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話要說
　　文/李皖

　　台灣滾石唱片公司曾出過一張合集，名字叫《我們有話要說》。

　　其實“有話要說”的不光是人到中年的滾石諸同仁，至少還有早熟的黃舒駿，以及凸現在大陸一代人心態之上的崔健。

　　他們的相當一部分作品，不像時下的流行音樂深陷在商業性的愛情之中，而歷數對現實對社會的品評、對流弊的批判，並一改淺斟低唱為陳述, 為吶喊，為直面生活的勇者的思想； 而ABA迴旋式的抒情歌路則一變成為在一個基本樂曲構成下不斷變奏、時時乍現高潮的敘事式或陳述排比式結構；有的更在旋律上似說非說、似唱非唱；口白與音樂渾然天成。凡此種種，我戲稱之為“說唱藝術”。

　　從形式上看，說唱藝術中的“口白式”唱腔首創於李宗盛。早在八十年代之初，李宗盛在創作第一張個人專輯《生命中的精靈》之前，就巧妙地將中國語言的語調鑲嵌在旋律之中，從而創造了一種唱中有“說”，“說”成旋律，充滿詼諧、誠懇語氣的調侃體音樂。在後來的《致所有的單身女子》中，李宗盛妙用休止，用時斷時續、結結巴巴的鋼琴聲與人聲一問一答，將獨身女子欲說還休的複雜心態，刻劃得簡直淋漓盡致。至此，阿宗的大師風範顯盡山水。

　　而說唱藝術的“魂”，則由羅大佑於一九八二年以專輯《之乎者也》刮遍台灣島。這一專輯直面現實流弊的內容令台灣掀起史無前例的自省風潮。其後，則有龍應台《野火集》旋風轟動於一九八五年。

　　近十年來，這種說唱在崔健那裡孕育、發揮，終於成長為又一座音樂山峰，雖然兩者之間未必就有直接的啟承關係。少有人稱道的《解決》，卻無論在音樂還是詞作上都不乏非凡之處。可以說，《解決》是崔健在搖滾樂生涯中的自由王國。僅就構成這一專輯的基本樂句型式，崔健天才地創造了一個極為簡單的手法，以中國語言本身聲調特色構築其旋律，而在貌似平平的樂句的未尾一二字，突然上揚或下沉的變化，卻造成極大的張力和活性，一個調侃現實、瘋瘋癲癲、嘻笑怒罵的搖滾樂人如在眼前。打擊樂統帥下曲曲出新的強烈節奏則帶來一股洶湧的掙脫、奮爭、痛苦和撒野。作為當代中國一根極為敏感的神經，崔健永遠值得研究八九十年代歷史的後人們頻頻回首。

　　說唱藝術是一團刺，挑出了生活中的真實；說唱藝術是一團火，照亮了人在這一時代所獨有的精神體驗。流行歌曲作為社會心態的晴雨表所擁有的那份深刻，很多保存在這部分說唱之中。“眼看着高樓蓋得越來越高，我們的人情味卻越來越薄；朋友之間越來越有禮貌，只因為大家見面越來越少；蘋果價錢賣得沒以前高，或許現在味道變得不好；就像彩色的電視變得更加花哨，能辨別黑白的人愈來愈少。”（《現象：七十二變》）羅大佑說的是城市發展的同時人情和道德的淡化。李宗盛的那首《寂寞難耐》道出了人所難道的那種“平白無故的難過”、“只有自己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為自己悲哀”的寂寞，詼諧的曲調讓人初聽好笑、深入後卻想哭。真的，有什麼東西比這首歌更能體現信念模糊的現代人的那種孤獨和徬徨呢？“孔子不要打我，孔子不要打我；打罵要有理由，不然我會反動。”張洪量則通過對至上權威孔子的直言挑戰，呼喚一個“思想不分左右傾”的百家爭鳴時代的到來。他們說這裡沒有所謂的地獄天堂，因為每個人好壞都沒什麼兩樣；也沒有所謂的喜悅悲傷，因為臉上的表情都很像。……你小心也罷，粗心也罷，反正每個人都要長大。”（黃舒駿《聽不懂的話》）這裡，“我以為”和“他們說”的巨大反差，揭示的是涉世未久的自然天真和世俗世界的矛盾。馬兆駿卻幽默地論證了平凡生活可以擁有的快樂：“第二名也無所謂。大家都想得第一，你到底累不累。人盡其責，問心無愧。”這是從另一角度看生活所獲得的一種豁達。而當你傾聽着劉錚嘶啞着喉嚨一氣問了二十八句的“到底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恐怕再麻木的人也能聽出歌者對離人們越來越遠的坦誠互愛的呼喚。

　　流行音樂是城市的產物，對人的關心成為說唱的主題之一，似乎帶有相當的必然性、這一點亦使得說唱藝術中相當一部分詞作採用了講述某人故事的形式，把關注投向那些並不“流行”但卻有深刻內蘊的普通的社會中的個人。愛作輕鬆狀的流行音樂終於在這裡凸起一塊沉沉厚土。這裡有“一直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的“凡夫俗子”（李宗盛《小鎮醫生》）；有“除了薪水，什麼都上漲，你究竟為誰辛苦、為誰在忙”的“老張”（侯德健《喂！老張》）；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為立法委員開車、賣力、最後慘死卻一生“不懂發言”的細漢仔（陳昇《細漢仔》）；而“在物質文明的現代戰場得到一切卻失去自己”、最終還是歸回當初憤然出走的家鄉——已因塌方吞噬父輩幾代人的礦山，鄭智化想用《老么的故事》表達什麼呢？當一個孩子出於對善良的感動而抬起他無比景仰的瞼，賣糖老頭說：“孩子，你要比我更強！”（李恕權《麥芽糖》）。

　　反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整個搖滾樂、流行音樂的產生、發展，短短三十餘年就擊退其它音樂形式成為最大眾化的音樂行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它以大眾傳媒傳達了社會中個人的自由發言而成為某一群類的代言人，從而變靜態欣賞為動態參與。通過參與流行音樂大家發現，十分渺小的個人的權力得以在社會面前公演和實現，可以表達自己的情感、意願，也可以指點江山。中國說唱派可謂是極其自省的有大關懷的音樂文化人。

　　一九八四年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別演唱會上，羅大佑聲稱為他的歌友們奉上一首好聽的曲子。然而他輕捻弦索彈出的竟是那首絮絮叨叨的《七十二變》。在緩緩的吉它和悅耳的鍵盤之下，狂熱的會場驟然一片靜寂。大家一定是突然發現了“說唱的旋律”原來也能無比的優美。《七十二變》不僅是說唱，也是悠揚；看似缺乏起伏，實則非常音樂。崔健曾強調：我重視的是曲子，調僅僅是為表現曲子而填。估計也是這個意思，怕你為其詞作震撼而忽略了他們本質上首先是音樂人。以為崔健除了詞作以外“一無所有”。對於歌來講，音樂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沒有音樂就沒有生命。

　　一九八九年，又一個歲未來到了。滾石諸友再度合作，不求商業價值，“只去把心中的音樂記錄下來”，結果不約而同匯成一張新的說唱集錦《新樂園》。趙傳的創作談足可以代表說唱藝術的總體精神：“在這張專輯中，所作的無非只是想把心中的音樂、心中的感想，誠摯的、真實的、自然的表達出來，它也許不是最好的，“聽起來不是很流行的，但每個音符、字字句句，卻赤裸裸地來自內心深處。”

　　說唱，流行音樂中潛沉的非商業潮流。
　　　　　　　　　　　　　　　　　
　　　　　　　　　　　　　　　　　　　　　　　（原載《聽者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