立着的。

小個劉模樣差勁倒也罷了，這女人會變臉，技藝高超。上課提問時對軍隊大院的孩子總是百般呵護，一道題她能掰開揉碎了講上好幾遍。可要是換了我們，保證是橫眉冷對，一言不發，此時教室里的寧靜簡直讓人覺得恐怖。

有回放學時她把山林留下了：“你的作業是怎麼回事？誰給你寫的？”說着小個劉將作業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顴骨上立刻紅了。山林正要說話，此時一個男同學走過來：“劉老師我走啦。”小個劉整張臉都紅了，她笑得面若桃花，呵呵直喘：“回家問許參謀好，路上慢着點。”

小個劉太招人恨，平時我們沒少扎她的自行車胎。大家都盼着她能住幾回院，可這女人的身體出奇的好，有一次下雪她摔了個半死，可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擻來上班了。不過那回開家長會，小個劉的人可丟大了，這事多虧了狼騷兒他爸。

那次的家長會是五年級是期中考試的總結，全班同學都站在後排罰站，家長坐在我們的位置上。其實也難怪小個劉生氣，班裡成績表的後五位全是胡同里的孩子。小個劉越叨嘮火氣越大，最後她突然蹦出一句：“胡同里的孩子就是沒好樣的，升學率都讓他們帶下去了……”

這句話就像扔進茅坑的磚頭，教室里嗡的一聲就炸了。要知道屋裡至少坐了一半胡同里來的家長，狼騷兒的父親第一個跳了出來。他有三件看家本領——燒鍋爐、喝酒、侃大山，不喝酒時是胡同里第一大貧蛋，鄰居們都叫他哨爺。

“劉老師，您是姓劉吧？”他費勁地從學生桌里鑽出來，一直走到講台前。“您是姓劉吧？是不是劉鄧陶的劉？”他居高臨下地看着小個劉，講台上像是一對相聲演員在進行表演。

小個劉點點頭，她已經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

“您什麼出身？”狼騷兒爸爸色咪咪地看着她，看得小個劉直扭屁股。

“我們家貧農。”小個劉說這話時底氣很沖，那時成分論的遺毒還很重，動不動就會有人站出來說自己是貧農，應該如何如何。

“貧農出身怎麼當老師了？”

“我考的師範。”

“那你們家以前住哪兒？”

小個劉張着嘴，她連眨了幾下眼：“這位家長請您回到座位上去，我們在開家長會。”

“咱今天得把話說清楚，人民群眾的優秀子弟怎麼讓學校教成這個樣子了？咱得挖挖思想上的根源，看看錯到底在哪兒？對不對？”

下面立刻有幾位家長大聲應和着：“對！得刨刨根兒。”有個人小聲嘟囔着：“上梁不正下梁歪，壞老師能教出好學生？”

狼騷兒的爸爸一臉得意，他接着問。“貧農怎麼住大院裡去了？”

“我愛人是營級幹部。“小個劉的臉色很難看。

“你愛人是軍人，是人民的兒子，那我們是誰？”狼騷兒爸爸看着下面的家長：“我們是誰呀？”

“我們是人民。”胡同里的家長跟着起鬨道，那時我們在後面的已經笑得不成樣子了，二頭更是擠眉弄眼、洋相百出。

狼騷兒爸爸手指着小個劉：“您看看，您看看，胡同里的人民是最基本的群眾，是無產階級，是革命的，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的孩子怎麼到了您的手裡就成膿包了？我估計您父親住的地兒還不如胡同呢？您說胡同里孩子沒好樣的，這麼說您和你爹就更不是好人了，對不對？胡同里真沒好樣的？那東子怎麼考了第三呢？他不是胡同里長大的？”他抬手指着我，那次我的確考了個第三。

小個劉一個勁咽唾沫，她的手指死命地摳住講台。可事到如此她還是不甘心認錯，眼珠拼命往窗外翻。

哨爺本來想說幾句就算，可人家沒給他台階下，於是越說越惱：“您還不服氣是不是？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墮。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是希望他們能學好，可現在的老師素質太低，人民拿錢養活着你們，人民拿錢養活着軍隊，可你們說什麼胡同里的沒好樣的。這是什麼階級觀？黨是怎麼教育你們的？胡同里沒好樣的你們吃誰喝誰哪？天上能掉下糧食還是能掉下來鋼鐵呀？我看你們這些老師首先得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幹部掉過來念是不干，你們思想成問題了你們，校長呢？把你們校長叫來……”
那天小個劉是哭着跑出教室的，第二天，另一個老師來到教室，他成了我們新的班主任。新班主任的第一件事是率先走到狼騷兒的桌子前：“以後再開家長會，讓你媽來就行了。”說着他撲哧一聲笑了出來。

家長會雖然罷了小個劉的官，卻並不能改變胡同學生在老師們眼中的地位，大院同學依然優越，依然是老師們的寵兒，三好學生一直是他們的專利。可能是看他們屁顛兒屁顛兒的樣子生氣，二頭、山林背地裡拿搶他們的軍帽當成了樂子，可他們的軍帽似乎搶不完，越搶越多。我則較着勁地學習，一心想在成績上壓過他們。

期末考試，學校規定考試成績平均分在95以上的，可以作為年級學習標兵參加夏令營。聽說那個夏令營是一個同學家長聯繫的，到北海艦隊參觀軍艦，還能跟着軍艦出海呢。期中考試時我平均考了93分，為了參加夏令營我便玩命學習，結果期末考了個平均96分，在年級里排第二名。可後來夏令營的名單裡沒有我，幾乎全是大院裡的孩子。我找到班主任講理，他根本沒用正眼看我：“你主要是副科分數高，語文、數學的平均分才94.5分。”

“可學校並沒說主副科。”我當然不服氣。

班主任本來想發火，可看到我憤怒的表情不得不把臉色緩和下來：“你是有進步，可還不到學習標兵的標準。成績好只是一方面，上回教室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沒事你們就在外面踢球，張老師的眼鏡還是你們踢碎的呢，對不對？你呀就是沒把心思用到正道上，參加夏令營不是目的，考試就是為了去夏令營？所以我說你的思想有問題。”

“不是評選學習標兵嗎？又不是三好學生。”我知道自己不配當三好生，也從來沒動過那個心思。

班主任把嗓門提了起來。“標兵是什麼？那需要表率作用，你平時總搗蛋，同學們也不答應啊……”

後來年級里安慰性地讓我當了班學習標兵，但夏令營還是沒我的份兒。聽到這個消息時，指尖又有了充血的感覺，我氣得在操場上轉了半天，嗓子眼跟塞了塊木頭似的，難受極了。那天我狠命地摳書桌上的木皮，整整摳了一上午，最後書桌面兒竟被我摳空了一塊。前些年在廣州我才第一次見到軍艦，但小時候想起軍艦就心潮澎湃的感覺早就沒了。那時我只是木然地看着它緩緩離港，艦尾螺旋槳捲起的陣陣白浪居然讓我一點兒想法都沒有。

轉過年來，我們該考中學了，當時流行考重點，孩子要是上了重點中學就跟中了狀元差不多，我們那片排子房還沒有一個孩子上重點中學呢。父母都沒什麼文化，快報名時，他們叫我多問問老師。

有一天，我終於鼓起勇氣找到班主任商量報名的事。那陣子找班主任當參謀的家長特別多，我排在一個當兵的後面，班主任和他談了半個小時，輪到我時已經有些不耐煩了。“你家長怎麼沒來？”他問。

“他們都上班了。”我挺老實。

“是不是報名的事？”

我點點頭。

“你的成績還可以，但考重點夠戧。這樣吧，你報個市重點，萬一考上了更好，區重點就算了，沒那個必要。”班主任突然看到一個胖子來到門口，他趕緊笑着迎過去：“許處長，您也來啦？”

我按老師的意思報了名，分數下來可傻了眼，我的分數離市重點只差0.5分，卻比區重點高出了一大塊。但我根本沒報區重點，只得就近分配了。那天我到學校找老師告別，剛走到辦公室門口就聽見班主任正說話：“我早就說過，胡同里的孩子沒戲。張東怎麼樣？還是不行吧。”另一個老師嘻嘻哈哈地說道。“就他們家住的那片排子房，出的全是痞子，成績好也是蒙的。”班主任說：“校長說張東是排子房的小秀才，我看不見得。這孩子看什麼都不順眼，沒事就跟老師頂嘴，以後能好得了……”

我突然感到一陣暈旋，眼前竟成了一片血紅色，腿都軟了。我迷迷糊糊地跑回家，趴在床上痛哭起來。

二頭和山林來了，他們不用擔心升學的事，反正是就近分配。漫長的暑假這哥倆都沒興趣再玩兒下去，老盼着開學。他們看到我的樣子大為奇怪，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他們，邊說邊詛咒，恨不得把班主任他們家人全剁碎了餵狗。

“全是傻逼！”山林惡狠狠地說。“咱們去把他們家玻璃砸嘍。”二頭摸摸腦袋：“聽說他們家住北城呢。豆子他爸也是老師，要不咱打豆子一頓，出出火得了。”我騰地從床上跳下來：“走。”

我們跑到街上，找了半天才看見狼騷兒正拉着豆子，在胡同旮旯里敲三家呢。山林跑過去罵道：“跟他玩牌，你吃多了撐的？”

狼騷兒沖他擺擺手，然後煞有介事地把撲克往地上一摔：“你輸了，喝！”我們互望一眼，狼騷兒扔在地上的撲克牌毫無章法，三四六就敢往出甩，那明明就是騙人嘛。豆子瞪着黃豆似的小眼睛，滿臉迷茫地看着他：“我，我又輸啦？”他的發音器官也不太正常，瓮聲瓮氣，跟往暖瓶里吹氣似的。狼騷兒嚷嚷道：“可不是又輸了，別耍賴啊，趕緊喝。”他指着地上的一個裝滿涼水的大水碗，那個碗比豆子的頭都大。我們這才看出豆子坐得筆直，肚子比平時已經大了不少。豆子正色道：“誰耍賴？誰耍賴誰是孫子。”說着他鄭重地端起水碗，脖子上那個小硬殼上下晃了幾下，便抿着嘴喝起來。
二頭過去拉他：“豆子，我們找你有事。”豆子一把甩開二頭，惱火地說：“別，別鬧，我還沒喝完呢。”說着他捧起大碗咕咚咕咚喝起來。

狼騷兒沖我們使個鬼臉，此時豆子的肚子咕嚕咕嚕長起來，不一會兒一大碗涼水又灌下去了。豆子放下碗時竟撐得翻了個白眼，他張了下嘴，一大口涼水順着嘴角流下來。此時山林再也憋不住了，他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豆子看到我們笑也跟着傻笑。

突然二頭抓住他的脖領子，抬手就給了他一個大嘴巴，豆子一時被打呆了，他捂着臉，嘴唇哆嗦着，眉毛擰成了一條兒。

“說。”二頭聲色俱厲道：“你爸爸是幹什麼的？”

“我爸爸？我爸爸？”豆子茫然地看着我們，渾然忘卻了剛才的惱怒。

山林使勁捅了我一把，我當時又感到十指充血，渾身哆嗦，那塊堵在嗓子裡的木塊像子彈一樣要往外噴，我低吼一聲，接着飛起一腳踢在豆子肥肥壯壯的屁股上。豆子被踹了個趔趄，他前衝幾步，一張嘴，涼水如瀑布般噴了出來，二頭幾乎被他噴了一身。等他噴完水，我拽住他的後背掄圓胳膊就是幾巴掌，豆子被打得“嗷嗷”直叫。

山林在一邊惡狠狠地說：“你說，老師是孫子，你爸爸也是孫子。說，不說打死你！”

豆子已經被我打倒在自己噴出的那灘子水窪里，他翻了翻眼睛，然後高聲叫起來：“老師是孫子，你爸爸也是孫子。”

狼騷兒笑得原地轉了個圈兒，山林過去照他肚子就是幾腳：“說，豆子的爸爸是孫子！”

豆子又噴出一口水，他聲嘶力竭地喊：“豆子的爸爸是孫子，豆子的爸爸是孫子。”

我看着自己已經打紅了的手，一股由衷的快感叫我渾身舒暢起來，一時連考學的事都忘了。

那個暑假豆子成了我們的出氣筒，沒事我們就會揍他一頓開開心。山林為此發明了個詞，把這種例行公事般的遊戲叫“抓漢奸”，幾乎每周胡同里都會響起幾次抓漢奸的吆喝聲。弄不清豆子是真傻假傻，他開始時避難是往家跑，後來我們便事先堵死他回家的路。不久這傢伙又開始往學校跑，有幾次竟站在補課的教室外，當着老師的面兒氣我們。不過豆子的確是個人物，他特要面子，挨了打從來不說。即使張老師問他，豆子俠士也坦言是自己摔的，我們也從沒為豆子的事挨過家長的揍。

前兩年聽說豆子死了，當時我竟感到一陣難過，似乎我們童年生活的唯一紀念品也就此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