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電度過了幸福的6年半，最讓我牽腸掛肚的是“吃”、“友情”和“愛 情”。
當我第一次吃紅紅的和青青的辣椒時，“感動”得滿臉是淚，那滋味讓我覺得前 17年白活了。我在讀碩士時已經能自力更生，我開發的軟件不僅競賽獲獎掙了名氣，而 且還掙了錢（賣了二十多份軟件，平均每份掙500元）。寫書得稿費7000元，那時我簡直就是富翁。這些錢的小部分用來給女孩子買禮物，大部分用於和與哥兒們吃香的喝辣 的。

相信自己已經嘗遍了西安的小吃，並且發現了一個真理：最好吃的東西都在地 攤上，最香的東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東西一定是香的。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裡很少再吃辣椒，因為怕它沾污我心目中的辣椒。在我小時候，我爸很討厭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讓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論理，於

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學“遠走高飛”。如果說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麼土豆 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發現能讓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電經常用電爐（從來都 沒被抓住過）做“以土豆為核心”的菜，天長日久，朋友們乾脆叫我“土豆”。

我吃飽土豆和辣椒後不免深思而感嘆，人要是認認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 錢，那些貪官究竟是怎麼吃掉巨款的？我將來怎麼吃得掉自己掙來的錢？ 在讀中學與本科時，滿頭白髮，腦袋可以當白幟燈泡用。當我碩士畢業再照鏡 子時，嚇了一跳，白頭髮不見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種食物起的作用（估計是辣椒）。

那些早生白髮的小伙子們，你們就到西安上學吧。

馬佩軍是我最早的朋友。剛入學時我們同住一個宿舍，他象國民黨兵盤問良家婦 女那樣上下打量我，問：“喜歡幹啥？”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問：“什麼風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閻錫山那樣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我喜歡，以後你就是我的朋 友。我是陝西人，農民，會開拖拉機和卡車。這裡是我的家，以後你有啥事，就對我吱 一聲。” 馬佩軍和我打乒乓球時口中念念有詞：“哼！你對我狠，我對你更狠；你對我 好，我對你更好。”他好幾次說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給我一袋，這一袋板栗我到現在都沒拿到。馬佩軍夜裡極能侃，吹他家鄉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斷氣。有時他吹得太離

譜，常令我們6人群起而攻之。為了把我們一舉殲滅，他白天到圖書館查“資料”，夜 里再挑起事端。雙方就象印度與巴基斯坦，常干兩個禿子爭一把梳子的事。

馬佩軍上大學前也沒見過計算機，但他對計算機技術有極強的領悟力。我們第一 次上機時，他把我拉到打印機旁邊說：“幫我防着管機房的，我要修理這台打印機”。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就開始“肢解”打印機。我無比深刻地體會到：歹徒在作案時都 不害怕，最提心弔膽的就是那個放風的。他在5分鐘內修好了打印機，我佩服得五體投 地，甘願下次再跟他干“壞事”。

我一直認為馬佩軍是西電編程第一高手，他編程的時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針。之 所以我的名氣大，一是因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寫上了我的名字（並且賣了 不少錢）。 馬佩軍的女朋友是我介紹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將嫁給他。後來倆人果真結婚了，只是他嫁給了她。碩士畢業後，馬佩軍留在西電讀博。前年我再見到他時，他說我害死

他了，快樂得要宰了我。我喜歡陝西人源於馬佩軍。宋任儒是我們的班長，也是班裡最早的預備黨員，滿口仁義之道，比唐僧還讓人

受不了。在二年級時，我迷上一個比我大一歲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學，多日沮喪。他看在 眼裡痛在心裡，跑去把那女同學教育了一通。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 課上，他向我們作了深刻的檢討，好象是他沒有管教好戈爾巴喬夫那小子。最後他為我 們點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蘇聯”將重新成為蘇聯，共產主義旗幟將繼續在全世

界飄揚。 在本科三四年級，他對跳舞十分入迷，連上廁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時常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搞科研，極少有空與他玩樂，等到本科畢業時，猛地發現他已經風度翩翩。

宋任儒的學習既不好也不差，我們從來沒有合作研究過什麼。我喜歡他是因為他 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許，我倆本來就是“敢愛而不恨”的同一類人。

本科畢業時，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為他餞行。可在碩士開學時，我的房門被人一腳踢開，他對我喊了一聲“林子啊，我又回來了”。我就象祥林嫂見到了被狼叼 走的孩子。

宋任儒讀碩士時被發配到臨憧771所，他在那裡過上了樂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帶來兩個文靜的女孩子（一個讀碩士，一個讀本科）來串門。就在我洗水果的幾分鐘裡，三個人已玩得樂翻了天，兩個女孩滿屋子追他，一會兒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 會按到床上打。我驚詫之極而又羨慕之極，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學竟然會有 這等歡樂，看來我讀碩士的日子白過了。

後來，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子嫁給了他。當他帶她去見公婆時，公公長嘆一聲：“把兒子交給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樂得合不攏嘴，竟然無法嘆氣。

現在，宋任儒已從復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業。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還象夥伴。他叫她“聰聰”，她叫他“笨笨”。

“聰聰”問“笨笨”：“老公啊，人活着為了什麼？”“笨笨”答：“就是讓咱們每天快快樂樂。”我迄今親眼看到的幸福莫過於此。

我在大二時曾為系裡學習最差的十幾名同學辦了補習班，謝偉在這個補習班裡名 列倒數前茅。在他睡懶覺時，我象催命鬼那樣喊他捅他。他無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軟弱無力的舉重運動員，還沒有挺起來就趴下了。 他開始呻吟：“這一次就饒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會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麼讓我再睡5分鐘，”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那麼你就從1數到10，要慢一點，”他討價還價。

當我數到9時，他就接着數9.1,9.2, 9.3 ……

一開始他覺得我很好玩，後來他就喜歡得離不開我了。並不是因為我學習好，而 是那時侯我天真並且充滿活力。在三四年級我忙於科研時，他照顧我的生活，叫我“少爺”，既做管家又做兄長。我們不僅共用飯菜票，並且共用僅有的一個碗，總是他買飯 和洗碗。

我們那一級的學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創始人史玉柱，我問謝偉：“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樣能吃苦？” 他說：“如果考慮年齡因素，你已經比他更能吃苦。你將來一定能做大事業，我 就把希望寄託於你了。” 在我們都還不成熟的時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燈塔，只要燈不滅，希望就在。現在

他為了娶一個日本姑娘，披荊斬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幾年來，我就為一個男人哭過，那時他本科畢業。 我讀碩士研究生時，由於受我的影響，本系三四年級的學生蜂湧至微電子所參加

科研。夜裡看十二層高的科技大樓，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的那一層就是微電子所。那 時，我在微電子所學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薩達姆，手下兵將極多。我寫第一本書時，有幾個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輸入稿子，就象火車站行乞的人那 樣陰魂不散，使我沒時間慢騰騰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寫小說，有如神來之筆，想到那到那裡，寫了一段他們馬上輸入一段，一氣呵成。那本科技書寫得很滑稽，同學們看得笑出眼淚，編輯看了拍案叫絕，只改了幾個字就出版了。

那時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為一男同學亂蓬蓬的頭髮寫了一篇散文，並送他一 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學的實驗報告寫成評書。我的文筆大概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這一群學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馬曉華是我最好的夥伴（我們都屬於牛）。戴玉宏其貌甚帥，眉中有一根白毛閃閃發光，因此號稱“白眉鷹王”。“白眉鷹

王”武功了得，是我軟件產品的核心開發人員，我們合作最深最久。後來我開公司，他 就從廣州辭職到杭州為我助威，令我感動不已，可見讀大學時期我們有多鐵！戴玉宏有一次打飽嗝，整整打了兩天兩夜，我差點心疼死。

我尚未發跡之日曾與戴玉宏在校園裡賣花，無人問津，就請電子工程系的魯潔救 助。魯潔溫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風吹拂蘇堤的楊柳，令人心裡一盪再盪。頃刻間就有男生圍觀，有人看花，有人看“貴妃”，魯潔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憐得就象兩根蠟 燭。魯潔讀大學時調皮搗蛋，到四年級時還不太會編程。她的本科畢業設計是仿真“雷 達跟蹤飛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編寫的。我已記不起用了什麼公式，只知道每次計 算後都彈出一個對話框“報告長官，擊中目標”。魯潔畢業後到深圳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幾年一過，她成了行家。再與她交談時，我只有聽的份，象雞琢米一樣點頭。史江一和馬曉華都是狹西人，和馬佩軍一樣厚道熱情。史江一性格穩重，屬於 “你辦事我放心”的那類人。我對微電子專業一竅不通，全靠他幫我混過實驗這一關。 後來我開公司失敗，陷入經濟危機，就把希望工程的一個小孩托給了他。

馬曉華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為別人做事情，但熱情過頭就忘了自己的事 情。有幾個不道德的學生就利用他的這個缺點，經常使喚他，並且借他的錢不還。馬曉 華喜歡為那些人“賣命”並且挨訓，他總是在受虐待夠了的時候再跟我們嘀咕，我們實 在氣不過，只好對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頓拳腳，並給他一個綽號“受虐狂”。但願他找個，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們這一群小伙子同時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她叫姜姍，是她班裡的四大美人之一。我們不僅沒有爭風吃醋，而且心甘情願地讓她坐遍每個人的脖子。姜姍小姐5歲時 她爸姜曉鴻成了我的同事，我們經常一起去釣魚，親得象一家人。姜姍喜歡大喊大叫，聲音高過帕瓦羅蒂，我們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帶姜姍到小炒攤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東西，並哄她：“世上最好吃的東西是雞屁股。”她無師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聽的屁是雞放的屁。” 我常想着將來生個兒子並把他培養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姍這樣的女兒，不要兒子也罷。

在本科三年級我第一次參加“星火杯”競賽並獲得軟件二等獎後，馬上成為低年 級學生眼中的明星。我義務當上了一年級學生的上機輔導員。一天晚上我巡視機房，一 女生請求幫助。我見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沒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問：“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她把書往我手上一塞說：“這些作業你幫我做。”然後就自個子 跟她的同學玩樂，把我撇在一邊，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學習就是為了給她做作業。我定神對她細看，發覺她簡直就是《射鵰英雄傳》裡的黃蓉再世，頓時心就“突突突”直跳。當天晚上我沒睡着，接下幾天的課不知所云。在選修課《操作系統》考試 時，我給家裡寫了一封超短信：請快寄錢來，我談戀愛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戀只有兩個月，卻讓我思念了8年。她離我而去時沒有任何理由，而我卻 失魂落魄。在我本科畢業前的18個月裡，白天我狂熱工作強作笑容，夜深人靜時心痛如 刀割而無法抑制。沒有人為我“療傷”，我是硬挺過去的，這一段經歷使我日後心理承受能力極強。後來我開公司的失敗雖然對信心有所打擊，但根本無痛可言。

我們分手後並未成為陌生人，就象兩隻刺蝟，離得遠了就有點留戀，離得近了，就刺着對方。認識她時我雖然已略顯才氣，但並不具備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並 不知道怎麼去把握。有時“喜歡”並不能成為“愛”，感情也許是永遠研究不透的學。我讀碩士研究生時有了一群生機勃勃的朋友，感情的傷痛被掩沒了。朋友堆里夾

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氣質。平日裡無拘無束，大夥戲稱她是我的秘書。我的言行 舉止和穿着都經過她的調教，倆人出雙入對，十分親近，不知不覺有了感情。別人已經把我們當成戀人，我和她牽着小姜姍散步時，簡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人。她的溫柔有時能讓我失去所有鬥志。

可是我當時着迷於事業，認為自己不久將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鑑於史玉柱在創業時就離過婚，所以我認為感情是事業的累贅，兩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個朋友耦斷絲連，偏偏她倆是同班同學。我知道腳踩兩隻船沒有好下場，可我的的確確同時喜歡着兩個人，並夢想她倆能合二為一。我情願被人 指責，也不願掩飾真實的感覺。有時她倆一同走過，我站在路上丟了魂似的看着倆人的背影，任憑看熱鬧的人指指點點。

我和第二個朋友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她畢業後我曾坐火車千里送鮮花給她，讓 她感動過。而我固執的性格和對初戀的思念終於讓她心碎。儘管我們已經幾年沒見，我 依然看得見她留在我心裡的那顆眼淚。我在西電六年半的學習和生活也許是一生中最珍貴的，叫我怎能不愛西電。

兩年前我回西電，驚奇地發現校園裡房前屋後長滿了待收割的小麥！這所大學是 從事電子科技的，種小麥幹啥呀？

朱總理曾講過：“目前國家糧食充足，再來三年自然災害也不怕。”現在國泰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廣積糧”吧。我素知西電提創勤儉節約、自力更生，但與其 種小麥還不如種蔬菜呢。

老同學告訴我，種小麥是為了應付“211”工程（為21世紀選拔100所重點大學）的檢查團，因為“211”工程有較高的綠化指標。偏偏檢查趕在冬天，那時的西北極難 長草。西電本來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長草馬上就會被談戀愛的學生給折磨死。一到冬天，整個校園就光禿禿一片。用小麥綠化校園可謂千古絕筆，檢查團的那些權貴人士早

已五穀不分，豈知所見的“草坪”乃是麥田。

浙江大學依山而傍西湖，是個美麗而高貴的大學。1997年春天，我就象乾兒子那 樣擠進她的懷抱，並期望得到關愛。我到了嚮往已久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圖形學 （CAD&CG）國家重點實驗室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師雖然年過六旬，但 精力充沛，紅光滿面，施拉普納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幹一番自己喜愛的專業，並計劃在35歲左右成為實驗室主任。開學的第一天，我興沖沖地奔向實驗室。進門不到5分鐘，就因不懂規矩被看門的年青女子訓了幾次。為了不再冒犯規矩，我就老老實實地抓起一份計算機報紙並且站着閱讀，心想這下不得罪誰了吧！

突然一個氣得臉色鐵青的男人（機房管理員之一）對我斷喝：“你在幹什麼！你 怎麼可以不經允許就翻看別人的報紙！”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見到的最無恥的人。

我就象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飄飄然地去擁抱夢中情人，不料迎來兩個耳光，此下場比《貓和老鼠》中的貓還慘。如果這兩個年輕人有幸看到我這篇文章，應該好好悔過 自新，她與他的工作態度打擊過數十個學生的積極性。我本是因為嚮往CAD&CG實驗室而來的，得到的卻是極壞的第一印象。

不出幾日，我就發現實驗室里人們大多輕言寡語、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初 到此實驗室的北方同學極為迷惑地問我：“你們浙江人是不是都這個德性？我看你不太 象嘛。”

也許你以為我以前的研究單位很土，剛到高貴的CAD&CG實驗室，有點象劉姥姥那 樣無所適從，甚至有點自悲。非也，西電微電子所的設備、人員超過CAD&CG實驗室數 倍，我在微電子所的辦公室就比CAD&CG實驗室主任的還好。比物質條件是沒有任何意思 的，學生渴望的是自由、歡樂的環境，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壓抑的環境會把一

個個本來充滿活力的年輕學生變成一群小老頭，他們只好套上碩大的眼鏡以顯示眼裡的 世界有多麼渺小。

如果不允許一個男人在工作時仰天大笑，這樣的地方不去也罷。

我頗費周折地考入CAD&CG實驗室，卻尚未熱身就全力而退，決心自立門戶。至今 我都沒有用實驗室的計算機編過一行程序。

剛讀博時我窮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壺，一碗。我那些窮朋友們象擠牙膏 一樣擠一些錢資肋我。我買了一台計算機，在宿舍里開發軟件產品“可視化軟件開發工 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參加首屆中國大學生電腦大賽軟件展示，路費也是借的。同學為我壯膽時說：“如果不能獲獎，就回到實驗室幹活吧。”

我說一定會拿第一名，不然去幹啥。

在軟件展示時，我們發現很多好的作品是國家的科研項目，根本不是學生個人的 作品，違背了競賽的宗旨。如果允許這樣做的話，我應該運幾條生產線過來。我寫了一 份抗議書，找了十幾個人簽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簽）。但抗議能頂屁用，我參加過的 科技競賽、見過的科研鑑定多了，哪一次我沒看到虛假？我寫抗議書是因為眼裡容不得

沙子。如果我的專業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這次競賽選出十個“軟件明星”，只有我的軟件和清華大學博士生的項目值得一看。

我不能否認他的項目水平極高，但那不是他個人的作品（評委甚至認識他的導 師，知道項目的來龍去脈）。我的作品被評為第一，他的項目被評為第二。組委會來拍 電視，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學的展板。因為浙江大學沒有任何準備，我是一個人來的，我 的作品夾在杭電的作品之中，沒名沒姓。我只好從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學”四個字，

貼在展板上撐撐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