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身為中國人40年，感覺和感情錯綜複雜，偉大的中國人和醜陋的中國人都有體會。時時有的一個感嘆是生為當代大陸的中國人，不是在中國最為強大的時代，而是中國在從物質貧乏的低谷中奮起直追的年頭，我們的人生和國家情感別無選擇。但在這別無選擇之中，我時時也在希望能看到超脫出這別無選擇之外的境界，時時在內省中國人這個概念，內省自己這個中國人。

人生過半，以此文承前40年為中國人的苦樂，啟下半生做中國人的希望。

正文：

我是一個所謂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大陸中國人，在文革中度過童年，在改革開放中度過青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正宗正統的中國大陸教育：我的祖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人民勤勞、歷史悠久、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參加的組織是紅小兵、少先隊、共青團；誓詞是（先）忠於黨，（然後）忠於祖國，（最後）忠於人民。在我至青年時代前的自小的心目中，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即是世界，世界圍繞中國，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最革命的國家，是世界勞動人民的領袖國家。在此之上，生長在北京的我還有幾分偉大首都給我帶來的驕傲。

改革開放後，外界的信息逐漸進入我的視野，在媒體上我看到了中國之外的世界。但我所“看”的眼光是批評式的，是區分香花與毒草、區分精華與蒼蠅式的“理性”眼光，也就是我所受的教育灌輸給我的眼光。這些眼光的基本點是以我為主、中國正宗為主，我強烈的批判和蔑視那些認為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崇洋媚外的人，並且不理解那些聲稱殖民地歷史能給中國帶來進步的洋奴主義者，.因為在我眼裡他們至少也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不應淺薄如此。但直至80年代中期，我仍從未真正見過中國之外的任何外界，沒讀過中國之外發行的任何書籍（英語文學作品除外），沒聽過中國之外的任何廣播或電視（娛樂除外），也從未能真正比較過我的祖國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也從未懷疑過我們的強大、尊嚴與領導地位以及給我這樣信念的制度。我的心目中只有作為中國人的驕傲和對其他不革命的人民的不理解，儘管隱約靈魂深處，我不時有不同的一閃念。

在我二十多歲大學畢業的時候，我來到了深圳一游。即使是在80年代中後期，深圳在大部分中國人的眼裡仍是一個特殊的、冒險家的地區，凡能有辦法的還不會希望分配工作去那裡，主動去那裡的還被人稱為有闖勁兒的人。在深圳的幾天，我經歷了每個從內地來的人的激動，看着當地快節奏和以金錢為主導的行為方式，讓每個人的原始欲望都受到了激發，無論是想賺錢還是想買街上的色情雜誌，在深圳都不可思議地理所當然。然而潛意識中最吸引我的卻是與深圳一界之隔的另一個世界，香港。

在深港邊界的一座四層樓的樓頂上，我看着遠處公路上集裝箱貨車繁忙來往。這些貨車都是來自香港的，它們的身上帶着異類的顏色和味道。不知為什麼，車廂上雜亂的五顏六色並沒有使我感到反感，反而感到一種莫名的激動，激動是因為我與另一個世界如此地接近。不遠處山丘上長長的鐵絲網將兩個世界隔將開來，隱隱約約中透着神秘。那邊就是香港，我對自己說，那邊有不少我們沒有的家用電器，但沒有文化、沒有信仰，百姓生活困苦、制度腐朽不公。但很快，更近距離的，我的與外界的第一次接觸就發生在中英街上，刻骨銘心。

那時的中英街是一條在中港間的小街，一邊是香港小商鋪，一邊是深圳小商鋪，小街為界。內地人看到的許多新奇的小電子產品等據說都來自於這裡，來過深圳的人回家跟親友們炫耀的故事也常常是關於中英街，這個夏天我來到了中英街。

親眼所見的中英街並不象想象中的那麼莊重或宏大，我看到大陸這邊的商鋪里商品並不太多，工作人員也並不積極的樣子。而街那邊的香港小販們則在大聲招徠着大陸的同胞們。在街中，有幾個穿着灰制服的大陸管理人員在不斷的驅趕着往來的人群，把他們不斷地從香港的鋪子中往大陸鋪子中趕。很快，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街另一端的香港，我象一個帶着很多疑問的人在答案面前一樣，用眼睛貪婪地抓取着每一點細節：那邊的一個香港老年人的衣服竟然也是花花綠綠的，兩個懶洋洋的香港警察竟然別着對講機，那邊的臭水溝與大陸的沒甚不同，但邊上的一溜房子上竟然每個都裝了空調…….。

正當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香港所吸引時，突然有人在我的背後猛的推搡着我，伴隨着驅趕的喊聲。在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之前，我已經被推搡到了大陸的半街。穿着灰制服的人繼續着他們的推搡和喝斥，震驚之後的我突然為這種我從未經歷過的粗暴不文明所激怒，我掙脫着同伴的阻攔要去與他們講理，我的北京人的邏輯無法理解從政策到執行的任何方面他們可以這樣踐踏規則和禮貌。

當我正在同伴與灰制服之間拉扯之際，我突然看到了小街那邊一個香港小販的目光。多年過去，我無法再確切記得那目光是明亮的還是渾濁的，是銳利的還是平淡的。但在那一刻，我分明在那目光中讀出了嘲笑、同情、蔑視、無謂、司空見慣……，種種種種我無法接受的內容，這目光與我自小長大所接受的所有目光都不同，不是偉大、神聖，也不是富饒、優秀，更不是革命、領導，而恰恰是與這些完全相反的。我的所有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仿佛在這夏日一刻陡然顛倒過來。因為維護着這些信仰、價值觀、人生觀的基礎仿佛在這一刻坍塌了，仿佛晴空驚雷一般，有個聲音在對我說：也許我們不是最…….。

接下來的幾天，我仿佛在惡夢中度過一般。那個聲音如惡魔般地不斷地誘惑着我，告訴着我我的祖國並不是最強大富裕的，我們也並不是世界的中心和領袖。而我20多年人生建立起來的信念在頑固地抗爭，不願承認其實早已覺察而不願承認的事實。最終，鬥爭歸於平靜，事件衝擊下的我終於不得不睜開眼睛面對醜惡的現實。現實並不新奇，只是窗戶紙在雷聲中被捅破了。

當別人不解今天北朝鮮人民的“頑固”與“愚昧”時，我作為曾經走過同樣道路的中國人卻完全知道那種睜開眼睛的過程的艱難和面對現實的痛苦。當世界走向更多聯合和富裕時，願世界上所有的人民終都能以真實的眼光面對真實的世界。

深圳之後的幾年間，我才前所未有地開始想讀書，我想知道天文地理、我想共語前賢先聖，我想學習經濟文化、我想了解美國日本，我關心時事政治，我參加社會討論。如那時千百萬“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年輕人一樣，我想知道為什麼現代科技沒有在中國起源，為什麼我們落後，我們有沒有機會。幾乎對所有那個年代的中國人來說，中國的強大復興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唯一的人生目標。

在當時出國成風的時候，我逆反地認為毛澤東沒有出國才是他偉大的原因，阿富汗最終掌權的人不是蘇美支持的而是在本土打游擊的。我喜歡的一句話是：一隻豬出國回來還是一隻豬。我嘲笑那些考托福的人象搶冬儲白菜一樣瞎跟風。我堅信自己要努力工作，從最底層做起，中國需要了解自己的人走出自己的路，天降大任的時候一定會到來。我的這種自我激勵方式與當時社會主流提倡的集體主義並不符合，但我自以為是地認為我的自我奮鬥與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才是個人目標與集體目標的最大融合。

我興致勃勃地做着我80年代的新一輩，走在自我事業的路上，還參加着當時流行的全民經商倒買倒賣，每天騎着破自行車在路上時都是我最高興的時候，看着周邊的景色，我熱愛這片土地，我對它充滿信心，我為自己與眾不同的選擇感到驕傲。除了偶爾對面走過來的洋人讓我猜不透他們的年齡思想財富而覺得有點彆扭外，我總體說來自我感覺良好。然而，六四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校園中的我經歷了六四的全過程，從北大三角地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到最後的與黨保持一致的登記表態。我在天安門廣場與人討論過什麼叫民主，我看到過長安街上的血泊，我的雙腿曾在槍口前發抖，我的臉頰還記得刺刀掠過的寒風。對於六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最終歷史也將有歷史的評價，我不在此謬論。六四對我的影響最大的並不僅僅是那前因後果、那槍聲和其中的鬥爭。在北京長大的我，對政治的理解顯然要比我那些外地的同學們更深些，研究生的年紀也比那些事件主力的大學生更成熟。在事件的全過程中，我更多地嘗試以冷靜的目光去審視，對人道的麻木更讓我對那些生命的凋謝沒有太大的以為然，而真正使那時的我震撼的場面發生在事件後表態登記的過程中。在表態登記的過程中，我目睹了讓自己無法相信的人的臉面變化，那些在幾天前還慷慨激昂的同學們，一夜間就變成了黨的忠實信徒。那些曾對共產黨咬牙切齒者，轉眼間侃侃而談他們的思想認識，其高度其深度讓我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其誠懇讓我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到可笑，我感到憤怒，我象面對皇帝新衣般地懷疑自己所有的理智、信仰和道德。但當我發言時，我感到喉頭發乾、聲音顫抖。我感到恐懼，一種巨大的恐懼深深地扼住了我的喉嚨，我用自己都無法識別的聲音機械地說着不知源於何處的內容，但一定同樣忠誠同樣深刻。我希望自己做得輕鬆，做得自然，但看着周圍人的表情，我看出這是一個與輕鬆自然無關的場面，他們的嚴肅是針對我的還是源於他們自己的恐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學們在恐懼中別無選擇地要演過這一幕，我相信他們一定和我一樣記得那一幕，那一幕一定同樣改變了他們的人生，無論是向那個方向。

在此後的年代中，我從各種歷史記載中越來越多地讀到了我的那種感覺。那同樣的感覺曾發生在延安整風，發生在廬山會議，發生在文革我父母身上，並且還發生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它的名字叫紅色恐怖。如同每一時代都有為真理付出生命的人一樣，我的同學中也有個別的不願象我們這樣妥協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他們和他們的精神的敬仰，隨着我自己年齡閱歷的增長，在越來越增加，因為我越來越懂得他們的舉動不僅僅是年輕衝動，而是對真理的真正的信仰，更需要無與倫比的勇氣，而這信仰和勇氣我都可悲地缺乏。

當時所讀的一哲學書中，有一中國哲學界前輩問他的正研究西方哲學的弟子，西方哲學的根本是什麼？弟子答不上來。師曰：人。我只是因為覺得有趣而記下了這段教誨，而其真正的含義我要在很多年後才能領會。

六四結束時的恐怖給我的最終感覺是：絕望。在絕望中，我終於選擇了出國。

我的中國夢無法在北京找到答案，於是我選擇了出國。年輕、幼稚、單純的絕望中，為了給我人生信心的祖國，我希望能在另一個社會中找到我們未來的答案。通過了解世界的另一邊，我希望找到中國人生存的理由。六四的經歷使我對非民主制度有了最初步的切身的體會，但遠遠不是深刻和理性的。在後來的民主社會中的經歷才使我有機會比較這兩類制度的不同，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更優越的制度。

抵美伊始，就陷入了當時正風尚的聲討中共的浪潮之中。在北京親身經歷了六四的我並不認同另一種對六四一邊倒的描述，更何況其中還有諸多聲討者的自身利益於其中，剛離開中國的我對這樣功利的行為還無法寬容，我所接受的傳統的教育和道德觀使我無法容忍在外人面前揭家醜的行為和那些以此作為博得同情的人。在與民運人士爭辯中，我被斥為保皇派。儘管他們的辯論中也有事實在其中，但中國是在異國的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心中的尊嚴已所剩無幾的我無法再後退。

好在政治畢竟不是留學生活的主要內容，讀書治學才是要緊的事情。我相信許多留學生都有同樣的經歷，我們如同一塊在另一架機器里已經成型的產品，重新在西方教育體制下，經過各種燒砸壓鍛，最終由新機器（體系）的另一端生產出與原來面目全非的產品。在這樣壓力處理下，我在國內大學研究生院7年的教育被打得粉碎，我不得不重新認識並學習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重新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堅持真理，從頭學習堅持信仰並尊重堅持信仰的人。

沒有人是天生聰明或愚昧的，沒有人生來就有信仰的，環境改變人，智慧和信仰是環境所給予的。隨着科學治學觀點的重新確立，隨之被打碎的是我的狹隘的中國中心觀。美國的教育和生活使我的眼光逐漸放開，心態逐漸放開，對不同的觀點、體制逐漸寬容，並且在寬鬆的心態中逐漸了解別人的優勢和長處。除了專業知識外，生活點滴使我們的文化觀念也在耳濡目染中得到潛移默化的改變，儘管許多內容也是多年之後才真正理解清晰。我想，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留學生生走過的共同心理歷程。我們另一個共同的心理情結就是我們祖國。在美國六年間，我與中國的所有接觸都僅源於人民日報海外版而已，那時還沒有INTERNET，也沒有足夠的積蓄象現在的留學生一樣經常回國。距離產生美，遠離故國思鄉更切。我始終堅信，用一句套話來說，我的事業在中國。

有個美國同學問我，你怎樣看待美國。我告訴他，我以兩種身份看待美國，一個中國人或一個世界公民。在一個世界公民看來，美國是全人類的一個大實驗。幾百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帶着一個同樣的信念，在一個平等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雙手實現自己的美國夢。儘管美國這個制度還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毫無疑問是一個領先的制度，是一個成功的實驗。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為其感到驕傲，為親歷其中感到幸運。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羨慕美國的同時，我感到心痛，為什麼我的國家不能有同樣好的東西，為什麼我的家人不能享受同樣的有錢的自由和沒人管的自由。我告訴我的美國同學，我讀完書後就要回中國去，那裡有我的所有夢想。真誠的激動萬分的美國同學告訴我，當我說這番話時他看到我的眼睛裡有火焰在燃燒。

我在美國的所有準備都是為了回家的一刻，讀完書我回到北京。當時的時尚語句是：中國不缺優秀科學家，而缺企業家。於是我理所當然的夢想是：做個成功的中國企業家。

轉眼間，十年過去。

十年裡，我從敲門找工作開始，到擁有了自己的公司，其間起起落落。我從一個無產階級學生變成了一個中產階層，我對財富和私有權利的看法產生了變化。

十年裡，我的兒女在美國出生，我的生活重心和價值觀在為人父之後發生變化。

十年裡，中國經濟以年平均近9%的速度在發展，我親眼目睹了我所居住城市的翻天覆地。

十年裡，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更一步的激化，我越來越體會到中國社會深層的體制問題。

十年裡，我在中美兩邊的生活、經商使我更深切地感覺到兩種不同文化對於人權人道主義的不同理解和由此帶來的對民主的不同理解。

回首十年，我不想述說我自己的經商曆程，因為在中國商人中，我的經歷平淡無奇。無外乎初入商場時，讀書人學做商人，別人要喝酒就喝酒，別人要桑拿就桑拿，然後別人要錢就給錢，領導要被捧就吹捧，只為湊和活下去。而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時，你會意識到你的問題不再是商場中的，而是官場中的了。你受到的種種限制不是源於商場，而是源於體制。前些年低位高速的發展越來越進入瓶頸。作為一個民營企業，當你遵紀守法時，你根本無法生存，因為現行商業法規根本不合理。無論是行業管制還是稅收政策，無論市場機制還是金融制度，體制中的種種問題不僅阻礙了你的發展，而且為你體制中的國有企業競爭對手所充分利用。官商們可以利用國有資產與你不公平競爭，儘管這些所謂國有企業名義上是納稅人的，而且從來不向國家繳利分紅，他們甚至可以打着保護國有資產的名義動用專政工具打擊商業競爭對手。我自己多次被他們牽扯進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反貪局……，沒有一次這些機構站在過毫無過錯的我的這邊。這些以官商為代表的對法制的破壞濫用導致所有人都不把法制放在眼裡，結果是合法經商死路一條。這一點每個商人都知道，執法者也心知肚明，大家在含糊中湊和着。但如果你想利用體制，則意味着你要涉入商業之外的政治領域，一個雙刃劍式的選擇，中國所謂的成功企業家身上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政客。今天的非法可能就是明天的合法，而今天的改革探索卻又可能是明天你政治對手秋後算帳的利器。在這樣的世道中，你想做個清白商人，根本沒有可能，你只能盡各種手段而求生存，你的任何選擇都是“原罪”的，最終的結果也必然是“宿命”的。我曾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們一些違心違“法”的行為只是小節，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小節，是我們個人“成長”的煉獄過程。直到有一天我問自己：我是當初想成為的人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在日日遠離我當初的夢想。我不想只把這種變化歸為面對現實的成熟過程，因為成熟不是墮落。我們是在墮落，無奈地，為了生存而墮落，跟着整個社會在墮落。

在每天的生活中，從小區的開發商、物業公司，到出門上路的交警，到工商局、稅務局和各個政府機關，到業務相關的客戶，到路上互不謙讓的車輛，每個你接觸的人都在一種緊張的鬥爭狀態中。每天中的每個人都在儘量的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利用這些勢力範圍為自己牟利，人們的心態中始終充滿着防止被別人占便宜的警覺和尋找別人便宜的機智。當你開車或行走在北京的街頭時，你會感覺到這個城市和每一個人的浮燥、不滿和憤怒。他們的姿態是隨時準備向任何人表明他們的強悍和霸道。當你停車主動讓行人先過時，行人回顧你的眼光中很少有讚賞和感激，更多的是不解甚至勝利的姿態。在高爾夫俱樂部里，你要晃着膀子直直向對方走去決不讓路才能獲得“尊重”，因為這裡對球童叫罵聲越高是通常表示你越有權勢，儘管如今在俱樂部里的最低學歷都是在本科以上，儘管叫罵並不代表權勢。作為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個體，你每天要表現你的霸道你的惡，但這都是表面上的偽裝，因為事實上你每天在掙扎着，被別人拿捏着、擠壓着，歧視着，對自己的權利你絕沒信心。如果在路上對方過錯把你的車撞了你絕沒把握一定能勝訴，因為他也許認識交警，也許他認識法官，也許…….，也許為了安定團結局面的政治需要，不能按照法律判決…….。這是每個當今大陸中國人碰到任何事時本能的潛意識，幾千年來的中國人壓根兒沒相信過我們頭上有青天。這種拿捏、擠壓、歧視是我在國外生活多年從來沒有經歷過的，讓我每天體會到被人捏在手裡的，是在我自己的國家裡。然而我從來不認為每天拿捏蹂躪別人的人都是壞人，因為他們同時也每天在被其他人拿捏蹂躪着，這是體制使然，任何一個處在體制中同樣位置的人都會做出同樣的事情。於是我要問我的國家怎麼了？這個社會怎麼了？當每個人的本能的行為方式變為這樣時，當這個社會和它的文化已經使人民凡事都往惡處想往低俗做時，當這個社會的基本機制和人民的行為方式已經不再抑惡揚善而是相反時，這個社會必定在走向沒落。

一個回國工作了一段時間的留學生最後不得不離去時曾感嘆：機翼下是我深愛着的祖國，但此刻我卻無法再繼續留下，因為這片土地已經腐爛了，爛到了每一個角落。

然而這些城裡人的麻煩還遠遠不是中國社會的最大痛苦。當頻繁的礦難使中國人在世界上臉面丟盡時，在那些礦業縣裡鬧事的竟是那些因為安全檢查而被禁止下礦的民工們。城裡人在不解他們為什麼不把性命當回事時，卻不知道不下礦同樣是一家老小要餓死。中國古語中“苛政猛於虎”的情形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變為了“世道險於礦難”

那個泣血上書朱總理的鄉幹部，對着心中神聖的權威和信仰哭訴着當今農民的悽苦和基層官僚的兇惡，卻不知橫徵暴斂的始作俑者是誰，是誰給了那些魚肉百姓的惡吏們權利和藉口。

我知道我的人民不是壞人，我知道我的祖國仍舊美麗富饒，但我的國家被綁架了，被一個腐朽的制度給綁架了。這是一個我們都知道的答案。每個討論中國問題的人都在說，中國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民主制度的缺失是中國走向未來的最大障礙，這一障礙不僅阻礙着中國的發展，而且正在把中國一步步地拖向深淵。

這不是秘密，是包括中國政府和中共領導人都知道的一個事實，但又是一個所有人無能為力的事實。我的一位朋友是美國名校法律系的畢業生，因祖上與中共的“老朋友”關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邀參加中國諸多法律的起草。他告訴我第一次到北京見到胡耀邦，胡耀邦對他們說，我們的體制給我們帶來的革命的勝利和建設的成果，但也使我們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但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了，所以請你們各位專家來告訴我們，怎麼拆。我的朋友聽後大為震驚，因為他沒有想到共產黨的高級官員能說出這樣的話，他從中聽出了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明智，也聽出了其中的無奈。胡耀邦對中國改革的貢獻不僅在於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更在於清醒地知道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很不幸，胡耀邦也最終沒能完成在政治體制上破舊立新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左傾政治體制的受害者。

因為太難了，因為民主的源頭是人道主義精神，不理解人道主義精神，就不會真正理解民主。而人道主義這個文明的標誌在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任何傳承。不僅在中國文化中，在整個東方文化中，人和人慾是得不到承認的。生命和社會的最高境界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在生命之上的所謂道、禪、義等等，而人和人的欲望是要被克服、被超越的，以達到在“人”之上的那些境界。傳統文化中人道主義精神的缺失使中國社會的基本信念始終是非人的，人們對生命麻木、漠視，並直接導致了東方社會民主精神的缺乏。因為不承認個體的人權，就談不上個體間人權的互相承認和協商，就談不上民主。我們對生命的漠視、刻薄直接反映在我們缺乏對別人的尊重，並且常常別有用心地利用人之上的所謂理想與境界壓制他人的權利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或政治集團將這些非人道的所謂“境界”冠以包括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名稱，用於自己的統治和政治鬥爭以維護本身政治利益。無論專家學者們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怎樣搜羅片言支語來證明中國傳統文化是充滿人道精神的文化，無論統治者怎麼在文字上強調百姓的重要，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就沒有人道主義的淵源，中國歷史至今也還不曾有過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權。

作為生長於中國傳統文化加共產主義的大陸中國人，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對敵人要無情，對家人要大義滅親。我們的教育中鮮有什麼生命的美好和人權人道，我們從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因為能為革命獻出生命是我們的最高理想。我們更不會珍惜別人的生命，無論是敵人的還是戰友的，因為我們的關注點始終是生命結束後的輝煌與升華，人和生命只是為達到更偉大目的的階梯和手段。於是共產主義教育下的我們被稱為“吃狼奶長大的”，我們也習慣於以狼的邏輯來解釋世界。人民日報海外版曾有這樣一篇文章，有個留學生父母到美探親，去一超市購物時不慎碰翻身旁貨架。驚慌之際，工作人員來到面前，竟然先問你們沒受傷吧？確認他們安全後，收拾地面破碎，再無二話。二老回家向兒子感嘆美國真好，而對美國本質更了解的兒子笑告：才不是關心你們安全呢，因為在他們商店裡受傷他們要吃官司的。二老釋然：我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哪有這麼樣的好事。 以我在美國生活多年的經歷知道這種解釋多麼離譜，那個工作人員的關心是由衷的，因為那是他們每天都在遵循的方式，是他們從小到大所知道的唯一應該的方式，是滲入血液的人道主義，決不僅是為了怕吃官司，不僅是為了做表面文章。

我們不理解為什麼西方人那麼怕死、那麼在乎人命，而西方人也同樣不理解我們為什麼這麼漠視生命。一次在水關長城公社的露台上，我的一個朋友和幾個老外關於毛澤東爭論起來。我的朋友認為外國人不懂中國國情，不知道毛澤東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作用，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和生命代價不能抹殺毛的歷史功績。而對此一個英國人說了這樣一席話：我不管毛曾經做過多少好事，曾經有過什麼歷史作用，或多麼有個人魅力，但任何一個人如果因為他的獨裁使兩千萬人喪失生命，不管他有什麼理由，不管他出於什麼動機，他都是一個惡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魔。眼望水關的山野，我心感慚愧，慚愧我們作為中國人對於自己人民的生命竟然沒有一個外族人重視。當幾個大陸小留學生在加拿大酒吧被害時，中國人的網上充滿了各種對這些孩子的詆毀，猜他們是國內大款的孩子，他們小小年紀不讀書去酒吧被害活該。也許他們的父母確是貪官污吏，孩子們確實不該去酒吧。但是難道這些孩子就罪當該死嗎？就應讓他們付出生命的代價嗎？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多些同情少些詛咒嗎？詛咒他們的人難道就沒有家人兒女嗎？難道我們大陸中國人真是“吃狼奶長大的”？

中國的民主化不僅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還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增加人道主義的內容，因為人道主義與民主體制相輔相成，沒有人道主義精神就不會有民主制度，只有人道主義精神才能孕育民主思想。源於西方的現代民主制度，是受西方哲學的人道思想滋養而成長起來的。西方現代哲學的精髓就是對人的承認，對人的生命的尊嚴、個體的利益的承認。在這個精神之上建立的當代最偉大的制度就是美國的民主制度。當美國開國奠基者們理所當然地把對個體利益的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最根本信仰寫入憲法中時，他們上承了西方文明千百年的精神積累，下啟人類歷史的民主篇章。民主其實並不是什麼陽春白雪的東西，民主就是大家對個體利益的承認與保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中國農民也許永遠說不出民主的定義，但他們絕對懂得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擁護保護自己利益的代表，他們有足夠的智慧挑選自己的代表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也有足夠的智慧懂得保護別人的利益和保護自己利益間的平衡。當每個個體都能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並且能互相妥協時，就形成了民主的最基本機制。當伊拉克百分之七十的資格選民穿着節日的正裝冒着槍林彈雨去投票選舉時，誰敢質疑他們的勇氣，誰敢說他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當愚民者們不斷以人民素質來作為阻止民主的理由時，他們不僅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他們還對民主的基本出發點：個體利益的承認與平衡，完全無知，他們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狼性的而不是人道主義精神。

縱觀亞洲各國的民主改革，特別是在有封建傳統的國家中，都是通過強權支持下的民主革命，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盡如此，今天伊拉克也在外來強權下進行着民主改革。你可以說美國在伊拉克的作為是利益驅動，但如果僅僅是利益驅動，美國怎敢在一個到處受到抵抗的國家讓她的人民決定自己的政權。試問有多少唯自身利益的強權願這樣做，有多少非民主的強權敢這樣做。伊拉克的大選體現着一個民主強權對民主的信心對人民的信心，因為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必然方向。在中國鄧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國企改革等，但到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在原地踏步。六四事件和鄧小平的故去也許使中國失去了一次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最好時機，失去了在開明強人支持下進行民主改革的一次機會。今天，當面臨更嚴峻社會矛盾和社會動盪時，通過官僚體制而不是亂世業績進入權利頂峰的當前中國領導人面臨着與胡耀邦當年同樣的無奈，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同樣近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左傾體制和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今天要改變這些將需要更大的勇氣和無私，面對更大的風險和挑戰，但民主才是中國真正富強的唯一道路。

我已做了半輩子的中國人。在這半輩子裡，都是別人告訴我什麼是中國人的標準，我該做一個什麼樣的合格的中國人。我為這些做中國人的標準和要求驕傲過、絕望過、煩惱過。但我現在越來越對這些標準和要求有了懷疑和不屑。在我曾接受的教育中，中國人一詞代表着忠於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此外的中國人是遊子，是等待着我們拯救和回歸的同胞。在此中國人血統、中國大陸居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共產黨追隨者是四位一體的，凡是不支持後兩者的，在我們眼裡就是不愛國的，是忘了祖宗的，是不中國人的。生長在海外的華人有權享受統戰的寬鬆標準而無論如何都能被稱為華人，而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中國人這個名稱則有着完全不同的定義和壓力，你必須效忠黨國才能被肯定為愛國愛民族的。直到我有機會看到了比中國更大的世界，見到了比大陸中國人更中國傳統的世界各地的中國人，見到了不同體制中的中國人，我才理解那四位一體多麼荒謬。事實是，儘管我生來是中國人，生長在中國大陸，國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卻從來沒有過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利，我的政府官員不是我的公僕而是我的父母官；我沒有權利對國事發表意見，或者說有名義上的權利卻從來沒有人聽；我可以參政，但我或我的團體決無資格執政。而在我沒有任何異議機會的情況下，一個政治團體宣稱自己最先進並且代表了我的所有利益來執政。我的國家被一個我並無選擇的政府和黨所統治着，這是不是可以稱為強姦民意，這是不是可以稱為竊國。而我必須效忠這樣的政府和這樣的黨，才能稱自己是一個合格的中國人？中國人的定義不應該是這樣的。

十年間，當我每每在北京街頭為生存而奔波時，回美國住幾天始終是遠遠超過度幾天假的意義。到美國，不僅意味着我可以和家人團聚，不僅意味着我可遠離工作，不僅意味着我可以呼吸更乾淨的空氣，更意味着我在路上碰到一個陌生人迎面走來時，我們相互打着招呼謙讓而過時，我感到尊嚴。當我的兒女降生時，我為他們選擇了美國作為他們的出生地。美國不是我的國家，但她承認個人的權力，維護個人的尊嚴。我選擇這樣一個制度作為我兒女的國家，這是一個父親的選擇，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經歷我的人生，不要再把效忠黨國壓在肩上才能聲稱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將生長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他們將被稱為美國人，同時又被稱為中國人。.作為美國人，他們將為他們的國家而自豪，他們不必效忠黨國而能選舉自己的政府和選擇自己的政黨，他們可以大聲地說他們喜歡或不喜歡某個政府或政黨，而不用擔心受到受到打擊。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所產生的行為將被認為是正當合理的，他們還會尊重別人的利益和選擇。但他們同時仍將是中國人，他們仍將黑頭髮黃皮膚唱着龍的歌謠，但他們將是比他們父輩更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中國人，將是比他們父輩更寬容更廣闊的中國人，他們將是屬於世界的中國人，也是比他們父輩更自信更驕傲的中國人。

毫無疑問，我還將以我的中國人身份度過我的下一個四十幾年，我仍將為中國和中國人感到驕傲和煩惱。我身上流淌着中國人的血脈，傳承着中國的文化，無論我能怎麼不時地在中國之外逃避一下中國的現實，無論我怎麼為中國感到失落或痛苦，我卻註定是她的孩子，她註定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四十年裡甘苦起落都是中國教給我的人生，老友相聚時最懷念的也永遠是文革兒童時代的貧困和青少年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波瀾壯闊，穿着拖鞋褲衩在北京街頭大排檔吃滷煮火燒喝啤酒還是我最本色的享受。但除了回首之外，我還希望在下半生中不再被動，而是能有選擇地做我的中國人。我希望我的有生之年中能重新學習更多的人道主義精神，能真正地尊重別人並被別人尊重。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選舉我自己的政府，真正地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我更希望我的兒女們不僅能作為美國人而驕傲，他們也能為他們的種族而驕傲，能作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而且也能為他們父親的祖國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