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清華大學就一直在浙江大學頭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爭 了一口氣。可是頒獎時，組委會竟按地方順序從北京念起，我淪落到第七，差點咽氣。
我曾在上海的一輛公共汽車上與一位北京來的旅客聊天，此公極健談。似乎他到 上海旅遊的目的就是為了發掘北京的優越性。見我掛着浙江大學的紅色校徽，且對清 華、北大並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問：“浙江大學在浦東還是浦西？我要去看 看。”

北京已經是極度優越了，那裡的處長局長比我見過的土豆還多。就請不要把什麼雞皮蒜毛的好東西都拿走，給我們留點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窮得快挨餓的時候，我獲得了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特等獎 (全國共20名，獎金1萬元）。在人民大會堂領獎時，我以為能碰到宋健等人物，不料見到的卻是政協的人手，不禁甚為失望。給我們出錢的是一個靠資本運作發財的集團， 在宴會前，該集團領導人和我們座談，他什麼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個高科技企業。

剛拿了“跨世紀發展基金”，又馬上獲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獎”，浙江大學也 給我發獎學金。比起那些一個月只有300元工資的博士生們，我簡直是“暴富”。還了 朋友們給我的“救濟款”後，仍然是個“富翁”。我老是覺得手頭的錢是搶劫來的，心裡不踏實。於是找浙江大學校團委“訴苦”，請校團委把我的“不義之財”捐給浙大的 貧困學生。校團委的老師熱情而坦誠，說願意等我成為真正的富翁時再接受捐款，現在不能讓我“殺雞取卵”。但為了能讓我表達心意，建議我資助“希望工程”的中學生，讓我選了5個初一的學生，每個學生500元。我輕浮地以為自己真的幫助了5個中學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見到了其中的一個中學生，才發現自己做的好事只不過杯水車薪而 已。我是到了自己貧困失意時才真正去幫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學生時期的榮譽已登峰造極，覺得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不想再 混下去。我總以為自己是第二個史玉柱，應該開個軟件公司來振興民族軟件產業。我曾到東軟集團（瀋陽）參加“民族軟件產業青年論壇”，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講（現在發現演講的內容沒有一項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個記者來採訪我，我談了一天的理 想，記者還是沒聽明白，乾脆自己寫新聞報道，並且含蓄地做了一個廣告：萬事俱備，只待投資。

由於我能說會道，頻頻上電視，引來近10個投資者。我選擇了一位年齡比我大一 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臨境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彼時，我可謂 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興民族軟件產業為已任，做真實、正直、優秀的科技人 員。”浙江大學想開除我，被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安撫住。

我當時想開發一套名為Soft3D的圖形系統，此系統下至開發工具，上至應用軟 件，無所不包。公司名字起為“臨境”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身臨其境，這是我對圖形 技術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與SGI公司稱兄道弟的境界，這是我對事業的追求。“臨 境”這個名字我在讀本科時就已經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悲壯感覺。

我從實驗室挖來一位聰明絕頂的碩士生做技術夥伴。他叫周昆，年齡很小（1978 年出生），研究能力極強。如果按照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畢業的論文要求，他入學 讀碩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畢業。周昆的頭明顯比我的大，估計其腦容量至少是我1.5 倍。我曾經以師兄的身份為他洗過一雙襪子，他因此覺得我是個好人。我倆一拍即合，常常為Soft3D的設計方案自我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維Windows系統即將被Soft3D打擊得狼狽不堪時，我們就樂不可支，衝勁十足。

我已經把“振興民族軟件產業”列入日程，並且提前擔憂將來錢掙得太多用不完 該怎麼辦。1998年5月份，我們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軟件。軟件產品宣傳了幾個月，並沒有出現訂單如潮、接應不暇的局面（事實上壓根就沒有反應）。我意識到沒有找對市場，但仍覺得產品中的一些技術很有價值，將它改裝成其它軟件也許能開創“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於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緣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鴻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軟件高手，當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約10萬行C++代碼的軟件時，他竟在十幾分鐘內就指出多處重大的設計錯誤，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識到整個軟件系統的價值為零。那種心痛啊，就象眼睜睜 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樣。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萬元資金。周鴻一再一次從北京飛到杭州，三下五除 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給關閉掉。他放心不下，覺得我“惡病需用猛藥補”，於是 意尤未盡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轄的部門，讓我學習怎樣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營造一種淒涼的氣氛，衝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諒的藉口。我並 不是太愛虛榮的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我的毛病積累到一定水準忍不住噴發出來的結果。我絕不能以年紀尚輕不太懂市場與管理為理由輕率地敷衍過去。

從北大方正“勞改”了兩個月回來，我心服口服地承認失敗了。我把察覺到的數十個毛病列出來，日後一個一個克服掉。我寫的《軟件工程思想》一書，大部分內容取自我開公司失敗的教訓錄。我現在能客觀地從可行性分析角度說明我和投資方所犯的主要錯誤，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軟件公司。

我的主要錯誤：

（1）年青氣盛，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驚的事。我的設 計方案技術難度很大（有一些是熱門的研究課題），只有3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與技術力量去做這種事。分析經濟與技術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2）我以技術為中心而沒有以市場為中心去做產品，以為自己喜歡的軟件別人 也一定喜歡。我涉足的是在國內尚不成氣候的市場，我無法估計這市場有多大，人們到 底要什麼。夥伴們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結果做出一個洋洋灑灑沒人要的軟件。分析市場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3）我做到了“真實、正直”，但並沒有達到優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榮譽，但學生時代的榮譽只是一種鼓勵，並不是對我才能和事業的確認。正因為我不夠優秀，學識淺薄，加上沒有更高水平的人指點我，才會把事情搞砸了。

投資方的主要錯誤：

（1）投資方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設計方案交給美國的一個軟件公司分 析，結論是否定的。但他覺得我這個人很有利用價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 Soft3D軟件做不成功，只要掙到錢就行。這種賭博心態使得正確的可行性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2）由於我不懂商業，又象所有單純的學生那樣容易相信別人。他讓我寫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錢買下本來就屬於我的30%技術股份。他名為投資方，實質上雙方各出了一半的資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軟件不能成功的情況下，卻為了占我的便宜而喪失了應有的精明，最終導致雙方都損失。 關閉公司時，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財產。我明明投入了技術，又虧了15萬元，卻 一無所得。

幾個月後當我意識到不公平而找他協商時，他說：“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讀到博士，連張合同都看不懂。”我覺得自己在此事上雖愚但不蠢，真實、正直的品質加上不懈的努力會讓我變得有智慧。自己的奮鬥沒什麼可以後悔的，學到的遠比失去的 多，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公司關閉後，我就面壁反省，補習基礎，準備為幾年之後“東山再起”養精 蓄銳。

　　1999年1月，有一個民營企業家G先生向我請教一個問題：“我給一個年輕人 投資了100萬元，建立一家從事環保信息應用開發的軟件公司。他曾許諾一年內創利潤上千萬元，可是才過去5個月，他就把100萬元用完了，什麼也沒掙到。我實在不明白是 怎麼回事，請你幫我分析分析。”

　　這位G先生年齡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當過幾十年的技術兵，性格豪爽。他 投資的那個年輕人叫Y（以下稱Y經理），自稱有英國的管理學文憑，能對公司的市場、技術、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歡說“錢我沒問題”，於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萬元，並且 給Y經理40%的股份。

　　G先生請Y經理到家裡坐談。我那時突然狡猾起來，自稱是G先生的遠房親 戚，在浙大讀半導體物理，特羨慕那些做軟件的同齡人，渴望聽聽Y經理的高見。Y經理果然信口開河，滔滔不絕，連綿不斷，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激動地想去參 觀他的公司和產品，並表示要拋棄物理專業，立馬轉向軟件專業。

　　Y經理得意而笑：“對於IT行業你就不懂了，我們經營的是一種理念而不是 產品，這是國外最先進的思想。你可以來參觀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只能用心去領會。”

　　這屁話比曹元朗的詩還臭（《圍城》）。我搞軟件只有8年功夫，說我不懂 IT行業並不過分。可我讀了10年大學都沒聽到過如此“先進”的思想。如果這是英國管 理學教育的成果，我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衰敗的真正原 因，有必要找英國首相切磋一番。

　　我對G先生說：“Y經理根本不懂技術，為人極其浮誇。應馬上關閉公司，以絕後患。那100萬元你也虧得起，就買個教訓吧。” G先生說：“錢我沒問題，那100萬元就算我在澳門賭博輸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來找我請教另一個問題。他說：“小林啊，你上次說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訓。”

　　我說：“那是好事，不論年齡大小，知錯就改總是好孩子嘛。”他嘆了一口氣：“最近幾個月，Y經理又花了我100萬元。”

　　我當時差點給噎死，氣凶凶地訓G先生：“我早跟你講過，Y經理不是好東西，叫你關閉公司你不聽，你老說錢沒問題，虧你200萬元活該。”

　　老先生象犯了錯誤的小孩子：“Y經理每一次向我要錢時，都拍拍胸脯保證 下個月就有利潤，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錢給他，希望能救活軟件公司。現在該怎麼辦？”

　　一個有20名職員的軟件公司，程序員只有三四個，連“十羊九牧”都不如。200萬元的財務報表中，有100多萬元用於吃喝玩樂和行賄。這種公司完全無藥可救。台灣作家李敖曾說過：“當你沒法扶一個人上馬時，也許應該拉他下馬”。從5月份到8月份，我行俠仗義，替G先生清理軟件公司，根除Y經理這些敗類。

　　可是難哪，因為G先生投資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裡，又豈能讓我插 手。就在我想方設法卡住Y經理的脖子時，Y經理總能從G先生那裡挖出錢。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卻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讓它再吸些血吧。”

　　Y經理又和一個來自深圳的騙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資100萬元新建一個“指紋”公司，說利潤將比開發環保信息的應用開發更加可觀（估計要用億來度 量）。就在他們準備鑒合同之際，我偶而路過，發現異常，便強行阻止。

　　G先生是個好人，但太頑固。好幾次我氣極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 壞人欺負。我曾請求G先生：“我求您別再說錢沒有問題，您的私人財產會被人騙光。請讓我把這漏洞堵住吧，好讓我安心地回學校做完博士學位論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兩個兒子，夥同“黑社會”的朋友，強行把那個軟件 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廠中，辭退所有員工。現在那個軟件公司被別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虧損不過幾萬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傷疤。

　　我以前從未玩過與人勾心鬥角的遊戲，此三個月的經歷讓我疲憊不堪。那個 軟件公司的員工曾透露，Y經理的英國文憑大約是在上海或杭州某個大專培訓班裡混來 的。方鴻漸買美國克萊頓大學博士文憑尚知羞恥（《圍城》），而Y經理卻趾高氣揚。害得我平白無故為英國教育界擔心，回想起英國鬼子曾打劫過中國，倍感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