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證的負擔(burden)在原告，而被告一開始並沒有取反證的負擔。只有在原告完成取
證之後，被告才有提供反證的負擔。

民事案和刑事案的區別是，在刑事案中原告必須提供確鑿(clear and convince)證
據，民事案只需提供優勢(preponderance)證據，即可能性大於%50的證據。

針對彭宇案，焦點是誰提供的證據占優勢，也就是三個人的口述誰的可信，誰說的
最符合現場事件發生常理。被告彭宇倒霉就倒霉在他是緊隨老太太身後的人，這就
說不清楚了。由於此案難以判斷誰的證據占優勢，這是一個典型的需要陪審團做決
定的案子。但是中國沒有陪審團制，只能由法官作決定，如果判決不符和民意，法
官就等着挨罵。

與彭宇案不同，賀梅案的事發經過可以說一清二楚(undisputed)，主要憑法官依法
理作判決。法官Childers顛倒法庭程序，把取證負擔推到被告賀家身上。明明賀家
要求監護權就是為了要回孩子，法官卻說“要求監護權是不履行職責的藉口”，如
此謬論竟然被上訴法院接受。多虧岳東曉博士向田納西最高法院居理力爭，論證了
要求監護權是試圖探視(ATTEMPT TO VISIT)，田納西最高法院採用了這個論點。就
這兩案比較，法官Childers更壞。